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流传本《春秋》，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计12公，242年。为《春秋》作传的据《汉书·艺文志》说共有五家：《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谷梁传》11卷，《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据《艺文志》说“《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因为《邹氏传》没有师传之人，而《夹氏传》未写成书，所以这两家均失传了。故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一、《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官世世代代按年、时、月、日秉笔书记的官方档案，《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鲁，在鲁太史之处看见此书。《礼记·坊记》及《韩非子》引述鲁《春秋》共4条，都和今本《春秋》相同，可见《春秋》基本上继承了原来的鲁《春秋》。但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孔子并无笔削鲁之《春秋》的痕迹，则就不对了。《公羊传·庄公七年》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不修《春秋》”应是未加以修改的鲁国《春秋》原文，“君子修之”是指修改过的《春秋》。依此可知，司马迁谓《春秋》“论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7]是可信的。这些虽然只是在文词方面的修改，看不出什么微言大义，更不能证明《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孔子修定《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8]，应是可信的。比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与“星陨如雨”，前者语词冗赘啰唆，后者十分精炼，确是笔削的结果。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9]，这样依时间顺序便可把史事串联排列在一起，线条清晰，时间关系十分明显，可以用较少的文字表示头绪繁多的历史事实。这正好说明了“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0]。《春秋》用辞十分准确，有的用不同的语词反映同中有异，如记战争的方法，有钟有鼓的、有理由或上对下的公开战争用“伐”，没有正当理由、没有钟鼓的侵犯、侵略称“侵”，不用辎重、轻装偷袭的攻击战争称“袭”。有的用不同语词反映等级差别，如同样是“死”，天子之死称“崩”，鲁侯称“薨”，卿大夫称“卒”，其他各诸侯国爵位称作公侯伯子男者皆称“卒”。又，《春秋》中周天子称“天王”，其诸侯国按爵制分别称公、侯、伯、子、男，如《春秋经·庄公十五年》：“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王道备，人事浃”，王道指的应该就是周代的礼制，和春秋时其他诸侯国相比，鲁国的遵守周礼还是比较好的，因此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11]的说法，《左传·昭公二年》记晋侯派韩宣子聘鲁，在太史处观书，见到《易象》与《鲁春秋》，谓“周礼尽在鲁矣”。从上面所见《春秋》中用不同语词反映的等级差别正可见鲁国保存周礼的情况。孟子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2]，也正说明《春秋》依周礼严格的等级差别来遣词用字、评价人事，暗含着对僭位的“乱臣贼子”的谴责、批判。《春秋》不仅对人事的善恶寓以褒贬，还用自然灾害来显示人事善恶得失所造成的结果。《春秋》中所记水灾、旱灾、下雪、降霜、地震等，都认为是人事善恶得失造成的。

《春秋》因为是当代人记录的当代史，因此它的史料价值很高。有两点可以证明。（1）《春秋》所记载的天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方法去检验，证明是可靠的。如庄公九年所记“星陨如雨”，就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的记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载。确是当时史官的实记，谁也无法伪造。还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也不可能是伪造的。另外，以日蚀来看，《春秋》记载日蚀36次，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蚀和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初一都有日蚀，虽然不是绝无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看到，是不可能的。襄公二十一年十月朔的日蚀可能是误记或误认，襄公二十四年八月朔的日蚀可能是错记。除了这两次，实记日蚀34次，有33次是可靠的。《春秋》所记的天象，根据近代和现代科学家研究，证明这些基本上是实际存在的，这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信的。（2）用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有铭文的青铜器来与《春秋》史实相比勘，不少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也足以证明《春秋》的史料价值是可信的。[13]

《春秋》基本上把春秋时期242年的重要事件记载下来了，但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和人名并未记载下来。这其中有的属于失记，有的则因其书在流传过程中脱落了一些简册。三国曹魏时张晏和晚唐时徐彦作过统计，《春秋》在这个时期字数共有一万八千字[14]，然目前所见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从晚唐到现在已脱掉一千多字。尽管如此，先秦时期，正是由于《春秋》及其三传的存在，所以只有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保存得最多、最完善，也最有系统。其他时代则相形见绌。即使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著述者甚众，但由于没有一部像《春秋》那样的系统记载及像《左传》那样以大量史料来为之作注的史书，故战国史书缺乏系统性与完善性，给今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

另外，《春秋》在历史编纂学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开启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河。

二、《左传》及《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以事件系属于日、月、时、年，分条记事，互不相连。而且其书文字简约，多的不过47字，少则仅有1字，因此使人难以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具体情况。于是从《春秋》流传不久的战国早期，便有学者为之作传，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传注《春秋》的著作。《夹氏传》无书，《邹氏传》无师，所以都失传了。所以传世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左氏传》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这三传后来皆收入《十三经注疏》本之中。

（一）《左传》

《左传》一书，据统计有19.68万多字，在《十三经》中篇幅最大。它上迄于鲁隐公元年，同于《春秋》经，一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还有鲁悼公四年一条，为时259年。如果不计后一条，为时也有255年，比《春秋》经多13年。《左传》中所记述的晋事最多，鲁事、楚事次之，郑事、齐事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各国事更次之。[15]这种情况与《春秋》经以鲁国事件为主的情况便有所不同。另外《左传》所记史事与《春秋》经也不尽相同，有的《春秋》经有而《左传》没有，有的《春秋》经没有而《左传》却有。

《左传》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说法认为《左传》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司马迁就说左丘明“成《左氏春秋》”[16]。但《左传》一书记事止于孔子死后27年时智伯被消灭并分其封地，特别是书中的卜筮预言应验的时代已到达战国魏惠王时代，因而此说是明显不对的。近人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左传》为西汉末年刘歆伪作，此说并无确实证据，怀疑过了头，是不可信的。

《左传》的作者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作为征验。这些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是预言灵验的，是作者耳闻目见的历史事实；而预言不灵的，是作者据当时形势所作的预测，并认为是应当实现的事，而实际上后来事实却非如此。由此来推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可断定其书写成于公元前403年之后，公元前386年之前。理由是：（1）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的卜辞，只谈了“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而没有谈到“十世之后，为侯代姜”。而据昭公三年传、八年传，甚至哀公十五年传，都不能肯定陈氏代齐且为齐王的情况，可见《左传》的作者不曾看到公元前386年田和为齐侯之事。（2）《左传·闵公元年》叙“毕万筮仕于晋”时得“公侯之卦”，预言毕万后代会再度为公侯。到公元前403年，魏斯果然为侯，即魏文侯。《左传》的作者一定看到了这件事，可见此书作于公元403年之后。（3）《左传·宣公三年》预言周代传30代、700年。但西周和东周共传34王，或有36王，八百多年。若依《左传》作者所计，《左传》当作于周安王时代，但看不到周安王之死，可能在周安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86年以前。依据上述情况我们可断定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17]

《左传》一书的作者虽然难以肯定，但是可以肯定《左传》与三晋尤其是魏国关系最为密切。（1）《春秋》经以鲁国史事记述最多，但《左传》中所记史事却以晋国最多，而鲁国反而次于晋国。（2）春秋时鲁国用周正，《春秋》经主要记述鲁国史当然要用周正。而《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为《左传》提供大量资料的国家也应是晋国。（3）记述春秋时代历史《国语》与《左传》互为表里，韦昭《国语解叙》认为《左传》为《春秋》经内传而《国语》为《春秋》经外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左丘明写成《左氏春秋》，《报任安书》又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8]。不管《左传》、《国语》是否左丘明所作，但两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左传》以晋史最多，而《国语》也是以《晋语》为最多。按韦昭注本《国语》，全书共21卷，而《晋语》就占了9卷，所占超过全书的42％，而且是从武公、献公、惠公、文公、襄公、厉公、悼公、平公到昭公止，一公一卷，记述甚详。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两书的关系密切，而且可知两书的史料主要来自晋国。（4）《汲冢书》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19]，《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不管是《师春》抄《左传》，还是《左传》抄《师春》，说明《左传》的编写与流传与魏国关系极为密切。[20]

《左传》一书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春秋》经文意过于简约，如果没有《左传》等传文资料，称《春秋经》是“断烂朝报”则并不过分。桓谭《新论》谓《左传》对《春秋经》来说，“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是对的，如果没有《左传》详载其事，不知具体的历史事实，正像桓谭所说的即使圣人闭目深思十年也不知所谓的“微言大义”，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经的历史功能便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左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诸侯国之间争霸的谋略和战争及各诸侯国贵族阶层的争权斗争和升降变迁。它对于统治者凶恶残暴、骄奢**逸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揭露，对神权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否定，重视人事，否定神事，提倡并强调民本思想。《左传》还善于揭露社会矛盾，并注意前因后果的内在联系。另外，《左传》以善于描写战争著称，善于描写人物辞令尤其是外交辞令。《左传》在描写战争特别是大国争霸战争中，不仅描写了战争的背景、场面，而且还善于通过战争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战争刻画英雄人物的胆识、谋略和勇气。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左传》也善于描写人物的辞令尤其是政治外交场合的语言辞令。《左传》所写辞令优美而不浮华，谦恭毕至而不失原则、立场，形象生动却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人事纷杂而结构又十分谨严。因此《左传》中有不少篇幅是古代广为流传的散文名篇，脍炙人口。

（二）《公羊传》和《谷梁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1）《春秋》经讲究“微言大义”，讲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然而这种记录的历史却往往语焉不详。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把所讳之事加以明确的交代，并明确指出所谓的“微言大义”是什么。如《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后授之诸侯也。其授之诸侯，何也？齐侯得众也。桓会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谷梁传》据原《春秋》经中很简单的一句话中的“同”、“会”和“盟”字，指出齐桓公盟会诸侯“尊周”、“得众”、“信厚”、“爱民”的微言大义。这些分析引申是否符合《春秋》经原意姑且不论，但《谷梁传》的作者在分析的同时补充了有关的史事和背景，则可促进人们去进一步思考。（2）《春秋》经的记述往往是一件事的标题式记载，《公羊传》与《谷梁传》则对这一“标题”进行了阐述、补充以及说明前因、后果、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使人们更能明白其来龙去脉。（3）《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三传之间对同一件事的记述并不一致，有同有异。比较三者之间的异同，对深入研究春秋历史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语言表述的风格上是独特的。一是二传用辞准确、凝炼。它们在词汇的选用与表述的形式上，要求很严，用辞准确简洁。二是用语简朴亲切，明白易懂。另外，《公羊传》与《谷梁传》历来被认为是讲微言大义的，属于经学研究的范围，其实这两部书在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