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美好的傍晚。我笔耕不辍，写了一天的稿子，此时离开锯木厂附近的公寓，穿过堆放着木料的院子，然后随手带上大门，横穿街道，走进门面正对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的那家面包房的后门，在面包炉冒出的香味中穿过店堂走到街上。白天已接近尾声，面包房屋里屋外都点上了灯。我踏着初降的暮色走在大街上，来到图卢兹黑人餐馆外面的平台前，留住了脚步。餐馆里的餐巾架上配有一些圆木环，圆木环上挂着红白格子图案的餐巾，在等待着食客进去就餐。我看了看用紫色油墨印出的菜单，发现这天的特色菜是卡苏莱[71]—— 一看那菜名我就垂涎欲滴，觉得饥肠辘辘。

餐馆老板拉维格尼先生跟我搭话，问我写作进展如何，我说写得十分顺利。他说一大早就看到我在丁香园的平台上写作来着，因为我那么投入，他也就没有跟我说话。

“你当时的样子就像独自待在深山老林里，旁边一个人也没有。”他说。

“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一头瞎了眼的猪。”

“难道没有身处深山老林的感觉吗？”

“有一种身处灌木丛里的感觉。”我说。

我说完就沿着大街走掉了，一路欣赏着商铺的橱窗——那春天的黄昏和街上的行人让我感到心情愉悦。街上的那三家主要的咖啡馆里人头攒动，里面有和我一面之交的人，也有我可以与之深谈的人。出入于这些咖啡馆的当然还有我不认识的人，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在这华灯初照的傍晚，人们匆匆忙忙找个地方喝上几杯，吃上几口饭，然后回家去**，尽**。在这几家主要咖啡馆里的人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或者只是进来坐一坐，喝上几杯，聊一聊天，秀一秀恩爱。我喜欢的那些人在街上一个也没有碰到，他们可能都去大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了——在那儿，他们可以消失在人群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他们可以独斟独饮，也可以和朋友在一起慢斟慢饮。那时候的大咖啡馆收费很便宜，都备有上好的啤酒，开胃酒价钱公道、明码标价，价目表就放在和酒一起端上来的小碟子上。

这天傍晚，我有千般好心绪，却没有了创作的念头—— 反正我问心无愧，对得起这一天。原来十分想去看赛马，却闷在屋里埋头苦干，而且收效颇丰。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即便想去赌赛马，也只恨钱囊羞涩（虽说只要下功夫，钱还是有得赚的）。那时还没有开始对参赛马实行唾液检验，以及其他检测人为刺激参赛马的措施，所以给参赛马服用兴奋剂的做法层出不穷。你可以观察那些服用过兴奋剂的马，权衡利弊，可以在围场观察它们的状态，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有时这种判断是“超感觉”的）做出决策，将一笔根本输不起的钱押上去。然而，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又需要全力以赴学习写作以便有所作为的年轻人而言，这绝非阳光大道。

不管用任何标准衡量，我们家都是赤贫户。所以，我经常故伎重演以节省开支，常谎称自己要去赴饭局，实际跑到卢森堡公园里待上两个小时，回家后却对妻子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顿饭是多么丰盛。当你二十五岁的时候，而且生就一副重量级拳击手的身材，少吃一顿饭也会饿得你发晕。不过，你的观察力亦会因此变得敏锐。这时我发现原来我笔下的人物有许多是大胃王，一个个都极其贪吃，对食物有着强烈欲望，大多还都渴望喝上一杯美酒。

我们常在图卢兹黑人餐馆喝上好的卡奥尔葡萄酒，有时喝四分之一瓶，有时喝半瓶或者一整瓶，一般都兑入大约三分之一的苏打水。在锯木厂附近的家里，我们则喝科西嘉葡萄酒，这种酒声望高、价钱低。那可是地道的科西嘉葡萄酒，兑上一半苏打水，也可以品到浓浓的酒香。在巴黎，那时你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偶尔饿上几顿饭，不添置新衣服，就能省下钱来买几件奢侈品。

话说我走在大街上，来到名流咖啡馆时，见哈罗德·斯塔恩斯[72]在里面，便拐过头往回走，因为我不愿见他，知道一见面他准会谈赛马的事情。想起赛马，我当然感到心情愉悦，可是我刚刚发过誓，绝不再赌赛马了。沐浴着暮色，我满怀着洁身自好的心情走过劳特尔多咖啡馆时，见里面座无虚席，不由对那些吃货嗤之以鼻，嘲笑他们贪吃的恶习以及追欢寻乐的本性。跨过林荫大道来到圆亭咖啡馆，发现里面也坐满了顾客，只不过那些顾客大多是完成了工作之后来放松的。

那里有干完了活儿的模特儿，有作画一直到天黑的画家，有好歹完成了一天工作的作家，也有酒鬼以及其他种类的人，有些是我认识的有头有脸的人，有些纯粹是来凑热闹的。

我站在德朗布尔大街的人行道上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进去喝上一杯。帕斯金和两个姐妹模特儿正坐在一张桌子旁，看见我在那儿，便冲我招了招手，于是我就走过去坐在了他们身边。帕斯金是个出类拔萃的画家，此时已微醉，但并未失态，只是有意喝高了些，头脑仍清楚。那两个模特儿又年轻又漂亮。其中的一个模特儿黑黑的，娇小玲珑，身材非常漂亮，如弱柳临风，却有几许**的形态。另一个有点孩子气，举止呆板，但有闭月羞花之美，显出一种稚气将消的姿色。她虽然不及姐姐那般婀娜多姿，却也非他人可比。

“两姐妹一个好一个坏。”帕斯金说，“我这儿有钱。你想喝什么？”

“来半升黄啤。”我用法语对侍者说。

“来一杯威士忌吧。我有的是钱。”

“我爱喝啤酒。”

“要是你的确爱喝啤酒，那就该去利普饭店，那儿的啤酒好。我猜想你一直在写东西。”

“是的。”

“顺利吗？”

“希望如此。”

“很好。我为你感到高兴。日子是不是还过得那样有滋有味？”

“是的。”

“你多大了？”

“二十五岁。”

“你想不想干她？”他朝那个黑美人姐姐望了一眼，笑眯眯地说，“她需要有人干她。”

“你今天大概已经跟她干够了。”

那女子轻启樱唇，冲我嫣然一笑说：“他一肚子坏水，但待人厚道。”

“你可以把她带到画室去干。”

“请不要说脏话。”那位金发妹妹说。

“谁跟你说脏话啦？”帕斯金问她。

“没人说。但这是我的忠告。”

“咱们还是放松一下吧。”帕斯金说，“一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作家和一个热情友好、聪明机智的老画家在一起，身边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姑娘陪伴，生活该是多么美好呀。”

我们坐在那里，姑娘们啜着饮料，帕斯金又喝了一杯兑水白兰地，而我则喝着啤酒。但是，除了帕斯金以外，谁也不觉得轻松惬意。那位黑美人姑娘焦躁不安，有意侧过脸去展示她的侧影，让光线投射到她的鹅蛋脸上，把裹在黑色羊毛衫下的酥胸露给我看。她的头发修剪得很短，又亮又黑，像个东方女郎。

“你摆了一天的姿势，”帕斯金对她说，“现在是在咖啡馆，难道你还要重操旧业，展示你的羊毛衫不成？”

“我高兴这样。”她说。

“你看上去就像个爪哇玩偶。”帕斯金说。

“眼睛可不像，”她说，“我的眼神要比玩偶的复杂得多。”

“你的样子就像是小可怜，一个**的小玩偶。”

“也许吧，”她说，“但我是个充满了活力的玩偶，比你更具活力。”

“咱们走着瞧，看谁更具活力。”

“好呀，”她说，“那就证明给我看。”

“今天是不是没有证明给你看？”

“哦，你说的是那种事。”她说着转过脸来，让最后一缕落日的余晖照在脸上，“怪都怪你太痴迷于作画。”随后，她对着我说道：“他爱的是油画布，但也喜欢干一些不尴不尬的事情。”

“你要我画你，给你钱，还要我干你，以便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除此之外，你还想让我爱上你，”帕斯金说，“你这个可怜的小玩偶。”

“你喜欢我，不是吗，先生？”她问我。

“非常喜欢。”

“可惜你的块头太大了。”她沮丧地说。

“上了床，每个人的尺寸都是一样的。”

“这话不对，”她的妹妹说，“我不愿再听你们说这种话了。”

“听着，”帕斯金说，“要是你认为我爱上了油画布，那明天我用水彩来画你。”

“咱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她的妹妹问道，“在哪儿吃？”

“你陪我们一起吃好吗？”那黑美人姑娘问我。

“不了。我要陪我的légitime[73]一起吃。”那时，巴黎人喜欢用légitime，而现在他们喜欢用régulière[74]。

“你非得走吗？”

“非得走而且想走。”

“那就走吧。”帕斯金说，“你可别爱上打字纸啊。”

“要是爱上了，我就改用铅笔写。”

“那我明天改画水彩。”他说，“好吧，孩子们，我再来一杯，然后到你们想去的地方吃饭。”

“去北欧海盗饭店吃。”黑美人姑娘说。

“我也想去那儿。”她的妹妹敲边鼓说。

“好吧。”帕斯金同意道，“晚安，年轻人。祝你睡得好。”

“祝你也一样。”

“她们搞得我睡不成，”他说，“连合眼的工夫都没有。”

“今天夜里叫你睡个好觉。”

“你是说在北欧海盗饭店酒足饭饱之后吗？”他咧嘴笑了笑，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样子像一个19世纪90年代百老汇舞台上的人物，而不像他本人—— 一个讨人喜欢的画家。他悬梁自尽之后，我总会想起那天晚上他在圆亭咖啡馆的形象。人常言：栽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我认为：那些笑对人生的人是优良种子，植根于沃土，浇灌的是高级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