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它记录了离现在2000年到3000年间王室的诰命、训令、誓言和其他的大事，2000多年来是学者时常诵读学习的经典。早在先秦时士大夫谈论政事、著书立说时皆视为思想与行为的典范而加以援引、使用。但秦以前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皆称《书》，到汉代之初始有《尚书》一名。孔颖达《尚书正义》释《尚书》之名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尚书》自汉代立为官学之后，便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课本，并把它作为寻求政治思想、政治经验、治理国家的理论工具、思想范式。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尊崇。在经学史上，它成为今古文学派争论的开端；在辨伪学史上，它又成为群书辨伪析疑的第一批园地。依“六经皆史”之说，它是先秦时期尤其是史料缺乏的西周春秋时代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现流传的《尚书》共有58篇，分别按朝代编辑，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其中《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这58篇是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的并谓是孔子后裔孔安国的《孔传古文尚书》。其中有33篇与西汉初年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28篇相同。这今文《尚书》28篇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篇首的28字）、《皋陶谟》（包括《益稷》）、《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泰誓》。而梅氏孔传《古文尚书》则变为33篇：从《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孔传《古文尚书》出现不久便立于学官，从东晋到隋唐，学者都相信梅氏所献《尚书》便是孔壁本《古文尚书》和汉孔安国所作的传。唐孔颖达依此为底本完成了《尚书正义》，便被作为官方所定本而颁行。到宋代又把它选入《十三经注疏》，从此广为流行以至于今。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的争论首先是从《尚书》开始的。汉代《尚书》的传本有二，一是今文本，一是古文本。今文《尚书》本由伏生传授。伏生曾任秦代博士，秦始皇焚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中，后来兵乱流亡。到汉惠帝时，伏生搜寻他的藏书，已经亡佚了几十篇，只得到29篇，后来伏生便用这些在齐鲁之间教授弟子。他的弟子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故称之为今文《尚书》。

古文本《尚书》是从孔子故居的墙壁得到的古文字写本。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叙》记载，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时毁孔子故居墙壁中得到一部《尚书》，共有45篇，其中29篇和伏生今文本同，另外，还多出了16篇，其后孔子的后裔孔安国把这些壁中古文《尚书》献给朝廷。这部《尚书》是用不同于隶书的古文字写成的，故称古文《尚书》。因为得自孔壁中，又叫作孔壁本，或壁中本。今文和古文《尚书》除篇数与字体有别之外，其实内容上并无多大区别。刘向曾用流传了一百多年的今文《尚书》比勘校订古文《尚书》，仅得七百多字的异文，相差3简，可知二者并无很大的差别。然而就是由于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两种本子的不同，传习也就有别，传授今文《尚书》的称今文学家，传授古文《尚书》的称古文学家。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便形成了《尚书》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今文学派偏重阐释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侧重文字训诂，考订名物制度；今文学派解说烦琐，而古文学派言简意赅。西汉时期今文《尚书》长期立于学官，大多数今文学家在政治上很有势力，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王莽新政时刘歆提倡古文《尚书》，东汉时又经杜林、贾逵、许慎、马融等古文家的努力，终于确立了古文《尚书》学在学术界的优势地位。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兼通今文与古文《尚书》，为古文《尚书》作了注释。使今文和古文《尚书》学达到了统一。自此两家界限便大致泯灭，而其他各家的注释也逐渐消失。

《尚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尚书序》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而唐孔颖达《尧典正义》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若依《尚书序》的分法，则可再合并为四大类：（1）典谟类：主要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和议论军国大事之类。《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吕刑》等均属这一类。（2）训诰类：主要为训诫诰令之类。《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金縢》、《大诰》、《多士》、《多方》、《召诰》、《顾命》等都是这一类。（3）誓词类：主要是王侯的战前动员令与誓词。《甘誓》、《汤誓》、《牧誓》、《费誓》、《泰誓》均属这一类。（4）册命类：主要是君王赏赐诸侯或任官命爵之时的册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文侯之命》等篇都是这一类。

今文28篇中《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当是春秋战国时人据代代相传的传说而整理后书之于简册之上的。《尧典》首句云“曰若稽古”，“曰”为“越”，“若”为“彼”，“稽”可训为“考”。则此句明言不是尧舜时代的实录，而是考察往古之事。《商书》中《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大致均作于春秋时代，其中以《盘庚》篇写成最早，史料文献价值也最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言商代神权观念与周代不同而与殷墟甲骨卜辞中十分相近，虽成文约在春秋早期，而史事内容自有依据来源。《周书》共有19篇，除《洪范》、《文侯之命》、《泰誓》是春秋作品，《吕刑》的时代待考外[6]，其余15篇基本上可肯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

《尚书》的《周书》部分对研究西周史特别是西周初年的宝贵资料。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周初的几件重大事件：周公东征、封邦建国、营建洛邑、安置殷遗民、安抚百国诸侯等活动，反映了周初姬周统治集团征服武庚及东夷叛乱、营洛邑镇抚东方，加强对殷民及东方地区的思想目的和具体措施。《无逸》、《君奭》、《立政》反映了周初姬周统治集团的统治思想及其选官立政的思想和措施。《顾命》与《吕刑》等则反映了西周时期的丧葬制度与法律制度。《周书》部分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后代帝王将相以此安邦定国，文人学士以此为准则议论时事政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尚书》对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影响作用，要了解、研究封建社会，也必须首先阅读《尚书》。

《逸周书》，原名《周书》，有71篇。晋代汲郡所出竹书中有《周书》一种，其名与上面71篇相同。以至于唐宋时代的书目中误把《逸周书》称为《汲冢周书》，其说是不对的。《逸周书》71篇写成时代参差不齐，其中《世俘》、《商誓》、《度邑》、《作雒》、《克殷》、《尝麦》等篇所记可信为周初史事，其中《世俘》、《商誓》、《尝麦》等篇的语言文字亦似周初文字，来源甚早。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周书目录》曾证明《左传·文公二年》中《周志》之语见于《大匡》篇，《左传·襄公十一年》魏绛引《书》之语见《武称》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卫大叔引《书》之语即今《逸周书·常训》，《左传·昭公六年》叔向引《周书》之语在今《逸周书·祭公》篇。这说明《逸周书》中《大匡》、《武称》、《常训》、《祭公》在《左传》成书前已存在，大概成书在春秋或西周之时。不过大多数篇目成文于战国时代。其书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周代历史、文化的一部有价值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