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春秋疆域的扩大和区域文化的形成

西周、春秋时期是华夏文化的汇成时期。

西周王朝的疆域，北起燕山南北和辽宁东部，南到长江流域，东起渤海沿岸，西到今陕、甘一带，是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国家，其对诸侯的支配力量和势力影响的范围，较之商代有大幅度地扩大。周人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关中—洛阳一线，从都城镐京（宗周）到东都洛邑（成周）的大片地区，是周王朝的王畿；王畿之外有数十个诸侯封国相拱卫，直接接受周人统治；再外圈则是与周王朝既有和平往来又有战争冲突的周边各族地区。

周人兴起于周原，强盛于丰镐。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东西约3公里，南北约5公里。据史籍记载，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商末率周人迁至此地，在这里营建城郭都邑。周文王迁都于丰后至西周末年犬戎入侵，这里仍然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自西汉到清末以来，这里不断有西周铜器出土，著名的天亡簋、大盂鼎、毛公鼎等青铜重器都出于此。周原遗址解放后考古发现十分丰富：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岐山凤雏和扶风齐家两处发现的西周有字甲骨，岐山董家和扶风齐家、庄白、召陈等处发现的铜器窖藏（如裘卫四器和微氏器群）等，大大丰富了西周研究的新史料。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2公里长安县的沣河两岸，河西岸的客省庄一带面积约6平方米的范围内包含丰富的西周遗存，沣河东岸昆明地故址以北也包含丰富的西周遗存，估计丰镐二京都在这个范围内。周初周公东征后在洛水北岸修建洛邑，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中州路一带发现了东周的王城，估计西周的王城也应该在这个区域内。

周初分封，文献记载有70多个诸侯国。其中占比例最多的是周王的兄弟或周的亲戚，其次是古帝王之后，还有一些表示归顺的方国部落首领。同姓诸侯中，文王兄弟辈的封国有西虢（今陕西宝鸡）、东虢（今河南荥阳市东北）；武王兄弟辈的分封国有管（今河南郑州地区）、蔡（今河南上蔡）、郕（今山东宁阳）、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鲁（今山东西南部）、卫（今豫北、冀南地区）、毛（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聃（今河南平舆北）、郜（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雍、曹（今山东定陶县）、滕（今山东滕县西南）、毕、原、酆（丰，今陕西户县）、郇、燕（今北京房山县董家林）等；成王兄弟辈的分封国有邘（今河南沁阳西北）、晋（今山西西南部）、应（今河南鲁山东）、韩（今山西河津东北）等；周初周公旦后代的分封国有凡、蒋（今河南固始）、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胙、祭等；周的亲戚有姜姓的齐（今山东北部）；异姓诸侯封国有神农之后的焦（原河南陕县）、黄帝之后的祝（今山东肥城东南）、帝尧之后的蓟（今北京城西南）、帝舜之后的陈（今河南淮阳）、大禹之后的杞（今河南杞县）；归顺周人的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宋（今河南商丘地区）。武王、成王之后，周王朝又陆续分封、改封，如康王封矢于宜，封熊绎于楚为楚君；宣王封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封庶弟友于郑（陕西华县东）等，有力地加强了对广大被征服区域的控制，真正成为封邦建卫的天下共主，改变了商代那种小邦林立、方国部落时服时叛的局面。

周初的封国，目前发现比较明确的遗址主要有：

1．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

周初成王封召公于燕。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镇北1.5公里的台地上，面积达500余万平方米。该遗址20世纪40年代即已被发现，自1973年开始，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等在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西周燕国的都城遗址，由董家林村古城址和黄土坡村墓地组成。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北城墙长829米，东、西城墙北半段已探出长度约300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宽10米左右，城墙外有深达2米的护城壕沟。其始建年代大约不会晚于西周初期。黄土坡墓地位于古城址东南约800米，是包括燕侯在内的西周燕国贵族墓地。迄今已发掘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出土各类随葬品数千件。

2．曲沃曲村—翼城天马晋国都城遗址

周初成王之弟叔虞始封于唐（今山西翼城西），至叔虞子燮父时以境内有晋水，改称晋。与晋国历史有关的西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山西境内的洪洞坊堆、永凝堡，芮城柴村，长子西旺村、西南呈，曲沃曲村，翼城天马等地。1979年以来，对曲沃曲村—翼城天马大型周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先后清理了多座西周的墓葬及车马坑，并出土了晋侯苏等多王的青铜礼器，推测曲村—天马古遗址是晋国早期都城“唐”的所在地。

3．卫、齐、鲁都城遗存

周初周公东征平定武庚之乱，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于沫（今河南淇县）。卫国的范围大体包括了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浚县淇水（淇水两岸是卫国的统治中心）北岸辛村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墓葬，并出有“卫”、“侯”铭文的铜器，证明是卫国贵族的墓地。

齐国是西周在东部地区分封的姜姓诸侯大国，统治中心在山东北部的博兴和临淄一带。考古发现表明，临淄齐故城内有西周文化堆积存在；在古城址东北部和城址西南曾发现西周晚期的墓葬。益都、寿光、昌乐、邹平、历城等地，都发现不少的西周遗址。

周公之子伯禽为鲁公，都曲阜。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曲阜鲁故城建于西周前期，城内墓葬中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鲁司徒仲齐墓葬，距鲁城以西40公里的兖州也发现了西周时期鲁国邑落遗址。

山东滕州也不断出土滕公、滕侯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表明这里即是西周滕国贵族的墓地，为寻找西周滕国故都提供了线索。

西周墓葬可分为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两大体系，主要差别反映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不同上。中原地区的西周墓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以陶器、青铜礼器为主；长江下游地区的西周墓则为土墩墓（即木棺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随葬品以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为主，青铜器数量较少而富有地方特色。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政治形势发生了大动**。天下纷争的局面激发了诸侯各国卿大夫对政权的控制和华夏民族与戎狄蛮夷各族的大融合。

在王室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诸侯大国霸主实际上是以天下共主的面貌出现的。据《左传》等记载，春秋时共有140余国，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鲁、秦、郑、宋、卫、陈、蔡、吴、越等国。春秋初期，戎狄势力颇盛，不断侵扰中原。春秋中期后，华夏各国日趋强大，许多戎狄蛮夷被他们征服和兼并：秦国在今陕西境内吞并了大部分西戎；北戎则逐渐接受了燕文化的影响；狄大部分地区被晋所兼并；齐国在东方吞并了莱夷，大部分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南方的群蛮、百濮则为楚和吴、越所兼并。到春秋末期，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在这个基础上，齐、晋、楚、秦、吴、越凭借着国富兵强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迫使他们周围的小国沦为他们的附庸。如此，偌大版图之内，诸侯之间所谓的“华夷之别”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蛮夷戎狄汇合而成的华夏族。

春秋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四方地区强大的诸侯“问鼎”中原、蛮夷戎狄文化向华夏渗透、长江中下游向黄河中下游挑战。而在这方面的典型就是楚势力、楚文化，吴越势力、吴越文化向北的延伸和秦势力、秦文化的东进。

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继位，以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洛邑的郊外，迫使周定王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问鼎之轻重，暴露出北上称霸的意图。公元前597年，晋、楚战于邲（今河南武陵东南），大败晋军。公元前594年，楚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使得楚庄王饮马黄河，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囊括淮夷、吴越、扬越而并于楚，盛极一时。

平王东迁，僻居西偏的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邲，周将岐（岐山东北）以西之地赐秦，使其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在西方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逐渐趁势东进。

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春秋晚期时强盛起来。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用楚亡臣伍子胥率军伐楚，楚军大败，吴军直入郢都。后吴王夫差出兵伐越，越王勾践大败求和，请为属国。公元前482年，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与晋争当霸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集十年实力乘夫差北上会盟，出兵攻吴，吴军大败。公元前473年，越再次伐吴，吴亡。勾践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一时号为霸主。

在这样的情势下，楚、秦、吴、越，加上原来中原大国晋、郑、燕、齐、鲁等，由于各国文化背景和夷夏文化交融程度的不同、生活环境和民俗习惯的差异、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形成了几个文化面貌相对差异的区域文化圈：

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　主要是指周、虢、郑、晋等国家。周虽然号称天子，但其势力不过一小诸侯国。中原文化在夏、商、西周时期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东周已经减弱，但当时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北方文化圈　主要指中原北面、晋国北部的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北方原为营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所居，受中原文化浸润而逐渐华夏化，连北方少数民族所建诸侯国如中山也不例外，但仍有其本身的特点。”

齐鲁文化圈　主要指今山东省范围内的齐、鲁和若干小诸侯国。其中鲁国保存周的传统最多，“从出土文物的风格看，在文化面貌上更近于齐，而与三晋有别。在这个文化圈的南部，一些历史久远的小国仍有东夷古代文化的痕迹”。

楚文化圈　主要指长江中游的楚国和楚国之北的诸多周朝所封小国，楚之南的许多方国部族也包括于此文化圈内。

吴越文化圈　指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一系列嬴姓、偃姓小国如徐国和群舒等，还有吴国和越国。这个文化圈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但也有其本身的特色。[5]

这些地域性的文化圈，从考古文化看，文化面貌、文化气象如城址、墓葬布局和随葬器物上都有一些差异；从思想文化上看，源自春秋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也有其地域文化的色彩：“如儒家起于鲁国，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国，传布于鲁以至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后来在楚国和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阴阳家在齐国较多，随后在楚、秦等国都有较深影响；纵横家则多出于周、卫等地，周游于各国之间。这个时代可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希腊媲美，在科学、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杰出的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

这些各放异彩的地域性文化圈，是我们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酝酿形成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东周以后楚文化的扩展，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促进的作用更大，这需要我们今后深入的研究。

春秋考古材料遗址发现较少，墓葬发现最多。都城遗址已发现的有河南洛阳东周城址、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山西侯马晋城、陕西凤翔秦都雍城、湖北江陵纪南城楚城等。墓葬主要有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郏县太仆乡郑国残墓，山西芮城晋墓，山东黄县和烟台齐国铜器，湖北京山和随县的曾国墓，陕西凤翔和宝鸡秦墓，湖北当阳楚墓，河南洛阳中州路和王湾春秋墓、新郑大墓、辉县琉璃阁春秋墓、光山黄君夫妇墓、信阳樊君夫妇墓，山东沂水莒国墓，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安徽寿县蔡侯墓，长治分水岭春秋晚期墓葬，山东临淄齐侯大墓、莒南莒国墓，河北唐山贾各庄春秋墓，山西浑源铜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长沙楚墓地和江陵楚墓群中的春秋晚期墓等。这些考古材料的特点是：早期文化特点与西周晚期文化面貌相近，晚期文化面貌可延续到战国初年。中期以后文化内涵的地区因素较明显，但彼此之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

二、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文化对四边文化的影响

西周和春秋时期，四周边远地区的方国部族主要有“猃狁”、“鬼方”、“淮夷”、“南淮夷”等分布，文献上习称蛮夷戎狄。从考古文化上看，西周和春秋时期中国边远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西北地区的辛店文化，长江上游地区的巴蜀文化以及东南地区的—些青铜文化遗存。

（—）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

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辽东与松花江上游之间的西团山文化以及含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1．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后遗址，中心地区是西辽河流域，北达西拉木伦河以北，南到燕山地带，东抵教来河、孟克河及凌河上游。据放射性碳元素断代，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大井遗址的年代数据，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际；而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文化遗存，年代都比较晚，但早于该地区以燕、秦为代表的战国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都是夹砂陶，手制，纹饰罕见。石器有磨制、打制和细石器三种。器型有石斧、刀、环形器、盘状器、石材和石臼等。青铜器多为工具、武器及饰物。常见的斧、凿、锥的形制与北方其他文化中所见的同类器相似，唯多见短柄一侧有齿的小刀。短剑以身和柄连铸的最多；剑柄和柄首常铸出动物形或几何形图案；剑身有直刃和曲刃。青铜器中有些器型，如铜戈和鼎、簋等礼器，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的同类器相同，表明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有较密切的联系。遗址中多次发现斧、刀、矛等石质铸范，证明这类铜器是当地铸造。

2．西团山文化

西团山文化是以最初发掘的吉林市郊的西团山遗址而得名。该文化分布于东辽河与松花江上游之间的长春、吉林地区，早期阶段相当于西周早期，晚期阶段相当于战国初期。西团山文化陶器都是红褐色夹砂陶，手制，一般不施纹饰。石器仍被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发现得较多，主要有小刀、斧、凿和锥等，作为武器的矛、短剑等发现得较少。

专家根据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年代，判断其族属与《史记》记载的山戎和东胡有关。

3．含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我国东北辽西地区、沈阳地区、辽东地区和吉林长春地区出土青铜短剑很多，青铜短剑的年代，大约从西周中晚期出现，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青铜短剑中最具特征的是曲刃青铜短剑，它有三种形制：曲刃銎柄式、曲刃短茎式、曲刃匕首式。曲刃銎柄式过去有人称其为矛，主要分布于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系统；曲刃短茎式或称“琵琶形”剑，分布地域很广，包括整个辽河流域、吉林长春地区以及河北北部，其中以辽西发现最多，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战国晚期。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吉林长春地区的多属西团山文化；曲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形制似匕首，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含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的族属，多数专家认为属于东胡族。也有专家认为辽西地区的青铜短剑墓属于东胡族，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墓属于东夷族，通辽地区的随葬青铜短剑的积石墓则可能与早期高句丽族有关，吉长地区的青铜短剑墓可能与古肃慎族有关。还有的专家认为这些短剑属于濊貊、真番等族的祖先所共有，各种意见也都能从文献记载中找到证据。

（二）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

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等。辛店文化因1924年首次在甘肃临洮辛店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和湟水的中下游流域。年代晚于该地区的四坝文化，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

辛店文化的聚落遗址多位于河谷两岸的台地上，均为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辛店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或橙黄陶为主，多手制，表面磨光，并施有一层白色或紫红色陶衣。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和近似一对羊角的双钩纹和象生性的犬形纹，这也是该文化的重要标志。典型器型为颈部或腹部附加双耳的彩陶罐、瓮，颈肩部附加有双耳或双钮的陶鬲等。

辛店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青铜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如该文化常见的双耳袋足鬲与西周早期的陶鬲相似，彩陶上的连续回纹与云雷纹等，与中原西周青铜器的纹饰雷同，这都是受到中原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有学者推断辛店文化的主人是文献记载的“氐羌”的祖先。

（三）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长江上游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主要是早期巴蜀文化。早期巴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境内，并向北波及到陕南汉中地区，东达长江三峡两岸。

早期巴蜀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的面貌区分不大，陶器、青铜器都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早期巴蜀文化青铜器兵器有戈、矛、钺，工具有斤、斧、凿，造型有自身的特征，纹饰风格也很独特，如成都出土的西周铜戈上的蚕纹，竹瓦街铜兵器上的鸟纹、蝉纹、壁虎纹等，都与中原同时代铜器纹饰不同。但这些铜器又具有中原商周铜器的风格，如兵器中的戈、矛、镞，容器中的罍，都是黄河流域殷周青铜器中常见的器型，这说明早期巴蜀文化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四）东南沿海地区的青铜文化

西周早期，周王朝的政治势力越过长江进入今苏南地区。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下，华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原始文化先后进入青铜器时代。在秦汉以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越族。今浙江和福建一带的越族先后被称为越、瓯越和闽越，以广东中部为中心的越族称南越，广东西南部的越族称骆越。

商周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遗存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几何印纹陶；一是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但各个地区的文化仍有许多明显的差别。

1．闽江流域的青铜文化

闽江流域的青铜文化遗址，一般分布在河流两岸河谷盆地中低矮的独立小山丘或台地上，相对高度一般在50米左右。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地区的昙石山上层类型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火候高，硬度大，表面有一层似釉的物质，光亮而无吸水性。陶器的制造，系手制和轮制兼用，器表除素面磨光外，纹饰以篮纹最多，彩陶很少，相对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闽江流域和闽北、闽中、闽西同时存在的黄土谷类型以属有少量细砂几何印硬陶为主，刻画纹硬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细砂红陶。陶器的制作以轮制为主，纹饰采用拍印、刻画、锥刺、按孔、凸棱等方法。常见的纹饰有拍印的回纹、方格纹、刻画的勾连大回纹、“S”字形纹、卷云纹、斜线三角及附加凸棱等。其相对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后期至西周。

2．粤东和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粤东和闽西南地区时代较早的青铜文化以“浮洪类型”较为典型。“浮洪类型”的墓葬在广东饶平、普宁、揭阳以及闽西等地区都有发现。浮洪类型文化遗存年代上限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下限可能在西周前期。饶平墓葬中曾发现铜锛。

3．珠江流域的青铜文化

珠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可分粤北的北江上、中游地区和珠江下游地区两个类型。北江上、中游地区比较典型的遗址是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该遗址上层文化出土遗物以“夔纹、云雷纹和方格纹组合的印纹硬陶”与少量的磨光石器及青铜器共存为特征。硬陶中有不少釉陶和原始瓷。青铜器有钺、镞、篾刀等，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珠江下游地区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有广东东莞村头遗址等。该遗址的第三层至第五层属青铜器时代的地层，特点与粤东“浮洪类型”遗址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