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诗的国度，几千年的发展中曾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有影响的诗人和文学家。在这许许多多杰出的、有影响的诗人和文学家之中，时代最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战国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创作的富于楚文化色彩的骚体诗歌楚辞，不仅以充沛的感情、奇诡的想象、华美的语言和浪漫的手法开拓了中国长篇抒情诗歌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艺术传统的基础，诗中所表现的强烈的好修不阿和执著不屈的爱国献身精神，也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成为后人砥砺情操、锻炼意志的楷模和榜样。屈原的诗赋和品格哺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他光辉的名字和他雄浑的诗赋一样，将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光辉的史册上。

屈原，名平，字原，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生于今湖北西部长江北岸的古城秭归。他出身于楚国很有名望的“公族”屈氏。屈是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的封地，熊瑕以功封于屈，其子孙即以地为氏，称屈氏。一直到战国中叶，屈氏还是势力非常显赫的大族。不过，到屈原的时候，屈氏和楚王的亲属关系大概已经比较疏远了。据屈原辞赋说，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很“贫贱”，在偏僻的农村住过一些日子。这使他从小就了解了社会的底层，懂得了人民的疾苦。

屈原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急剧变化的战国后期。当时，经过战国初期的兼并和变法，诸侯各国基本上都确立了封建制度，列强之间的兼并战争也已经成为统一中国的大规模的歼灭战争。当时列国七强之中，西方的秦最强，东方的齐最富，南方的楚最大，而综合国力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是秦和楚。秦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国势日强，不断挥师东进，公元前330年左右已攻取了魏之河西、上郡，韩之宜阳，控制了黄河天险，完成了吞并天下的第一步。齐是东方强国，且一度与秦东西对峙而称“帝”，但由于它受中原韩、赵、魏的牵制太多，连年征战，国力有所削弱，开疆辟土相对较少。真正有能力与秦抗衡而争雄天下的，实际上是南方幅员辽阔、实力雄厚的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问题的关键，是看秦、楚谁能不断地加强实力，并采取正确的外交、军事策略控制对方而胜之。

当时列国的外交、军事联盟路线有两条：一是“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几个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阻挡强国的兼并，这是韩、赵、魏等国的主张，它们希望北连燕齐，南合楚国，抗秦以自保。还有一条是“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这是秦国的主张。“连横”的出发点是分裂弱国的联合，它的做法是拉拢某个弱国来攻打另一些弱国，各个击破，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秦以远交近攻的方式掠取韩、魏的大片土地，即是采取这种“连横”的策略。

屈原就是在“合纵”、“连横”这样的外交、军事策略的交叉斗争中走上政治舞台的。由于他是贵族后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二十岁左右时就做了楚怀王的文学侍臣。公元前318年，由于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升任左徒，负责持议国政、起草法令、接待外宾、办理外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屈原像

屈原在左徒任上显示出年轻政治家出色的才干。内政上，他修明政治，“明法度之嫌疑”、“举贤授能”，限制旧的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外交上，他坚持联齐抗齐的策略，出使齐国，和齐国约为婚姻，建立起颇有声势的抗秦联盟，并使楚怀王一度成为六国抗秦的“合纵长”，提高了楚在抗秦联盟中的地位。

政治上的成功给崭露头角的屈原带来了荣誉，坚定了他实现“美政”的信心，也招致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守旧派、亲秦派贵族的嫉恨和反对。他们互相勾结，攻击屈原，一些嫉妒屈原的利禄之徒也趁机媒孽其短，煽风点火，寻衅闹事。屈原志高行洁，不苟合，不妥协，不顾自己的安危和他们斗争，这就使得互相勾结的腐朽贵族集团对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尖锐的公开冲突是从一次法令起草事件爆发的。一次，屈原奉命起草一份内政改革方面的法令，稿子还未写好，就被素来嫉妒他的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看到了。靳尚想看看法令草稿的内容，屈原拒绝了他。靳尚恼羞成怒，就到怀王面前诬告屈原，说屈原起草政府法令是大王授意的，可是每有政府的法令发出，屈原便吹嘘自己，说“没有我屈原，谁也定不出这样的法令”。怀王本不是什么贤君圣主，听说屈原看不起他，非常恼火，便疏远了屈原。不久，贬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是掌管屈、昭、景三姓王族宗族事务的官，无权过问外交和政务，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屈原的政事决策权。这对屈原在政治上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3年），秦派著名的“连横”派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币贿赂亲秦派的靳尚、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及郑袖等。让他们共谮屈原，从内部瓦解齐楚的“纵亲”关系，答应齐楚的“纵亲”关系决裂后，秦“献商、於（今陕西商县、河南峡县之间）之地六百里”给楚，以此诱骗怀王，使齐楚绝交。

怀王不听谋士陈轸和三闾大夫屈原的苦谏，断绝了与齐的联盟关系。之后，派人到秦如约割地，谁知张仪却说：“我跟你们大王约定的是六里，从来没听说过六百里的事，你们记错了吧！”骗局被张仪本人说明，怀王恼羞成怒，马上兴师攻秦，两次都被秦国打得大败。因此又急于和齐复交，便再派屈原出使齐国。屈原不辱使命，从中斡旋，与齐重建“纵约”关系。秦担心齐楚联合，十分紧张，屈原还未回国，秦的使者就到了楚国，主动提出退还汉中地的一半来与楚讲和。怀王余恨未消，表示不要土地，只要张仪的头。张仪听说，只身二次来楚，重币贿赂靳尚，让怀王宠姬郑袖在怀王面前花言巧语替张仪说情，结果张仪又被怀王糊里糊涂地放走了。屈原从齐国回来问及此事，楚王后悔不迭，但已来不及了。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楚和秦在黄棘（今河南新野）会盟，楚国背弃与齐的“纵亲”关系完全投到了秦国的怀抱。一向亲齐的屈原，受到更大的打击。不久，便在亲秦贵族集团的排斥下，离开郢都（今湖北荆沙），贬官到汉北（今湖北襄樊、均县一带）。

屈原在汉北大约待了五六年。几年之间，楚国遭到齐、韩、魏和秦的多次攻打，国势日趋衰微。楚国人穷财尽，形势紧张，无可奈何之下，怀王又感到了联齐的必要，于是让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又派人到汉北召屈原回郢都供职。希望屈原能重开与齐的交往，联齐抗秦。

但是，楚怀王的一误再误。终于连自己的性命和楚国的前途一并葬送了！

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挟战胜之余威，下书约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南）相会，逼迫他割地称臣。怀王不允，被劫持在咸阳囚禁起来。后来他得间逃往赵国，赵怕秦追究，不敢收留，不得已再返秦国。几年后在折磨中死去。

怀王在咸阳被囚禁时，楚人从齐国迎回太子横，立为国君，是为楚顷襄王。楚顷襄王让极力怂恿楚怀王赴秦的弟弟子兰做令尹，激起了全国人的公愤。尤其是怀王客死于秦的消息传到楚国后，人民对子兰的愤怒到了极点。忠贞耿直的屈原更是如此，悲愤之余说了很多激烈抨击子兰的话。阴刻狠毒的子兰恼怒至极，指使靳尚等在顷襄王面前诬陷屈原，并发动同党对屈原进行攻击。顷襄王昏庸过于乃父，一怒之下，把屈原赶出朝廷，流放到荒僻苍茫的江南！自此，屈原的政治生命发生了彻底的转折。此前，他虽然被疏，但有时还受信用。顷襄王即位，在外交上彻底投靠秦国，他完全被抛，等待他的只能是仓皇流离的流放生活。

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仲春，屈原怀着沉痛的心情告别故都国门，夹杂在受秦军威逼而流浪的人群之中，踏上了流放的道路。他从夏首（今湖北沙市）往东，经夏浦（今湖北武汉），到阳陵。几年之后，又溯江而上，过鄂渚（今湖北武昌），入洞庭。又溯沅水，至辰阳（今湖南辰溪），再向南到溆浦（今湖南沅陵）。流放生活中，屈原思念故国，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他把自己的悲愤、孤独、彷徨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寄托在对天地四方和古代圣贤的幻想和希冀之中，希望自己还能像以前一样被召回为国家效力，尽管他知道这样的希望已是非常渺茫……

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屈原从沅湘来到洞庭湖南侧的汨罗，这时他的身体已是非常虚弱。恰恰这时，又传来使他最绝望的消息：秦国大将白起，攻占了楚鄢郢西陵（今湖北宜城东）。不久，白起又攻占了楚都郢。纵兵烧毁了楚国王陵，顷襄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这沉重的打击，使屈原的身体和精神再也承受不住了。他不忍亲见亡国之祸，绝望之中，跳汨罗自沉，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当时离郢都陷落仅三个月。

屈原的一生是志高性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一生，也是和腐朽的贵族集团斗争的一生。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刚正不阿和执著不屈的爱国献身精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篇章。他奇诡、浪漫的创作手法，开拓了中国长篇抒情诗歌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艺术传统的基础。

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屈原的作品共二十五篇。现存最早的屈原作品集，是东汉王逸著的《楚辞章句》。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这二十五篇作的顺序是《离骚》，《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共十一篇），《天问》，《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共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言相合。不过，《远游》、《卜居》、《渔父》，学者考证并不是屈原所作，倒是过去被认为是宋玉作品，《招魂》被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司马迁认为是屈原作品）。

楚辞离骚书照片

《离骚》是自传体性质的长篇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离骚”是诉说离别的忧愁的意思。该诗以诉说离别的痛苦为主线，自叙平生的遭遇，并以奇诡的想象抒发好修不阿的坚贞精神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感，一唱三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壮丽的诗篇之一。

《九歌》之名屡见于上古神话传说，为古代祭祀天地鬼神的娱神歌，即“鬼歌”。我国古代“九”、“鬼”读音相同，如《礼记·明堂位》“昔殷纣乱天下，鬼侯以飨诸侯”之“鬼侯”，《史记·殷本纪》就写作“九侯”。《山海经》说九歌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天歌，可见其渊源甚古，其原始形态的歌词想必是出自巫祝之手。楚辞《九歌》从娱神的角度袭用了《九歌》的名称，内容上有所继承和革新，融注进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浪漫超实型神话诗歌。其所祀十神，《东皇太一》为上帝神，《东君》为太阳神，《云中君》为云神，《大司命》、《少司命》为司命之神，《河伯》为水神，《山鬼》为山神，《湘君》、《湘夫人》为湘山和湘水之神，《国殇》为战神，是一个完整的神灵系统。最后一章《礼魂》是送神曲，不专祀哪一位神祇。

《天问》就是“问天”，“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兮昊天，仰天叹息”，以质问天的形式表现他内心的愁闷、愤懑，并以此指说天地、评骘古今、提出疑问、辨明真理，于是就出现了这首气势磅礴、内容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和历史、政治、人生诸多方面问题的长诗。《天问》共373句，向天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两类：一类是问天地，问有关天地形成的传说；一类是问人事，问有关人间盛衰兴亡的历史大事。在这些提问中，作者以理性智慧的眼光审视苍茫的天宇和短暂的人生，微妙地将自己的遭际和感情融入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对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进行探索，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思想、历史和神话、传说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九章》是后人集屈原的九篇诗歌形成的章节。其作品时代据后人考证，顺序是：《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

《招魂》是屈原在楚怀王客死秦国后为怀王招魂的作品，它既是为怀王招魂，也是为楚国招魂，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对君王忠贞不渝的思念。

屈原的治国思想是他所谓的“美政”理想。“美政”包括三个方面：德政，以民为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屈原关心人民，同情人民，他看到人民灾难深重，不由地为他们的苦难而叹息、流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把人民生活的好坏和贵族集团政治的好坏联系起来，把人民的苦难和皇室贵族的腐败联系起来，“怨灵修之浩**兮，终不察夫民心……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黑暗，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举贤授能”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另一个方面。“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屈原希望社会最底层的有能力的贤人，也可以参与国政。他希望修明法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用法度直接对腐朽的旧贵族进行冲击，改变“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的黑暗局面。

凡此都说明，屈原本人虽是贵族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依据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对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进行揭露和批判，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前头。屈原诗歌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地追求进步的精神。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作为政治家，它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作为文学家，作为诗人，他半生的辛苦遭逢，却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使他博大的资赋和精深的艺术修养得以尽情地发挥，创造出楚辞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奇葩！

可以这样说，如果只有屈原的思想性格和精深广博的艺术修养，没有他特殊的经历，那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的；反过来，如果只有屈原的经历，而没有他的思想性格和精深广博的艺术修养，他的作品也不可能有那样“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艺术感染力量。“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屈原被放逐以后，“美政”理想破灭了。深刻的社会矛盾，悲惨的个人遭遇，激起他内心巨大的忧愤。他激愤地借诗歌来抒发他对君王和国家的忧虑，抒发他对保守派的痛恨。但是，当时北方各国流行的传统的四言诗没有办法表现如此复杂的社会生活，没有力量淋漓尽致地抒写如此沉重的心灵悲剧。在这种情况下，才智超人的屈原把眼光投向适宜抒情的楚国民歌。他多方面吸收各种艺术经验，对楚民歌加以锤炼、改造，把自己的理想、追求、情感、好恶熔铸于神秘浪漫的神话之中，驰骋想象，慷慨缠绵，终于创造出“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楚辞体诗歌。

屈原创造的这种楚辞体诗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带有浓厚的楚文化地方色彩。它结构宏阔，内容广博，趋于散文化、口语化而极宜于铺陈抒情，不同于北方四言诗“重章叠咏”、“诗乐合一”的弦歌形式而成为以五言、六言为主的“不歌而诵”的徒诗。这种诗歌包容量大，节奏、韵律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疾徐舒缓，抑扬顿挫，极具抒情色彩，所以它一兴起便以异军突起的姿态成为当时诗歌的主流，使战国后期成为繁华漫天、云蒸霞蔚的楚辞时代。

骚体诗的产生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原之前，中国诗歌是没有标题的。屈原开创的标题诗歌的出现，预示着中国诗歌已进入长篇诗歌的创作时期。骚体诗奇矫奔放的浪漫主义和“发愤以抒情”的创作思想，对中国文学浪漫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哀怨起骚人”、突出个性的作家群体的产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此，“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屈原的诗作和品格成为后世作家学习效法的榜样。

屈原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想象的奇幻优美以及对理想的始终不渝的追求和坚持。屈原作品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把描写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加以形象化，而自己则往往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上天入地，追求、探索于整个幻想的奇特境界之中。如他向重华陈辞之后，便乘龙御风而上升，要进入天帝的九重。可是帝阍鄙视他，不给他开门。他要到人间寻求高丘神女，神女恰巧不在那里。去宓妃那里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于是又找到了简狄和二姚居室，可是没有媒人说合，使他非常痛苦……这一段通过幻想所创造的雄伟壮丽的境界，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政治的探索、追求和彷徨、迷茫。

其次是他成功的运用比兴手法。也就是王逸在《〈离骚〉序》中所说的“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种比兴手法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形象思维方法，是用形象思维表现生活本质的方法。如他用鲜花香草比喻人的品质、志行的高洁，“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数幽”（《惜往日》）；用臭物或萧艾比喻变节的坏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用鸷鸟和鸩鸠比喻忠贞之士和奸佞之辈。作者善于用鲜花香草比喻诗中抒情的主人公，他把江离、薜荔、秋兰、胡绳、兰桂纫蕙以及荷衣蓉裳等，都用来象征诗人自己高尚的风格，而且表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这就形象体现出诗人高洁的品格。作者用比兴的手法，把深刻的内容包蕴在丰富而又个性突出的形象之中，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司马迁说离骚“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良有以也。”

在语言的运用上，楚辞体诗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采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样。但屈原采用的楚地方言，并不是采用自然形态的楚地方言，而是经过了提炼和加工，使之更能传神状貌，增强诗歌的语气，宜于铺陈但不芜杂。楚辞或吟、或咏、或歌、或诵，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情绪。它讴歌爱国主义精神，揭露黑暗腐朽，向往高洁光明，鞭挞卑鄙龌龊，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全面深刻地概括了他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冲突，那个时代的一切腐朽、反动、黑暗的现象，都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辞赋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诗史。

屈原之后，楚国末年的楚辞作家，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他们“皆好辞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8]。宋玉是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学大师，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文采丰富，对后世也有不小的影响。

注释

[1] 《淮南子·道应训》。

[2] 夏侯玄：《辨乐论》。

[3] 《尚书·舜典》。

[4] 《乐记》。

[5] 柴勒：《音乐的四万年》，54页，伦敦，1964。

[6] 闻一多：《神话与诗》，18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8] 《列子·汤问》。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0]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 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 同上。

[13]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14] 刘知几：《史通·申左》。

[15] 《汉书·艺文志》。

[16]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7]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18]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