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兹拉·庞德一直都是我的铁哥们，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住在圣母院大街的工作室里，这间工作室要多寒碜有多寒碜，就跟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工作室要多富贵有多富贵一样。但这里光线特别好，冬天生炉子，温暖如春，还挂着一些埃兹拉认识的日本画家所赠送的画作。那些日本画家一个个都是贵族子弟，蓄着长发。他们的头发黑黑的，油光闪亮，弯腰鞠躬时就会甩到前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对于他们的画我却不喜欢，因为我看不懂。不过，他们的画也并不神秘，一旦看懂了便觉得索然无味。我为此感到遗憾，可也觉得无奈。

多萝西作的画我则非常喜欢。我觉得多萝西生得貌若天仙、体态婀娜。高迪·布热兹卡[75]为埃兹拉塑的那座头像我也打心底里喜欢。埃兹拉把那位雕塑家作品的照片指给我看（埃兹拉写过一部关于此人的书，照片就附在书里），我看了颇为欣赏。埃兹拉对皮卡比亚[76]的画也情有独钟，当时我却颇不以为然，觉得此人的画毫无价值。对温德姆·刘易斯[77]的画我也没有好感，而埃兹拉却喜欢得不得了。他喜欢朋友的作品，这本身是一种美德，是对朋友的忠诚，但在评判作品的优劣时则是灾难。我们从不为此而产生争论，因为我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画作，总会缄口不语。我心想：一个人喜欢朋友的画或著作，大概就跟他喜欢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其评头论足有失礼貌。有时，对于家里人（你自己的家人以及妻子的家人），你不便妄加指责，而是把话长时间闷在心里；对付那些拙劣的画家则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不会给你带来可怕的后果，不会像家里人那样给你造成感情上的伤害。拙劣画家的作品，你只要不去看就行了。家里人则不然，即便你一忍再忍，对他们做的事情视而不见，对他们说的话听而不闻，对他们来的信不回复，但得罪了他们，你也会感到危机四伏。埃兹拉比我善良，待人接物方面比我更具有基督徒的慈悲心肠。他的作品，如果选对了题材，一定会完美无瑕。他一旦做错了事情，便痛心疾首，对自己的失误久久难忘，而对他人则是一片古道热肠，我总觉得他跟圣人一样。他有时也发怒，不过，恐怕许多圣人都有这种瑕疵。

埃兹拉想跟我学拳击术。一天下午，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当着温德姆·刘易斯的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此人）练了起来。埃兹拉学拳击时间还不太长，让他在熟人面前表演拳术未免有些尴尬，于是我尽量退让，想叫他显得英武一些。但是效果并不十分好，因为他只懂得防守。当时，我正在教他左手怎样出拳，教他怎样左脚前跨，然后右脚跟上，与左脚平行。这些仅仅是基本功。我没有来得及教会他打左勾拳，而要教怎样缩短右拳出手的幅度更要到以后再说了。

温德姆·刘易斯头戴一顶宽边黑帽，像住在当地的居民[78]，一身装束与《波希米亚人》[79]的剧中人无二。他的那张脸让我想起了青蛙，不是牛蛙，而只是普普通通的青蛙——巴黎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大池塘，一个奇大无比的池塘。

那时，大家都认为作家或画家可以不修边幅，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没有固定的服饰。刘易斯的服饰却是固定的——一身战前艺术家的装束。看见他的那身打扮，就会令人发窘。他却满不在乎，傲气十足地观看我们练拳，观看我怎样躲开埃兹拉左拳的连连进逼，怎样用戴着拳击手套的右手化解攻击。

我想停下来，可是刘易斯硬要我们继续练下去，看得出他根本就不懂拳击，只是希望能一睹埃兹拉被打翻在地的场面。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我从不反击，只是引埃兹拉追着我打，让他练习左右开弓，时而出左拳，时而出右拳。后来，我宣布停止，用一大罐水冲洗了身子，用毛巾擦干，穿上了我的运动衫。

大家在一起喝了点酒。接下来，埃兹拉就和刘易斯闲聊起来，无非说的是伦敦和巴黎的张三李四什么的，而我则充当听客。我表面上不去看刘易斯，其实却在暗中仔细打量他，就像在拳击场上那样，觉得他那副模样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讨厌的。有些人面露凶相，就像赛马场上的骏马，反倒像是良种马，表现出桀骜不驯的尊严。刘易斯则不然—— 他并非面露凶相，而是面露龌龊相。

回家的路上，我仍在想他的那副模样，想着该怎样形容他才好，结果想到了很多词语，全都是解剖学方面的，只有“脚趾果酱”[80]一词例外（这个词是个俚语）。我恨不得将他的脸分解开，按局部加以形容，可是弄来弄去也只能形容一下他的眼睛——初次见面时，他的那双眼睛被黑帽子的帽檐遮住，简直就像一个强奸未遂犯罪嫌疑人的眼睛。

“今天我见到了一个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厌恶的人。”回家后，我对妻子说。

“塔蒂，他是什么样的人就不必说了。”妻子说，“请别对他评头论足了。咱们还是吃饭吧。”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见到斯泰因小姐，对她说我见到了温德姆·刘易斯，问她是否认识此人。

“我叫他‘尺蠖’[81]。”她回话说，“他从伦敦跑来，只要看到一幅好画，就从口袋里掏出铅笔，你就看到他用拇指按在铅笔上测量那画。一面观赏，一面测量，研究其中的窍道。然后，他跑回伦敦如法炮制，结果总会功亏一篑。照猫画虎，只得其表，不得其内！”

“尺蠖”这一定义很合我的心意。其实，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糟，而这一定义则显得比较温和、比较具有基督徒的慈悲之心。后来，我竭尽全力试图喜欢他——对于埃兹拉的朋友，我几乎全都一视同仁。可是，第一次在埃兹拉的工作室见面时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怎么也改变不了。

埃兹拉是我认识的最慷慨，也是最无私的作家。无论是诗人、画家、雕刻家还是散文作家，只要是他信任的，他都会给以帮助。对于身处困境的人，不管信任不信任，他也会出手相助。他为每个人操心——我刚认识他的那会儿，他正在为托·斯·艾略特牵肠挂肚。他对我说，艾略特迫于生计在伦敦一家银行里工作，没有时间写诗，正处于艰难的时候，无法充分展现诗人的才华。

埃兹拉和娜塔莉·巴尼小姐创办了一个叫作“才子圈”的组织。巴尼小姐是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一位艺术事业的赞助人，曾经和已故的雷米·德·古尔蒙[82]是好友。她在家里定期举办沙龙，花园里还建有一座微型希腊神庙。那时候，许多美国和法国的富婆都喜欢在家里办沙龙，我老早就有一种观念——对那种地方最好敬而远之。办沙龙的人虽多，但我坚信在家中花园里建微型希腊神庙的只有巴尼小姐一人。

埃兹拉曾把介绍“才子圈”组织的小册子给我看（巴尼小姐容许他把那座微型希腊神庙印在了小册子上）。“才子圈”有一个计划：大家无论收入多少，都应该捐出一部分作为基金，把艾略特先生从银行解救出来，使他有钱有时间搞诗歌创作。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想法，觉得解救出艾略特先生，埃兹拉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其他的人。

我总是张冠李戴，把艾略特称作梅杰·艾略特，有意将他和梅杰·道格拉斯混为一谈——梅杰·道格拉斯是一位经济学家，埃兹拉对他的观点抱有很高的热情。我曾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募集资金，说是要把梅杰[83]·艾略特从银行解救出来，结果遭到了质疑：一个少校为什么要在银行谋职？既然他在军队里干过，难道他没有退休金，至少也应该有养老金吧？这叫埃兹拉很恼火，但他知道我的用心是好的，颇具“才子圈”扶危济困的精神。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向朋友们解释，说他们的质疑是子虚乌有。我会说：谁知道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才子圈”。如果有，那就应该慷慨解囊，帮助帮助“梅杰”；如果没有，那就太糟啦。难道你们不了解那座微型希腊神庙所包含的精神吗？不了解？真是太糟了。那好吧，老兄，就把你们的钱袋子捂紧吧，我们是不会碰的。

在那些日子里，作为“才子圈”的一个成员，我为实现它的计划忙得团团转，做梦也想着要将“梅杰”解救出银行，让他成为自由人。我记不起“才子圈”最后是怎么垮掉的，但我想这跟《荒原》的出版不无关系—— 这部作品为“梅杰”赢得了“日晷奖”[84]。过后不久，一位有贵族称号的夫人资助艾略特办了一份名为《标准》的评论杂志。这样，我和埃兹拉就不必再为他操心了。那座微型希腊神庙，我想一定还在花园里。但我们没有能单凭“才子圈”的基金使这位“梅杰”摆脱银行的樊笼，这始终叫我难以释怀。在我的梦里，我早已将他视为天神，供奉在那座微型希腊神庙里，也许我和埃兹拉应该到那儿去，给他戴上一顶月桂树叶编织的桂冠。我知道哪儿有优质的月桂树叶，可以骑自行车去采摘。我觉得随时都可以为他戴上那顶桂冠—— 无论是他感到寂寞的时候，还是埃兹拉看完另一首像《荒原》那样的长诗的原稿或校样的时候。从道义上说，这件事的结局并不好，被我给搞砸了（许多事情都被我弄得一团糟），原因是我把专门留作解救“梅杰”逃出银行樊笼的那笔钱拿到昂吉安赛马场，押在了那些在兴奋剂的刺激下进行跳栏的参赛马身上。在两次赛马会上，我下赌注的那些服用过兴奋剂的马超过了那些没有服用兴奋剂或者服用得不够的参赛马。然而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了叫人难以想象的一幕——我押的那匹马在起跑前就把骑师甩下鞍来，风驰电掣地跑完了一圈，独自跳过一道道障碍，姿势之优美只有在梦境里才见得到。后来，骑师拽住它，飞身骑上去，又开始狂奔。正如法国赛马术语所说的那样，它“独领**”。然而，押在它身上的赌注却打了水漂。

假如那笔赌注押在了“才子圈”上，我心里也还会好受一些（“才子圈”已不复存在）。不过，要是赛马赢了钱，那时我捐的钱就不止原先想捐的那个数了，应该远远超过那个数—— 我只能拿这种话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