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地发现了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那天之后，我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读了已出版的果戈理作品的英译本，还读了康斯坦斯·加内特[98]英译的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的作品。未来巴黎之前，在多伦多有人跟我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99]是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甚至可说是个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然而，读过契诃夫的作品，再看看她的小说，我觉得她的东西就像精心编造的故事，出自一个年轻的老处女之手，假里假气，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干净利落、朴实无华、力透纸背，像是出自一个洞察力极强的医生之手[100]。曼斯菲尔德的作品犹如淡啤酒，读之还不如喝白开水解渴。而契诃夫的短篇似白开水一般清澈，却又胜似白开水。有些短篇写得简直就像是新闻报道，但里面也不乏佳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而有的写得那么真实，让你看着看着就会改变人生观——脆弱和疯狂、邪恶和圣洁以及精神失常般的赌博一样一样陈列在目，由着你去了解，就像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了解那些如画的风景和大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了解部队的调动、地形、军官、士兵和战斗一样。看看托尔斯泰的作品，再看看斯蒂芬·克莱恩描写美国内战的作品，你会觉得后者的作品就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辉煌精彩的想象之作—— 那孩子没见过打仗，只是看过一些战役记录、编年史以及布雷迪[101]拍摄的照片而已（这些东西我在我祖父母家也见过）。我在读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之前，从未读过战争题材的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除外）——《巴马修道院》虽然枯燥乏味，但描写滑铁卢战役的那个片段却意外地精彩。步入这个文学新天地之后，在巴黎这样的城市，生活滋润，平时写写东西，不管你有多穷，总有时间可以读书，你会觉得老天赐给了你一个巨大的宝藏。出外旅行时，你可以拣几件宝贝带在身边，到瑞士和意大利的群山里阅读。后来，我们在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高地上的山谷里发现了施伦斯，那里总是有许多书籍，这样你就可以舒心地生活在这个新世界里。这儿有雪、森林、冰川以及冬天所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白天，你待在村子里的鸽子旅馆，夜晚你则遨游于俄罗斯作家奉献给你的奇妙世界。起初，我只看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后来也看其他国家的，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非俄罗斯的作品不看。

记得有一次，我和埃兹拉到阿拉贡大道打了网球，然后一道返回。他邀我上他的工作室去喝一杯，路上我问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怎么看的。

“实不相瞒，海姆，”埃兹拉说，“我从不看俄罗斯人的作品。”

埃兹拉的回答脱口而出，以后也一直没有改过口。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那时候，他是我最喜爱、最信任的评论家——是他教会了我用词要不偏不倚，教会了我不要偏听偏信形容词（后来在待人接物上，我也学会了对某一类人不偏听偏信）。可是，我现在要他发表看法，所针对的是一个从不用不偏不倚的词，却能够让笔下人物栩栩如生（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别的作家都无法做到的）的作家呀！

“要看就看法国作品，”埃兹拉说，“你一定能获益匪浅。”“这我知道，”我说，“反正应该博览群书，一定能获益匪浅。”

从埃兹拉的工作室出来后，我沿着大街往锯木厂那儿走，顺着高楼林立的街筒子望去，可以看见街尾的那片空地，空地上的树木光秃秃的，再往前就是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对面比利埃舞厅的门面了。回到住处，我推开院门进去，经过刚锯好的木料堆，走到通向顶层的楼梯口，将装在袋子里的网球拍放下，冲着楼上喊了几声，但家里没有人答应。

“太太出去了，保姆和宝宝也出去了。”锯木厂老板娘告诉我说。她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一身肥膘，头发是黄铜色的。我听后，对她表示了感谢。

“一个年轻人来找过你，”她说（她说的是法语，用的是jeune home“年轻人”一词，而非monsieur“先生”），“他说他将去丁香园咖啡馆等你。”

“十分感谢，”我说，“我太太回家，烦请转告她，就说我到丁香园咖啡馆去了。”

“她是和几个朋友一道出去的。”老板娘说完，把身上穿的紫色睡衣裹紧，趿着高跟拖鞋走进她自家的门洞里，但没有关门。

我沿着大街走了，街道两旁耸立着一幢幢白房子，白墙壁上斑斑点点尽是污痕。走到街尾阳光灿烂的开阔处，我朝右拐，走进丁香园咖啡馆，那儿幽暗的厅堂里洒进了缕缕阳光。

丁香园咖啡馆里没有我认识的人，于是我便去了外边的平台，发现埃文·希普曼正在那儿等我。他是个优秀诗人，对于赛马、写作和绘画都情有独钟，而且很在行。他见到我，便站了起来，高高的身材，脸色苍白，两颊瘦削，白衬衫的领口很脏而且有些破损，领带打得很端正，身上的灰西装已穿旧，皱皱巴巴的，手指又脏又黑，甚至比头发还黑，指甲缝里夹着污垢，满脸堆起可亲的笑容，但嘴巴紧闭，怕的是露出一口坏牙。

“很高兴见到你，海姆。”他说。

“你还好吧，埃文？”我问。

“有点不景气。”他说，“不过，我想我还是赢了那匹‘马捷帕’。你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但愿如此。”我说，“你去找我时，我正在外边跟埃兹拉打网球呢。”

“埃兹拉好吗？”

“很好。”

“我太高兴了。海姆，不知怎么，我觉得你家的房东太太不喜欢我，硬是不让我上楼去等你。”

“我会跟她说的。”我说。

“不用麻烦了。在这儿等也挺好的。晒着太阳简直舒服极了，你说是不是？”

“现在已是秋天了，”我说，“我看你穿得不够暖和。”

“只有到了晚上才感到有点冷，”埃文说，“到时候我就穿上外套。”

“你知道外套在哪儿吗？”

“不知道。不过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把诗稿放进外套口袋里了。”他说完开怀大笑，嘴唇却抿得紧紧的，遮住口中的坏牙。“陪我喝一杯威士忌吧，海姆，幸勿推辞。”

“好吧。”

埃文站起来冲着侍者叫了一声：“让，请来两杯威士忌！”

让送过来一瓶酒、两个酒杯、两个标有十法郎的碟子和一瓶苏打水。他斟酒时不用量杯，而是直接往杯子里倒，直至超过了杯子容量的四分之三才住手。让喜欢埃文——每逢让的休息日，埃文都要到奥林斯门外蒙鲁日镇让他家的花园去，和让一起务花弄草。

“你可别倒得太多了。”埃文对这个身材高大的老侍者说。

“这不过是两杯威士忌嘛，对不对？”侍者说。

我们往杯里加了水。埃文说：“喝第一口要悠着点，海姆。不紧不慢地喝，就不容易醉。”

“你很注意养生吧？”我问。

“是的，此话不假，海姆。咱们说点别的怎么样？”

此时平台上已无他人。我们喝威士忌喝得浑身暖洋洋。秋意发凉，而我穿得比埃文暖和，最里面穿一件长袖运动衫，上面套一件衬衫，衬衫外面再套一件蓝色法国水手式毛线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简直叫人搞不懂，”我启口说道，“写得那么烂，烂得令人无法置信，又怎么能深深打动读者呢？”

“不可能是译文的问题，”埃文说，“同一译者翻译托尔斯泰的东西翻译得是很到位的。”

“这我知道。记得我一直想看《战争与和平》，后来找到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译本，才算了了心愿。”

“他们说她的译文尚有改进的余地，”埃文说，“虽然我不懂俄文，但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尽管你我看的都是译本，但那部小说的确十分精彩，恐怕是最伟大的传世之作了，令人手不释卷、捧读再三。”

“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就不能捧读再三了。一次到施伦斯去旅行，我随身带了本《罪与罚》，但是等到把施伦斯的藏书看完，再没有书可看的时候，也无法将《罪与罚》‘捧读再三’。于是我就看奥地利的报纸、学习德语，直至后来找到几本泰赫尼茨版的特罗洛普的书。”

“愿上帝保佑泰赫尼茨！”埃文说。此时，威士忌已失去了那种火辣辣的口感，加进苏打水，只给人以烈性酒的滋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坏蛋，海姆，”埃文继续说道，“他最擅长写坏蛋和圣徒。他写出了不少了不起的圣徒。可惜，他的东西你看完就不愿再看第二遍。”

“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倒是想再看一遍。也许看第一遍时怪我眼拙吧。”

“这本书有些情节（也许是大部分情节吧）的确值得再看一遍，但这本书再怎么伟大，也会叫你义愤填膺。”

“哦，你我有幸都看过一遍了，就等着出更好的译本喽。”

“你可不要抱太多的指望哟，海姆。”

“不会的。我要重读这本书，只是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深入其中，领会它的内涵。”

“说得好。来，我要用让的威士忌为你鼓劲。”埃文说。

“他送来这么多的威士忌，一定会遇到麻烦的。”我说。

“他已经遇到麻烦了。”埃文说。

“怎么回事？”

“他们眼下正在更换资方。”埃文说，“新来的老板有意招揽新生意，招揽乐意花钱的主儿，打算添设一个美国式的酒吧。侍者要穿清一色的白制服，海姆。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准备把胡子刮干净。”

“对于安德烈和让，那绝对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也得行。”

“让留胡子可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早在骑兵团服役时他就留起了这款龙骑兵胡子。”

“如今，他就要忍痛割爱，把胡子剃掉了。”

我把杯中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吧，先生？”让问道，“希普曼先生，你也再来一杯？”他那龙骑兵胡子又浓又密，低低地垂下来，已成了他清瘦、善良的脸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他光秃秃的头顶亮得发光，上面稀稀拉拉盖着几绺头发。

“别再给我们拿酒了，”我说，“别冒这个险。”

“没事的。”让低声对我们说，“现在这里乱成了一锅粥，许多人都要辞职了。就这样吧，先生们。”他提高嗓门说完最后一句，转身进咖啡馆去了，接着就见他端来了一瓶威士忌、两只大玻璃杯、两个标有十法郎的金边碟子和一瓶德国产的赛尔脱兹矿泉水。

“不敢这样，让。”我说。

他把玻璃杯放在碟子上，满满斟了两杯威士忌，满得几乎都要溢出来了，然后将余下的酒送回咖啡馆里去了。我和埃文往杯子里喷了一点矿泉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识让，真是一件幸事，”埃文说，“要不然他可能会因醉酒而死的。”

“这么两大杯，该如何是好？”

“喝下去，”埃文说，“这是一种抗议，是对老板们所采取的直接行动。”

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我去丁香园咖啡馆写作，安德烈给我送来一杯牛肉汁，那是一杯兑了水的浓缩牛肉汁。他身材矮小，一头金发，原来脸上蓄着短而粗的胡子，现在却光秃秃的像个牧师。他穿着一件美国酒吧招待的那种白色上衣。

“让呢？”

“他恐怕明天才回来。”

“怎么啦？”

“他一时还有点想不通。想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一直都在重骑兵团里服役，曾经获得过十字勋章和军功勋章。”

“我不知道他原来负过重伤。”

“并非因为负伤而荣获勋章。他固然负过伤，但那是另外一种勋章，是嘉奖作战勇敢的战士的。”

“请你转告他，就说我向他问好。”

“没问题。”安德烈说，“他思想闹别扭，但愿别闹得时间太长。”

“请你也向他转达希普曼先生的问候。”

“希普曼先生和他在一起呢，”安德烈说，“他们俩一起搞园艺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