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中国氏族封建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国青铜文化进入辉煌灿烂的时期。商立国几百年间，通过战争、联盟、婚姻、商业和其他形式的往来，在夏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它的疆域及其与周边政治、文化的交流，使东夷族和中原民族、四方民族的融合进一步扩大，为华夏民族、华夏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商历史上是两个地域上相邻的民族，也有过一个相当长的平行发展的时期，因此从考古文化上说它们的面貌基本相同，政权更迭没有造成考古文化上的迥异和突变。

上文说过，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很多遗址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层位叠压关系。郑州二里岗遗址是1950年发现的，它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较安阳殷墟要早，殷墟文化是直接继承二里岗类型的文化发展而来，因此考古工作者一般把商文化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商文化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称“二里岗商文化”；晚期商文化以安阳小屯为代表，称“殷墟商文化”[1]。

二里岗商文化下层的青铜器在特征上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很接近，种类比较少，仅有爵、斝、盉等几种，纹饰也很简单。二里岗上层出土的青铜器远远超过了二里岗下层，器型较多，除了爵、斝、盉外，还出现了鼎、觚、罍、鬲、卣、盂、盘等，纹饰相当复杂，许多器型和殷墟早期接近。

商早期的城市，现在发现的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城址是1955年发现的，时代晚于二里岗晚期，周长近7公里，东、南城墙长1700米，西城墙1870米，北城墙1690米，遗址内发现了巨大的宫殿建筑群遗迹，专家认为它是汤所居的“亳”或“仲丁迁慠”的“慠”。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离偃师二里头遗址几公里远的尸乡沟发现了一座较二里岗晚但早于郑州商城的商代城邑，专家以为是商早期太甲时期的离宫或商汤所居的“西亳”。

商晚期的城址，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1928年开始正式发掘的安阳“殷墟”。“殷墟”位于安阳市西北部的洹河北岸，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洹河将遗址分为两大部分，洹河北岸为宫殿区，南岸为王陵区。宫殿区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

商的疆域区划，据《尚书·酒诰》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即“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殷正百辟”所居的殷商本土，它包括商王畿（卜辞称“大邑商”、“天邑商”）和王畿之外的四土；“外服”，即“侯、甸、男、卫、邦伯”、“殷边侯甸”所居的四方（卜辞称为“多方”、“邦方”）。商时的地域概念多是一些“点”和“族”的概念，那时人们还不会有“经国体野”的地域认识。因此，殷和外服即外族诸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一种以殷为宗主国的不平等的方国联盟关系。这样的认识基本上和殷商时期的考古文化相符合。“殷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范围。最内圈，以郑州、洛阳、安阳三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这里是商文化的中心区”[2]，或者说是商的王畿地区；商文化中心区即商王畿地区周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它们直接来源于商文化，同时也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3]。这一区域有人称为“商文化亚区”，这实际上属于商代的“四土”。“四土”的分布范围西起关中平原的中部，东到胶莱平原，北起于今北京以南地区，南到江淮一线，这是商代初年对外征伐战争和军事移民拓土开边的结果。这些区域中的方国，或是臣服，或是与之结成不平等的联盟，接受商文化的改造，并“不断地直接同其周围地区古代文化相接触，发生文化的涵化与来借，并通过自身的文化整合，逐渐形成了既具有商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性文化”；“最外圈，往北包括长城以北辽河上游及河套地区，向西包括河西走廊及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西南包括成都平原，向南到达南岭以北地区，最南可达珠江流域。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在文化特征上既明显区别于商文化又同商文化之间相互交往和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了一个同一的文化范围”[4]，这一区域学者或称之为“商文化影响区”。“商文化影响区”多是卜辞征伐交战的地区或更远的地区。当然，上边说过，商时的地域概念多是一些“点”和“族”的概念而非现在的地域概念。除了商的中心地区即王畿地区，所谓“四土”、“四方”，往往是服属方国、联盟方国和敌对方国交相接壤、犬牙交错、钩心斗角，不会像文献记载或考古文化体现的那样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殷墟卜辞屡有敌对方国侵入“大邑商”的记载，可见当时服属方国、联盟方国和敌对方国交相接壤、犬牙交错的情况。

一、商的“四土”

“四土”即王畿（郑州、洛阳、安阳三点为中心的地区）之外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土地。

北土：商的北土在今华北平原南端，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省邢台、邯郸以北地区的平原上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最北的已到达今北京附近和冀北地区的蔚县盆地。

这一地区的商代遗址中，以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最为重要。1973—197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两千多平方米，发现商代居址14座、水井两眼、灰坑234个、墓葬112座，出土商代遗物达3000多件。遗址和墓葬皆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大体相当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到殷墟商文化早期。台西遗址发现的墓葬是安阳、郑州以外数量最多的商代墓葬。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规模很小，普遍有棺无椁。值得注意的是，台西墓葬中大多有青铜兵器出土，其中最著名的有铁刃铜钺、大型饕餮纹铜钺和戈、矛联装的戟等，大型铜钺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因此学者推测台西遗址是当时商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

东土：甲骨文记载商末曾对东夷发动过数次大规模的辟土征伐战争。目前，商东土最主要的考古发现是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苏埠屯和滕县前掌大遗址。

济南大辛庄遗址1955年试发掘，发现有房屋、墓葬、窖穴、水井等遗迹和陶器、青铜器。大辛庄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器有不少与郑州二里岗的同类器物相同，但有些则明显带有岳石文化的特点。可见大辛庄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同时也有不少地方特色。

益都苏埠屯和滕县前掌大遗址都是商代晚期遗址。前掌大遗址的墓葬是殷墟才有醜的“甲”或“中”字大墓，殉葬的陶器、铜器均见于殷墟遗址；苏埠屯两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和车马坑以及大规模的人殉，几可和安阳殷墟的王陵相比。墓内出土的有“亚醜”铭记的铜钺，表明这里应是商代诸侯、方伯的墓地，有专家认为这是薄姑氏国君的墓葬。

南土：文献记载，早在商建国之初，它的势力就南下深入到长江下游的江汉平原。1954—1964年，经过有关方面的多次发掘，在湖北黄陂县叶店村发现了有名的盘龙城遗址。盘龙城遗址是一座二里岗时期的古城遗址。遗址在今盘龙湖滨的一座山丘上，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周长1100米。地面保存了部分城垣，城内发现宫殿基础3座。城外墓葬出土青铜器等殉葬品十分丰富。青铜器形制、纹饰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铜器非常相似，但陶器与中原地区相比却有自己的特点。这说明盘龙城是商王朝势力向南推进时建立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商早期在南方的一座军事城堡。

此外，江汉平原的湖北江陵、湖南洞庭湖东西两侧都发现了明确具有商文化特点的遗址。不过，它们比盘龙城文化内涵更复杂，多具有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结合的特点。

西土：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秦岭脚下的渭河平原发现了若干商文化遗址，其中以老牛坡遗址最为典型。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有关部门于1985—1987年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墓葬、车马坑、大型夯土建筑和冶铜作坊遗址，还出土了丰富的商代遗物。老牛坡商文化早期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基本相同，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老牛坡商文化晚期是在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陶器等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因素。《后汉书·西羌传》说：“桀之乱，畎夷入居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老牛坡商文化早期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基本相同，大概跟“成汤既兴，伐而攘之”有关。商晚期，由于周在西方的经营，“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的势力逐渐减弱，本土土著文化影响超过了商文化的影响，所以陶器等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因素。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关中地区除了表面服属于商的周，还有不少臣服于商王朝的诸侯方国，如崇侯、井方、犬方等。文献记载崇侯的事情最多，有的专家推测老牛坡遗址可能是崇国故址。

相当于老牛坡早期商文化的遗址还有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等，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中部以东地区。

二、商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

“商文化影响区”，是指离中原文化较远而与中原青铜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又保持自身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有北方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甘青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方国青铜器遗存。

（一）北方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南、辽河以西及今河北东北部、北部燕山山脉地区。燕山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多在河流两岸，其城址、村落遗址一般都有围墙、壕沟等防御措施。城址房屋遗址几乎都是半地穴式的，房子的墙壁也几乎都是利用自然石块垒砌而成。墓葬以单人竖穴土坑墓为主，随葬陶器多为鬲、罐组合，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燕山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屋建筑少见燕北那种围墙、壕沟等防御措施，平面多为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周围有密集的圆形柱洞，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尤其是燕山南部的遗址和墓葬中经常有一些小件青铜器（如刀、镞、锥、凿、耳环等）出土，说明该文化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同出的青铜容器。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如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辽宁喀左等发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如鼎、甗、簋等，从器型、装饰和制造技术上看，专家一致认为这些青铜器是从中原地区流传到这一带的。这说明，远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这一地区的居民就已经与殷商王朝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来往，殷商文化无疑对它们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晋陕高原文化区

晋陕高原位于太行山以西，六盘山、贺兰山以东，向南到关中平原及晋南汾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向北包括河套及鄂尔多斯高原。

以前晋中地区夏商文化发现很少。近年来，太行山西麓太谷白燕遗址四、五期文化的发现为探索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提供了一些线索。太谷白燕遗址四、五期文化承袭太谷白燕遗址三期文化（大体相当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而来，但有许多因素与二里头或二里岗早期文化的因素相同，同时也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及鄂尔多斯文化的影响，可见晋中地区当时与四周地区的交往很多。

晋陕之间黄河两岸以前曾多次出土殷商的青铜器，而且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同时也带有殷商青铜器文化的影响。今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相接壤的黄河沿岸地区曾发现两个商代晚期的方国青铜器群：一个分布在山西省的石楼、永和、柳林和陕西省的绥德、清涧等地区；一个分布在晋北的保德和忻县。前者以石楼和绥德发现的青铜器的数量最多，与铜器共出的常有人骨、车马器、玉器等。绥德出土的铜器，器型有锛、凿、刀、匕、戈、钺、鼎、壶、爵、簋、觚等，其中铜钺和铜鼎的铭文与中原商代青铜器中的象形文字或族徽属同一系统，马头铜刀和蛇头铜匕等则反映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石楼等县出土的铜器有鼎、簋、觚、爵、卣等，通体饰精细的夔纹、鼍纹，两边有4个系，盖里前部有铭文，是商代铜器的精品，极为罕见。专家考证，山西保德地区可能是殷代的鬼方，鬼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与殷代中原地区的铜器相似，可见殷与“戎狄”的文化交流之广泛。

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黄土高原地区，夏商时期有与戎狄混居的先周文化。陕南汉中城固湑水河两岸，发现了不少与殷商青铜器类型相似、但纹饰略有差异的青铜器，以兵器为多。汉中属羌族故地，许多专家认为殷商时城固可能是殷墟卜辞所载“羌方”的一支。

与晋陕之间黄河两岸相邻的内蒙古中、南地区，历年来多次出土以兽首刀和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器，人们称这种风格的青铜器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出土的典型地点是内蒙古伊克昭市朱开沟遗址。朱开沟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当中原地区夏末商初，它的第五段文化遗存中包含了很多商文化的因素，说明它与中原地区曾直接或间接发生过联系，这为研究殷代与“戎狄”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丹四坝滩、民乐东灰山、酒泉子骨崖、玉门火烧沟等。四坝文化的年代大致与夏代同时，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后期阶段。

四坝文化的遗物主要有以彩陶为特征的陶器、石器、铜器和金银器等。陶器以彩陶为主，石器是生产工具的主体。石器种类和数量虽然较多，但大多制作粗糙，打磨简单。四坝文化的墓葬形制有一定的地域差别。火烧沟的墓葬，贫富和等级的差别很明显。随葬品少者仅一两件陶器，多者有10余件陶器，有的还伴出有铜器、玉器及金银器等。火烧沟墓葬人殉或人祭的墓达20多座，并大量用家畜随葬。这些情况说明，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火烧沟墓葬用羊随葬甚多，在葬俗上用金银或铜制作鼻饮、金耳环，很多墓葬男女头骨顶上都有束发用的粗壮的骨针。根据这些特点，专家们推测四坝文化可能是古代羌族文化的一个分支。羌族以羊为图腾，火烧沟墓葬用羊随葬，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特点。

（四）长江流域的殷商文化

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个摇篮。在殷商时期，这里北邻中原和商的四方地区，南与华南（包括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区相接。在文化特征上，既受殷商文化的影响，又受华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四川盆地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文化区域。

长江中游文化区，指镇江以西，宜昌以东，伏牛山——大别山南麓以南，南岭北侧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殷商时期的文化，湖北江汉平原有以盘龙城——荆南寺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盘龙城属于中原商文化向南发展的一支，但从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沙市周梁玉桥遗址等情况看，早期它们受殷商文化的影响比较多，但到后期，土著文化的因素则明显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大概跟文献记载的武丁“奋伐荆楚”有关。可能殷后期“比九世乱”时，“居国南乡”的楚趁机叛商，迫使商不得不退出江汉平原，而楚的势力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长江中游的湖南洞庭湖沿岸出土商代青铜器比较多，造型奇特，秀丽精巧，尤多动物造型如象尊、牛尊、豕尊、四羊尊等，中原商文化中很少出土。这一地区的青铜器可能大部分都是本土制造，体现了当时此地高超的苗楚青铜文化。

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的发现为赣江流域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或中期，三期相当于商末周初。吴城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数量较多，包括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具等，大部分是本地制造。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处吴城文化大墓，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乐器、工具等130余件，其中一件大铜罍制作精细罕见。吴城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瓷，占陶器的相当比例。尤可值得注意的是吴城遗址刻在陶器器皿上的刻画文字——陶文。这些陶文多是陶工所刻，有的象形字与殷墟卜辞相同，虽然吴城陶文大部分不可识，但从总的情况看，吴城文化二、三期文化接近殷墟甲骨文。这说明吴城文化在殷商文化的影响下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长江下游殷商时期的文化主要是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和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大多分布在河流、湖沼沿岸，遗址多系突出地面的台形土墩，土墩下层普遍存在着泥质几何印纹软陶，上层普遍存在着几何印纹硬陶。湖熟文化早期大体相当于中原的商代，青铜器工具多为小型器物。马桥文化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早期。陶器以几何印纹陶为特色，还有少量早期阶段的青铜器，石器是生产工具的主体，与湖熟文化差别很大。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殷商时期的文化主要是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城的西北部，遗址发现于1929年，1980—1981年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三星堆遗址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是由数十个地点组成的长方形遗址群。三星堆文化的范围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西到汉源、雅安一线，东到长江三峡两岸，北到陕西汉中，南到长江两岸都有分布。三星堆文化遗存分为四期，第二期、第三期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相似，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三星堆南侧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金、铜、玉、石器等近4000件，其中包括青铜人像、人头像、大小面具、青铜树、金杖、金面等。从三星堆的青铜器看，四川盆地殷商时期已经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是大家公认的，其他各地遗址普遍也发现有相当于这一时期的铜器出土。三星堆文化中的绝大多数器物（包括铜器、陶器）除个别外，几乎都不见于中原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其祭祀方式也明显有异于中原各国，说明它是当地土著文化即“巴蜀文化”成长发展的结果。有专家推断三星堆遗址可能是鱼凫系列或杜宇系列蜀王的都邑所在，这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盆地也是青铜器产生的一个源头。

（五）山东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

胶东相当于夏代的文化主要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平度县岳石村而得名，遗存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几乎遍布山东省全境，而且包括了江苏北部邻近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岳石文化分布范围与山东龙山文化大体一致，遗物有很多因素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特征相同，说明岳石文化是在承袭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岳石文化是在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夏至早商时期生活在今山东半岛和江苏北部地区的古夷人创造的一种青铜文化。商代以后，中原殷商文化势力强大，商王朝不断对这一地区进行征伐战争，迫使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古夷人势力不断向东退却，因此商代初年岳石文化的分布区渐渐集中到胶东一带，并越来越多地与殷商文化相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