我与格特鲁德·斯泰因最后分了手，说起来分手的方式十分奇怪。我们曾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为她做过许多实事，例如：我曾为她的那本厚书奔忙，使其先在福特的刊物上连载；用打字机帮她把原稿打出来，并审读校样。我们的友谊在一点点加深，关系好得不得了。男人跟显贵女**朋友，不管以后是好是坏，都会一时感到心情愉快，但归根结底是不会有光明前景的。和雄心勃勃的女作家交往，其前途一般会更为黯淡。

有一次，我对斯泰因小姐说：由于不知道她是否会在家，我好一阵子没到弗勒吕斯街27号去了。她则说：“海明威，我的家就是你的家，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女仆会招待你的。你随意一些就是了，等我回来。”她当时说了女仆的名字，只是被我忘了。

对于这个特权，我并没有滥用，不过有时路过倒是会进去坐坐，喝上一杯女仆端来的茶，欣赏欣赏那里的画。如果等不来斯泰因小姐，我会向女仆道谢，留下口信离去。一天，斯泰因小姐和她的一个伴侣准备驱车到南方去，要我上午去为她们送行。她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当时我和哈德莉住在旅馆里），而我们另有计划，想到别的地方去。自然，这个计划没有对斯泰因小姐说。遇到这种情况，你得找借口来个金蝉脱壳。对这种寻找托词的事情，我还是略知一二的。这是身在江湖迫不得已呀！很久以后，毕加索[85]告诉我：凡是有钱的人家请他去，他总是会满口答应，让对方高兴高兴，之后找借口说有事无法赴约。不过，这跟斯泰因小姐无关，他说的是其他人。

我去斯泰因小姐家的那天是个明媚的春日。我从天文台广场穿过那小巧的卢森堡公园，只见公园里七叶树上鲜花争芳斗艳，许多小孩在砾石小道上玩耍，他们的保姆坐在长椅上在一旁观望，树上能看得见一些木鸽，还有一些木鸽看不见，却能听见它们咕咕咕的叫声。

女仆没等我按门铃就把门打开了，让我进屋稍候，说斯泰因小姐马上就下楼来。此时还不到晌午，女仆却给我斟了一杯白兰地，放在我手里，快活地眨了眨眼。这无色的烈酒在我的舌头上滑过，感觉极佳。正当美酒的余香在口里未散的时候，我听见有个人在跟斯泰因小姐说话——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候，从未听到过有人那样跟别人说话。

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斯泰因小姐低三下四的哀求声：“别这样，小猫咪。求你别这样，求求你了。请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小猫咪。求你别这样，求求你了，小猫咪。”

我咕嘟一声喝干了酒，把杯子放下，转身便往门外走去。女仆冲我摆摆手，低声说：“别走。她马上就要下来了。”

“我得走了。”我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再听楼上那两人的说话声。就在我往外走时，那声音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要想不听，只有一走了之。那两人，一个说话难以入耳，另一个说的话更是叫人无法再听下去。

到了院子里，我对女仆说：“请你告诉她，就说我在院子里碰见了你。由于一位朋友生病，我得去看望，就不能进屋等她了。替我祝她们一路顺风。我会写信给她的。”

“就这么说定了，先生。很遗憾，你不能久等。”

“是啊，”我说，“的确很遗憾。”

对我而言，我们的友谊就是以这么一种傻里傻气的方式寿终正寝了。不过，这之后我仍为她干一些小差事，必要时露一下面，把她想见的人引到她那儿去—— 那些男性朋友一般都不长久，一旦有新朋友登门，他们就会被打发走。非但新人源源不断，一些毫无价值的新画也挂在了她的工作室，和那些名画挂在一起，看了着实叫人感到悲哀—— 不过，这对我已无所谓了，挂不挂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了。凡是和她亲近的人，她几乎全都吵过嘴——这里面只除了胡安·格里斯[86]，由于此人已死，她无法再跟人家拌嘴了。胡安·格里斯也许不会计较这种小事，因为他并非一个斤斤计较的人，这从他的画作中可以看得出来。

末了，她甚至和新交的朋友也红脸，但我们谁也不再往心里去了。她变得就像一个颐指气使的罗马皇帝——如果你喜欢让你的朋友像个罗马皇帝，这样的状况倒是挺好的。不过，根据毕加索给她画的像，我记得她看上去像个来自弗留利地区[87]的普通女人。

到了最后，她虽然基本和每个人都拌过嘴，但大家不计前嫌，会跟她重归于好，因为谁都不愿显得锱铢必较或睚眦必报。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都不能再成为她肝胆相照的朋友了。你一旦在理智上不愿再交友，那可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而实际情况比这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