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巫史人员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巫史集团中，以巫为首的祝宗卜史组成一个庞大的机构。史在卜辞中已经出现，其地位仅次于巫职人员，或主祭祀、或为君王之大使。卜辞中有“卿史”、“御史”、“东史”、“西史”、“北史”，还有“帝史”，这些是作为史官身份出现的。也许在当时已出现专门书写的史官。《书·多士》篇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但是这些史职人员附属在巫职机构之下，为王室神权服务。

周代的史职人员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在西周春秋时代，史籍文献便逐渐丰富起来了，传说老聃便任周守藏室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谓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史官又谓“柱下史”。《史记·张丞相列传》索隐说：“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为周柱下史。今［张］苍在秦代，亦居斯职。”周代史官有作册、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左史、右史等。而史官职务，则是专门掌管藏书、读古志古典古法及约剂等书籍档案文献、策命书记等等工作。

周人在总结殷人的经验教训中，一种历史意识油然而生。殷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受上帝之命而为下界之王；周人认为帝改其命，改厥子而授周文王之命。但商周在上帝授天命的认识上是有区别的：殷人认为受帝命后则一成不变，不管善恶，不管德行如何，殷王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1]则反映了这种思想；而周人眼中的皇天上帝则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至上神形象，选明德以授天命。《诗·大雅·文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命于周，天命靡常”。从这里可知周人从殷人丧天命、自己得天命中得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样的历史经验来。这也是周人的史学思想，在《诗》、《书》中用这种史学思想来教育后嗣王，历史经验的警钟长鸣：“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2]周代初年这种历史意识、历史经验也常为后代有为皇帝去继承、学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在殷商、西周时代，所有的文字记录还不属于史学论著，甲骨文是卜辞贞卜记录，金文是赏赐颂功记功铭辞，《书》是官府档案文书，《诗》是文学作品，等等，而且这些多属官方所有。从春秋以来，各诸侯国均有了正式的国史。《孟子·离娄下》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说明史书《春秋》之类的撰述是从“王者之迹熄”后的春秋时期才产生的；而且这时各诸侯国均有《春秋》之类的史书，不过名称不大一样。孔子所作的《春秋》，只不过是依据鲁国史官世世代代所书写的史料和编写体例，加以编纂和文字加工，此即后人所谓“寓褒贬，别善恶”，以一字之殊，表示不同的观点和史事的评价。这一工作是前所未有的，故孟子引述孔子之语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不过我们认为大概在春秋时代各国的《春秋》史书均有扬善而抑恶的作用与目的，只不过“善”、“恶”的标准不同罢了。《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在春秋战国，有关历史方面的记载不止《春秋》一种。《楚语上》载申叔时对楚庄王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王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申叔时所说的这些教学内容之中，除“春秋”之外，“世”是记载先王先公世系的，相当于《世本》之类；“语”，韦昭注《楚语上》谓“治国之善语”，是记述各种评论及交际辞令的，如传世的《国语》；“故志”，韦昭注云“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相当于《逸周书》中的《史记》篇；“训典”韦昭注谓“五帝之书”，实际上是文书诰命档案之类，如《尚书》之类。在这些之中，“春秋”、“世”、“故志”都是比较专门化的史书，而且内容各有侧重，“春秋”相当于现当代史，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世”是专记先公先王世系；“故志”是专记古代人与事，相当于古代史。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现当代史与古代史功能各不一致，《春秋》之类的现当代史是“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而“故志”一类的古代史是让人了解废兴成败的原因与结果。这是政治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历史经验十分可贵有用。诸侯各国统治者从历史的往事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增长智慧和统治才干，提高治国能力，一时蔚然成风。而这一时期的史官则掌握这种历史王朝兴衰盛败的史实最多。《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请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据班固看来，道家学派是出自于史官——其创始人老子便是周守藏室史官，因此他们“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看透了强者的弱点，创立了以卑弱、谦让为特征的道家学派。从此可见，在当时的史官记述古史成败、存亡、祸福之多之盛，才能从中总结出历史性的规律来。

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升其道德水平，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墨子也说他的思想来源“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4]；荀子也提出“法先王”的主张。可见诸子一方面面向社会现实中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把手伸向传统，要知识，讨经验，提高评价现实问题、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易·大畜·象传》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只要多记多习前人的言行便可以提高自己的德行和认识能力。《国语·晋语七》记载说：“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正因为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了解历史，能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劝其君之善行，戒其君恶习，并被称为“德义”。

春秋时期的历史著述中有一个十分宝贵的史学传统就是史学家的直笔书史。《孟子·滕文公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其实孔子的做法是史家的历史传统。《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赵盾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写道“赵盾弑其君”，并把书写的册简拿到朝廷让大家看。赵盾认为不符合事实，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评价董狐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说明当时的良史标准是“书法不隐”，秉笔直书。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之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太史及两个弟弟秉笔直书崔杼弑齐君庄公的史实，连死二人，而南史氏亦奋不顾身，执简秉笔前往。这种据实书史、前仆后继的精神的确感人。在当时君主的行为言语、诸侯盟会以及执政正卿的行为都要由史官记述下来。秉笔直书历史是当时史官所共同遵守的原则，这种直书的原则保证了史学记述的可靠性。

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论著十分丰富，除鲁《春秋》之外，还有《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史学的兴旺发达是与史学思想的进步、史职人员独立于其他职官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