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周“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预示着神权的动摇,那么,春秋民本思想的发展则标志着神权制度的衰落。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和宗法秩序逐渐走向崩溃,重人轻神的观念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的观念、“人”的价值的提高,促使天的权威、神的权威日益下降。“天道远,人道迩”,历史开始了理性思维统治的新时代。
民本思想的发展是和争霸战争、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民众力量的显示分不开的。从西周末年“国人”之乱到春秋晋范氏、中行氏之乱、楚白公之乱等,随着宗法封建秩序的破坏和中下层社会力量的觉醒,统治阶级越来越发现,“民”对于君位的取得和政权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战争的胜负和霸业的兴替也是决定的力量。得民拥护者得国,失去民心者亡身,所以春秋时不少的政治家如然明、叔向、子产等都认为对民的态度关系到社稷的兴亡。“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6],这在当时已几乎是公认的道理。民的价值的被开发,引发了思想家对民与神、民与君关系的哲学思考,发表了不少诸如“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7],“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8],“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9]的议论。这些议论虽然还不能说是当时舆论的主流,但这种注入了重民意识的哲学观和以民为转移、以民为归宿的天道观,对已经走下坡路的神权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尤其是这些舆论把“民”看成是“神之主”,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标志着昔日崇高无比的神权,已经开始失去独立的意志,已不再是完全威慑人们的精神主宰。
和先民后神的理论相辅,春秋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把“天道”和“人道”分离开来并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西周以前,天道就是人道,天行就是人为,天命就是人伦,天是决定一切的。春秋时期,思想家把客观世界的活动规律称为“天道”,把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规律称为“人道”,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10]“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1]指明远不可及的天命鬼神之事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只有近而可及的人事才能弄清楚,这无疑又是对天命的否定及对人事的肯定。所谓人事,如上所述,自然主要是指民事而言的。因此“天道”、“人道”之分,实际上也是重民轻天思想之一端,不过是从哲学角度考虑而已。
春秋时期重民轻天的另一表现是把“保民”、“爱民”、“有民”、“得民”、“息民”、“成民”、“恤民”、“抚民”、“安民”作为衡量君主是否有“德”和施行“德政”的主要标志,并把它提高到关乎家国兴亡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民本思想成熟的标志。周初敬德思想也提倡保民,那是在天命第一的主导思想下提倡的,是用“保民”来适应“天”。春秋讲“保民”、“爱民”、“有民”、“得民”、“息民”等,是在“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主导思想下提倡的,是把民看成是“神之主”,带有一定的民是王霸“资本”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是民本思想成熟的标志。“民本”一词,见于战国时成书的《管子》、《晏子春秋》诸书。这个词出现得虽晚,但这种思想的基本成熟,则在春秋之末,上边的举例,即是很好的证据。
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动**大变革的时代。弑君36,亡国52,卿大夫丧身亡家者不知多少。在这样一个动**变革的年代里,统治阶级从争霸兼并和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认识到人即民众力量的伟大,冲破神权思想的笼罩和束缚而提倡重民轻天,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跃进。这个跃进,启发着人们对天人关系、君民关系进行重新的理性思考,也启发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提出新的改革,因此它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思想的繁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