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与二节拍节奏的四言诗的成熟相距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传散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史传散文是史官文化、史籍文化的产物。上文说过，中国远古时代，文史哲互相融汇的综合形态是先秦文化的重要特色，因此，这里谈到的史传散文，实际上是以文学手法写作的历史作品。史学、史籍我们已有专门的论述，本节主要谈先秦史传散文的文学成就。
一、成熟凝重的《尚书》、《逸周书》、《春秋》
散文是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是最适于实用的文学样式。散文的书写必须具备竹帛笔纸之类的物质条件，文字的运用亦必须依赖文字体系的成熟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因而成熟的散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原形的散文，是商周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上的刻铭。这种以最简明的语言记录占卜内容的卜辞和“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作用的铭文，虽然比较简单，但它已能用比较完整的语言来记述完整的社会生活内容，彝铭中文字较长者有不少已可和《尚书》的文字媲美。卜辞和彝铭都属于特殊的记事文体，并不代表殷周文字的全部。《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殷周时期的史籍多是以简册的形式记载的。简册、帛书不易保留，故出土发现不多，我们研究殷周时期的散文，主要还是靠传世的古籍。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先秦史籍，最早的是《尚书》和《逸周书》。《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组成。《虞书》的《尧典》、《皋陶谟》是商周史官追记的尧、舜、禹三王时代的传说；《夏书》是商周史官加工过的夏代史料；《商书》、《周书》是商、周的文字材料，但《商书》经过了周人的整理。《逸周书》传说是孔子编定《尚书》时删除的周代史书，体例与《尚书·周书》相似，因是《周书》删去的逸篇，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其为《逸周书》（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周书》）。
《尚书》、《逸周书》是商周时代成熟的“记言”性质的史书，典、谟、训、诰、誓、命都属于官方文书类的应用文字，然而也显示出鲜明的文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一）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有些篇章还具有清晰、生动的描写
《尚书》文诰单独成篇，结构完整而有条理（有些篇章有错简），有层次。有些篇章以记事为主，如《金縢》、《顾命》，前者记武王有疾，周公祈祷祖先，愿以自身代武王死，并将祈祷文书藏于金縢。后周公受谗，风雷示怒，“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成王启金縢，明白了周公是忠贞不贰的忠臣，“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描写得非常细腻。后者记成王病危，康王受命，成王死，康王登极，以时间顺序和空间方位把国家大丧和新君嗣位的场面、仪节描绘得清清楚楚，甚至康王及群臣的服饰、神态都有反映，表现出作者不凡的艺术功力。《逸周书·克殷解》、《世俘解》对武王伐纣的过程记录得也非常清楚。
（二）语言表述注重形象化，善于用具体的形象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
《尚书》文诰性质的篇章居多，然而由于它注重语言形象化的表述，文章虽佶屈聱牙、深奥难读，但并不枯燥。如《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殷时对世族百官、臣民的训诰，这几篇训诰中，盘庚针对世族百官、臣民不愿搬迁的种种理由，进行说服。他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告诫臣民要服从王命，“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斥责群臣“浮言”惑众，说这样下去，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又告诫臣民要听他的话，说这次迁都有如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大家都有沉溺的危险。这些比喻贴切、生动，多是用生活中常见熟知的事情作譬，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语言带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真实而有说服力
《尚书》以“记言”为主，但并不千篇一律。如《周书》部分大都是周公的讲话：《大诰》是讨伐武庚的动员令，《洛诰》是营建成周后与成王的答问之词，《康诰》、《酒诰》、《梓材》告诫康叔，《无逸》、《立政》劝勉成王，《多方》、《多士》警告殷遗民，《君奭》则是与召公奭的谈话记录。这些讲话，对象不同，语言的感情色彩亦因人而异。如对殷遗民，完全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语气；对成王，则是关怀备至而又充满了寄托和希望；对康叔、召公奭，则以衷心告诫、中肯批评、热烈希望为主，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周人王业的忠诚，表现了一个无私无畏的政治家的策略与胸怀。
《尚书》、《逸周书》以记载商周史事为主，也有少数篇章记载了春秋时的事。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记载历史的权力不再为王室垄断，诸侯国逐渐出现了一些按年代顺序记载历史的“记事”性史书，这就是各国的“春秋”体史书，——其代表作是鲁国的《春秋》和魏国的《竹书纪年》。
《春秋》是春秋鲁国的编年史，据说曾经过孔子的修订。《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3]，事件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现的一部战国魏的竹简编年史，记载了三代到晋到魏2000余年的史事，文字表述体例与《春秋》相近。《春秋》和《竹书纪年》是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属辞比事，极其精炼，然而亦有文采可观，尤其是《春秋》，据说曾经孔子删削，“笔则笔，削则削”，简洁语言中隐寓着“微言大义”，语言的感情色彩很强烈。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寥寥十余字，把宋国发生的两件大事叙述得清楚明白，错落有致。《春秋》对不同性质的行为选择不同色彩的词汇，如讨伐有罪称“伐”，不敲击钟鼓的进攻称“侵”，乘人不备的战争称“袭”；杀有罪者曰“诛”，杀无罪者曰“杀”，下属杀上级曰“弑”，选词凝炼，一丝不苟，体现了史学散文的语言向流畅清新方向的发展。这是它比“佶屈聱牙”的《尚书》类“记言”史书的一大进步。
不过，《春秋》也存在着过于简单隐晦的缺点。史事仅存纲目，不叙史实，使人弄不清因果关系，所以宋人有“断烂朝报”之讥。这说明它还带有相当的原始性。
二、长于描写历史事件和战争场面的《左传》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史书之先河，但首创难工，还带有相当的原始性。战国以降，封建地主阶级勃然兴起，新观念、新思潮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编年体史书向带有记事本末体和传记体因素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像《左传》、《国语》、《战国策》那样的史实详备又富有文采的成熟的编年体著作，为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与《春秋》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编撰而成的，它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并非为解经而作，后来按编年系于《春秋》之下。《左传》记事丰赡翔实，视野开阔，有关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均有记载，甚至还采撷了不少民间风俗逸闻、童谣民歌，可以说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春秋历史画卷。
《左传》从文学的角度看，有如下特点：
1．作者善于对自然形态的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进行文学艺术加工，叙事完整，富于故事性、戏剧性，善于抓住重要的、紧张动人的情节重笔描绘，以引人入胜。如隐公元年，《春秋》只有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则把郑庄公翦除公叔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起伏跌宕，颇有戏剧性。作者从郑武公娶武姜、武姜生庄公及公叔段但偏爱公叔段、一心想让公叔段掌握郑国大权写起，逐次展现庄公和公叔段的矛盾，细述了公叔段在姜氏的支持下不断扩展武装、土地和郑庄公对公叔段欲擒故纵的策略。后来，公叔段想用武装夺权，姜氏做内应，郑庄公抓住这个时机，伐京，伐鄢，把公叔段赶出郑国，并放逐了姜氏。最后，作者又记述了郑庄公和姜氏和好的经过，把郑庄公一家矛盾的产生、发展、激化、解决和由此引起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描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而又让人回味无穷。
2．《左传》善于描写大规模大场面的战争，而且是把战争作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形态全面描述，把军事行动和政治矛盾结合起来写。《左传》全书记载战争几百次，其中著名的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战争的起因，战前军事、外交谋略，兵力调遣、行阵布置，战争的激烈程度，战局的变化，战争的胜负、结局等，都有详略适宜、有条理的交代、描写。如齐鲁长勺之战，鲁弱齐强，战争开始之前，作者就通过曹刿和鲁庄公的对话交代鲁国的民心向背。接着又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阐述鲁军战胜齐军的战术原则，“疏而不遗，俭而无阙”地把一场战争交代得清清楚楚。有些战役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各国的军事联合、外交策略也很复杂，但《左传》写来却迂徐有致、有条不紊，如秦晋殽之战，先从穆公访蹇叔和蹇叔哭师写起：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接下来又写了郑弦高犒师，晋在殽阻击秦军，文嬴请三帅、秦伯迎三帅等故事，把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的形势、动态、秦越国鄙远的贪心和晋抓住时机截击秦军的过程及晋对俘虏的处理、秦穆公对此次失败的认识都全面地做了交代，纵横捭阖，极有章法。晋楚城濮之战晋破曹伐卫、激怒齐秦而孤立楚国，进而大破楚军的军事外交策略写得也很有特色。
《左传》不仅长于以大手笔描述大规模的战役，具体的、刀光剑影的鏖战场面也写得激烈、曲折、生动逼真。如齐晋鞌之战：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一开始就用简单的几句话交代了齐军的轻敌（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接着用较多的笔墨写晋军将士的团结对敌、浴血死战：主帅郤克中箭，鲜血流到脚后跟，仍击鼓不停，指挥战斗；御手解张被敌人的箭射穿了手、臂，他把箭杆折断，继续驾车，鲜血把车子左轮都染红了；车右郑丘缓一遇险情就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推车。他们殊死奋战，以“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相鼓舞、相帮助。郤克伤势很重，解张就左手并辔驾车，右手帮助郤克敲鼓，终于以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了强敌。整个场面写得激烈昂扬，动人心魄，展现出作者高超的表现力。
3．《左传》语言精练、婉转传神，能以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个性化语言刻画人物，尤长于行人（奔走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外交人员）辞令之美。如《左传》论战之处颇多，但每次论战，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曹刿论战，是地位低下的人向当政者发论，故处处委婉；子鱼论战，是贵族口吻，言辞激烈，处处则坦率直陈。《左传》写行人辞令，“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14]，体现了该书的语言美。其著名者，像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书告赵宣子：“传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词锋犀利、柔中带刚，颇具说服力而又有文采。
《左传》的一般叙事，也都简练精当，意蕴厚实。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写晋军败于楚，“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中军、下军抢船逃命，先上船的人用刀乱砍后来攀船人的手，船中的断指可以用手捧）；楚将士饥寒，“（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庄王巡视三军，拍着将士的肩膀鼓励他们，温暖的话语像给战士们穿上了棉衣），简练形象，举轻驭重，十分精彩。其余如襄公十五年子罕辞玉，“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闵公二年齐桓公迁邢封卫，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伐鲁，说鲁“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等，婉转有致，比喻贴切，很受后人称道。
三、“记言”为主的《国语》
《国语》是战国初期时人著作的一部国别史。全书7万余字，21篇，其中《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了西周史事，其余诸篇记载的则是春秋时期齐、晋、楚、鲁、吴、越等国政治、外交、军事等重大史实。《国语》主要记言，其中也有些记事，但不过是某些记言的插叙和补充，目的是为了使史实记述完整。《国语》各篇的风格、语言很不统一，说明这些史料很可能是作者从“百国春秋”资料中直接撷取或只进行了粗略加工汇编而成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存有原始性。
《国语》的文学成就远远不及《左传》。以《国语·鲁语》记载的曹刿论战与《左传·庄公十年》记载的曹刿论战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鲁语》记载的曹刿与庄公的对话详于《左传》：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将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财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左传》的记述是：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二者相较，《左传》的记述简约而姿态有神，《国语》的记载则显得平淡乏味，有说教气。尤其是，《国语》这一段下没有《左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和“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那一段精炼的记述，显得更加苍白。
不过，《国语》以记言为主，在人物语言艺术和人物刻画技巧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
一是有些对话幽默生动，能以鲜明的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姜氏与子犯设计灌醉重耳一段，传文只“姜氏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16个字。《国语》的记载则相当生动：
这段话，前者狠呆呆的，后者风趣幽默，把贵介公子重耳的强横和狐偃的圆滑、老成表现得惟妙惟肖，显较《左传》为胜。《国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晋语》董叔娶范氏一节：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也，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董叔不听劝告，一意攀附亲贵，结果被绑了起来，所以叔向嘲笑他“求系既系，求援既援”，简单的对话把董叔的愚蠢和叔向的精明滑稽表现得清清楚楚。其他如优施教骊姬陷害申生，叔向贺贫，梗阳人有狱等，也都十分注重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着墨不多而简洁生动。
另外，《国语》的对话中也经常夹入一些介绍人物、事件和典章制度的文字，这对所述事实的完整和发表议论有很大帮助。如：
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无乃不可乎？
这是《周语》富辰谏襄王伐郑的一段话。这段话，用简单几句就交代了周、郑的特殊关系，使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周伐郑绝非明智之举，并预示周伐郑一定要出乱子。《国语》对话中这样的介绍内容非常多，有不少还夹杂一些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如《鲁语》展禽谏祭海鸟“爰居”一节：
这对补充史实、印证论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有时这些介绍文字也显得枝蔓庞杂，所以柳宗元《非国语》说《国语》“文胜而言庞”，这也是《国语》不及《左传》的方面之一。
四、富于雄辩特色的《战国策》
《战国策》也是一部记言的史料汇编，分国收录了战国时期策士们游说各国诸侯的策论谋议之辞。《战国策》记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间事，是战国时期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材料之一。
《战国策》最显著的文学特征是语言艺术的成功。
《战国策》的文章有如下特点：
（一）文笔流畅，善于铺陈，无论是个人陈述还是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富雄辩色彩，有很强的说服力
战国的策士之论是春秋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战国的策士多是朝秦暮楚的纵横家，他们对国家存亡的关键和君王的心理状态把握比较准确，善于对当前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明辨的分析，胸有成竹，又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所以他们的策论大都酣畅淋漓、激昂慷慨而不加掩饰。如《齐策四》颜斶见齐宣王一段：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千金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东西南北，莫敢不服。……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鄙野，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
这段话中，颜斶直斥“王前”，慷慨陈词，剥肤及髓地把“王者贵”的论点驳斥得一塌糊涂，可以说得上是战国策士的杰出代表。战国时代，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很大程度上依靠武力的强弱，但谋臣的胜算和纵横力量的消长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很多策士的议论可以出言无忌，驰骋纵横。为了折服对方，他们往往选择绚丽多彩的语言，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为自己的策论寻找历史依据，或把历史事实改造成诡谲神奇的故事。如《秦策》张仪说秦王和《燕策》郭隗说燕昭王一段：
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
这两段话，前者以极其渲染的辞藻，把历史上的武王伐纣和赵襄子攻智伯编成诡谲离奇的故事，以宣扬纵横家权谋智术的重要；后者则引用了一则古人以“五百金”买死去的千里马头的传说，说明只有求贤若渴才能找到真正的贤才。用墨不多，但很有说服力。
（二）善于引譬设喻、运用身边常见的人事以小见大、生动形象地说明深刻的道理
战国策士游说的目的是为了推售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使说辞巧妙生动、入情入理，他们常常编造一些浅显、形象的寓言故事，用非常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论点的说服力。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冯谖以狡兔三窟谏孟尝君、陈轸以画蛇添足说昭阳，庄辛以蜻蚙、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孟尝君等。这些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简单几句话就说明一个深奥复杂的道理，辞采也显得恣肆畅达，充分体现了策士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驾驭语言的艺术能力。
除了引譬设喻，《战国策》还常用亲自体验或身边经常发生的一些生活琐事以小见大地说明深刻、抽象的道理，使对方听起来亲切、不反感而又加以警醒。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齐策》中记载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拿自己的妻妾说自己比徐公美、而自己长得确实不及徐公漂亮的例子说明有求于己的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实话，地位越尊贵越容易受蒙蔽，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寓意却非常深刻：
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这就使得齐王警醒，广开言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期年之后，燕、赵、韩、魏“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三）善于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形象生动得体，注意背景和气氛的烘托
《战国策》是记言性的史书，它的人物语言个性鲜明，艺术性高，在史传文学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以苏秦说秦不行和相赵回家前后语言的对比为例：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蓋可忽于哉！”
这两段话，前者写苏秦以连横说秦不成，落魄而归，家人都不理睬他，于是发愤治秦，改学合纵。后者写他相赵回洛阳，得意之至，面对世态炎凉，不由得发出“势位富贵，蓋可忽于哉”的慨叹，充分体现了苏秦以机谋权术换取个人功名利禄的政客嘴脸。它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齐使问赵威后、冯谖客孟尝、郑袖谗美人等，人物语言亦极传神，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
《战国策》不仅语言传神，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上述苏秦颓丧时和得意时的形象描写，触龙说赵太后时小步急趋的描写，鲁仲连慷慨激昂驳斥辛垣衍的描写，冯谖客孟尝几次弹铗而歌的描写，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它如《燕策》记载荆轲慷慨西行刺秦王，气氛的渲染和背景的烘托塑造了—个沉毅勇决、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战国策》类似的人物形象描写还很多，有的奇伟俶傥，有的耿介不阿，有的智勇双全，有的阴险狠毒，有的机谋权变，有的寡廉鲜耻，然而不管哪一类，它都能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这也就决定了它对后世传记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郑瑗《井观琐言》中说：“《史记》奇崛处，自出《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不少传记几乎全部采用了《战国策》原文，这说明《战国策》确在史传文学向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过桥梁作用，其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