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系文字

我们现在见到的商代文字，主要是考古发现的商后期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其中主要是甲骨文，其次是金文。商后期的陶器、玉器、石器上也遗留了当时的一些文字，不过数量很少，不足以反映当时文字的风貌。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主要发现于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西北）。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到帝辛（纣）8代12王经营了近300年的都城的废墟。19世纪末，殷墟农田中常常挖出有字的甲骨被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后经王襄、王懿荣等古文字学家鉴定为“古简”，甲骨才作为极有价值的文物蜚声于世，为海内外广事搜求。100年来，经过公、私方面的多次发掘，殷墟出土甲骨已累计15万片以上，发现单字约5000个，这是我们研究商代文字与历史文化的最宝贵的资料。

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商王和贵族关于祭祀、战争、年成丰歉、狩猎、疾病、出行等方面的占卜记录，所以甲骨文以前习惯上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事无巨细，几乎天天、事事都要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占卜之后，巫、史人员还常常把占卜的事由、卜兆的吉凶以及应验的情况刻在甲骨上，这就是“卜辞”。有些甲骨上有时也刻记一些与占卜无关的事，人们习惯上称它为“记事刻辞”。“记事刻辞”也是甲骨文的一种，但和占卜无关，所以说“甲骨文”和“卜辞”的概念并不是等同的。严格说来，甲骨文的内涵较卜辞要广一些。

商后期文字是成熟的、能够按照词序无遗漏地记录汉语的、有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体系。它以表意为基础，广泛应用标音假借，形声字已占到20％左右。从字形上看，此时文字与图画已有了很大的距离，文字的排列方式或自上而下或自右而左，也已成定式。不过，同后代的文字相比，商后期文字原始遗风的残留也是很明显的：

1．文字的象形程度仍然很高，不少文字还保留着绘形写实的手法。

2．文字的形体不定于一，有些字只求把它所要表示的事物的特征表达出来，形体不甚固定。一个字可以有几种写法，偏旁可以更换。

3．文字的书写方向，还有一定的随意性。字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而且文字也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符号一个音节的形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写在一起的“合文”还很多。

凡此也说明，商后期文字虽然已是有较严密体系的文字，但它毕竟去古未远。商后期晚期阶段文字的结构比较稳定，书写排列也趋于端正均齐，小字居多，这是文字日益发展和书写技术日益成熟的表现。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由于书写工具、书写材料和书写风格的不同，字形、字体上有一定的差别。金文多是用毛笔在泥范上书写雕刻后翻范铸造的，故多粗笔、实笔、圆笔，与文字的原始写法较接近；甲骨文是用刀在甲骨上刻，转锋不易，肥笔难成，故不得不把粗笔改细笔、实笔改勾廓、圆笔改方形。因此，甲骨文较金文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简易化了的“俗体”字。再则，以金文而言，由于时代不同，用途不同，字体形状也有较大变化。一般地说，早期金文象形化高于后期金文，族名金文象形化又高于记事金文。族名金文是古代古老氏族的徽记，来源既久远，写法又保守，故不管其时代早晚，其象形化的程度都很高。

下边我们把金文和甲骨文的情况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代文字字体演变的一些特点：

有的学者说，要找最古老的字形在金文里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二、西周春秋系文字

西周春秋文字的资料主要是金文。

西周晚期金文

西周是金文的全盛时期。当时的贵族流行把值得纪念的事情如册命、赏赐、荣宠、战功、婚嫁、祭典、诉讼、追孝等写成文字铸在铜器上，“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所以这一个时期不仅有铭的铜器特别多，而且铭文的篇幅也很长，几百字的铭文习见。其著名者像《大盂鼎》、《小盂鼎》、《墙盘》、《散氏盘》、《毛公鼎》，几乎每篇都可以和《尚书》的篇章媲美。

西周初期的金文，几乎是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方折笔画较多，书体亦雄健而峻峭。康王、昭王、穆王时期，字形渐趋整齐方正。周代后期恭王、懿王以后，金文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趋势，一是商和周初以来金文方形、圆形的肥笔渐渐为均匀的线条所代替；二是金文原来曲折象形的线条多被拉平，某些原来不连贯的笔画也被连成一笔。这种文字形体的重要变化，有的学者谓之线条化和平直化。

金文形体线条化、平直化的结果，文字的体势、排列都较以前整齐而均匀。原来象形程度很高的汉字象形程度降低了，符号性增强了，书写方便了。传统文字学史上传说的周宣王太史籀作“籀文”，大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整理的一种更规整的文字字体。

秦 石鼓文

春秋初期，诸侯各国大体上都沿袭周代晚期的文字作风，跟周晚期的金文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只是长篇的铭文减少了，内容也多为“行器”、“媵器”之类。中期以后，各国的文字虽然在字形结构上还大体相似，但书写风格已明显表现出不同的区域作风。这种各有差别的区域作风，基本上可以分为秦、周、晋、齐、鲁、楚、徐、吴、越等几个区域。这些区域中，除了秦，其余各地区的文字都渐趋抛弃周代金文的庄重典雅而向流丽清新的方向发展。春秋中后期，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徐、吴、越等特别流行一种狭长而故作宛转屈曲的字体，尤其是江南的吴越，有时甚至加上鸟形和虫形的图案作为装饰，这就是后世所谓的“鸟篆”和“虫书”。这种“鸟篆”或“虫书”，美术化的倾向很浓，跟古代文字因象形而屈曲不是一回事，所以特别难认。不过，由于它是一种特殊美化的字体，主要用于兵器等的署名或装饰，对日常文字的使用影响不大。

西周春秋重要的文字材料还有“周原甲骨”和“侯马盟书”。“周原甲骨”出于周中心地区的“周原”即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内容是周王室灭商前后的占卜记录，其字体接近殷墟卜辞，只是字形太小，和殷墟卜辞的风格不同。“侯马盟书”发现于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都城新田遗址，系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盟誓之辞。盟辞多用毛笔写在玉片、石片上，绝大部分是朱书，小部分是墨书，字体跟战国文字接近。河南温县近年也发现了很多与此性质相近的盟书，多为墨书。此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发现过这种盟书，当时称“沁阳玉简”，因为当时出土盟书的西张计村属沁阳。“玉简”是以记录文字的资料命名。

春秋鸟虫书

三、六国系文字

六国系文字指战国时期秦以外的东方六国的文字。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春秋以前，宗法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造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变化，学术文化冲破了旧的束缚而勃兴，“百家争鸣”，文字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使用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就使文字越来越向简便、实用和易于书写的方向发展，使文字出现了剧烈变革的局面。

栾书缶错金铭文

春秋战国各主要国家之中，秦国由于地处宗周故地，接受西周文化的影响较多，而且由于地居西偏，文化的发展远不如东方六国那样迅速、剧烈。所以，随着战国时期文化的变革，战国文字逐渐分化成了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西方的秦系文字，它在形体上还基本保持着西周晚期的文字作风；一个系统是东方六国的文字，形体、作风呈现出和西周、春秋文字大相差异的形势。

六国文字的资料非常丰富。这一时期发现的实物资料有金文（战国金文多刻铭，内容多是“物勒工名”）、陶文、玺印文字（包括封泥）、货币文字、帛书和竹简，除此之外，《说文解字》、《三体石经》等书籍、残石也保留了一些战国时人用六国文字写的经书文字，即传统文字学上经常说的“古文”。我国古代发现的战国时代的简册文字比较多，其著名者像汉初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包括《尚书》、《春秋左氏传》等）、西晋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重要文献。《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即是孔子壁中书一类文字的记录，因此从实际上说它也是一种竹简文字，只不过由于它发现较早，经过反复传抄，字形上可能已有相当的错讹。

和西周春秋文字比较，六国系文字有下列显著的特点：

1．简体字盛行。如：

简体字是一种有别于“正体”的形体简省的“俗体”字。由于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文字就不得不向简省化的方向发展。六国文字的简省化，除了结构和笔画的减省，笔势亦较西周春秋文字趋向平直，这也是文字减省的一个步骤。

2．由于当时各国文字简省、变化的程度、风格不同，地域特点比较突出，“文字异形”的情况比较严重。

所谓“文字异形”，是说六国文字不但跟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之间彼此的文字面貌也有很大差别。例如：

六国文字的大力简省形体和地域差别造成的“文字异形”，使战国文字的面貌和西周春秋文字差别很大，呈现出一派纷乱复杂的局面。这种纷乱局面的形成，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也跟文字越来越追求实用性、简易性有关。战国文字使用的范围极广，很多文字出于下层人民之手（像战国金文多为工匠所刻，陶文亦多为手工工匠刻制的印记），草率省简以为常，不大讲究刻意求精，由是，“俗体”文字就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正体”文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平常觉得六国文字非常难认，就是因为它和“正体”文字差距太大的缘故。

当然，我们说“文字异形”，并不是说战国时期每一个文字各国都有差别，也不是说各个国家的文字没有互相影响的一面，而是说这一个时期文字因地而异的情况十分严重。实际上，秦始皇统一文字，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异体字，并不是废除六国文字。因此，六国文字虽然与西周春秋文字几有面目全非之感，但从总体的情况上看，它仍是汉字曲折发展的时期，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四、秦系文字

秦系文字指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秦代的小篆。

这个体系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主要有石刻文字（像《石鼓文》、《诅楚文》，秦峄山、泰山、琅邪刻石等）、金文（主要是兵器、权量、虎符等器物上的刻铭）、玺印、封泥、陶文（陶器和砖、瓦等器物上印制或刻制的文字）、漆器文字（烙印或刻画在漆器上的文字）、竹简（近些年秦简发现很多，像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帛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秦的抄本）等。书籍文献资料，则主要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字，是目前所见最系统的秦系文字资料，尽管其中的形体已有一些讹误和篡改。

秦系文字，从春秋到战国，基本上都沿袭了西周后期文字的作风。其变化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字形规整均匀的程度不断提高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西周晚期的文字比较，其匀称规整的变化是比较清楚的。有时为了追求字形的规整匀称，原来平直的笔画可以变得弯曲，原来弯曲的笔画变得平直。如：

这样变化的结果，文字变得相当圆转、均齐而象形程度较低。这种圆转、均齐的文字书体，过去文字学史上称为“篆书”。《说文》：“篆，引书也。”“引”就是引伸、拖长。当时文字用毛笔书写，为了把文字写得圆转、匀称，笔画要一笔一笔引长拉写，以求其形体完整，故名曰“篆”。“篆”汉以后有大、小篆之分。“大篆”指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如《石鼓文》、《秦公钟》之类；“小篆”指秦统一中国后用以统一文字的标准篆体。

小篆和大篆比较：一是文字的线条更趋于平直、结构布局更显得匀称有致；二是一部分字形又进行了明显的简化，原来大篆的文字有的部分被简省，有的用笔画少的偏旁代替了复杂的偏旁。如：

不难看出，从“大篆”到“小篆”，这是汉字适应社会需要进一步简省化的结果。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正是符合了文字发展的总趋势。

关于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史记》等书有如下的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等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是值得推敲的。照《史记》的说法，秦统一文字好像是从李斯等作三仓开始的，而且秦用来统一文字的小篆，也是李斯等据“史籀大篆”省改所创，此前并不曾有过。这并不符合事实。考古资料证明：“小篆”字体战国末年已经形成，而且也并不是由“籀文”省改的。秦孝公时的《商鞅量》，秦昭王时的《丞相触戈》、《诅楚文》有的文字已是小篆形体。著名的《新郪虎符》、《杜虎符》，都是秦始皇称皇帝以前所铸，然而它上面的文字已是典型的小篆。凡此都说明，“小篆”是秦国文字在战国时代逐渐演变而成的，它跟统一以前的秦国文字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在新占领区进行过“书同文”的工作，统一六国后李斯等作三仓标准文字作为统一文字的范本，其主要工作是顺应秦国文字的发展趋势进行整理和统一，以利推行，并不是说他们创造了小篆。

战国秦与六国文字异同比较举例

当然，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秦始皇以小篆统一文字，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也使古文字异体字众多的情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从商到秦统一以前，文字的结构随意性很大，形体参差不齐，笔画粗细不一。秦以平匀曲线和直线构成的规整小篆代替了过去参差不齐的文字，一般一个字只规定一种比较简易的写法，偏旁的部位固定，这就使沿革演变了近两千年的古文字实现了空前大范围的统一，成为古文字最进步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注释

[1]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奴隶制时代》，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4] 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

[5] 同上。

[6] 俞伟超：《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7] 裘锡圭：《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册，1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