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人类传播知识，教育人、培养人的场所。有专门的人员、专门的设施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专门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这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它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阶级和文字的出现，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阶级的出现和文字的产生，人类社会由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时代。原始社会公共的社会教育逐步被奴隶社会的阶级教育所取代。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以及王权、世系的连绵不断，必然要把自己的统治经验包括知识和各种技能传授给下一代。教育变成了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夏、商、周的官办学校就是这样出现的。

一、夏代学校的产生

夏朝是我国进入“小康之世”的第一个王朝。所谓“小康之世”，在政治上主要是指“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16]，也就是说，那时已确立了王位世袭制，有武装保卫的城池作为统治的中心，有维护统治秩序的各种礼法制度作为强制手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阶级社会的开端；在经济上主要是指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用不着再去维持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的贫穷生活了。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政治、军事活动或教育活动了，有一部分青少年可以脱离生产接受文化教育了。于是，一部分熟悉各种典章制度，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而极少数生活富足的贵族子弟则成为我国第一批官办学校的正式学生。绝大多数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却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他们仍然只能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社会教育。从此，学校教育从社会教育中分化出来了。

文字的逐步成熟是产生学校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不少学者认为，夏朝是我国由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开端，估计当时已经产生了相对成熟的文字。先秦学者经常引用《夏书》、《夏训》，估计这是当时有关夏朝的典、册记载。孔子删定《尚书》，选取其中一部分编为《虞夏书》，暗示虞舜、夏禹时已经有了文字。古文《竹书纪年》开头第一篇就是《夏纪》，其中并非都是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也有不少史实当是夏朝人自己的文字记载。司马迁根据他所见到的藏之秘府的文献典册，同时根据他亲身所做的社会调查，继《五帝本纪》之后写下了《夏本纪》。一些文献还提到夏朝已有《夏历》，即孔子所说的《夏小正》。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夏朝不仅已经产生了文字，而且当时的文字已相当成熟，夏代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文字是知识的载体。有了文字，就可以记录人类的思想活动，还可以把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另外，文字不仅是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而且文字本身也需要有人传授，需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学会识字、读音和刻写。只有在这时，学校教育才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而由于文字为学校教育积累了必要的教学内容，因此学校的产生与发展才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孟子所说的“校”则是夏代的地方学校。《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说：“乡里有教，夏曰校。”南宋的朱熹在注释《孟子》时也说：“校”是乡学。孟子说：“校者，教也。”《说文》解释说：“校，从木，交声。”其本义为木囚，就是用木材圈成一个围栏，作为养马、驯马的场所。后来则利用这种场所进行军事训练，它与教射的“序”一样具有培养武士的共同职能。同时，“教”从“孝”从“文”，因此“校”又成为进行孝道教育与进行文化教育的场所。孟子说：古代“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进行人伦道德教育是夏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朱熹在注释中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所以明此而已。”

总之，夏代的学校还处于初级阶段，它虽然已经从公共的社会教育中分化出来，但还兼有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职能。当时的教育机构大多是从军事机构演变而来的，同时又兼有政治机构和养老的性质。它说明，当时的学校还不是独立的、纯粹的教育机关。教育为政治服务，为培养武士、射手服务，同时注意进行人伦道德教育，这是夏代国有学校与乡学的共同特点。

二、商代学校的发展

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它不仅是目前所证实的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王朝，而且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从开创向高峰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正是在商朝，奴隶主阶级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族权和神权统治，而从商汤到武丁的文治武功又使商朝成为当时世界东方的奴隶制大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19]正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学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代学校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代已经有了基本成熟的文字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手段。商代的文字主要是著名的金文和甲骨文，其次还有陶文、石文、玉文以及墨书、朱书等。这些文字都已相当成熟，汉字的基本结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在金文和甲骨文中都已具备，这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金文，即青铜铭文，又称钟鼎文。其形状类似甲骨文，但比甲骨文笔画显明刚劲。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习惯上称为甲骨卜辞。它虽然是占卜吉凶的记录，但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已经大体证实了《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等书所记载的商代的历史。因此也可以说，甲骨文实际上是商朝的历史档案，到了商朝，我国的历史就开始有了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到目前为止，从安阳出土的甲骨已有15万多片，卜辞记录有160多万字。据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单字数量有4672个，目前已经辨认出2000多个。

文字是书写的工具。有了成熟的文字自然可以作一些占卜之外的其他记载。有关商朝的历史文献目前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尚书》和《诗经》中的部分篇章却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尚书》中的《商书》可能部分保存了商朝的典册。《尚书·多士篇》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商朝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典籍，这些典籍正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教材和参考资料。在这一方面，商代的学校已远远超过了夏代的学校。

而从商朝学校的类型看，商朝不仅继承了虞舜与夏朝，其中有“庠”，有“序”，而且还有“右学”与“瞽宗”，还明确出现了大学与小学之分。《礼记·明堂位》记载说：“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据一些学者考证，小学乃地方学校，包括“庠”和“序”；大学则是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校，包括“右学”和“瞽宗”。有的学者则认为，“右学”与“瞽宗”名异实同。殷人尚右尚西，把大学设在西郊，以表尊崇，故而称为“右学”，又称为西学。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商代的学校不仅类型较多，分两级施教，而且还吸收了不少邻国的留学生。在《殷契粹编》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1937年版《考释》第149页，郭沫若先生对“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进行了考释，他认为：“多方”指的是多国。“据此，可知殷时邻国，多遣子弟游学于殷也。”商朝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帝国，邻国子弟前来游学也不足为奇。而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代的学校的确比夏朝发达。

再次，商代的学校不仅重视军事教育，而且重视宗教教育。孟子将商代的学校概括为“殷曰序”[21]，正说明商代也像夏代一样，十分重视射箭训练，注意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狩猎和打仗的本领。而商代大学中的瞽宗则是夏代却没有的又一种新型学校。《礼记·明堂位》记载说：“瞽宗，殷学也。”其注释则说：“乐师瞽蒙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于此祭之。”它说明，商代的这种大学是以礼乐教育为主，乐师即这类大学的教师。这些乐师尊崇他们的先师为乐祖，在学校中对其进行祭祀，于是学校又成为乐师的宗庙，这正是“瞽宗”一词的来历。由此可见，“瞽宗”是传授礼乐、造就士子的高等学府，是为祭祀服务的，目的是对贵族及其子弟进行尊崇鬼神和祖先的宗教教育。这种教育是由殷人治国的指导思想决定的。

《礼记·表记》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而不静，胜而无耻。”用神权作为刑罚的补充，这是商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商王和贵族们的活动，事无大小都求告于上帝和祖先，对上帝和祖先的祭祀是商朝国事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古书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祖先和上帝的祭祀摆在了与战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比战争更重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朝统治者才十分重视占卜，才有意识地保存了大量的甲骨卜辞，才不惜杀死大量奴隶进行人祭和人殉，而负责祭祀和占卜的“巫”和“史”才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又肩负着教育后人的任务。商朝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因此其教育内容以军事和宗教为主，目的是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和祭祀人才，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宗教武士教育。它反映了商代的学校正是对夏代学校的继承与发展。

三、西周的学校及其教育制度

西周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第三个王朝。按某些史学家的看法，中国的奴隶制在这时发展到全盛阶段。经济上实行井田制，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这是西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与商朝统治者相反，西周统治者更重视政治思想统治。他们认为烝民是上天生下来的，皇天上帝是烝民的宗主。天子的任务是“代天保民”。通过商朝的灭亡，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政权得失的关键，因此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22]，甚至提出要“吊民伐罪”[23]。周武王曾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4]进一步把民心当作天意的本原，这说明西周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与商代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像商代那样一味地尊神尚鬼，而是强调要注意民心；不是一味地迷信刑罚，而是主张“明德慎罚”，主张加强思想统治；不是像商代那样一味地“贵富”，而是讲究义和礼，讲贫富也讲贵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周的教育才从商朝的宗教武士教育转变为以“明人伦”为主的、以六艺为基本内容的文武并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而从教育系统上看，西周比商朝更为完备，而且“学在官府”、“学术官守”的特点更加突出了。

（一）西周的学校系统

西周学校教育的对象是贵族和平民子弟，因此在贵族和平民居住的地方才设有学校。在王都郊外的六乡之内设有地方级学校，总称为乡学；在王都及其近郊则设有小学和大学，总称为国学。

据《周礼》与《礼记》记载，西周的乡学是分级设立的。西周郊外的地方行政组织分为六级，即：“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保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25]这种记载虽然有些理想化和绝对化，但西周地方级组织大致分级设置却也并非子虚乌有。正是在这种行政组织的基础上，相应地设立了名称不同、级别不同的学校。

《周礼》记载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而《礼记·学记》则记载说：“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据有些学者考证，“术”乃“州”字之误。西周地方级学校大致分为四类，即家塾、党庠、州序、乡校。《汉书·食货志》曾对这种先王的学制进行过解释，其中说：“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每年冬季，儿童和青少年到序室去学习，“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这些记载说明，乡学与国学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平民8岁时只能入乡间小学，学习成绩优秀者才能逐级上升，由乡学被选拔到国学。先入国学中的“少学”，又称“小学”，这是国家级的初等学校，其中的优秀者才能进入大学深造，被称为“造士”。它说明，乡学担负着基础教育的任务，其中包括“室家长幼之节”和“朝廷君臣之礼”；国学则担任着中等与高等教育的任务，即提高的任务。

王都中的小学是贵族学校，《礼记·王制》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即小学设在王宫的东南方。贵族子弟根据身份地位的高低，入小学的年龄也有不同规定。《大戴礼记·保傅》说：“古者八岁而出就外舍。”这里说的是周天子和诸侯的儿子，8岁时可以进入王都小学学习。因此《白虎通·辟雍》篇也说：“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春秋公羊传》在注释中则说：“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而公、卿、大夫、士的嫡长子入小学的时间则分别是10岁和13岁，这就是《礼记·内则》所说的“十年出就外傅”，《尚书大传》所说的“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而贵族的众子以及平民之子，入小学的时间还要晚，“余子年十五始入小学”。对于乡间的学生则是择优录取，与年龄无关。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小学的学制为7年。

大学是西周的高等学府。《礼记·王制》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蔡邕在《明堂章句》中对“辟雍”作过解释：“取其周水圜转如璧，则曰辟雍。”西周的大学四周环水，中间高地上建造了学宫，样子像一个被水环绕的玉璧，因此被称为“辟雍”。诸侯国的大学规模虽然比王室的要小些，但建筑形式也与王都的大学类似，也是由水池与学宫交错辉映而成，于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泮宫”。关于西周大学的建制，自古以来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西周的大学有五所，南学称成均，北学称上庠，东学称东序或东胶，西学称瞽宗或西雍，只有大学即设在中央部位的大学才称为“辟雍”。但有的学者却认为，以上的五个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其中辟雍建筑在四周环水的高地上，被人们称为学宫、泽宫，由于周朝在那里教育学生射箭，并通过比赛射箭选拔人才，因此又被称为“射宫”。而其他四学则建筑在辟雍的周围，而不是在周王都的四郊。东边的教室称为东序，又称东胶与东学，继承夏朝的学制，“干戈羽籥在东序”，由乐师主持。西边的教室称瞽宗，又称西雍，继承商朝学制，乃演习礼仪的场所，由礼官主持。南边的教室称成均，又称南学，是学乐的场所，由大司乐主持。北边的教室称上庠，又称北学，继承虞舜时上庠的传统，乃学习书写的场所，由诏书者主持。以上这种解释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在西周的王都很难建立五所大学，但建立一所继承虞舜、夏、商之制的兼收并蓄的大学则是可能的。

在西周，并不是所有贵族子弟都能进入大学。一般贵族子弟只能在小学接受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生活知识的训练，只有极少数社会地位较高或者出类拔萃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大学深造。《礼记·王制》篇记载说：“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进入大学学习的只有周王的太子和诸位王子，以及公、侯及其他贵族的嫡长子，他们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入学的。另一类则是平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只有经过个人奋斗，经过层层筛选才有机会迈进大学的门槛。所有这些人入大学的年龄也因人而异：由于王太子15岁即举行冠礼，标志着他已经长大成人，因此15岁就可以入大学。而其他贵族子弟20岁才能行冠礼，因此他们20岁才能入大学。而从平民中推荐上来的优秀者，年龄自然还会更大些。据《学记》记载，西周大学的学制为9年。

（二）西周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

西周办学的目的是“化民成俗”、“建国君民”[26]，即培养俯首帖耳的奴才和奴隶主贵族的各级接班人。因此，各级各类学校都将德育放在首位，都十分注意德、行人伦教育，同时也注意军事教育和其他实际技能的教育，其中主要是六艺教育。比如乡学由大司徒主持，他从三个方面对乡学学生进行教育，“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27]乡学虽然是基础教育，但内容却是全面的，它包括德、行、艺三个大的方面，实际上是包括周朝各级学校教育的初步内容。乡学学生受到这种教育后，由乡大夫支持，“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28]。其优秀者则推荐到国学，到小学学习。

小学学生由地方推荐的只占少数，其中主要是“国之贵游子弟”，即居住在国都的各级贵族的子弟。师氏、保氏担任小学教师。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29]“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30]郑玄在注释中对“六艺”作了详细解释，他指出：“五礼：吉、凶、宾、君、嘉也。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五御：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小学教育的内容除德、行之外，主要还有六艺、六仪，其中六书是学习识字、写字；九数是学习算术、数学，这是民生日用所需，不可不讲。而礼、乐、射、御则是比较高深的知识，是为培养各级统治人才作准备的。六仪主要也是学习贵族阶层所应掌握的礼仪。因此，西周的小学教育虽然是关于奴隶主贵族德行准则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基本训练，但也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文武并重、知能兼求的教育。

西周大学的课程主要是诗、书、礼、乐、射、御。《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文王世子》则说：“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补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礼乐从广义上讲是指西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项制度，古书上讲的周公制礼作乐主要是对此而言。从狭义上讲，礼是指西周的各项礼仪或仪式，其中包括有关祭祀、丧葬、军旅、朝觐盟会和婚冠喜庆等各种典礼、仪式，即所谓五礼。乐则是与礼相辅相成，凡是行礼的场合都配有一定的音乐。礼的特点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朝廷有位、男女有别、贫富轻重皆有称。其作用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31]，它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因此礼乐教育成为西周大学教育的核心。当时的大学生们不仅要弄懂各种礼仪的内容和实质，而且要进行实习，要反复演练。对乐教也是边学边练，其中包括诗歌、音乐、舞蹈，这就是郑玄所说的：“古者教以诗书，诵之、歌之、弦之、舞之。”[32]

对于射、御，大学也是侧重于演习与考核。《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礼记·王制》则说：“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赢股肱，决射御。”目的是培养“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周的学校教育既继承了夏、商的传统，又有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从乡学、小学到大学，它都十分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同时也很重视文化教育和实际技能教育；既注意学生的文化修养，又不忽视军事训练。这种学校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各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才，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维护以礼治为核心的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教育比商朝的教育更符合实际需要，也能培养出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用之才。

（三）学术官守与学在官府

“学术官守”与“学在官府”是奴隶社会学校教育的又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特点在周朝表现得尤其鲜明，而且有不少文字记载可资证明。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中对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古代“立官分守，而文字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黄绍箕在《中国教育史》中对这个问题也专门进行过分析，他说：“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其原：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典、谟、训、诰、礼制、乐章，皆朝廷之制作，本非专为教民之用。故金縢玉册，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学者，不知本朝之家法及历代之典制，则就典书之官而读之。……秘府之书，既不刊布，而简策繁重，笔墨拙滞，又不便于迻写传副本于民间，故民间知有书名者，仅赖外史达之，至其全书，则非身入清秘不能窥见，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一则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也。古代学术如礼、乐、舞、射诸科，皆有器具，以资实习，如今之学校试验格致器具，非一人一家所能毕备。故十三舞勺，成童舞家，其器甚简。二十而冠，身入乡校，始学礼，舞大夏。《周官》：乡师掌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可见礼乐之器，乡官始能鸠集。学者之始学礼者，如未入乡校，则无学习之器也。至成均乐器，钟、鼓、管、籥、鼗、祝、敔、埙、箫、管、琴、笙、磬、竽、笛之伦，以供国家祭祀享燕之用者，尤其里党所可致。故在官者以肄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味，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

以上两位学者从唯官有书、唯官有器两方面分析了“学在官府”的客观原因，这种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另外，由于当时政教未分，无论是乡学、小学还是大学，实际上都没有纯粹的教师，各级教师基本上都是由职官兼任，其中有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籥师等；只有一小部分教师由年老退休的官员担任。比如，西周的乡学归大司徒主管，《周礼·地官司徒》说：“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而施十有二教焉。”《尚书大传·略说》则说：“大夫、士七十而致士，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周礼·春官宗伯》则记载了国学的情况：“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学术官守、学在官府，以及由现任或退休的官员担任教师，这都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不发达的表现。由于科学落后，当时的文字只能刻写在竹简、木片或丝帛上，竹、木笨重，丝帛珍贵，一般平民百姓家无力承担。同样由于经济落后，大多数礼器、乐器、教学仪器，一般人民也很难承办。而政教未分、学科单一，又使得现任或退休官员有条件胜任教学任务。西周的学校教育虽然比夏朝、商朝有所进步，但它毕竟还是奴隶社会的教育，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学校教育，它的最基本的功能还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军事、文化人才，还不是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和科学的进步，这是西周学校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