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学在官府”，教育被少数人所垄断。通过官办的学校培养政治、军事、文化人才，成为人才成长的主要途径。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礼崩乐坏，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五霸七雄的激烈斗争，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当时“圣贤不明，道德不一”[33]，新旧交替，无所遵循。“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34]各级各类官办的学校，从地方的庠序，到诸侯的泮宫，乃至天子的小学、大学大都日益衰落，废坠无闻。“学校不修”，“人废学业”[35]。“天子失官，学在四夷。”[36]私人讲学和私人养士之风日益兴盛。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局面被打破了，学校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学者聚徒讲学，士人择师从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我国历史上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历史阶段。
一、孔子办私学
人们常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办私学的人。”其实不然。大概早在春秋中叶，私学就已经出现。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私学已有相当的数量和一定的规模。
据《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法家的先驱邓析为了宣传自己编著的《竹刑》，就曾在郑国办过私学：“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只要交纳一定的学费，他就可以向他们传授法律知识。邓析死于公元前501年，他办的这所私学很可能早于孔子的私学，或者与孔子的私学大致同时举办。
据王充的《论衡·讲瑞篇》记载，鲁国的少正卯是与孔子同时同地的一位著名的私学教师。他讲课很有煽动性，他办的私学“聚徒成群”，“与孔子并”。不仅规模很大，而且名声很高，致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双方争夺生源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正是孔子诛少正卯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7]，他在少年时代除了跟随母亲学习之外，很可能在私学中受到过比较系统的训练。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还曾“学鼓琴师襄子”[38]。其中老子、师襄子很可能是当时的私学老师；而孔子跟随齐太师学乐，粗茶淡饭，刻苦求学，这至少等于读了几个月的自费讲习班。由于“孔丘年少好礼”，估计在20岁左右，鲁大夫之子懿子与鲁国人南宫敬叔就曾“往学礼焉”[39]。大概从这时起孔子就开始收徒讲学了。而自从向老子问礼以后，孔子又大有长进，办学的规模逐步扩大，这就是《史记》所说的：“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40]孔子曾亲口说过，他“三十而立”[41]，这时他不仅已经开始收徒讲学，而且已经成为一名闻达于诸侯的著名学者了。因此当齐景公与晏婴到鲁国后，还曾亲自向孔丘请教秦穆公称霸当时的原因。[42]
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政变，鲁昭公逃亡到齐国。孔子随后也来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齐景公十分欣赏孔子的儒家学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对儒家学说作了如下评论：“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43]从这一评论看，当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已经形成，并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孔子用礼乐道德教育学生已经成为儒家的鲜明特点。
从42岁到50岁之间，孔子由“不惑”之年逐渐进入“知天命”的年华。当时不论近在鲁、齐，或者远在吴、越，各诸侯国的君臣对孔子都相当崇拜。有些疑难不解的问题，往往派人向孔子讨教。不少人对孔子都十分佩服，甚至称孔子为“圣人”。由于鲁国发生了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的变故，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政”的状况，孔子对这种局面十分不满。“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44]估计在这时，孔子私学的规模已经很大了，教学内容也日益完备。
当孔子50岁时，鲁国政局发生了有利于公室的变化。于是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即鲁国首都市长。后来又由中都宰提拔为司空、大司寇，先后负责鲁国的土木工程建筑和司法工作。后来还曾一度“由大司寇行摄相事”[45]。但由于与执政的季氏政见不同，孔子的仕途很快就终结了。
从此之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有几十个弟子与他同行。他们一面寻找出仕的机会，一面进行教育活动。他们先后到过七八个诸侯国，在外奔波14年。孔子的私学变成了一个游学集团，变成了一所流动学校。对于这一时期的作为，孔子曾经有一个自我评价：“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46]可见他主要还是从事教学活动，而且以“发愤忘食”的精神进行某些研究工作。
孔子68岁那年，由于孔子的弟子冉求率军打败了齐国，鲁国执政的季康子改变了对儒家的成见，“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47]。“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48]他一方面继续招徒讲学；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修订、编辑了《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重要历史文献。从此儒家有了正式的教材。
《诗》又称《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现存305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即15国国风，共160篇，这是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
《书》又称《书经》或《尚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集。其中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记述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易》又叫《易经》或《周易》，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哲学著作，后来演变为占卜用书。它包括《经》、《传》两部分内容。大概出于商、周之际，孔子曾对它进行过整理和阐释。
《礼》又叫《仪礼》、《士礼》、《礼经》。古文经学家也有称《周礼》为《礼经》的。《周礼》主要记载西周以来的官制，又称《周官》，分为六部分，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春秋》又叫《春秋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当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统称为“春秋”。孔子修订的是鲁国春秋，它以鲁国历史为主，兼记当时各有关国家和周王室的大事。其中共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史事。
六经中唯《乐经》失传。司马迁曾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9]又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50]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他收的弟子累计有3000余人，其中有成就的大概有70人。这几千个学生主要出身于“士”这一阶层，其中还包括一些放牛的、种菜的等出身低微的人。他的施教原则是“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反映了“学术下移”的历史趋势。他的教育内容以诗、书、周礼为主，目的是传授奴隶主阶级的文化，但结果却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和历史材料。他让自己的学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希望他们学而优则仕，学好以后出去做官。因此他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也不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但他所教出的学生也不都是搞克己复礼的，这些人挤进当时的统治阶层，本身就是对世卿世禄的一种否定。尤其是他的后学弟子，在他死后分成了几派，其中一派就是主张革新的，帮助魏国改革的李悝、吴起，帮助秦始皇改革的李斯以及韩非等，都与儒家有一定的关系。
在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方面，孔子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司马迁评论说：“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51]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有的是讲教学内容，有的是讲孔子为人处世的原则，但其中主要还是概括了孔子关于教学方法的宝贵经验。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要“博学于文”[52]，要好学多思；要“讷于言而敏于行”[53]，要勤学之，笃行之；要忠于国君，忠于所事，忠于国家与民族；与朋友交往要讲信用。正如子夏所说的那样：“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54]这里所讲的虽然主要是教学内容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但也包括一部分教学方法。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主要是教育学生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学习，看问题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只凭主观猜测，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主观认定必然如何如何，而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多方面的因果关系；不要固执己见，总自以为是，而要虚心考虑各种不同意见，随时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总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服从真理，还要善与人同。所有这些都是说，学习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虚心向一切人学习。
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主张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史记》所说的“不愤不启”和《论语·述而》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意思是说，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当他们经过反复思考还得不出结论时，才可以去启发他们；或者当他们已思考成熟，但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言词表达时，才去开导他们。也就是说，不是采用灌输的方式告诉学生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他们动脑子认真想问题，然后才教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老师已向你解释了四方形的一个角，你如果不能以此类推出其他三个角的情形，对这种学生就不能再多讲新的知识了。总之，孔子不仅要求学生认真思考，要求教师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去“开其意”、“达其辞”，而且要求学生通过具体事例，概括出普遍原则，不断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扩大知识面。
另外，孔子还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主张“温故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以及主张“因材施教”等，所有这些都对后人有启发作用。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春秋时期私学的典型，它继承了夏、商、周三代重视道德教育和重视六艺教育的传统，但却突破了三代“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同时又整理编辑了一整套私学的教材，还总结了一系列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从而为儒家的学校教育乃至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教育打下了基础，孔子的确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二、墨家的私学集团
自孔子办私学之后，墨家的私学集团也成为著称于世的学术团体，因此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55]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56]。“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57]
墨子名翟，宋国人（一说鲁国人）。生当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公元前468—前376年）。墨子自称“贱人”、“鄙人”，看来出身低贱。他原是一个善于制造器械的工匠，后与鲁班齐名。他曾跟随儒家学习，“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58]。但他反对儒家重礼厚葬的繁文缛节，于是自成一家，创立了一个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子一生“上说下教”，主要进行思想宣传和讲学活动，“徒属弥众，弟子弥半，充满天下”[59]。墨家集合了社会上的小生产者，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形成了一个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墨子生前，自称有弟子300人。《淮南子·泰族训》则说：墨子有学生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死后，墨家的首领称为“巨子”，代代相传。墨家学派成为一个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团体。
墨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并把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三大治国措施之一，在《尚贤》下篇中他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由乱而治，人们才能由贫而富、由贱而贵。他认为：“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60]以道以义教人的人是有很大功劳的。
墨家私学的教学内容与儒家有明显区别：他们虽然也重视道德教育，但不是教学生熟悉那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仁”和“礼”，而是主张兼爱，提倡非攻，反对亲亲，主张尚贤，提倡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主张天志、尚同等。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希望人们学习那些符合天意民心的学问，“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61]。
墨子既重视文史知识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他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62]因此他主张要让学生学习和掌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知识、军事知识和科学知识。在《墨子》一书中不仅讲到过造车、造木牛木马、造竹木飞鸟的技术，而且讲到过制造云梯、制造攻城器械的技术，甚至还讲到过不少有关数学、光学、声学、力学乃至心理学的知识。墨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努力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用自己平生所学造福于人民。
墨子在教学方法上也与儒家有明显区别。首先，墨子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反对孔子所讲的先验论和天命论，他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63]让人家学习又鼓吹聪明愚笨是天生的，就好比让人包裹其发又去掉人家的帽子一样，同样达不到目的。也就是说，鼓吹天命论是人为地为学习设置障碍，不利于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他不同意儒家所主张的“来者不拒”的被动教育方针，而主张实行“强说人”的主动送教上门的教育方针。他说：“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64]意思是说，“好德不如好色”，你不主动宣传正确的主张，无论国君和人民就都不了解。而且墨子主要教育农与工肆之人，因此并不摆架子，并不强调别人主动登门求教，而主张教师登门送教，用“强说人”的办法积极传播各种有用的知识，推广教育。
在认识路线和学习方法上，墨子也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主张，这就是判断是非的三表法。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接受前人的历史经验；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了解当前百姓的需要；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65]，即制定政策措施，看对国家和百姓是否有利。这三表法以人们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作为真理的标准，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以及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这是对唯心主义天命思想的批判，也是人们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正确途径。
总之，墨子的私学的确不愧为与儒家相对立的显学，无论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育对象方面，墨家都别具特色并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教育理论。可惜这些教育理论在阶级社会中很难实行，因此被压制被淹没了两千多年。但对于掌握了政权的劳动人民来说，这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校和书院，绝不能忽视墨子的教育思想和墨家的学校教育。
三、儒家思孟学派的教学活动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儒家思孟学派是指曾参、子思、孟轲一派儒家，这是儒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派别。曾参以提倡忠孝著称，《孝经》是曾参一派的代表作。子思是孔子之孙，相传是曾参的学生，《中庸》一书是子思一派所作。孟轲（公元前371—前289年）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是孔子死后儒家的著名代表，因此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其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幼年丧父，其母一心一意教子成才。为了受到良好的环境影响，孟母曾三次迁居：从墓地之侧迁到市场之旁，又从市场之旁迁到学校之邻，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
孟子将学习孔子作为自己的最高志向，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66]他曾周游列国，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其一生的经历也与孔子大同小异。由于他生活于商鞅变法的前后，他的仁义道德说教与时代不合，被诸侯视为迂阔之说，无论是齐宣王还是魏惠王都没有对他予以重用。孟子曾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齐宣王给他以很高的礼遇，使他“位为上卿”，俸禄一万钟，每次出门，“后车”多乘，相当威风。但他所阐述的“唐、虞、三代之德”离现实太远，因此在政治舞台上孟子一直没有站稳脚跟。到晚年时，他回到家乡，专门著述并从事教育事业。
哲学上主张性善论，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仁政，这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正是在这一学说的指导下，孟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于争取民心，即争取人民的拥护。而争取民心，主要不应依靠政权的力量，而应借助于教化的作用，也就是政治、思想、伦理教育的作用。因此他明确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67]同时，他还认为，人之生，性本善。只是由于人们出生后受到不同的社会影响，才出现了好人与坏人、圣贤与小人之分。一个人只有经过教育、学习，才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住自己的善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68]一个人若只知道吃饭、穿衣、睡觉、玩乐就与禽兽没有多大区别了。相反，一个人若能虚心接受教育、刻苦学习、不断磨炼，则“皆可以为尧舜”[69]。因此孟子一生中都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他认为“君子有三乐”：“父子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70]孟子弟子很多，只是跟随他游学于齐国的就有“从者数百人”[71]。《孟子》一书就是他的弟子万章之徒记述的孟子周游列国和从事教学活动的言行录，其中著名的弟子除万章之外，还有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以及孟仲子等人。他虽然不像孔子那样“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但毕竟还是孔子死后儒家的第二位大师，因此后代儒生都称孟子为亚圣。
思孟学派的教学内容与孔子的私学大体类似，但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传“五经”、法先王。孟子本人就是在儒家经典“五经”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就是赵岐所说的，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72]。而当他收徒讲学之后，也是师承儒家的教学传统，继续将“五经”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史记》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73]。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认为：“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74]无规矩不成方圆，无圣人难明人伦。不论为君为臣，都应该学习先王之道，效法尧舜。他主张：“‘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复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75]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所讲的“法先王”，主要是强调后人要学习前人总结出来的知识和经验，其中包括“规矩准绳”、“六律”、“五音”以及为政之道等。这在教育学上属于“昨天的教育”，其核心是：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教育的作用就是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让下一代像老一代那样去学习、思考和生活。对这种主张应该一分为二，学习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应该说是正确的，人们的学习一般从此开始；但主张“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一切都按老规矩办事，不许学生超过前人，不许越雷池一步，这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教育了。这是思孟学派在教育内容方面的第一个特点。
倡仁政、行王道是思孟学派教给学生的主要政治理论，而明人伦、重道德则是思孟学派的主要伦理思想。孟子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76]，而“仁者无敌”[77]，“以德行仁者王”[78]，实行仁政，则可以无敌于天下。他曾对魏惠王全面阐述过仁政的作用：“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79]孟子所说的仁政，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80]，要恢复井田制，使“民有恒产”，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1]，使人民家家户户有一份固定的田产，这是孟子仁政的经济基础。二是要“分田制禄”[82]，即恢复世卿世禄和宗亲分封制。三是“亲亲，仁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83]。在用人政策上，他既讲尊贤，又讲“亲亲”，主张在“亲亲”的圈子中用人。他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84]，建议执政者不要侵犯有封邑的贵族们的利益。四是反对一切战争和改革，他公然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85]。五是“省刑罚，薄税敛”[86]，努力做到“不违农时”，使“民不饥不寒”，“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87]。六是讲仁义不讲利。
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即主张实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提倡的所谓圣人之道。他指出，如欲平治天下，必须实行先王之道。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8]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89]。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当天子。相反，国君如果暴虐其民，则会失去民心，轻者“身危国削”，重者身死国亡。他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90]他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91]对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可以诛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不是弑君，不过是诛一独夫而已。孟子教育他的学生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92]。要为施仁政、行王道而努力奋斗。
孟子认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明人伦”。他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93]所谓“人伦”，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主要是指人民内部的五种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与朋友关系，习惯上称为五伦。孟子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94]在处理这五种关系时，应该遵循五种道德准则，即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后世所谓的“五常”。而在五伦、五常中，孟子认为处理好父子、兄弟关系是处理好其他各种关系的基础。处理父子关系主要讲孝，处理兄弟关系主要讲悌，因此孝悌又成为五伦、五常的核心。“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95]年轻人有意识地培养孝悌忠信的优良品质，不仅可以处理好父子、兄弟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上下级关系。
从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教育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帮助被教育者排除外界的干扰，保持自己的善性，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善性。因此，他为受教育者安排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即存心养性，反求诸己。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舍则失之。”[96]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97]由于每个人生下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特性，人们只要不为外物所动，存好自己天生的善性，经过反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就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就是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求诸己”则是孟子设计的一种改正错误的手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人才培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帮助他们克服缺点、错误，发扬优点、长处，不断进步的过程。孟子认为，改正错误的主要方法是以圣人为师，“反求诸己”[98]。“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99]你想爱人，人家却不买你的账，对你不亲近，那就应检查一下你是怎样去爱的，是否用仁德去爱人；你去治理一个地方，但却治理不好，那就应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智慧能力如何；你主观上想以礼待人，结果人家却不理睬你，你就应检查一下你是否毕恭毕敬。凡是做一件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都应该“反求诸己”，做自我反省。孟子还进一步论证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100]仁者好比射箭的人，射者要摆正姿势然后再射箭，如果没有射中，不能埋怨比自己高明的人，而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总之，孟子认为人的一切优良本性都存在于自身之中，只要闭门修养，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认真从自己主观上去找原因，各种美德就会具备了。
孟子的教学方法也有他的独到之处，简言之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他主张逆境成才，主张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孟子认为，人们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古往今来的不少圣人和贤人都是在逆境中成才的，于是他概括出了一条人才成长的特殊规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01]人在逆境中，身体、思想、能力将会受到全面的锻炼考验，增益许多原来没有的本领；可以认真总结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有机会进行反思，将失败的教训变为成功的借鉴；还可以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思考，这样才能担负起历史重任。而为了能够经受住逆境的考验，孟子主张要持志养气。孟子认为，能否树立高尚的志向，是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关键。一个人树立了高尚的志向，还必须坚持这种志向，这就叫作“持志”；而能否“持志”又与一个人的思想、意气、感情包括兴趣、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有利于“持志”的兴趣、爱好、思想、意气、感情需要在平时就注意积累、培养，这就叫作“养气”；那些不利于“持志”的兴趣、爱好，思想、意气、感情则要注意加以排除，这就叫作“持其志，无暴其气”[102]，即坚持正确的志向，切不可只凭意气、感情用事。后来，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命题：“善养吾浩然之气。”[103]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对后世都起过积极作用。
第二，孟子十分强调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心不在焉。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全国的下棋能手弈秋同时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人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听讲，目不斜视，思想不开小差；另一个人装作认真听讲，但一心却想着大雁快飞来了，时刻准备拿弓箭去射大雁。虽然两人一起学习，但后者却比不上前者。[104]下棋本是一种平常的技艺，不专心致志，也不能学好，更何况学习其他更高深的知识了。
孟子认为，学习不仅要专心，而且要有恒心，要持之以恒，既不能一曝十寒，也不能有头无尾。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105]一曝十寒的天气任何植物也无法生长，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学习，自然也不会学到多少东西。他还说，路是由人走出来的，一经间断，路上就会长出茅草，使道路阻塞不通；人的心如果间断不用，也会长出茅草的。[106]心上长草，毛毛躁躁，这样的人怎么能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呢？孟子还教育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头有尾，不要功亏一篑：“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107]一轫等于8尺，掘井9轫即7.2丈，24米，这已经很深了，再努一把力就见到泉水了，如果这时却不能坚持了，结果还等于没有掘井，使整个劳动都变成了无用功。在学习上，在事业上，往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胜利在望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艰苦的时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能否再坚持一下将决定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第三，孟子像孔子一样，也主张因材施教。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同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108]学生的素质不同，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应有所区别。对于那些聪明好学的学生，只要像时雨对草木那样，稍一点化他们就能迅速成长；对于那些品德优良、才能不足的学生，则应侧重于培养他们的人伦道德，促使他们成德；而对于德行不足、才能有余的人，则应努力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另外有些学生在德、才方面都比较欠缺，对他们采取有问必答的态度就可以了；有些人经过努力还不及格，那就只好让他们间接地接受教育了。
第四，孟子主张学习要像流水一样“盈科而后进”[109]。流水源源不断，它总是注满一个坑洼后再注满另一个坑洼，“不盈科不行”，没有注满前一个坑洼时决不会往下流。这与孔子主张的循序渐进含义相同。比孔子前进一步的是，孟子特别反对学习上的急于求成，他尖锐地指出：“其进锐者，其退速。”[110]前进太快的人，退步也会很快，因为他们基础不扎实。他还写了一个“拔苗助长”的寓言，告诫人们注意遵循教学规律，不要用拔苗助长的办法去培养人才，因为那样“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11]。
第五，孟子还提出了“由博反约”和“存疑”的学习方法。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112]广泛地学习知识又能详细地解释它，进而达到能在博学的基础上提炼精华要点，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真正掌握知识的精髓。孟子还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13]他主张对书本上的某些知识要进行推敲，对于那些明显不合情理的记载不应该完全相信，而应该多方考证，进一步研究。
四、荀子的教学活动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116]。人生下来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本性都是坏的。有些人之所以能从性恶变成性善，全靠后天的教育、学习和不断实践。因此荀子十分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作用，他认为人们不学习就无法改变先天的恶性。“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117]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118]学习与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是做人还是当禽兽，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贵贱贫富和聪明愚蠢。
荀子注意到环境对人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他甚至认为生活环境、社会教育能决定一个人的好坏和优劣。他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119]又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120]蓬草长在地上，会在地上爬；长在麻中，则会不扶而直；白沙混在黑水里，自己也染黑了。兰槐的根白芷本是一种香草，若把它浸在污臭的水中，君子就不去接近它，普通人也不会佩戴它，谁也就不喜欢了。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理论，认为环境对人的成长起决定作用。于是荀子主张：“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121]又说：“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122]
另外，荀子认为知识在于积累，弃恶从善也贵在坚持。一个人如果能以圣者王者为师，不断努力，日积月累，不仅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而且可以改掉天生的恶性，形成某一方面的善性。在《劝学》篇中，荀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积少成多，世上的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的增加就需要积累。学习和修养都是如此，“慎终如始”，积累不断，总有一天会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到那时就可以乘风雨、腾青云，“神明自得”，进入自由境界了。荀子指出，圣人正是“人之所积”，是人们不断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123]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不是人为地形成的，但是可以改变它；积习，不是生来固有的，但是可以通过学习、实践而得到它。实行一种良好的风俗习惯，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本性。如果能够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则可以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风俗习惯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良好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也可以改变人的素质，甚至可以收到“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的效果，达到最高的智慧，可以和天地的作用相辅相成。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荀子认为：“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124]荀子强**育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可以使人们掌握一方面的技术成为农夫、工匠、商贾，也可以使人们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成为君子乃至圣人。他这种思想在教育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荀子十分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传授，他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还是古代的典籍，尤其是儒家的经典。在《劝学》篇中，荀子全面分析了学习儒家五经的重大作用：“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他指出，《尚书》是记载政事的，《诗经》将符合乐章标准的诗歌都收集起来了，《礼经》讲的是制定各种法律制度的总纲，是以法类推的各种条例的纲要，因此人们学习知识只有学会了《礼经》才算完成了学业。这才叫作具备了最高的道德标准。总而言之，《礼经》所规定的敬重礼节仪式的准则，《乐》所培养的和谐一致的感情，《诗》、《书》所记载的广博的知识，《春秋》所包含的微妙的道理，儒家五经将天地间的事情完全包括了。因此，作为一个学生，必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125]，必须认真学习儒家的经典。
事实上，荀子正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传经大师。据某些学者考证，荀子的门人“著书遍天下”，秦汉儒生所传的《诗》、《礼》、《乐》、《易》、《春秋》多出于荀子及其门人之手。[126]比如：《诗经》到汉代有三家传本，即浮邱伯的《鲁诗》，毛亨的《毛诗》，韩婴的《韩诗》。浮邱伯、毛亨都是荀子的门人，韩婴与荀子也有间接的师承关系。《春秋》三传，其中两家均经荀子传授，他曾以《谷梁传》传授浮邱伯，以《左传》传授张苍。另外《礼记》、《易经》的传授也与荀子有关。荀子是整理与传播儒家经典的功臣，这正说明他收徒讲学时是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的。
结合一生的教学实践，荀子写作了《劝学》、《修身》、《儒效》、《性恶》等重要篇章，总结出了一系列教学规律和学习方法。首先，他主张学而不厌、学无止境。他说：“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127]搞学问不产生厌倦情绪，见贤思齐，好士不倦，这就是知识的天府，自然会收获很多，成就很大。在《劝学》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学不可以已。”学习不能中止，不能半途而废。然后又说：“学至乎没而后止也。”知识本身是没有止境的，对每个人来说生命结束之时才是他终止学习之日，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
其次，荀子主张好学多思、勤学好问，还主张努力付诸实践，即主张学、思、行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指出，一个人首先要勤学好问：“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128]又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129]但学习还应该付诸行动，“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贮）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30]。看到听到的东西要经过思考消化，又要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才能成为君子，也就是成为一个人才。在《儒效》篇中，荀子系统分析了学习、思考与实践的完整的过程，提出了我国古代有关知行关系的正确论断，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131]
再次，荀子也像孟子一样，十分强调学习的专一和有恒，特别批评了那些兴趣广泛、见异思迁的人，他说：“天下无二道，君子无两心。”[132]天下正道只有一个，圣人对道不能三心二意。又说：“君子结于一也”，“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一。”[133]不用这个一去妨碍那个一，才叫专一。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件事情，不要三心二意，受其他事情干扰。在《劝学》篇中，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螾（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强健的筋骨，但由于用心专一，因此能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螃蟹有六条腿，两个大钳子，但除了蛇鳝的洞穴之外就无处安身，就是因为它们用心太躁。人的眼睛不能同时看清两样东西，耳朵不能同时听清两种声音，螣蛇虽然无足但却会飞，鼫鼠虽有五技，但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泅不能渡渎，能走不能绝人，能藏不能覆身，贪多求全，没有一样技术是精通的。贪求五技不如精通一技，用心不一，就会导致“五技而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贪多嚼不烂、一心不可二用。搞学问的人不能像螃蟹那样横行霸道，只想窃据别人的成果；也不应像鼫鼠那样，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也不精通。而应学习一点蚯蚓的钻研精神，专心如一，不断努力，这样才能融会贯通，收到“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的效果。因此荀子说：“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悬）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只要专心一志，不断奋斗，每个人都有希望“通于神明，参于天地”，即弄通一种学问，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成为有造诣、有成就的人才。
最后，荀子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一个国家、一个学生必须贵师而重傅。他认为师是礼的化身，其主要职责是正礼。“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134]没有老师就不可能弄通艰深难懂的《礼》、《乐》、《诗》、《书》、《春秋》等古代的经典，就不能掌握君子之道，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135]这是从政治人才的成长方面强调师的作用。同时，他又指出：“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136]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师对人才成长的重大影响，有老师、有效法的榜样就可以使人很快具备知、勇、能、察、辩等各种美德和才能，没有老师、没有效法的榜样则会适得其反，成为盗、贼、乱、怪、诞等不堪造就的人。因此，有师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无师则是最大的祸殃。另外，他还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突出了师的重大作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37]没有天地就没有人类，没有先祖就没有自己，没有君师就无法治理天下，从而把天、地、君、亲、师提到了同样崇高的地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荀子强调一个国家必须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138]。对老师是否尊重，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因为师是为治之本，是礼的化身。他还明确要求树立老师的绝对权威，将老师与弟子的关系视为君臣关系：“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这是战国后期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在师生关系上的反映。将师生关系绝对化，这并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荀子强调尊师重道的基本思想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五、《大学》、《学记》对古代学校教育的论述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可能作于战国时期，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作者不详，《汉书·艺文志》认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即与孔子的后学弟子有关。《大学》的思想一般认为属于思孟学派，但其中也有荀子一派的主张，可以说是战国至西汉初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之一。北宋的程颢、程颐曾将《大学》的章次作了些变动，后来朱熹作《大学章句》，又根据二程所定，另行编定次序。从此，《大学》便从《礼记》中分立出来，单独成书，成为四书[139]之一，宋朝以后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材。
《大学》是儒家论大学教育的文章，它提出了进行大学教育的完整体系，规定了大学教育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和教育程序，习惯上称为三纲八目。
《大学》篇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封建社会进行大学教育的三个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作者认为，人出生时本来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盖，需要经过大学教育，重新发扬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这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的。为了完成这一总任务，《大学》列出了进行具体教育的程序和步骤，即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者指出，这八个条目环环相扣，紧密关联：“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是大学学习的起点，何谓“格物”？《大学》篇本身未作详尽解释，后世儒家也众说纷纭。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大学》中指出：“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在这里，格物指的是学习儒家经典，包括五经、六艺之类。只有经过这样的学习，才能获得知识，这就叫作格物、致知。
所谓“诚意、正心”，主要是指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领会过程，是实践行为发生之前的心理活动。“诚意”是说人的意念、动机要纯正，“君子必慎其独也”，“毋自欺也”[140]。要准确地体会与把握所学知识。“正心”则是指要努力排除七情六欲的干扰，摆脱各种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始终保持认识的不偏不倚。以上四目都是属于“学”的阶段，自“修身”起则进入“用”的过程。
《大学》篇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在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过是“修身”的方法，而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
孟子在讲到儒生的生活目的时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41]这句话包含了《大学》篇的后四个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儒生在“不得志”之时，应该“修身见于世”；在“得志”之后，则应该“泽加于民”[142]，即应该为治国、平天下尽忠效力。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44]一个人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才有条件、有能力治理好一个家族，“此谓身不修不可以修其家”[145]。要齐家就必须实行孝、悌、慈。孝是协调下辈对上辈的关系；悌是协调同辈之间长与幼的关系；慈是协调上辈对下辈的关系。作者认为，这种孝、悌、慈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协调国家中君与臣，臣与臣，君、臣与民的关系。“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146]一个儒生当有机会去治国时，则应该将齐家的原则运用到治国的实践中去。
“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儒生一旦有机会处于“平天下”的地位时，则应该遵循儒家的忠恕之道，公平合理地对待一切人和事。尊重老者，敬爱长辈，抚恤孤儿。既要能爱人，不要能恶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147]。要努力成为民之父母。要“慎乎德”，要“仁亲以为宝”，要“以义为利”[148]，首先考虑人民的得失，不能与民争利。
自从《大学》篇概括出封建社会大学教育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和教育程序之后，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另外，这一原则不仅影响了大学教育，而且影响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可以说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生活志向和奋斗目标，按照封建统治阶级“修己治人”的原则去修身、去成长、去奋斗。应该承认，《大学》篇提出的教育原则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成才发生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学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它是我国古代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文，可以看作是《大学》的姊妹篇。《学记》的作者一般观点也认为是属于思孟学派，有人甚至说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对教育的作用与目的，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教学原则与方法，乃至教师的作用与地位等进行了精辟论述。
《学记》综合了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思想，开宗明义首先强调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它指出：政策法令、奖励惩罚乃至礼贤下士等虽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但它们有的“不足以动众”，有的虽然“足以动众”，但却“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随后又进一步论证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作者认为，教育与学习不仅对一个人成才而且对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随后，《学记》又高度概括了古代的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这种论述虽然不尽符合古代的教育情况，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但它对后世的学校建制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记》规定，当时大学的学制为九年。前七年谓之“小成”，后两年谓之“大成”。学校采取隔年考查的制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第一年考查阅读经典、分析章句的能力以及是否确立了正确的志向；第三年考查学习是否专心致志，与同学能否友好相处；第五年考查学识是否广博，对老师是否尊敬；第七年考查学术上是否有独到见解，选择朋友的标准是否正确。考查合格就叫作“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第九年考查知识上能否融会贯通，政治方向能否坚定正确。考查合格叫作“大成”，即可以算作大学毕业：“夫然后定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难能可贵的是，《学记》还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教学方法，它指出：“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预防性原则、及时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及学习观摩原则等。《学记》还从反面论述了违背以上原则的害处：“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同时，《学记》还指出，学生学习有四种缺点需要引起老师的重视，老师的责任则是帮助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就是著名的“长善救失原则”：“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生学习时，有的贪多嚼不烂，有的知识面太窄，有的不重视学习、视同儿戏，有的又被困难吓倒、畏惧不前。学生心理素质不同，缺点也各不相同。但缺点中包含着长处，“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149]。教师的责任则是引导学生“长善救失”，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在教学方法上，《学记》主张要实行启发式教学，它说：“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既要注意引导学生，但又不要牵着学生的鼻子走；要注意督促鼓励，不要压制打击、强人所难；要注意打开学生的思路，但却不要急于告诉学生现成的答案。“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在具体讲解时，它要求老师努力做到：“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藏，罕譬而喻。”即语言简约明了，道理微妙深刻，例子很精当，意思却明白易懂。
最后，《学记》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主张要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要尊师重道，实行师道尊严。作者认为，教师是学问渊博、能明辨是非美恶、了解知识的难易深浅、能启发诱导别人的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孔子把学而优则仕当作培养人才的目标，他的后代弟子们也把为长为君当作人生最大的荣耀，这无疑是打上了儒家烙印的教育思想。但在原始社会，为人师表的人确实也是各级首领，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儒家认为，师不仅有资格做官，而且有资格当国君，只有尊师好学的人，才能成为各级统治者，这主要是强调一切政治人才都要受教育，接受教育就要重视师的作用，因为他们正是帝王之师。
在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问题上，《学记》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教学相长”，二是“师道尊严”。它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个原则符合客观实际，在我国教育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第二个原则则值得推敲，它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我们常说：“严师出高徒。”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学生尊敬自己的老师，这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将师生关系说成是父子关系、君臣关系，要求学生俯首帖耳地服从教师的指挥，这种“师道尊严”的思想却是不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