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冠带七国”——华夏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夜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通过剧烈的战争由诸侯割据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巨变时期。这一时期，由蛮夷戎狄汇合而成的华夏民族正在泯灭各诸侯国之间的此疆彼界而走向新的统一。各个地区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内容不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特点，也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兼并下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迈进。

战国考古也反映出战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些特点。战国时期，我国各地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有许多共同的因素，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已经牢固地形成。自然，由于各个地区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内容不同，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也有不少差异，“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不过，这种差异是在总的、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下的文化差异[7]，与商周时代不同族系之间“异姓”必“异德”的情况大不相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战国“百家争鸣”虽然儒家起于鲁；墨家始宋；道家源于楚；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阴阳家齐国较多，纵横家则多出于周、卫，但他们的宗旨大都是服务于国家的统一，都是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出谋划策，都是在统一的华夏文化指导之下进行的。所谓的“文字异形”，也多表现为简化体、异体等俗体字的差异，汉字的构字原则和构字方式六国完全相同。

战国考古分区是以三晋地区、秦国地区、楚国地区、燕齐地区、长城内外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来划分的。这种区域划分，跟上面春秋时代地域文化的分区有紧密的联系，但它所指的国家区域较春秋时代要广阔得多。一是春秋中期以后，华夏各国日趋强大，许多戎狄蛮夷被他们征服和兼并：秦国在今陕西境内吞并了大部分西戎，燕逐渐兼并了北戎，晋兼并了大部分狄人，齐国吞并了莱夷，楚、鲁吞灭了大部分淮夷；群蛮、百濮被楚、吴、越兼并。到春秋末期，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二是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强国、大国又分别兼并、吞灭了周围的小国、弱国，征服了邻近的少数民族，如燕、赵在吞并周围小国的同时击败了东胡、林胡、濊貊、楼烦，秦在霸西戎的基础上又征服巴、蜀，中国版图被几个强国控制，所以战国国家区域比春秋要广阔得多。当时，三晋（韩、赵、魏）占有现在的山西、河北、河南大部，陕西东部。在这一地区内，还有东周王朝直接控制的今洛阳地区。秦国控制着今陕西关中地区、泾渭流域，向西达到甘肃东部。楚国占有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包括今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及河南省南部。燕占有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南部，向北和北方草原地区接壤。齐向东占有今山东大部，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渔盐之利。以上诸国都是华夏诸国，它们的版图，就是战国时期中国即华夏民族的版图。这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民族和疆域的基础。

目前，战国列国都城调查或发掘清理的已有：东周王城、河北易县燕下都、赵都邯郸故城、魏都安邑故城、新郑郑韩故城、齐都临淄故城、湖北江陵楚郢都故城、陕西秦都咸阳。诸侯墓葬，科学发掘者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和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列国贵族墓葬，发掘的更多，其著名者有山东临淄朗家庄1号墓、山西长子牛家坡7号墓、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河南汲县山彪镇1号墓、河南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等。这些都城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清楚地反映出战国时期列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面貌和当时物质文化的水平，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的文化特点有了基本的把握。

二、战国时期华夏文化对四边的影响

（一）长城内外地区

战国考古所说的长城内外地区，是指战国长城沿线地区，或称北方草原地区，指今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辽河流域，吉林省南部以及河北、山西、陕西北部的一些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是我国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这个广大地区内生活着山戎、楼烦、林胡、匈奴、东胡、义渠等多支兄弟民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和中原华夏族有着久远密切的联系，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当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居住在上述地区。

1．山戎

山戎居住在现在河北省太行山脉以北的燕山地区、北京市的军都山地区。目前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区发现的以直刃羊角首（或兽首）青铜短剑和铜削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即是山戎部落的遗存。《史记·匈奴列传》：“燕北有东胡、山戎。”《史记·齐世家》：“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山戎遗存中出土了不少中原文化系统的青铜器，说明他们和中原国家的交往之多。山戎遗存中普遍存在着用肢解后的牲畜殉葬的情况，制陶技术也比较落后，说明山戎当时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

2．东胡

战国至汉初，东胡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后来被匈奴所灭。据《后汉书·乌桓传》和《后汉书·鲜卑传》记载，乌桓和鲜卑都是东胡的后裔。

东胡族的活动范围，在今天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和河北省的东北部。《史记·赵世家》说：赵“东有燕、东胡之境”。《匈奴列传》也说：“燕北有东胡、山戎”，并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雁门（郡治在今山西代县）、代郡（今山西大同、河北宣化一带）。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战国时赵国占有今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南部的广大地区，最北为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东胡在云中、雁门、代郡以东，秦开击走东胡而置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应该就是东胡所却“千余里”之故地。这个地区相当于今天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河北省的东北部。上文说过，内蒙古、辽宁省境内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应就是东胡族的遗存。这种青铜短剑的分布范围大约西起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东达辽宁东部，北达吉林省南部，南至河北省北部。他们与燕国为邻，文化影响比较大。从出土器物看，辽宁锦西乌金塘、喀左南洞沟、凌源三官甸、旅顺后牧城驿等地战国时期遗址中出土过中原文化系统的铜戈、铜簋、铜鼎、刀币和铁镰等，说明他们和中原文化系统的诸侯国已有较多接触，这和文献记载燕将秦开为质于东胡的事情也能吻合。

3．匈奴

匈奴为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一个强大的民族，《史记·匈奴列传》：“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匈奴的名称大概是战国时才开始称呼的，《史记》说：“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三国指燕、赵、秦。从山戎墓地的考古情况看，山戎和匈奴是有区别的。

匈奴是北方草原各部族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历史记载，战国时匈奴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地区、山西省西北部、陕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宁城一带，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而这一个幅员广大的地区，正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的发现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触角式”首和环首短剑、铜削（刀）、鹤嘴斧和动物牌饰最具代表性，较晚的时候也有铁制短剑、削（刀）和鹤嘴斧。以这些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和东北地区以双侧曲刃青铜剑为代表的东胡遗存和以直刃短剑为代表的山戎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面貌。所以学者认为“这两个地区发现的两支青铜文化，应分别是匈奴和东胡居民所遗留”[8]。“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应为狄人的先期文化和狄人文化”，“在鄂尔多斯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遗物，也可以称之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9]。

（二）西南地区

战国考古所说的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区。考古发现较多的是四川和云南，其次贵州。四川省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遗存主要是墓葬，有船棺葬和独木棺葬，它们是以柳叶形扁茎无格青铜剑和圆刃折腰钺、短骹双弓形耳矛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晚期巴蜀文化。

春秋中晚期以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重庆、丰都一带的巴文化，既有一些共同文化因素，又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共同特征如铜兵器中都有柳叶形剑、中胡三穿戈，铜容器中都有竖环耳釜、鍪、甑，纹饰中都盛行自成特点的“巴蜀符号”以及刻有这种符号的各式铜印章。

战国时期蜀国的都城，似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据东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蜀王最早的是蚕丛，其次为柏灌（柏濩），再次为鱼凫，战国时期的蜀王有杜宇、开明等。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在长江上游是领先的。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大型战国墓出土铜壶，器身周遍饰金属嵌错的图像，表现生产、生活和战斗的场景，十分精彩。新都县大型战国墓出土的鼎、敦、盘、匜、壶、瓶、豆、钟和少数兵器，与楚器相仿，其中1件鼎盖内有铭文“邵之食鼎”。“邵”即“昭”，是楚国三大公族之一，铭文字体也是楚式，可见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两座墓出土的铜器蜀文化风格要超过楚文化风格。晚期蜀文化的特征是独木舟式的船棺葬，兵器以兑、矛为主。其活动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今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陕南、滇北一带。

长江上游除了巴人和蜀人，还有分布在滇北、黔北川西汉代称为“西南夷”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聚居在高原、平坝或散在草原、山丘、峡谷，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文化。

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滇人在今昆明周围地区建立了强盛的国家，于春秋中期进入青铜器时代。春秋、战国之际，滇人的青铜文化已经多姿多彩。楚雄县万家坝发掘80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出土青铜器有898件，形制上自成体系，如编钟呈圆筒状，大小一致，钮作羊角状；铜剑除少数为扁茎者外，剑格大都作花蒂形，圆柱茎上有缠绕纹；数十件铜斧和铜锄也颇具特色。万家坝墓葬中出土兵器最多，兵器中又以矛为最多。早期的山字形格短剑，与西邻的洱海青铜文化接近，钺形斧与东邻和南邻的百越青铜文化接近，船棺与北邻的巴文化接近，戈与北邻的蜀文化接近。铜鼓造型简朴，属于原始形态。滇文化遗物分布面较大，几乎横贯云贵高原，直至武陵山东西两侧。

滇池以西洱海地区祥云县大波那村发掘的战国中期墓葬及随葬器物，可以作为战国时期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缩影。该墓的葬具是人字形屋脊的青铜棺，棺身有铸刻的动物图像。该墓出土的青铜器还有锄、锛、矛、剑、斧、鼓、钟等，其中有肩斧、靴形斧和圆桶状钟等都是带很强土著特点的器物。铜鼓也属于原始形态，与滇池的铜鼓大同小异。有专家认为大波那战国墓的主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昆明人。

从川西的安宁河流域跨过金沙江到滇西的洱海，春秋战国时期有大石墓文化。大石墓文化的主人与昆明人有密切联系，但其文明程度低于昆明人。

（三）华南地区

战国考古所说的华南地区主要指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这一地区位于五岭山脉之南，故又称岭南。这里是古代越人聚居区，发现和清理的战国时期墓葬有广东德庆战国墓、肇庆战国墓、四会战国墓、罗定战国墓以及揭阳、封开战国墓，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宾阳战国墓、田东战国墓以及武鸣战国墓等，遗址则有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岭南地区相当战国时期的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些带有腰坑，随葬器物早期多铜器，晚期铜器减少而陶器增多。

战国时期岭南地区文化有较多的地方特色，如一般以称为越式鼎为代表的成组器物即是本地的土著文化。岭南战国墓土坑墓多有腰坑，内埋陶器。中原商代墓多有腰坑，多埋狗，但到战国时期墓中腰坑已基本绝迹。岭南战国墓中的腰坑看不出和中原殷商墓葬腰坑的关系，所以岭南战国墓中的腰坑可视为本地区的特点之一。岭南战国时期墓随葬铜器中的短剑多扁茎无格，但又和巴蜀式剑大不相同，铲形钺、靴形钺特别是人首柱形器，都具有地方特色。岭南战国墓有不少有来自中原地区或仿自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如剑、鉴、戈等，总的看这一地区青铜器的纹饰显得细腻而活泼，来自中原地区或仿中原青铜器有着完全的中原风格或者器型同于中原而纹饰却属土著文化，说明这一地区文化受中原文化特别是楚文化影响之深。

注释

[1] 宋新潮：《殷商区域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2] 宋新潮：《殷商区域文化研究》。

[3] 同上。

[4] 宋新潮：《殷商区域文化研究》。

[5]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6] 同上。

[7]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8]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

[9]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