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相信我生有命在天的泱泱大国商被“小邦周”打败，使周人在历史的反省中产生了对天命的怀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3]所以他们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敬德保民”的主导思想，把从政的重点从神权向人治的方向转移。

把从政的重点从神权向人治的方向转移，不是说周人不相信天命，周人还是把天放在第一位的，不过他们跟殷人绝对相信天命而放纵自己的态度决然不同。他们认为天命是一切的根本，但又认为“天命靡常”、“天畏棐忱”，要保有天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维持，靠自己的道德去维持，使它永远配我有周，不转移。这是周人“敬德保民”思想的落脚点所在。

虢季子白盘（传陕西眉县出土）

《墨子·非命》引真本《太子发》的文字说：“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太子发》是《尚书》遗文。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周人接受殷亡国的教训，提倡“敬德保民”，具体而言主要是针对殷“谓敬不可行”和“谓暴无伤”而失国的情况提出的。殷因不敬德、残暴伤民而亡国，周从反面接受教训，就要从敬德保民两方面努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敬德包括的范围很广，尊祖敬宗，亲亲孝友，尽心治民，不怠惰，不康逸，慎刑罚，行教化，大凡信仰道德、治政态度、治政表现、政策刑罚的各个方面都归入了“德”的范畴。依据“德”的原则，周人坚持统治者对天、对祖要诚，束己要严，治政要勤，要与人为善，不得已用刑要慎之又慎，这显然是有鉴于殷末诸王荒**失国对执政者提出的要求。“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人认为，皇天不会偏袒任何人，只帮助那些有德的人。用自己的“德”去保持天命，巩固自己受命者的地位，自己给自己求取更多的福佑，这才是真正的保有天命——这种靠自己的力量、靠道德的力量去维持天命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因素。

“敬德”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民”。周人从殷灭亡的事实中看到，不关心民众的生存，就会引起民众的反叛，所以特别强调对民众愿望、情绪、生活、好恶的重视。周人认为，执政者“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看到的是从民众那里看到的，上天听到的是从民众那里听到的。民众的欲望，上天一定会遵从）[5]，民众的向背反映着天的支持与否，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执政者一定要“保民”。《书·康诰》记载周公在封建其弟康叔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乂其民。”这段话的意思说：务必要敬德呀！天命可不是百分之百能相信的，民众的好恶能体现天的好恶。小人难以对付，你千万不要贪图安逸，这样你才能治理好你的属民。在这里，周人把天意和民意结合起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民意看成是天意的体现，这确实是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之后作出的结论。《书·周书》之中，周公、召公对成王和其他王室成员的教导以“保民”的内容为最多。他们谆谆嘱咐执政者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要“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无俾民忧”，不要“乱罚无罪，杀无辜”，战战兢兢，惟恐在这个问题上出漏子，反映了他们确是把“保民”作为保有天命的中心问题来对待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众的问题最直接地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政权安危，尽管当时人们可以用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但清醒的政治家却不能不面对现实。

周初敬德思想对神权即天命思想的修正，在天命观念中纳入了人治和道德的内容，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进步。自然，“明德”也好，“保民”也好，周人归根结底是把它们当作维持天命的手段来使用的。不过，惟其如此，“明德保民”的思想才能在继承旧有的鬼神信仰的同时强化其道德内涵，用人治和道德限制神权的发展，最终把神权排除在其主导地位之外。敬德保民思想把民情当作天意的晴雨表，在神学里注入最现实的内容，这是中国理性文化思潮的开始。以此为标志，中国政治开始逐渐走上“不语怪力乱神”的面向人伦的政教体制，神学逐渐被推向“神道设教”的附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