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恢复中华的幕后推手(1 / 1)

一、讨元檄文,影响后世数百年

1912年2月15日,已经辞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率领内阁全体成员来到钟山下,那里埋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明皇帝朱元璋。共和国的总统,为什么要参拜专制帝国的皇帝?

因为朱元璋的工作,和五百多年之后的革命者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终结了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本土的统治。更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五百年前朱元璋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纲领,不仅相当接近,甚至有严重的模仿痕迹。而朱元璋的这个纲领,正是在吴元年北伐前夕正式提出来的。

中国历史五千年,大大小小的战役不可胜数,至今依然能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过就是长平之战、赤壁大战、淝水之战和鄱阳湖大战等极少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而历年的战争檄文,尽管都凝聚了当时读书人的智慧,尽管都付出了他们极大的心血,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悄无声息、不可避免地为历史长河所忽略。能够被不断提起,能得到反复传诵的,也仅是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个别作品。东汉末年,陈琳仓促写就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严重败坏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人品,初唐时期,骆宾王即兴创作的《讨武曌檄》,更是让武则天的篡国**妇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骆宾王其人,永远受到历朝历代文学青年的模仿与膜拜。

而集中体现朱元璋建国思想的讨元檄文,无疑也属于最优秀之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战争檄文的最高成就。

今天我们看到的讨元檄文,一般公认是出于宋濂笔下。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不过是宋濂执笔,表达刘基的观念。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根本就是刘基和宋濂合写,只是以宋濂的名义发布而已。

这篇曾经风行一时,最终流传千古的讨元檄文,体现的正是刘基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刘基的文笔也许稍逊于有“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但后者的作品,大多是些写景状物的散文,而鲜有政论文体,很难高屋建瓴地概括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样的境界。

这四句话,清楚地点出了朱元璋北伐的两个主旨。一是恢复中华,中国人的土地由中国人治理。这使得朱元璋的军事行动,有了民族革命的因素。相比过去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无疑在思想境界上提高了无数倍。相比刘福通的光复宋室,为一家一姓谋福祉,朱元璋的战争更强调为全体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其号召力高下立判。

这样的观念,不仅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不可能想得出,即使是宋濂这样的学院派读书人,也难有如此清晰准确的表述。

第二个主旨,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让社会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君主贤明,大臣忠心;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社会安定,家庭和睦。而不能让明教和白莲教宣扬的那些空虚的理想世界,来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

今天看来,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都是中国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元朝还是清朝,都是中国的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绝不是殖民统治。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而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恰恰不是汉人而是楚人,但我们从来不认为汉代秦是中国亡国;隋唐两朝的皇帝都是如假包换的鲜卑贵族,但中国人也从来不认为那是异族统治。我们还要把汉唐盛世反复提及,当作这个国家的辉煌成就来歌颂。

但在刘基和朱元璋生活的时代,被划入第四等级的南人可没有这样的理解力,他们亡国奴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光复河山,恢复汉族统治的欲望是极为强烈的。即使这个汉族皇帝比蒙古君主更为残暴,他们可能也不会计较了。

元末农民战争之所以与众不同,正在于它所反对的朝廷,是一个外来政权。而全部中国领土被置于同一个外来政权统治之下,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相比历史上的前秦、北魏和金,元朝无疑更为成功,走得更远。但它们所激起的反抗情绪,当然也更加强烈。

讨元檄文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没有对元朝政权及其统治做简单的否定,而是承认其作为整个中国合法政府的既成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过去百年元朝统治也有其功绩——“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而非一味地否定攻击: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

接着,檄文笔锋一转,指出如今的元朝政权已经政治腐化,君臣失道,人心离叛乱,没有资格继续统治天下,必须退位让贤。当然客观地说,这肯定有夸大的成分。但夸大算什么呢,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等开国元勋,还把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英国说得跟人间地狱一样呢。对于普遍受教育不高的民众,用“胡虏无百年之运”“天厌其德而弃之”这样的说法,更容易为其接受,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河南、山西和陕西一带的“义军”,虽为元朝效力,却是由汉族军官统领,主要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对他们的分化瓦解,无疑是檄文的一个重要目标。文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捕妖人”的正当性,而这妖人不是别人,指的正是朱元璋昔日的领导小明王,以此与红巾军、明教进一步彻底切割,让些人相信,他们只要投降朱元璋,绝不会遭到秋后算账: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接着,文章不惜笔墨,对朱元璋过去十三年的成就进行了美化与歌颂,对其出兵北伐的意义进行了放大与拔高,“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目的是进一步让中原的汉官摆脱顾虑,中原的人民水必担忧,配合北伐大军,打击元朝政权: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选自吴晗:《朱元璋传》)

最后这一段,境界更是高远。虽然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但并不鼓吹民族仇恨,不赞成汉族人对蒙古、色目人进行种族清洗。而是为他们指明了出路:只要投降,可以得到与中原之人同样的待遇。这相比一千多年前,350年冉闵鼓吹“杀尽天下诸胡”的《杀胡令》,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倍,我们可以对照感受一下:

诸胡逆乱中原已数十年,今我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暴胡欺辱汉家数十载,杀我百姓,夺我祖庙,今特此讨伐。犯我大汉者死,杀我大汉子民者死,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汉家基业,屠戮胡狗,为天下汉人义之所在。冉闵不才,受命于天道,特以此昭告天下。

(选自冉闵:《东胡令》)

即使放在五百多年后的辛亥革命时期,这样的思想依然有闪光因子,相比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这样的诉求,还是有一定价值。

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执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而是实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避免了各民族相继走上分裂道路。而朱元璋的北伐过程及讨元檄文的发表,无疑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而檄文的名义写作者宋濂,以及这篇檄文背后的刘基、章溢等汉族读书人,其远见卓识尤为难能可贵。他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北伐战略,天衣无缝

纵观中国历史,在14世纪之前,所有大一统的帝国,都是由北向南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是从南向北兼并天下的,一个都没有!即使是桓温这样不世出的一代枭雄,陈庆之这样聪明绝顶的战神,也突破不了这个命运的魔咒,也只能留下终身遗憾。而朱元璋,这个贫农的儿子,真的有把握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壮举?他的信心又来自何处呢?

朱元璋成功的关键,也许正是他的草根出身。低得不能再低的起点,让他无所畏惧,从军十五年的屡战屡胜,让他无所顾忌。正因为每多走一步就是胜利,每前进一点就是突破,面对历史机遇时,他才不会像过去很多人那样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最后错失良机,留下一生的遗憾。

同时,元朝内部的问题,也为朱元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当时的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缺乏足够的权威,掌握兵权的将领称雄一方,不听中央安排,朝廷对地方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地方对中央也没有什么责任感。而各地拥兵自立的势力,大都不是朝廷任命,而是自行组建的“义军”,这类似清末太平天国时期的湘军和淮军。其中。最有实力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占据河南,陕西、甘肃则为李思齐、张良弼等控制,山东由王宣占领。他们之间互不服气,常有冲突。朱元璋大可利用他们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

对于朱元璋来说,可以选择的方案无疑有两个。

一是挥军**,直捣大都,一举占领这个蒙古王朝的都城,把元顺帝活捉或杀死,并不失时机地宣布元朝灭亡。然后乘胜进攻河南、山西和陕西等地,平定北方。

二是先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河南的王保保,消灭对朱军威胁最大的一股力量,占领汴京,控制这个昔日宋朝都城,然后打掉李思齐和张良弼,再向大都发起总攻。

这两种方案都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招数。但朱元璋与刘基经过慎重考虑,却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其实第一种方案也没有多大问题,所谓擒贼先擒王,如果可以在不长时间内顺利拿下大都,不仅能大大提升士气,还将造成蒙古统治集团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将残余的割据势力各个击破。后来的朱棣靖难成功,采取的就是直下南京的战术。但是,朱棣的方式,无疑带有浓厚的投机意识。

不过,大都作为历代元朝皇帝经营百年的城市,城防自然十分坚固,绝对不在平江之下。以徐达常遇春十个月拿不下平江的攻城效率,想要短期内攻克大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几十万人马困在大都城下,长期不能得手,军队士气势必受到严重挫伤。陈友谅当年在洪都,就经历过了这种尴尬。而且,长途远征消耗巨大,物资供应也很容易出现不足。各地的勤王援军如果汇集在大都,与城内兵力里应外合,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而第二种方案也并不可取。王保保和李思齐都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将,与他们的战事很可能出现胶着状态。如果缠斗下去,进攻大都就有可能变得遥遥无期。而如果迟迟不能拿下大都,朱元璋这个皇帝当得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南方就可能有新的造反势力揭竿而起。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刘基和朱元璋确定的是什么方案呢?英雄就是英雄,以上两个一般人都可能想到和实施的方案,他们马上就否定了。从这也看出,两位军事家的深思熟虑,非常人所能及。他们的新方案比较复杂,大体上说,是一个四步走战术。

首先,占领济南和益都(今属潍坊)一带,撤去大都的屏障;随后挥师西取汴梁,占领河南江北行省西部,破除大都的藩篱;接着占领潼关,扼守关陇军队东进的门户,使他们无法举兵援助大都;再随后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大都,拿下这个蒙古帝国的都城;最后再乘胜向西进军,占领关陇,统一北方,完全恢复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

因为马上要筹备登基的事情,朱元璋不可能亲征,刘基也不会随军,这就对徐达和常遇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对他们的指挥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吴元年十月,刚刚从平江凯旋的徐达和常遇春,没有休息几天,就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顾历史,这个任务从来没有人完成过,放眼未来,这个空白等着他们去填补。

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讨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从应天出发,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两位统帅跟随朱元璋经历了多次大战,也多次见证了刘基出神入化的计谋,受益匪浅。他们的身边,将有冯胜、傅友德等数百名大将辅佐;他们的身后,是久经沙场、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二十五万精兵。

都说很难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但朱元璋胸有成竹,他同时派出了四支队伍。没有攻下平江之前,朱元璋已经派出朱亮祖,率领衢州、金华兵马攻打方国珍。随后,朱元璋任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攻打陈友定(非陈友谅的兄弟);派杨景、周德兴进攻广西。

这样,在吴元年的中华大地上,朱元璋的四路大军,在不同方向上分头展开了进攻,这无疑是一次军事史上的壮举。

徐达顺利攻占了沂州,消息传到应天,刘基立即向朱元璋建议,应大展兵威,乘胜占领益都。朱元璋随即修书一封,快马送到徐达帐下:

闻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冲要,以断援兵,使彼外不得进,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难遥度,随机应变,尤在将军。

徐达收到书信之后,果断向益都进兵,并一举攻克了这座重镇。到了当年年底,山东一带均被平定。徐达和常遇春兵分两路,剑指河南。正在这时,他们收到了朱元璋的新指示,及时提醒他们戒骄戒躁、稳扎稳打:

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乎败,乃可无败;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为人所乘。将军其勉之。

其他地方也纷纷取得胜利。方国珍在朱亮祖、汤和与廖永忠的围攻之下,陆上地盘全失,退求入海当海盗也不可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因为一篇得体的投降书,他却打动了朱元璋,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而一向宽厚的刘基,也没有向朱元璋提出异议。使得这个率先挑起反元大旗的私盐贩子,经过二十年折腾之后,依旧得到了善终。

而陈友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福州和建宁相继被攻克,他逃到延平,还是被抓。随友定拒不投降,终于惹怒了朱元璋,把他放在烧红的铜马上,全身都烧成了灰。

进军四川和两广的军队,也是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统一天下应该只是时间问题。朱元璋的手下大臣们,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三、朱元璋登基日,刘基确定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眼看就到除夕,这应该是上上下下喜迎春节的开心时刻。应天府中,一群文臣武将却聚在了一起,准备进行一场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行动。他们的表情特别严肃,他们的目光特别坚定,他们的神态特别虔诚,他们的意志特别坚定,现场的气氛特别凝重,让人紧张。他们要去一个地方,他们要完成一项使命,他们已经想到了种种最坏的结果,他们甚至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他们要去哪里呢?吴王宫。他们要做什么呢,难道是要发动政变?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当然不是,他们只是想劝一个人当皇帝,这样的事情,难道真的要冒生命危险吗?

这个人当然只能是朱元璋。站在人群最前面的,是文官领袖,右相国李善长。后面是朱升、陶安、刘基、章溢等文官,还有一些没有外出打仗的武将。

自从小明王遇难之后,朱元璋登基称帝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团结在他周围的文武百官,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这样自己就能进一步提升,当上开国元勋。后宫的妃子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早一天能够当上王爷,母以子贵。

但全世界最不着急最沉得住气的,正是朱元璋本人。

朱元璋不想当皇帝吗?当然不是,他要是不想当皇帝,就不会把集庆改为应天府了;他要是不想当皇帝,就不会命令扩建南唐后主留下来的皇宫了;他要是不想当皇帝,就不会命令修建圜丘和社稷坛了;他要是不想当皇帝,韩林儿就不会死得不明不白了;他要是不想当皇帝,就不会纵容暗示和怂恿手下大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了。

但朱元璋之所以成为朱元璋,而不是第二个陈友谅,正是因为他耐得住寂寞、经得住**、镇得住场面。而且,历朝历代的皇权更迭,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惯例,有了一套规范的范式,朱元璋顺着路数走,一切都会妥妥的。

朱元璋很忙,忙得都忘了老四朱棣长什么样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导演的这幕大戏,三十四年之后会由老四再玩一次。

眼看新的一年就要到来,在北方战场,徐达和常遇春是节节胜利,前锋已经杀到了山东。在其他战场,各路兵马也是喜报频传,势不可当。朱元璋控制天下,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悬念。这时候登基,又赶上新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大臣们已经连续劝说三次了,每次都被朱元璋客客气气地拒绝,好像他当个吴王已经很知足,不想再有别的想法了。大家这个着急啊,这一次,说什么都不走了。有人就当场磕头,磕得满头是血;有人放声痛哭,哭得当场昏厥过去;还有人跪爬到大殿的柱子下面,严肃地警告朱元璋,如果他不当皇帝,自己就当场撞死。

戏都演到这个份上了,朱元璋再想推辞就有些煞风景了。他先行搬进了刘基主持建好的宫城,然后祭告天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在这篇告示中,朱元璋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这个概念,还承认了元朝过去百年的正统地位,并说明自己是元朝的合法继续人,当皇帝是上天的安排。他不走极端,而是相当保守。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明年正月初四,如果天气晴好,说明自己当皇帝是顺应天意,如果天气不好,那自己就没资格当了。

告示一出,让无数对朱元璋忠心耿耿的大臣,无疑又忧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根据他们自己多年的人生经验,春节前后,应天府的暴风雪还是蛮多的,谁能保证,明年的正月初四,一定就是好天气。

吴元年的最后几天,很多大臣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外面寒风呼啸,时不时来场雪,他们待在屋里,心情也如天气一般凉。初一没有下雪,群臣向朱元璋拜年时,看到他气色不错,也都不敢多说什么。

转眼到了初四,一轮红日已经从东方升起,把它的光芒慷慨地洒向了大地。紧张操心了近半个月的满朝文武从睡梦中醒来,一个个非常兴奋,他们按照事先的安排,提早赶到了南郊,等候那个庄严的时刻。

祭天仪式准时开始,朱元璋已经披上了龙袍,戴上了皇冠,表情非常严肃。这一年,他只有四十一岁,却登上了无数人想都不敢想的高度。三十年前,他还是濠州乡下吃不饱肚子的放牛娃;二十年前,他还是皇觉寺一个卖苦力的小和尚;十年前,他已经拥兵十余万,有了割据一方的资本,潜意识中也有了称帝的野心。但这一天真的到来之时,他的心情还是无比激动。如果不是经历了太多风雨,见识了太多大场面,他今天真的要喜极而泣了。

在庄严的鼓乐声中,朱元璋毕恭毕敬地跪倒,祭告天地,并亲自朗诵了祭天祝文,定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这一年就是洪武元年。从此,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这个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世界版图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场的人能知道的是,这是经过百年外族统治之后,新建立起的又一个汉人王朝。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居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随后,朱元璋前往新落成的太庙,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为皇帝、皇后,这些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农夫、农妇,也因为自己的后代,得到了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尊荣。

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朱元璋返回了装饰一新的奉天殿,坐上了象征权力的龙椅。文武百官依照顺序跪倒,三拜九叩,用最恭敬的礼节向新皇帝致敬。大殿之上,秩序井然,宫堂之外,气势热烈。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幸福的笑容,每道仪式都安排得隆重圆满。整个典礼非常成功。天气也非常应景,相当配合。朱元璋不由想起,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登基时,天降大雨,文武官员搞得非常狼狈的一幕,不由得感到非常得意。

看来有没有能预知天气的官员,效果差别大了。朱元璋非常满意。他忙里偷闲,也想看看给自己挑日子的人在哪里。可惜,刘基挤在官员堆中,根本看不?到。

礼拜完毕,朱元璋颁布圣旨,立马王后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随后大封百官。以左为尊,封李善长为左丞相,太子太师宣国公,徐达为右丞相,太子太保信国公。其余众臣也各有封赏。

《大明英烈传》说到,朱元璋本来要封刘基为右丞相,太子太傅安国公,但被后者极力推辞。以刘基的贡献与功劳,担任这个职位也并不为过。但这种说法,很可能不是历史事实。

早在上年十月,朱元璋置御史台,以汤和、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正二品。小将军邓愈时年三十岁,而刘基年近六十了,却是其下属。重用武将,信任淮西老乡,一直是朱元璋牢牢恪守的两大传统,否则,也不会有这样看似荒唐的举动了。又怎么可能让刘基取代徐达的右丞相之?位?

不过话说回来,相比在元朝最高从五品的官阶,刘基在新朝做到了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平级,也算是不小的官阶了。

刘基和众官员一起跪在下面。已经五十八岁的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加上工作劳累,衰老之相尽现。

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前往汴京,与徐达、常遇春商量攻击大都的事情。这一次,他没有带上刘基,而让后者与李善长一起留守应天府。

四、元朝谢幕,大明立国

洪武元年八月初二,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

这一天,元大都齐化门外,锣鼓喧天,彩旗招展。这一天,明军将士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了这座城市。这一天,全城民众盛装出迎,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尽管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异族统治,这座城市的市民主体,却一直都是汉人。尽管先后臣服于契丹、女真和蒙古人,他们并未忘自己的血脉之根。大都百姓对于来自南方的军队,非但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相反,他们很快将对方当成了解救自己命运的恩人,很快接受了新的统治者。再怎么说,这也是汉人自己的皇帝。

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了当时的金朝首都中都,迫使后者迁都汴京。中都失陷,标志着金朝的彻底衰败,也预示着蒙古帝国将取而代之。而就在这一年,与大都有着不解之缘的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从那时起,这座城市就再没有遭受过刀兵之苦,维系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

历次的改朝换代,都要经历太多的流血与杀戮,承受无数的战争与炮火。但对大都市民来说,他们无疑是幸运的。

七月二十七日,徐达占领了通州,距离大都已经不到一百里。骑兵半天工夫就能赶到。而徐达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他想让部队休息一天。正是这个决策改变了历史。

在滑铁卢战役中,占优势的拿破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让士气正旺的骑兵休息了一天,给了英军统帅惠灵顿喘息的时间,也让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能及时增援,加入战斗。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的结果,不仅是拿破仑自己的政治生命永远结束,也让滑铁卢三字,不再仅仅是个地名,而成为了一个标志,一种宿命。但徐达和拿破仑同样的决策,对战局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拿破仑是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而徐达则是打开了胜利之门。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力排众议,做了执政三十多年来最果断的一次决策,也为几十万市民做出了一个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一天之后,这位成吉思汗的后代勇敢地打开了城门。跟随在他身边的,有全副披挂的大队人马,甚至还有后宫的妃子和皇子们,但他们行军的方向并不是通州,而是西北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就这样,列祖列宗守护了一个半世纪的城池,元顺帝不放一枪一炮,没有哪怕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主动放弃了。他的举动如此出人意料,他的果敢如此让人费解,以至于朱元璋都非常欣赏,一定要赏给他元顺帝的谥号。

大都城墙是忽必烈的第一谋士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周长超过六十里,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城内粮食物资也相当充足,至少可以保证一年以上。而王保保的十余万精锐骑兵就驻扎在不远处的太原府,随时可以增援。有太多理由支持皇帝应该坚守,但元顺帝显然被张士诚的遭遇吓破了胆,更担心自己重蹈宋徽宗、金哀宗的覆辙。可见,历史知识过于丰富,有时未必是一件好事。

占领大都,绝不只是征服了一座城池,它向全世界宣告了汉人王朝的强势回归。过去四百年间,汉人从来没有控制过这座城市,异族三大王朝却在此建都,对汉人发号施令;过去四百年间,因为失去了长城屏障,北方的侵略者每每长驱南下,繁华的中原大地屡受战争破坏;过去四百年间,无数军人死于侵略者的刀下,更多的无辜平民遭受不幸,人间悲剧反复发生;过去四百年间,太多雄才大略的君王,骁勇善战的将军,胸怀江山的文人,一次次地无功而返,一年年地平添遗恨,一代代地悲伤感怀。而到了今天,他们九泉之下有知,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非常高兴,随即传旨,将大都改为北平,取平定北方之意。两年之后,封自己的四子朱棣为燕王,以北平为封地。

丢掉大都,当然并不等于元朝灭亡。但随后两年内,元朝在中国本土的地盘,却几乎丢失殆尽。

占领大都之后,徐达和常遇春兵分两路,徐达从南面进兵漳德,常遇春在北面攻打保定,他们计划在太原会师,围剿王保保。

不过,王保保不是省油的灯,他在韩店偷袭得手,大败徐达的先锋汤和(也算一代名将)。随后,尝到甜头的王保保带领主力进攻北平,试图把元顺帝再接回来。

徐达冷静分析了局势,采用了中国古代兵书中经典的“围魏救赵”战术,带兵猛攻太原。而王保保却犯下了致命错误,把自己的地盘看得过于重要,放弃继续进攻城防空虚的北平,火速回师太原。而这又落入了徐达的圈套。

在漆黑的夜晚,疲惫不堪的王保保十万大军疏于防备,突然遭到了大批明军的袭击。而这一次,徐达派出的部队,居然以骑兵为主,猝不及防的元军损失惨重,他们的主帅王保保,甚至是光着一只脚跑出去的,而当他逃到大同时,身边只剩下了十八骑。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徐达带兵进入陕西,很快攻下了奉元路(长安),李思齐逃往凤翔,又被赶到临兆,李思齐毕竟是汉人出身,对元朝也不需要誓死效忠,在为自己争取到宽大条件后,他明智地投降了。

而独自作战的常遇春,摆脱了徐达的干预,将自己快准狠的作风,发挥到了极致。这年六月,他率领九万人马,开往辽东。在一个月内,常遇春连续攻下了锦州、全宁和大兴,兵锋直指上都开平,可怜的元顺帝被迫再次弃城逃?跑。

占领上都的常遇春班师回朝,在经过柳河川时突然暴病身亡,终年四十岁。消息传来,朱元璋极为悲痛,追封其为开平王,这也便使常遇春成为大明王朝第一个封王的外姓。(他们在世时是不能封的。)

而徐达则肃清了陕西全境(包括今天的甘肃与宁夏大部分地区)。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徐达在定西再次大败王保保,将其赶到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

同月,元顺帝在应昌去世。蒙古人自己给出的谥号是元惠宗,但朱元璋认为他“不战而奔,克知天命”,给他赏了个顺帝的谥号,表彰他顺应天意,不做无谓的抵抗,顺从得令人发指。建文四年(1402年),鬼力赤去大元国号,改称鞑靼。从此以后,蒙古人再也没有能力与大明争取中国正统,只能成为一个地方势力存在。

从刘基献上《时务十八策》,到明军连续占领元大都与上都,仅仅用了十年时间。过去的十年时里,朱元璋正是按照刘基设计的建国方略,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占领了一片又一片地区,最终走到了权力的巅峰,实现了君临天下的理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刘基的规划设计,朱元璋的统一进程能走得如此顺利。

毁灭一个旧政权并不容易,而建设一个新政权,无疑更加困难,一张白纸上,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如果写得不好,带来的灾难也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明朝奠基,百废待举,作为朝中唯一的前元进士,有过几十年官场经验的刘基,又将为新王朝做出哪些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