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书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上迄西周时期周穆王讨伐西戎，下至三晋灭智伯，所记历史达500多年。

《国语》的作者众说不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21]，但他同时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左氏春秋传》也为左丘明所作。东汉时期韦昭则进一步认为《左传》为《春秋经》之“内传”，《国语》为之“外传”[22]。但多数学者认为《国语》是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后经史官加工整理而成。

《国语》全书21卷，按《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依以排列。如前所说，《国语》中以《晋语》最多，有9卷，占全书42％左右。其他《周语》3卷，《鲁语》、《楚语》、《越语》各2卷，《齐语》、《郑语》、《吴语》各1卷。《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昭注：“语，治国之善语。”这说明：（1）当时各国皆有“语”，是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之一。《国语》也正是在这种材料基础上而形成的。（2）其内容是教育贵族子弟各明其德并先王治民之明德，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因此《国语》记述了西周中期以来一些贤明士大夫卿的重要政治言论，并善于评价人物，指陈时政之弊。《国语》取材有失于琐碎的地方，但它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周语上》记周厉王弭谤言、邵公谏弭谤，王不听遂流亡于彘，宣王不籍千亩、丧南国之师而料民于太原，幽王时三川皆震等历史事实，这些反映了西周末年逐渐衰落以至灭亡的历程。其书在一条记载之后，往往指出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晋语》记晋文公始霸、悼公时复霸、平公“惑以丧志”而“诸侯叛晋”、霸权于是衰落的情况。像这种记载用语不多，却指出了事件的发展结果或事件的历史影响。[23]

《国语》与《左传》相比，是以记言为主。虽然《国语》也记事，但其记事极其简略，而把笔墨主要集中在记述人物语言上面，通过语言反映人的思想认识。所以《国语》前面记述人物的文字都是长篇大论，而后面记述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是寥寥数语。例如《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到宋国，路过陈国，看到陈国农事不治、客馆无人管理，陈侯与卿大夫荒**无礼，归成周后与定王谈了很长一段话，预见陈侯国必亡。而文后所附历史验证只有十分简单的三句话：“六年，单子如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从这里可见《国语》以记“语”为主的特点，记“事”反而只是附庸、陪衬。再如《晋语五》记述齐晋鞌之战时说：“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喙！’张侯御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车无退表，鼓无退声，军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在［左］并辔，右援枹而鼓之，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齐师大败。逐之，三周华不注之山。”以此与《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的描写比较，可见《晋语》有许多省略，如背景人物，齐侯之语和行为，郑丘缓之语，郤克受伤情况等都省略或简化了，《左传》“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在《晋语》中只用“郤献子伤”便代替了。然而张侯的话却比《左传》增加了不少，特别是《晋语》“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效死，戎之政也”是《左传》中完全没有的内容。这完全突现了《国语》重视记语的特点。而其他的人、其他的事都被省略以便有利于突出主要人物的语言及其思想，正因为《国语》有长篇的言辞，因此它也是周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二、《竹书纪年》与《世本》

《竹书纪年》是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晋书·武帝纪》谓：“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其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其书上迄夏代（或言起于黄帝，今依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的说法），下继殷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魏国的历史，止于魏襄王时。《竹书纪年》与《春秋经》的记述方式与立意原则大体接近。杜预曾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24]

《竹书纪年》在宋代年间已亡佚，清代朱右曾辑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后又据朱本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据王本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宋元以来流传于世的《竹书纪年》，学者称之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后代人集缀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及其他古史资料而成，因其书有自相矛盾之处，“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25]，近人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书，视为无用。王国维说：“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26]既然《今本竹书纪年》袭取他书者有99％，而不见他书者仅有1％，而且有许多书在宋元之后也亡佚了，那么这不见其他古书的1％，也可能出自古书，不过王国维时代与我们今天一样，不能看到这些古书了。因此《今本竹书纪年》也并非是完全向壁虚造，并非宋元人的个人伪作。《今本竹书纪年》还是可以使用的，不过在引用时应谨慎从事。

《竹书纪年》作为先秦时的史学著作有两大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其书记载了夏、商、西周的王世总数和总年数。《史记·夏本纪》集解和索隐均引古本《竹书纪年》谓“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夏、商、西周各王世数与总年数自古以来说法甚多，但以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最早，所以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二是《竹书纪年》所记历史事实与传统的一般说法特别是儒家关于夏殷西周的许多重大史实完全不同。例如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中说：“《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晋书·束晳传》也指出了这一点：“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尽管这些记载零散、简短，但因这些记载与一般的传说完全不同，因此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些材料是十分可贵的。

《世本》的写作可能和先秦时其他史书如《国语》、《左传》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完成的。它综合了远古传说时代以来见闻以及当时可能传世的文字记载，是属于通史性质的史书。作者如果不是史官，在当时是不容易掌握这样多方面的资料的。但这样的内容，在当时却不仅属于史官的职守，还应是属于史官的私人著作。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阶段上，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的总结，这就是《竹书纪年》与《世本》这些书产生的一种社会原因。[27]

《世本》现存的佚文，散见于各书的引述，十分零散，彼此互不相连。《世本》亡佚于宋代，清代辑本甚多。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好。

三、《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是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言行汇集，也有一些历史史实和人物的记录。其书作者不详，大概不是一人一时所作，故书中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处。《战国策》一书名称为刘向校订其书时所定，原书错乱相糅，简牍纷杂，而且中秘所藏其书，名称不一，或称《国策》、或称《国事》、或称《短长》、或称《事语》、或称《长书》、或称《修书》，刘向在编定之时定名为《战国策》。其书所述事件在春秋之后、楚汉相争之前，有245年的历史。全书按国编排，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共33篇。其中齐、秦篇数最多，《齐策》6篇，《秦策》5篇，其余《楚策》、《赵策》、《魏策》各4篇，《韩策》、《燕策》各3篇，《中山策》1篇，《宋策》、《卫策》合为1篇。除后三国外，前七国正好构成战国时七个大国。

诸祖耿先生说：“殷、周之训诰，战国之策书，前者上告下，后者下说上，此千载人文之一大进也。”[28]这就是说，由《战国策》开始开创了由下说上的文章体裁，且蔚然成为一时风气。战国时代，各诸侯大国独霸一方，割据称雄，各个大国都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创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于是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又一批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站在各个不同的诸侯国或不同的政治集团立场上，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和策略。一时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刘向在总结《战国策》中策士的作用时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也正是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等策士“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一时诸侯王公权卿争养游说之士，多则数千，少则数十。他们或连横事秦，蚕食六国，吞并天下；或合纵为六国，出奇谋异智，转危为安，转亡为存。策士后学者为了方便揣摩学习，便把说士游客异智言行和逸闻收集起来，以资学习。一时简册纷出，蔚为大观。然而《战国策》作为历史著作，有些资料不够真实，往往夸大其词，在引用资料时应注意这一点。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与《战国策》性质相近的帛书，记载了战国时期说客辩士的言论行为，共有17章，其中有16章不同于《战国策》，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可作为《战国策》的别本，可补足今本《战国策》的不足，也是研究战国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注释

[1] 《书·西伯戡黎》。

[2] 《礼记·大学》。

[3] 《论语·述而》。

[4] 《墨子·非命》。

[5]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6] 《书·吕刑》篇郭沫若以为是春秋时吕国某王所造的刑书，并经后来的儒家润色过（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册，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但我们从语言及刑法方面看，其篇应为西周中晚期作品，而且应是周王而非诸侯之君所造。

[7]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8] 《史记·孔子世家》。

[9]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10] 《礼记·经解》。

[11] 《论语·雍也》。

[12] 《孟子·滕文公下》。

[13] 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浅讲》，见王力等：《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14]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及《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正义引徐彦说。

[15]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2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6] 《史记·太史公自序》。

[17] 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浅讲》，见王力等：《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

[18] 《汉书·司马迁传》。

[19] 《新唐书·刘贶传》。

[20] 徐中舒：《左传选·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 《汉书·司马迁传》。

[22] 韦昭：《国语解叙》。

[23]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226页。

[24]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25]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自序》。

[26] 同上。

[2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243～244页。

[28]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自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