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前教育的特点

教育起源于人类传授社会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的需要。原始人为了使人类能够生存并得到延续和发展，就必须将生存的本领教给下一代，其中包括直立行走的本领，说话的本领，用火、熟食和保存火种的本领，制造和使用石器、木器工具的本领，集体劳动、采集植物果实和狩猎的本领，寻找山洞、选择住处以及与毒蛇猛兽作斗争的本领，等等。这就是原始社会教育人、培养人的最初的内容。这种教育虽然是初步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下一代就无法脱离动物界。幼儿生活在人群中，能学会人的生存本领；生活在狼群中，则能学会狼的生存本领；生活在中国，会培养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在外国，则会养成外国人的生活习惯。这些现象说明了人的可塑性，也说明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本领逐步增加，教育的内容也必然逐步增多。我国古文献中根据远古传说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培养人、教育人的一些情况。如《白虎通》卷一记载：“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管子·轻重》戊篇则记载：“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人工取火的方法是在母系氏族初期发明的，它比保存火种方便多了。但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工具和技术，因此需要有人传授；做熟食的办法也需逐步改进，这种知识自然也需要传授和学习。正是通过这种教育、培养、交流、传播，才达到了“天下化之”的结果。这是原始人类培养科技人才、传播科技知识的情况。

再比如，《管子·形势解》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易·系辞》则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教耕生谷”即传授耕作技术，包括从播种到收割的一系列生产技术；用“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则是传授制造和使用农业工具的知识。这种记载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北方人就学会了种粟，河姆渡文化时期南方人就学会了种稻，而且出土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包括耒耜。这种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是比较复杂的，同时又要求人们掌握各种农作物的特性和气候特点，这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生产人才。农业是母系氏族的妇女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发明的，他们首先将这种知识教给由她们抚养的子女，如姜嫄传授给后稷；然后又教给从狩猎转向农业的男劳力。因此应该说，妇女是原始社会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的祖师，她们才是真正的神农氏。

据古文献记载，伏羲是狩猎和畜牧民族的鼻祖。“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1]又说伏羲还教人们“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鱼”[2]。后来，他还教人们驯养家畜，“养牺牲以供庖厨”。无论是教民以猎，还是传授结绳制网、捕鱼狩猎知识，乃至饲养飞禽走兽供人们食用，这在当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畜牧、游猎为主的氏族、部落对人才有一种特殊要求，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自然与农业氏族不同。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种“天性”正是由匈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是自古以来代代相传、耳濡目染形成的。他们让小孩练习骑羊，正是为了让他们长大后能学会骑马；而射鸟鼠、狐兔则是练习射箭技术，为将来射猛兽、上战场做准备。所以匈奴族的男子“尽为甲骑”，既能以“射猎禽兽为生业”，又能“习战攻以侵伐”。他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使每个成员都成为优秀的射手和勇敢的战士。它要求受教育者逐步培养出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精通骑射的作风和本领。

此外，原始社会还有一些更进步的发明创造，如制造陶器、制造舟车、养蚕缫丝、制造兵器、建筑城市和宫殿等。《吕氏春秋·君守》篇说：“昆吾作陶。”《世本》说：“有虞氏上陶。”这说明当时制陶技术已相当普及。农业、畜牧业、制陶业是母系氏族三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我国的仰韶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不仅发现了大量陶器，而且陶器制作还有相当高的水平，上边还刻有各种图案花纹和记事符号，制造这种产品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当然更需要培养一些专门人才。相传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3]，黄帝之妃嫘祖发明了养蚕和丝织业。“胡曹作衣”[4]，“伯余制衣裳”[5]，“蚩尤作兵”[6]，“蚩尤作，以金作兵器”[7]，“夏鲧作城”[8]，“尧使禹作宫”[9]，“伯益作井”[10]，“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11]，“相土作乘马”[12]，“王亥仆牛”[13]，这些技术涉及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战争等各个方面，不经过一定时间的教与学是无法掌握的。尤其是养蚕缫丝、炼铜制兵器、建造城郭宫殿等更是当时的尖端科学技术，因此更需要培养一些专门人才。

以上事实说明，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围绕着生产劳动并在劳动实践中进行的，教育还没有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熟悉各种生产技术的人才，培养热爱劳动的生产能手和优秀战士，教育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教育的方式不是通过文字和书本，而是进行言传身教：言传，即通过语言、口耳相传，传授知识和经验；身教，即做出示范动作，让后人进行模仿。这种教育带有边干边学的性质。这是原始社会教育的第一个特征，它充分体现了原始社会教育的实践性。

原始社会除了进行生产知识的传授外，还传授一些社会生活知识，使每个氏族成员熟悉本氏族的历史、信仰、道德、风俗、礼仪和习惯法等。这就是当时的生活习俗教育、原始宗教教育和原始艺术教育。这种教育是与当时的社会活动、宗教、艺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语言思维的发展，歌谣、谚语、故事、神话、游戏、舞蹈、雕刻、绘画等文艺活动形式产生了，这都是对后代进行教育的好形式。歌谣、谚语是群众性的创作，它总结概括了历代的生活经验和风俗民情，对后人有相当大的教育作用。故事往往以本氏族的历史为主，或者歌颂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我国远古时代的传说，匈奴族、突厥族起源的传说以及《蒙古秘史》中记载的蒙古族祖先的传说等就是靠讲故事流传下来的。神话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愿望和爱憎，诸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等。其中包括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及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所有这些神话传说都含有不同程度的教育因素。比如对鬼魂的崇拜，它不仅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怀念和崇敬，而且灌输了尊敬长辈、加强氏族团结的思想。再比如对祖先的祭祀，它不仅可以加强亲缘关系，有利于本氏族的团结，而且能够激励后人以前人为榜样发愤图强、继往开来。为了进行宗教活动，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巫术和巫师。巫术是宣传原始宗教信仰的技术，巫师则是原始社会文化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结合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对本氏族本部落的人们进行传统教育，正是巫师的一个重要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说，巫师是氏族公社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培养这种人才所花费的精力要远远超过培养一个氏族一般成员，但主要是在宗教活动的实践中培养、选拔的。除此之外，游戏、舞蹈主要也是反映实际生活，联络感情，培养良好的作风；雕刻、绘画既是形象的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文字的作用。这些教育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为了决定有关生产、生活或战争等重大事务，氏族还经常召开氏族大会，选举酋长或军事首领，进行节日庆典等，这种活动也是对青少年的一种实际教育。这种活动一般在氏族中心的大房子里举行，比如西安半坡氏族遗址的中心就有这样一个16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种大房子显然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同时又是老年人、成年人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场所。

以上事实说明了原始社会教育的第二个特点：教育还没有从政治、宗教、艺术活动中分离出来，还没有成为专门的活动。这种教育既是为社会生产服务的，也是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是为了培养热爱本氏族、遵守氏族规范、传统的忠诚战士，这就是教育的政治性。

第三，原始社会的教育还具有公共性、普及性和平等性，而没有阶级性。所谓公共性，一是说教育是氏族公共的事情，是关系到氏族命运和前途的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并非哪个家庭、哪个氏族成员或氏族首领的事情。二是说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由全体成年男女和老人共同承担，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全体成年人既是劳动者、战士，又是教育工作者。三是说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属于氏族所有的，是为氏族的公共事业而劳动、而战斗的，而不是为哪个家庭或为个人所拥有。所谓普及性和平等性，主要是说当时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可以平等地受到一定教育，既不是根据贵贱等级决定取舍，也不考虑本人天赋。只是由于年龄、男女和社会分工的差别，受教育的内容有所区别。这是因为每个氏族成员在氏族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结合生产和生活进行的教育又不需要额外的教育经费，因此不必限制受教育者的人数。相反，人数多了对生产反而有利，对氏族的发展也有好处。其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被教育的少年儿童与担负教育任务的成年人、老年人只有年龄的差别，没有地位高低的差别。教育者十分关心被教育者的成长，对他们一视同仁，“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每个受教育者的身上，努力做到使“幼有所长”[14]。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被爱护和受尊敬的关系，即敬老爱幼的关系。另外，原始社会的教育虽然主要集中在少年儿童和青年时期，但社会不断进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也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文化交流，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原始社会的教育是终生教育。大家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大家都以能者为师，取长补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并不明显，这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它也体现了教育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二、学校的萌芽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家庭为主的个体劳动逐步代替了氏族的集体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私有财产产生了。部落贵族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需要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要求有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钻研技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成为可能。其中有些人专门从事教育或从事政治活动，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教育人员和学校的萌芽。

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文字的雏形初步形成了。《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从结绳、刻木记事，发展到图画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将促使人类由野蛮阶段跨进文明社会的门坎。文字是记录知识和传授知识的工具，但掌握文字并不容易。原始状态的社会教育很难胜任这一任务，它要求有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和教育场所，于是教师和学校应运而生了。

据古文献记载，虞舜时代就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公职人员，比如《尚书·舜典》曾记载说，舜任命夔“典乐，教胄子”；还曾任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夔和契就是当时领导教育工作的专门人员。契的任务是用“五教”教育人民，借以纠正“百姓不亲，五品不驯”的社会现状。这虽然还不外乎是一种社会教育，然而却已经有专门人员负责了。而夔所担负的任务则是对贵族子弟进行专门教育，可以说夔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见于记载的第一任贵族学校的校长。

夔的具体职务是“典乐”，即《周礼》所说的“大司乐”。《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并非发源于周代，而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注释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15]“均”字是“韵”字的古文，古代的教育，口耳相传，因此十分重视音韵，诗、歌、声、律都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乐师即教师，“典乐”和“大司乐”则成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

实际上，当时的教师多由年老或有声望的人们担任，如《礼记·明堂位》记载说：“米廪，有虞氏之庠也。”而《礼记·王制》则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何为“米廪”？郑玄解释说：“藏养人之物。”这是氏族社会储存粮食的公共仓库。这种仓库一般由老人看管，往往成为老人聚会的场所。何为“庠”？《说文》解释说“从广羊声”。《孟子·滕文公上》则说：“庠者，养也。”“广”即房屋，“庠”原是养羊的房屋。在原始社会，牛、羊大概也由老人们喂养。同时，牛、羊肉又是当时的美味佳肴，自然也是受尊敬的老年人的可口食品。由此可以看出，“庠”既是喂养牛、羊的场所，又是氏族社会敬老养老的地方。老人经验丰富，可以发挥余热，教育后代，于是“庠”又成为氏族社会末期的教育场所。它兼有敬老育幼的双重职能，这正是原始社会末期学校的一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