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理性人文思想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天下纷争，新的经济制度孕育着新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巨大变革激发着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士阶层的崛起，造就了一批思想家。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也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空前发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于是产生十家九流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人们习惯上把这些作品简称为诸子或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归结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它分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十家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名家和阴阳家，因此两种分法区别并不大。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论语》和《墨子》。《论语》属于简短的语录体散文，以记言为主，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墨子》在对话中杂有议论的文字，已粗具说理文的规模，但也还保留很多语录体的对话形式。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叶的《孟子》和《庄子》。《孟子》是对话式的论辩文，文体还基本保留着语录体的方式，不过它的论辩铺张扬厉，很具雄辩的说理性，跟《论语》已经有了很大区别。《庄子》突破了对话体，开始了向专题论文的过渡，文章恣肆浪漫，很有韵味。而且《孟子》和《庄子》词汇丰富，注意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量，已有较强的文学性。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叶的《荀子》和《韩非子》。《荀子》和《韩非子》论断透辟，辞采缤纷，注意文章的构思和修辞，逻辑性强，体现了先秦论文的最高成就。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孔门后学辑录的一部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全书共二十篇，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论语》之所以称为《论语》，是因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5]。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出游宋、卫、陈、蔡等国，未被任用，晚年就回到鲁国从事著述和讲学。《论语》记录的内容主要是这一阶段的事。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王权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的时代。孔子政治上比较保守，他认为国家权力由天子、诸侯手里落到诸侯、卿大夫甚至家臣的手里是“天下无道”。他鼓吹“克己复礼”，让人们约束自己的言行回复到他所向往的周代礼制上。他提倡礼乐仁义，提倡“仁者爱人”，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和阶级矛盾，消除社会动乱。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孔子打破宗法封建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开创私家著述和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把文化知识传布到平民中间，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优秀者七十二人。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优秀人才。他的教育内容，除了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以宗法封建阶级的道德教育学生。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他主张“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虚心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强调反复地学习和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反对不懂装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书中主要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对话。全书文字较短，《季氏》章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也较前更流畅。《论语》语言洗练，言简而意深，有一种迂徐含蓄的典雅风格。如：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

这些语录，言简意赅。它们或用鲜明的、人们常见的比喻阐明人生的哲理，或用并列排比的语句，层层推进，阐明深刻的道理，意味隽永，耐人寻味，给人以激励和启示。

另外，《论语》虽然是语录体，但简洁的语言却往往能生动描绘出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动作神情。如：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诙谐，严肃，把孔子的风趣、子游的信仰师说及师生间的亲密愉悦之情描写得细腻委婉，使人如闻其声。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如：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段对话，虽然只有对白和简单的表情描写，但长沮、桀溺的消极避世和孔子的积极入世都被表现得清清楚楚，甚至从中我们似乎都看到了长沮、桀溺遗世傲慢的隐者形象和孔子恓恓惶惶到处奔波的情景。《先进·侍坐》章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体现得最为突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段话，以简明的语言详细描写了孔子和子路等四人谈论各人志趣爱好的场面。子路的鲁莽直率，冉有、公西华的谦虚谨慎，曾皙的潇洒、超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历来为人称道。

墨子略晚于孔子，早年曾受儒家教育，以后抛弃儒学，创立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墨家学派代表广大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下层的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始终受统治者排斥，所以战国末期以后就逐渐衰落下去了。

《墨子》为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现存53篇，是研究墨翟的主要材料。墨家学派是中国早期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集团，当时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墨家学派是代表小生产者向统治者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其学说的中心是“兼爱”。该学派把社会上一切罪怨的渊源归之于人们的“不相爱”，主张人们要不分贵贱贫富“兼相爱，交相利”，这种阶级调和的主张反映了“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时代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渴望，但也体现了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墨家学派反对统治阶级的奢靡腐化，提倡“节用”、“节葬”，但他们看问题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向更高的高度发展。

墨家注重实践，文章崇尚质朴，怕人们读了有文采的文章“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所以不注重文采，但是逻辑性很强，开我国说理文之先河，在说理文的发展中有重要地位。《墨子》中的《兼爱》、《非攻》、《公输》诸篇，都是用类比推理与生活事实简括叙写相结合的逻辑性很强的说理文，如《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段话，作者先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等说明什么是“不义”，进而推及攻人之国为“大为不义”，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层层推理，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谓攻人之国为“义”的颠倒是非的荒谬说法，极具说服力而又有很强的形象性，可以说是《墨子》散文的代表。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他曾游历于齐、梁，因“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统治者所用，于是退而与弟子著书讲学。《孟子》七篇就是孟子晚年的作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是孔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他生活在地主封建势力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的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6]。孟子在诸侯各国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主张“法先王”，行“仁政”，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他在列国纷争和人民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看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强调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作用，这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认为这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发扬善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的理想就可以马上实现。这是和列国纷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所以当时的当政者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

《孟子》文章仍基本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较之《论语》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孟子》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观点鲜明、感情强烈、气势磅礴、辞锋犀利，富于论辩性、战斗性、鼓动性。《孟子》中所出现的孟子形象，傲岸不屈，口若悬河，在各种论辩中都是以他的胜利和对方失败告终。例如他驳斥农家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的观点，先从许行也并不是自己先做好了釜甑才做饭、先铸好了犁铧才耕地说起，说明社会的分工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列举尧、舜、禹、稷都因政务无暇躬耕，说明治理天下不能耕且为。进而又斥责许行之说实际上是“以夷变夏”，是历史的倒退。一层推进一层，理直气壮。“齐桓晋文之事”，他向齐宣王鼓吹王道，先有意避开齐宣王提出的关于霸道的问题，掌握谈话的主动权，然后采用迂回战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上，揣摩对方的心理，引用宣王不忍心杀牛衅钟的故事使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先纵而后擒：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段对话，生动形象，语气逼真，从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证明他有“保民而王”的基础说起，说明宣王能不能“行仁政”问题在于他主观上“为”与“不为”，使对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最后作者使用一连串的排比反问句揭露齐宣王之大欲，“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咄咄逼人，使齐宣王无法辩解。

孟子不但善设机彀，先纵后擒，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和幽默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思想，有些地方虽不免流于浮夸和强词夺理，但说理性极强，明显地反映出百家争鸣激烈竞争影响下的辩士特色。《孟子》散文中比喻的方式非常多，有的用浅近的寓言，有的用幽默的故事，有的整段用比喻，有的全章用比喻，其著名者如“鱼，我所欲也”、“揠苗助长”、“齐人乞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名段。以“齐人乞墦”为例：

这个显然是虚构的故事，从“良人”对妻子的夸口，到妻子的怀疑追踪、真相败露，到妻妾的羞愧哭骂和“良人”无耻的继续欺骗，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物，“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深刻地反映出《孟子》以比喻阐说事理的写作特色。

《孟子》的文章气势充沛，语气也极为逼真，有很多接近口语。如：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类句子，或气盛而言直，或生动而有风趣，语气自然流畅，非常生活化。这说明《孟子》散文虽然还没有脱离语录体，但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孟子》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宋古文家大都喜爱《孟子》。如韩愈就深受《孟子》的影响，“韩文简古，一本于经，亦学孟子。”苏洵也对《孟子》的文章推崇备至。他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17]

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庄子》现存33篇。其中“内篇”7篇相传为庄周自撰，“外篇”15篇、“杂篇”11篇，相传为庄子门人及后学所著。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与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即老聃和孔子同时，但现存的《老子》一书，可能是战国时人所作。《老子》是用韵文写成的哲学著作，具有散文的特征，也深蕴着朦胧的诗意。《老子》语言精练、形象，喜欢用对句，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生活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但他的理想却是回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庄子比老子更加倒退。他憎恶现实的一切，又感到无能为力，也反对任何人为改造现实开治世良方。他讥讽儒家的到处奔走说教，认为处世之道只能“安时处顺”，听其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实行“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策。《庄子》的“无为”则更进一步否定一切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认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斗衡折，而民不争”，反对一切人为的改造社会的措施，主张退回到人类最“素朴”社会中去。

《老子》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着的对立面，同时也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庄子》则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认为万物的是非、善恶、大小、寿夭都一样，从而抹杀了事物的差别和界限。他认为各家学派的争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没有是非可言，也没有客观标准。基于此，他认为事物是不可知的，人类也没有认识事物的必要。《齐物论》中有一个庄周梦蝴蝶的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在这则寓言中，他连是庄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为庄周都弄不清了，因此所谓的“齐物”，只能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庄子》幻想忘掉现实世界和自己，消除物我对立，以达到“无己”、“无待”超乎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精神自由。这种“逍遥游”的思想，是没落阶级要求精神解脱的表现。其实他所谓的超脱于一切事物之外的“无己”，也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保住自己。

《庄子》对社会的某些方面也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如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尖锐地揭露了统治者仁义道德的欺骗性，表现出道家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情绪。

《庄子》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构思宏伟，想象奇妙，汪洋恣肆，变化万端。语汇也丰富多彩，笔锋运用自如，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如著名的《逍遥游》写鲲鹏在广阔天地间遨游的情景：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作者根据神话传说，用夸张的手法极写鲲鹏之大及其展翅翱翔于天海的壮阔景象，展示出一幅气势雄伟的画面，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又如《秋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这个故事，用拟人的手法写河伯从“欣然自喜”到“望洋兴叹”的转变，说明宇宙是广阔无垠的，而一个人所了解的东西是有限的。文中既包含了意味深长的哲理，又写出了一片开阔无穷的意境。行文隽永，不拘绳墨，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庄子》寓言有大胆的独创性，有奇特的幻想，有细致的刻画，有辛辣的讽刺，是《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之一。鲁迅先生曾给予《庄子》寓言很高的评价：“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它的许多寓言故事现在还活在人们的语言中。

《庄子》散文多用韵，读起来和谐而有节奏感，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这是它独有的特色。

《庄子》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我国许多散文家和诗人都学习庄子的文章风格。但《庄子》的虚无主义哲学思想，也给后人带来了消极影响。

荀子是先秦时代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在赵王面前议论兵法，秦昭王时又到秦国游历过，后来在楚国为兰陵令。春申君被杀后，他废居兰陵，从事著述。今有《荀子》32篇。相传《毛诗》、《鲁诗》、《韩诗》和《左传》、《谷梁传》都为荀子所传授，他对儒家经典的保存起了重要作用。

荀子生活在封建割据即将消灭、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建立的战国末期。他对春秋以来各家学派的学说给以批判性的总结，批判地吸收了儒、法两家的思想，建立起儒法兼有、礼法并用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荀子思想中最可贵之处，是他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指出自然界依据它自身的规律运行，不会因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他认为“天”不能决定人世的治乱兴衰和吉凶祸福，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利用大自然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并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把先秦天人关系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认识论上，荀子否定“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不断地学习，后人就可以超过前人，取得进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他重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意义，“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见解。

荀子主张“性恶”论，这是他提倡法治的理论根据。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好利”，因此人的成长必须要经过圣王“明礼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他重视后天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成长作用，很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

《荀子》文章多为长篇议论文，立论严整，论证缜密，思想丰赡，句法整齐，用语准确，表现出很高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其著名者如《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除了注重文章的逻辑性和缜密性，《荀子》还很注重词藻宏富，用广博的比喻和鲜明的形象去说明深刻的道理。如《劝学》篇：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这一段话，作者连用了各种形象的比喻和排比的句式，引物连类，论证循序渐进、锲而不舍才是学习的正确态度。文章词汇丰富，节奏铿锵，被历代称道。

《荀子》除论说文外，还有赋和诗。赋现存“礼”、“知”、“云”、“蚕”、“箴”五首，篇末还附《佹诗》二首。《汉书·艺文志》载有荀子赋十首，以四言韵语为主，也杂有散文形式。以赋作为文章之篇名，最早见于荀子。汉赋采用问答形式，以赋名篇，诗文混合，可能也是源于荀子的赋。

荀子还有一首具有民歌特色的杂言诗《成相辞》，抒发他的治国主张和废居兰陵后的忧愤情绪：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周幽厉，所以败，不听规谏忠是害。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

《成相辞》具有民间歌谣的特点，说明荀子很重视学习民间歌谣。

韩非是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今传《韩非子》五十五篇，大都是韩非本人所作，其中也有后人窜入的文章。

韩非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曾多次向韩王建议变法，由于贵族腐朽势力的阻挠，一直未能实现，于是发愤著述。据说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后，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分赞赏，把他召到秦国。后由于李斯进谗，被逼自杀。

韩非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荀子、商鞅等人的进步思想和法治主张，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韩非法家理论的实践。

《韩非子》学说的核心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战国中期，李悝、商鞅等主张以法治国，认为政治制度和法令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有力工具；申不害提出“术”，主张国君要讲究驾驭群臣的手段；慎到则提出了重“势”的原则，即国君一定要有统治人民的权力和威严。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认为他们各有不足和片面之处，主张应该法、术、势三者并用，“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他强调治国要把权力集中在君主身上，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来统治国家。这种理论对我国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韩非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尖锐地批判儒家“法先王”的复古主张，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明确指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是不断进步的，各种事物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治国的措施也应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当今“新圣”的“法治”否定古代先王的“礼治”。他提出“废先王之教”，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主张奖励“耕战”，“富国以农”，“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这些主张对废除商周以来宗法封建的腐朽制度，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镇压，都是十分有力的武器。

《韩非子》的散文直言不讳、俊俏挺拔、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行文周密，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法家文章的特点。其著名者，像《亡征》分析败亡之道四十六条之多，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五蠹》引用各种史实和故事，批判儒家复古的思想，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五种无益于耕战的人，——儒生、侠客、说客、逃避兵役者和投机商人是“邦之蠹”，证据确凿，极富有战斗性；《说难》从各个角度阐述向人主进言的困难，分析细入毫芒，既有正面的道理，也有反面的事实，反映出韩非观察事物的深刻与透辟。

《韩非子》中使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事理的比喻，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如《说林》、《内外储说》集中了许多寓言故事，其中不少寓言故事今天仍然活在人民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中，像“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者，矛盾之说也。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曰可食，故臣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上杀臣，是为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有学者统计，《韩非子》全书有寓言340则，数量居先秦诸子寓言之首。这些寓言，大都是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富于哲理的小故事。它形象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特征，新而不诡，奇而不怪；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作者的理论和主张，因此有人称赞韩非子和庄子一样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寓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