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为君臣，实为师生

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君臣组合，他们为历史留下了许多佳话。但恐怕没有任何一对君臣，能像朱元璋与刘基这么特殊。

如果没有遇到朱元璋，刘基很可能郁郁终生，只能以文学家的身份进入历史，是朱元璋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写历史的可能。

至正二十年（1360年），第一次见到刘基的时候，朱元璋已经三十三岁，并且是统兵十余万的一方豪强了。他显然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但对于未来国家的设想，在他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是刘基提出的《时务十八策》，一步步引导他走向正轨。

是刘基的“先汉后周”战略，彻底改变了他的军事运作。

是刘基的神来之笔，让他打赢了看似根本不可能取胜的龙湾和鄱阳湖两大战役，至于奇袭江州、巧定龙兴、占领平江等，更是轻车熟路一般顺利。

但这些并不是刘基贡献的全部，甚至算不上重要的。

是刘基等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并有很高造诣的汉族学者，成功地引导了朱元璋，将之从一个眼光与能力有很大局限性的军事首领，改变成一位基本称职的开国皇帝。

再联想到朱元璋低得可怕的起点，就知道这一过程何等难能可贵。

如果说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缔造者，刘基就是这个帝国的幕后设计师。

借助朱元璋的地位权势，刘基一步步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依靠刘基的专业知识与谋略，朱元璋一步步地走到了自己原本无法达到的高?度。

如果我们能够登上时空列车，如果我们能够穿过光阴的隧道，如果我们能够回到14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看到的一幕幕场景绝对能让我们感动，甚至颠覆我们的三观。

白天，朱元璋身披战袍，风尘仆仆，不是在战场上拼杀，就是在奔赴战场的路上。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朱元璋总是把刘基叫到帐中，与他讨论治军方略，用兵事宜。

这里没有外人，那些君臣之礼一时无暇顾及，那些繁文缛节暂且被丢在了一?边。

刘基讲到激动之处，就会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而朱元璋则神情专注，完全像个小学生，正在听老师讲课一样。

除了兵书战略，刘基也会不时地为朱元璋讲述历代贤君的治国之道，孔孟等大儒的民本思想。希望这个未来的国君，能够开创一个盛世，希望天下的百姓，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

刘基当过儒家提举，但并没有王阳明那样长期执教的经历，他这辈子其实就收了一个学生，而且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学生。

这个学生职权很高但心态不高，起点很低但悟性不低，在战场上体力充沛，读起书来照样精力过人。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与短处，非常乐于听取文臣谋士的意见，但绝不简单照搬，而是做出自己的取舍。

绝妙的创意当然不容易，但及时的决断力也许更为难得。想一想张士诚的下场就很清楚。

因此，说朱元璋是刘基生命中的贵人，一点也不为过。

但一张白纸都会有正反面，力量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如果朱元璋未能遇到刘基，他能不能从游民和乞丐顺利转变成一国之君，能不能开创一个大帝国，注定也是很难说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互相成就，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名为君臣，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完全可以说是师生关系。

只是这个学生翅膀硬了之后，绝不允许老师再提往事。刘基的创造性贡献，当然都是他的能力所致，但朱元璋却喜欢将之包装成超自然的力量。而他自己，则是天命所归的新帝王，是赢得这种力量的关键所在。

二、规划新京城，历史意义重大

刘基作为前元进士，在新政权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朱元璋的所有文臣中，他的学历最高，论在元朝的官阶，也再没有其他人像他一样曾官居五品。过去，人们往往只重视他作为朱元璋谋士所发挥的作用。但事实上，他在安邦治国方面的贡献，一点不亚于军事上的计谋。

刘基在明朝政权中，并没有出任丞相或平章知事这样的一品高官，只做过太史令和御史中丞，最高官职是从二品，但他却是新王朝的重要奠基者。甚至可以说，他正是大明帝国的幕后设计师。

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视。这固然是因为刘基的军事贡献过于突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大明王朝毕竟是姓朱的，哪朝哪代的皇帝都不愿意正视这一点，这等于是承认了朱元璋的局限性。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并将其改为应天府。这个名称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选定的，从那里起，朱元璋就有了登上皇位后在此建都之意。相比武昌、平江和江州等地，无论是历史底蕴还是战略位置，六朝古都应天显然是南方最适合建都的地方。朱元璋在此经营了十余年，有着稳固的基础。同时，离自己的家乡濠州也相当近。考虑到这些，朱元璋选择应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正式指派刘基为新皇宫和新城墙进行规划。没过多久，刘基就亲自主持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占卜仪式。

初秋的天气依然闷热，但更热闹的是现场气氛。来宾们都非常好奇，想知道老天想让朱元璋将皇宫地点选在何处。当谜底揭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这是要谋害吴国公吗？

原来，刘基占卜确定的地址，在当时还是一个大湖——燕尾湖，这是与莫愁湖齐名的应天府两大湖之一。而且，皇宫的地点，并不在京城正中，而几乎放在了最东边，与钟山相邻。其实，占卜不过是装装样子，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不要心生怀疑。选择紧邻钟山的这块风水宝地，是朱元璋一直向往，但又不好直接说出来的。

用脚趾头想想都会明白，选择皇宫地点这么大的事情，难道靠占个卜就定下来了，还要公开展示？事实上，刘基带着一帮人，风里来雨里去，带着一身的尘埃，已经在应天府秘密考察了好几个月，并和朱元璋商定了地址。

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展示给大臣们，无非是想借上天之口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减少不必要的反对与麻烦。

随后，当刘基呈上自己的皇宫设计方案时，朱元璋非常满意，但这位乞丐出身的开国皇帝，有着强烈的表演欲望。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又特意强调，要将皇宫所用的一些精致的雕刻装饰去掉，以显示自己的亲民作风。

新皇宫经过清淤打桩，挑土填湖之后，立即开始建设，仅用一年时间就落成了。以今天的建筑水平，这种填湖夯土的事都不敢说百分之百保险，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能造出让吴王安心居住的宫殿吗？今天的我们还真不能不服气，这种安全问题在刘基他们看来，根本不是个事。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否做成，不在于你有多少资金，多少设备，多少专家，而在于你用不用心，有没有投入心血。

落成的新宫殿，确实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宫城为标准的正方形，位于应天府东隅，刘基将之命名为紫禁城。此名字来自紫微垣，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极星，象征着至尊无上的住所。宫城开有六个城门：正南为午门，其两侧分别是左掖门和右掖门，北边有北安门，而东西两边分别有东安门和西安门。宫城内的建筑也非常讲究，中路有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合称“前朝”，其中奉天殿规格最高，装饰最气派，是皇帝朝见群臣和举办各种重要典礼的地方，又称“金銮殿”。其后面则有乾清和坤宁二宫，是皇帝与皇后居住与日常办公之所，称为“后廷”，前朝与后廷合称“朝廷”。东路有文华殿、文楼和东六宫等，与之相对应，西路则有武英殿、武楼和小六宫等。

宫城之外又有皇城，两城合称“皇宫”。皇城同样有六门：正南是洪武门（洪武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两侧分别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正北是玄武门，东西两边分别是东华门与西华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还有承天门和端门，并依照元大都的旧例修建了千步廊。皇宫之外，还有太庙和社稷坛等建筑。整个皇宫设计合理，布局紧凑，既充分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水平，又不致过于奢华与铺张，让朱元璋也相当满意。

甚至连朱元璋迟早要入住的地下宫殿——明孝陵，都是刘基为其选的地址。修建新京城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将有龙气的钟山放到南京城中，而让城墙修到钟山山麓，并把皇宫罕见地放在京城东边，正是为了让皇宫与钟山相邻，让朱元璋很方便地能够观察自己死后的住宅。

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正式将应天府改名南京，而以汴梁为北京，以濠州为中都。

刘基主持修建了新宫，而且在皇宫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新首都。而这个新南京，也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

因为地形原因，南方城市多为不规则形状，而非北方都城那样呈标准四方形。刘基设计的新南京，充分考虑到了应天府周边多山、多湖、多河的特点，顺应天然，改变了历朝建都必取方形的惯例，因此，规模自然比南唐金陵城大得多，可以把卢龙山（狮子山）、鸡笼山、覆舟山（小九华山）和龙广山（富贵山）等通通都纳入城墙之内。修建护城河的时候，刘基也充分考虑了秦淮河与玄武湖的地貌进行设计。

因为依山靠水，城墙高度和厚度也并不统一。最高处可达十二丈，一般在三四丈之间，最宽处可达五丈，一般在八尺到两丈之间。这在历代都城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象，这么大的都城，本身就不是方方正正的，追求城墙高度和厚度的统一也就显得毫无必要了。

刘基把设计的图纸呈给朱元璋时，后者也是相当满意的。并先后征调二十万工匠，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开始动工，历经二十一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才最终完全落成。

最终的南京城墙，周长达到了六十七里，成为世界城建设史规模最大的城防设施（后来的北京城墙，全长大约四十八里）。建有雉堞（垛口）一万三千余个、窝棚两百座，共有十三座城门（北京城墙四面共计有九门）：“三山聚宝临通济，正阳朝阳定太平，神策金川近钟阜，仪凤定淮清石城。”城墙建设充分考虑到安全的需要，每道城门都设有木门和千斤闸各一道，并设计有瓮城及藏兵洞等，真正称得上固若金汤。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南京城全部落成时，设计者刘基早已不在人间，更让人惋惜的是，在靖难之役中，守护金川门的李景隆投降了朱棣，让这座城池的防御作用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刘基规划的皇城和宫城，也成为了朱棣修建北京城的样板。今天故宫的建筑格局，基本上只是在模仿南京皇城，甚至连名称都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因为地理环境发生了改变，北京城用不着像南京那样建设成不规则形状，而是建成了四方形。在朱棣下诏修建北京城时，刘基早已经不在人间，但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修建北京城的故事，却十分流行。这至少说明了，刘基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三、选定新国号，影响深远

朱元璋决定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登基，而且事先宣布了告示，说天气不好绝不当皇帝。这当然是精心策划的。他的信心，绝对不是来自对上天的信任，而是来自身边能预测天气的专家。在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准确预测到了东北风，让七艘小船完成了火烧陈友谅大营的壮举；在平江城下，刘基准确预测到了暴雨霹雳，让恶劣的天气帮助徐达轰倒了张士诚的老巢。而这一次，刘基又用自己的准确预测，不仅为朱元璋挑选了好日子，避免了与陈友谅类似的苦恼，更帮新皇帝大大提高了威信。

而朱元璋为自己选定大明为国号，这个决定也是耐人寻味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相信，这个国号，与正月初四的登基日期一样，都是出于刘基的设?计。

其实在元朝之前，国号的选择并不复杂，秦国的国号，来自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陕西甘肃一带，被称为秦地。而汉朝的国号，来自刘邦受封汉王的地方汉中。这是第一种情况。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辽和金，都是以他们居住地的河流——辽河与金水得名。

第二种情况，是开国皇帝在先朝的封号。司马懿在曹魏时期被封为晋公，他的孙子司马炎称帝后，即以晋为国号。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称帝之前是北周的隋国公，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当皇帝之前是隋朝的唐国公，当他们登上九五之尊后，很容易就做出了决定。

而给国号注入新鲜意义的，恰恰就是朱元璋推翻的大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将一个蒙古人的政权，转变成符合汉族传统习惯的王朝，并使其在盛唐之后，第一次把全部中国领土置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

而长年生活在汉人聚居区，身边有众多汉人谋士，本人又欣赏汉族文化的忽必烈，在制定国号方面也实现了重大突破。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根据手下谋士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国号更名为“大元”。这样的情况，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值得大书特书。而从元朝开始，国号加“大”也成了一个惯例，以后的大明、大清都是跟大元学来的。之前的那些朝代，并不自称“大”，大唐大宋这些通俗说法，只是后人叫出来的。

刘秉忠是忽必烈手下第一谋臣，其作用略等于刘基。著名通俗读物《大明英烈传》把刘基说成是刘秉忠的孙子，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跟刘基家族没有亲属关系。不过两个姓刘的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第一谋士，都精通天文历算，而且懂建设设计，一个主持修建了大都，一个负责设计了南京。

现在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朱元璋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明”，正是听从了刘基的建议。但是，这个明也正是明教的明，小明王的明，都是刘基坚持反对和极为痛恨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明”字拆开，就是日与月，中华文化中，对这两座天体有特殊的待遇。《易经》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朱元璋建立浙东行省时，在行省衙门外立了两面杏黄大旗，上面书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还不算，大旗旁边还立有木牌，写有“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在中国古代的礼仪中，一直就有祭祀朝日夕月的传统，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相当看重?的。

根据阴阳五行，元朝起于北方，五行属水，神是玄冥，颜色为黑，而新的王朝起于南方，“明”的五行属火，颜色为赤，神是祝融，恰恰都克元朝。更重要的是，新王朝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就是赤，朱明必克大元。朱元璋身为“诛元璋”，定然马到成功，顺应天意。况且，金陵正好又是传说中炎神祝融的故乡，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实在是太完美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一直名义上是小明王韩林儿的下属，现在小明王已经死了，那些依然信奉“明王出世”的红巾军余部，看到朱元璋继续打大明的旗号，就会产生归属感，转投朱元璋，为新政权卖命就没有什么心理顾虑。同时，如果使用大明旗号，新政权就能把话语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允许江湖中再出现一个刘福通式的人物招摇撞骗。对于那些还想继续装神弄鬼，把自己装扮成明王转世的人，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明令严惩不贷。

大明王朝建立起来了，但明教却被列为邪教明令禁止，这肯定是刘基长久期待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有点滑稽。

这样一来，无论是原来的红巾系统，还是反红巾军的儒生和地主势力代表，都能团结到这个国号下来；无论是北伐之前加入朱元璋阵营的老干部，还是北伐之后加入明朝政府的新势力，都得有强烈的归属感。

大明王朝，这个国号太有用了，这个招牌太深入人心了，直到20世纪，明朝灭亡近三百年之后，还有大批的革命者，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而提出大明国号的刘基，则被他们奉为革命的宗师，这是刘基万万没有想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四、大统历与大明律，平稳传承

中国的天文历法研究，长时间里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在元朝时期，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元世祖忽必烈完成统一之后，指派王恂、郭守敬等人编制新历法。为达到最佳观测效果，他们利用元朝地域辽阔的优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二十七个观测点。最北观测点设在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观测点设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

经过两年的辛苦工作，一部远远超过先前水准，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全新历法，终于编制而成。它推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相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仅相差26秒，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三百零二年。忽必烈对新历法的编制工作也特别重视，并根据“敬授民时”的古语，亲自为其取名为《授时历》。

而作为新王朝的太史令，编制新历法的工作就落到了刘基身上。朱元璋真把刘基当成真人版百科全书，什么都让做，而刘基，还真是什么都能做，而且都能做好。

吴元年（1367年）十一月冬至，刘基向朱元璋上《大统历》四卷，朱元璋随即命令于次年开始实行。第二年正好是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故新历法定名为《戊申大统历》。不过，大统历相比授时历，只是略加调整而已。刘基精通天文历法，也自行设计过一些天文仪器，但相比郭守敬这样一流的专业天文学家，他更像是个业余发烧友。我们不能指望刘基在任何领域，都能达到最高造诣，他是人而不是神。

朱元璋命令刘基主持新历法的编制，是对其能力的充分认可。而刘基改造《授时历》为《大统历》，同样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恐怕也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气魄与信心。

新的王朝，需要有新的法令。朱元璋把制定律令的任务交给了中书省，这样左丞李善长当仁不让，成为了总裁官。而参知政事杨宪、傅璩、御史中丞刘基和翰林学士陶安等人担任议律官。在开始工作之前，朱元璋为编制工作定下了基?调：

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

朱元璋的主要要求，一是要法律条文简单，便于理解和操作，不容易引起歧义（他自己都可能看不明白）；二要严厉，所谓“刑乱国而用重典”，吸取元代政治过于宽纵的错误（可见，元朝的统治并不残暴）。值得强调的是，这两点指导方针，都是朱元璋接受了刘基的建议而实行的。在元朝官场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并对其法律条文非常熟悉的刘基，清楚地洞察出了这两大弊病，并及时反映给朱元璋，而后者也相当认同。

因为有朱元璋的亲自过问和监督，李善长和刘基等人自然一点不敢大意，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仅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将律令制定了出来。其中的律称为《吴元年律》，共有二百八十五条，今天已经失传。而《大明令》则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唯一一部传承至今的古代法典，并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以“令”命名的法典。

这部法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鲜明地体现了宽以待民及严惩贪官的精神。对于贪官污吏的处罚，明显要重于唐宋刑律。但对于普通百姓却更加宽容，并且取消了多年以来实行的黥、刺、劓、阉等极不人道的肉体刑罚。了解《史记》创作经历的同学，都会清楚司马迁受过什么样的屈辱；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一定不会对宋江、武松等人面刺金印的情节感到陌生；到了明初，因为刘基他们的努力，这些刑罚终于不再祸害老百姓了。

在这两部法令的基础上，洪武六年（1373年）编制出了《大明律》，经过几番修订，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当然这时候，李善长和刘基早已经不在人间，而朱元璋也在第二年去世，但《大明律》却施行了二百余年，而后来的《大清律》，也只是它的翻版。鉴于清朝在政治制度上完全模仿明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明律》已经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法规建设的最高成就。

当然在皇权社会，天子是高于法的，大明律的精神，被朱元璋演绎得过头了，成为他大开杀戒、清算功臣的得力帮凶。而对普通百姓的宽大，也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当朱元璋将数以万计的官员以莫须有的罪名处以极刑，让整个国家处于恐怖之中时，刘基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相当痛心。

五、倡行军户制，杜绝军人干政

对中国历史略有熟悉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民族经常处于同周边的紧张关系中，这个国家的战争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军备建设，将军队的稳定与发展列为头等大事。

刘基从来没有在明朝政府中担任过军职，却是朱元璋最器重的参谋。他仕元的经历长达二十五年，其中有多年的军事部门管理经验，同时又是朱元璋在军事上最信任的助手。因此，他能提出军卫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军卫法的核心，是创立军户制。与民籍和匠籍相对应，建立军籍，使一部分人世代专职为军，专门负责保卫边疆和维护地方治安。军籍由都督府管理，民籍由户部管理，而匠籍由工部管理，各行其职，互不干涉。除非有特殊情况，属于军籍的家庭，世世代代为军，并且在指定的卫所居住。军人不受驻扎地官员的制约。卫所军队的兵源主要有四个：一是从征，也就是最早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部队，以及各地新加入的军人；二是归附，也就是元军和其他区域的投降部队；三是谪发，也就是因为触犯刑律被充军的，也叫恩军；四是垛集，也就是征兵，按全国人口比例，每家三个或者五个男丁中，抽一人为军。

军户制度解决的最大难题，是士兵的后勤保障问题，把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规定“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教种植，复租税，派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这样一来，士兵的俸饷就可以由屯田的粮食来提供，而不用增加中央财政负担。朱元璋曾经得意地说：“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当然是不符合实情的夸耀，但养兵成本大大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军户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朝廷对军队的有效控制，防止地方将领坐大。所谓“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具体的安排是：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在刘基首倡军卫制后，这项制度逐步完善。洪武初年规定，日常管理军籍军政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的义子李文忠担任大都督，但都督府却没有作战指挥权。后来，又进一步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如有战事，由皇帝做出指示，任命作战指挥，而调兵命令由兵部发出，兵员由各地卫所提供。兵部有权调兵，却不直接管理军户，都督府手中有兵，却没有作战指挥权，相互制约，而皇帝则可以牢牢掌握军权，防止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诸侯坐大一幕重演。

正是有了军户制的实施，才使得大明王朝在和平时期，维持近百万常备军，而不会产生太大的财政负担。明史专家孟森先生高度评价军卫法：“今唯由明之卫所军以窥唐之府兵，且知明与唐之初建制，其养兵皆不用耗财，且兵兼有生财之用，兵制之善，无以复加。”正是有了军户制的实施，有明一代，地方挑战中央，将军专权的事情基本杜绝（当然朱棣除外，那是亲王），对大明政权的巩固，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明朝初期，军队人数一度达到了两百万以上，但军人却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各地卫所的屯田所得，就能支付大部分军饷，这不能不说是个卓越的贡献。至于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这当然不是刘基的责任了。

六、恢复科举，造福万千学子

有人说，科举是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从可以改变无数普通人的一生命运，甚至改变社会构成的意义上来说，它比器物上的四大发明，可能更加伟大。科举让所有的参加者，无论民族、种族、家庭门第、社会背景、相貌差别、身材高低……都要经过同一种程序的选拔，都要迎接同一种标准的挑战，而且，也必须由同一种规则来判定胜负，决定高下。尽管这个规则本身可能有问题，但拥有规则，显然要好过无序竞争。再不公平的规则，也比没有规则来得公正一点。而规则本身，也可以不断完善。

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残酷，其概率之低，不会比今天中彩票的难度低多少。能从中脱颖而出者，需要长年的苦读之外，也绝对需要或多或少的运气。但是，科举至少给上百万读书人，提供了不用参与造反，就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如果黄巢和洪秀全能够中秀才，他们可能就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事了。

刘基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刘基是前元进士，他当然也希望，这项制度能发现和培养更多人才，促进大明政权的巩固。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下诏设立弘文馆，任命刘基、詹同等人为弘文馆学士。这个学士，类似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只是个荣誉职位，并没有多少实权，主要工作是校正图书、教授生徒等，不过是为一些文化人安排的体面出路。但因为刘基是朝廷重臣，他在这个岗位上，就不会无所作为。

刘基在弘文馆学士任上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辅佐朱元璋恢复了科举制度，并担任了京城乡试的首任主考官。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成就。虽然现在看不到刘基申请恢复科举的奏折，但后人普遍认为，刘基出力颇多。

由于战乱，元朝长期停止科举，为了给新政权输送更多人才，明朝改变了传统的三年一试之惯例，连续三年进行乡试。明代的科举与元代类似，只有进士科一门，规定子午卯酉年秋季，在各地省城进行乡试。乡试在八月初九开始，每三天一场，共有三场。初场考《经》义两道及《四书》义一道，二场考试论一道，三场考策论一道。乡试的优胜者被称为举人，就拥有了参加次年二月在京城进行会试的资格。

乡试的录取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刘基一定记得当年自己参加乡试的待遇，汉人和南人考生的数量远远超过蒙古和色目人，但却要分开考试，分别录取，名额虽然一样，但实际上却是对汉人大大不利。现在，作为弘文馆学士，他终于有机会制定更加公平的录取规则了。

刘基痛恨元朝不公平的选拔制度，为众多汉族学子苦学数载，却没有出头之日而痛心。当他有机会为国家选拔人才之时，当然要让天下读书人看到希望。

刘基定出的录取人数是，除了新成立的广东、广西两个布政使司各录二十五人外，其他九个使司都是四十人，而直隶应天府因为情况特殊，计有一百个名额。所有考生一视同仁，择优录取，而不考虑他们的民族状况。相比当年刘基参加科举时的状况，这无疑进步多了。

会试的考试范围与程序安排，同乡试完全一样，是全国各地的精英同场较量，这样的竞争无疑是相当公平公正的，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考场作答，面对的是同一张试卷，接受的是同一个规则。而其中的优胜者，将会有机会参加殿试（又称廷试）。殿试只考一场策论，由当朝皇帝亲自主持，考查对治国之道的理解。殿试之后，全部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考生按最终成绩分为三甲，一甲只取三名，就是全国前三，依次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有数十人，赐进士出身。三甲数十人，赐同进士出身。

这年八月，大规模的乡试就在各布政使司全面展开，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钦点刘基和秦裕伯担任主考官，而宋濂和詹同出任同参官。

刘基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他的头发几乎已经全白，牙齿脱落了好几颗，肝病也越来越严重。但只要穿上官服，走进科场，他马上就焕发了精神。

秦淮河畔，夫子庙帝，有一座让无数学子心神向往却又不乏忧虑的院落，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江南贡院，它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时值金秋，正值收获时节。一张张年轻或者不再年轻的面孔，让刘基分外亲切，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一双双渴望甚至茫然的目光，让他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刘基相信，通过这样合理的考试安排，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使没有背景，家境贫寒，也注定不会埋没。

第二年二月，本是京城会试的时间，但这时候的刘基，已经辞职返乡了。从此，他再也没有为科举的事情出过力。这对关心教育的刘基来说，可以说是很大的遗憾。但他又是幸运的。日后那个受到广泛垢病的八股取仕规则，至少是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开始实行，这时候刘基已经不在人间，当然也无须承担责任，替朱元璋再背黑锅，再担骂名了。

当然，八股取仕并非一无是处，其选拔过程更是非常公正的。一个连八股文都写不好，连乡试都过不了关的人，基本上可以说算不上人才。这样的人，如果愣要说自己聪明过人，那不是骗子又能是什么呢？如果偏要让考得差的人升得高，那才是可耻可笑的事情。

刘基的才华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出神入化的谋略，更展现在对于新王朝奠基的各种特殊贡献上。他设计的新皇宫只使用了五十多年，但北京故宫却几乎是前者的翻版；他选定的大明国号，得到了华夏子孙的广泛认同，让王朝延续长达近三百年；他主持设计的大统历，一直是明朝的官方历法，而大明律也稳定地施行了二百余年；他倡导的军户制，有效防止了军人干政，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保证了大明王朝军力的长期强盛；他力倡恢复科举，让社会流动成为可能，让出身最底层的学子，也有了跻身重臣名相的机会，让杨士奇、徐阶、于谦和张居正的出现成为了可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运行在刘基设计的轨道上。而这个王朝能够长时间屹立不倒，也要感谢刘基的卓越才华和精妙构思。正因为如此，说刘基是大明帝国的幕后设计师并不为过。

刘基作为帝国设计者的角色，为什么长期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以笔者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朝廷的有意淡化和抹杀。

大明王朝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是朱元璋及其子孙后代的禁脔。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最底层，极度缺乏传统教育，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以他的眼光和见识加上运气，也许能剿灭一个个竞争对手，但对于如何经营一个国家，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他显然是非常茫然的。因此，相比以往任何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都依赖身边文臣的建议与辅导。

但是，如果让天下百姓知道了皇帝的真实情况，会使他们对君主的威望与能力产生严重怀疑，显然不利于统治。新政权极关希望呈现给天下百姓的，显然是一个武能安邦，文能定国的全能皇帝，而不是严重依赖文官才能治国的君主。况且，朱元璋又是一个极度自负、极有心机的开国皇帝。他的逻辑是，只许自己占别人的功劳，别人不能抢自己的风头。

因此，尽管刘基事实上承担了帝国设计师的角色，但他只能以朱元璋的名义工作，把一切功劳归结于朱元璋的正确领导，自己则只愿意扮演一个执行者。刘基做得再好，大明百姓只会认为是洪武大帝的贡献。

第二，刘基的军事才能太突出了，以至于他帝国设计师的工作，显得不那么传奇。

人们更愿意记住刘基台州城下大败方国珍、洞尖山下戏弄吴成七，鄱阳湖大战搞死陈友谅，姑苏城下折磨张士诚，津津乐道于他的用兵如神，念念不忘他的奇思妙想，甚至认为他能呼风唤雨。这样的故事更加激励人心，这样的桥段更能让观众看得过瘾，听得刺激。

与此相反，刘基在建设新王朝的进程中所做的事情，大都比较枯燥琐碎，缺乏精彩紧张的故事和激励人心的传说，很难提起读者的兴趣，故而容易被后人忽?略。

但事实上，作为帝国设计者的刘基，贡献不亚于作为军事参谋的刘基。这些工作同样伟大，同样构成了刘基成就的重要部分。正是以刘基为代表的一批文臣卓有成效的工作，让大明王朝从立国之日起，就展示出了很高的执政水平和运作能力，并为其日后能够延续三百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于刘基死后，朱元璋为历史留下的各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当然不应该由刘基负责。在当上皇帝前后，朱元璋的表现就如同两个人。这同时也说明了，刘基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超凡能力，他如果知道朱元璋后来的所作所为，当初还不如去投靠陈友谅。

这样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功臣，理应得到大明王朝的特殊照顾，理应享受一个安乐的晚年。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