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氏族封建到地主封建的发展过程，是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是华夏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夏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展。华夏文化持久的延续性、向心的凝聚力和博大的包容性，不仅为蛮、夷、戎、狄与诸夏的统一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也为以后汉民族的形成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一、夏商时期的氏族封建和巫术神权文化

实际上，在统一的王朝形成之前，在后来成为夏商周政治中心的中原地区，早期的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就已经在戎、狄、蛮、夷的斗争、融合中诞生了。它的发展，决定和制约了以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研究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形成，不能忽视这一点。

从考古文化看，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以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汇处为中心的广阔地区内，经过过渡承继仰韶文化而来的中原龙山文化已成为该地区有地区特点的主流文化。按照古史传说，这个时期正是黄帝、炎帝、太昊、蚩尤等黄河中下游东西两个氏族集团在中原斗争、融合结成联盟的时期。这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吻合，反映了当时华夏氏族部落集团和东夷氏族部落集团在中原文化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有华夏氏族部落集团文化与东夷氏族部落集团文化融合的因素，也有二者与当地文化融合、被当地文化同化的因素，对我国古代文明国家的形成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尧、舜、禹以后，中原的戎、狄、蛮、夷、华夏形成文明国家，称华夏；四方的少数民族像三苗等被赶出中原则被称为蛮、夷、戎、狄，这都是以黄帝在中原的统一为标准的。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不把尧、舜、禹称为“人文初祖”，而把黄帝看成是中国古代的“人文初祖”，也是肯定黄帝在中原的统一对华夏民族、华夏文化的贡献。这个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低估。

夏桀像

进入夏代以后，由于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在基本上没有改变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它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可见夏建立的国家还是一个早期的方国、部落联盟的国家。传说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会稽之盟，防风氏迟到，就被禹杀戮，这是只有国家产生后才可能有的事。夏代已进入文明社会，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即氏族对氏族、人对人压迫、剥削关系的发展，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化并不明显。虽然这时已有了比较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然而此时比较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并不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是用于铸造祭祀天地祖先以沟通人神的礼器。“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8]，这说明青铜器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宗教性的。氏族的基本构架和宗教传统，以木、石、骨、蚌生产工具为主的耜耕农业，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还带有强烈的氏族观念和宗教神权的特点：

1．这时国家和氏族、家族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氏族和国家一体。据史籍记载，夏称方国、部落为“氏”；其封建国家称“锡土、姓”，“以国为姓”。这都表明当时的政治架构还是氏族。

2．宗教神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人们的思想意志归根结底要以神的意志为转移，王权通过巫术神权去体现。如史籍记载夏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归结为天的意志，像禹征三苗，“亲把天之瑞令”，“已克有三苗……而神民不违”[9]；启伐有扈氏，借口有扈氏“威侮无行，怠弃三正”，而称自己是“恭行天之罚”。甚至启取得胜利后，在均台大飨诸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10]，这些都反映了夏代的神权政治的情况。《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好方鬼神”，即一味以鬼神是听的意思。《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也是说夏代后期神权政治搞得过了头，最后导致了亡国。

3．基于耜耕农业生产的积累，这时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如日食、历象）已有一定的认识。如《左传》引《夏书》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成书于春秋的《夏时》（即后来的《夏小正》）也保留了不少夏代人对天象物候的认识。不过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变化还充满了畏惧和崇拜。如上述《夏书》记载日食发生后，“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人们鸣鼓奔走，乱成一团；《夏小正》说夏代开始以干支记日，但夏末诸王如“胤甲”、“孔甲”、“履癸”等却以日干为名。这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和天地山川的崇拜还占主要地位。

商代是神权政治的极盛时期，也是神权政治达到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卜辞和《商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卜辞所见，殷人事无巨细，大至立国迁都、方国征伐、年成丰歉，小至风雨晦明、出行吉凶、疾病生子，都不厌其烦地占卜，充分反映了商代巫术神权政治的无所不包。商人心目中的神灵大致分为三类：（1）帝（上帝）。这是超乎自然神、祖先神之外主宰世界一切的至上神。（2）自然神。像土（社）、方、河、岳等土地、四方、河、山之神。（3）祖先神。包括传说中年代久远的祖先神和有明确世系的先王、先妣及有影响的旧臣。这些神灵的分类，有王权借神权而强化的因素，有发达的祖先崇拜的因素，有传统的自然崇拜的因素，也有商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崇拜传统的影响，甚至有过去军事民主时期民主精神的遗留（如《书·盘庚》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反映了伴随着商王国版图的扩充与王权的发展，商人对统一世界力量的思索与秩序观念的考虑。商王朝是一个规模阔大的方国联盟王朝。商王国政治地理相对狭窄与它统治区域相当阔大的矛盾和以子姓为主的家族统治集团与外服异姓方国的矛盾，促使商的国家宗教愈来愈向强化神权、强化王权的方向发展。王权借神权而神化，又借神而极端残暴。王权越是神化，离开现实就越远，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商“人祭”、“人殉”的数量相当大，用方国进贡的小民或俘虏做奴隶的数量也很大。神化的结果常常失去了调节政策的余地。殷商末年，商的政策过于残暴，“小民方兴，相为敌雠”，外服诸侯离散，最后导致商的灭亡。商纣王临亡国，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见商代神权政治观念之顽固。

商代的神权政治决定了商代文化的巫术特色。商代的青铜制作水平相当高，其造型和装饰艺术，都带有典型的、高超的、沟通人神的神话或巫术的意义。许多玉、石、骨、角雕塑也有这样的特征。美术和神权的结合，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商代反映得最强烈。商代已使用体系完整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过，无论是古代的记载还是我们现在的发现，都证明商代的文字完全是由史官、贞人等巫职人员垄断专用于记载王室档案（如史书、占卜记录）或作铭记功的工具。司马迁说过，史官在历史上近乎巫、祝之间。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商代的文字完全是巫术特色的。以前传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其人说不清楚，但说文字是史官所作，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二、周代的宗法封建和礼乐文化

殷商以一味迷信天命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周初“封建亲戚”，在新开辟地区广建子国，不久又“作‘周官’，兴正礼乐”，在“因于殷礼”的基础上根据周的实际情况吸收殷亡国的教训加以损益，创建了礼乐文化，完善了周王朝的上层建筑，真正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基础。

礼乐文化主要包括两项大的内容：

1．礼乐制度。即以礼乐为手段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制度。

这是周继承商的氏族宗法封建扩而大之创建的一系列的等级名分制度。最早，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封建亲戚（包括对原有的一些臣服属国的重新承认）占领新开辟的地区，同时也解决宗族内部权力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后来则成为周宗族内部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固定制度。宗法封建的实质是政治、血缘等级的同步分层，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分给士，层层分封，层层臣属；各级宗族又通过宗法层层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不僭越，这就是所谓“礼”。“乐”即音乐，古人认为音乐能感化人心，《礼记·乐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用它来配礼。《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配礼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的思想离开“礼”，教育人们的思想“和”于“礼”，所以周代的礼乐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伦道德、等级观念为枢机的政治制度。“礼”规定人们的等级秩序，“乐”引导人们在遵守等级秩序的前提下亲和。这样，礼乐就不仅是封建制度的标准，也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实施教化的标准，是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义务遵守的制度。

2．治国的指导思想：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尊尊亲亲。

这是周人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创新。

周人“因于殷礼”创建宗法封建制度，但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与殷并不相同。周人提倡敬天，但同时又提倡保民。敬天，就是敬重天命。周人认为天命是一切的根本，周人能掌握天下，也是“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的结果。然而，周人又不认为天命是不变的。周人认为，“惟命不于常”[11]（天命不是固定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12]（天是为了给“民”即老百姓找一个真正的主人，所以才降天命于成汤，攻灭了夏），“天畏非忱，民情大可见”[13]（天的严威与诚心，从民情上可以看到），所以做君主的必须“保民”即让老百姓安定才能持有天命。“保民”的基本政策是“明德慎罚”。“明德”，就是要求统治阶级敬天、尊祖、慎行政、行教化，不要康逸、悉心治民；“慎罚”，就是要求统治阶级怜小民、慎刑罚；“义刑义杀”，不滥杀无辜，尽量做到政治宽容。以此可见，周人虽然相信天命，但他却把“保民”作为保有天命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周人强调“敬德”，强调人力、人治是保有天命的机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4]，现实的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这是我国古代神权解放的第一步，也是商周之际政治、文化思想最大的变化。

宜侯矢簋（江苏丹阳出土）

墙盘（陕西扶风出土）

对神权坚定信念的动摇，实际上在殷末就产生了。据《书·高宗肜日》和《西伯戡黎》记载：祖己和祖伊感到商的末日已经来临，曾感慨“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先王不相我后人，唯王**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可惜神权极端强化的时代，残暴**逸不能自拔的商纣王听不进这些话。周灭商后，周公等人从大邦殷被小邦周消灭的现实中，体悟到民众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希望周以后的统治者能通过“明德”来博得民众的拥护，用自己的“德”来调整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维护礼的统治秩序，天祚绵绵，以至永久，避免重蹈殷灭亡的覆辙。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主导思想的产生，实际上是吸收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所谓“因于殷礼”而又有所损益，即是指这些。

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礼乐文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后世封建社会讲德政、讲仁政、讲民本，其思想渊源无不可以追溯到这里。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周由鼎盛走向衰落，先德后刑、以德导刑，“耀德不观兵”[15]，“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6]的德治思想和民本思想都在发展。这表明，神权思想一经动摇，随着宗法封建的衰落，它必然会以更快的速度汇入人治和民本的思想内容。西周保存下来的文化作品不多，不过从这为数不多的文化作品（如《书》、《诗》及铜器铭文）中，我们已经体会到德治和民本思想对神权和宗法观念的冲击，体会到周中下层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理性的、实践的精神考虑社会的重大问题。这方面体现最多的是《诗》。《诗》中有不少讽喻诗，记载不同层次的人对政事的讽刺和揭露。他们或抒发对天、对王的怨恨谴责，或斥责奸人、内宠、贪官的贪婪乱政，或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充满了“言志”和“载道”的精神，这是商代和周早期以歌颂天地祖先为主的宗庙乐歌中不可能出现的。从这些讽喻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中期到晚期周人文化精神的演变轨迹，看出德治和民本思想越来越成为礼乐文化的主要内容。

三、春秋战国地主封建的发展和华夏文化的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大发展的时期。五霸七雄的争霸战争，加速了宗法封建制的崩溃，促进了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因此这一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尤其是文化，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百家争鸣，各种学派融汇而成的理性文化洪流，冲决了贵族文化垄断的罗网，把我们民族理论的思维水平推向时代的高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博大的基础，其作用难以估量。

这个时期文化的变革和成就，与这一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理性文化思潮的勃兴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卿大夫崛起，家臣活跃，新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和郡县制的发展，使争霸大国逐渐形成几个大小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宗法制度在崩溃，“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来保存周王室文化资料的“王官”散入各国民间，如“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17]加以“私学”兴盛，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和文化思潮的发展。急剧动**的社会变革，戎狄蛮夷和华夏的融合，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华夷关系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伦理学说进行深入的探讨，于是，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竞相活跃，私人讲学、私人著述蓬勃发展，形成了很多的流派。春秋政治思潮的范围涉及哲学、思想、伦理及礼、乐、政、刑、治国、用人等问题。由于参与这些讨论或争论的人有不少是当权的人物，或者是主持变革或参与变革的改革家，所以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能够推广或得到很多人的首肯。像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伍子胥说：“亲民者必胜，骄民者必败”；郑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那些私人讲学或著述的思想家，则因为他们有众多的门徒或读者，学说观点广泛流传，并能在流传中得到补充和发展，像孔子学说就是如此。这些政见不同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常常因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争论，这实际上就是百家争鸣的先声。通过争鸣，各家各派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更有提高，常常会引起彼此之间的吸收和分合。

战国以后，新成长起来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正处在统一中国的激战之中，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地主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都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这就在客观上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争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诸侯各国礼贤下士成风，如魏文侯师事卜子夏，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儒、墨、杨、老、法、名、阴阳“不治而议论，先生千有余人”，“学士”数百千人；秦以重金招纳客卿，吕不韦编著百家融合的《吕氏春秋》，聚集门客3000人。一些有实权的贵族官僚，也希望借重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养士如林，如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几千人，随时给他们出谋划策，成为他们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参谋。当时诸侯各国对士的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待遇优厚，学术政策宽容，这也给士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求创作新的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纷然并存，互相交锋，互相辩论，形成了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些学术流派虽然观点不同，亦可以民主地互相辩驳，但它们的思想实质绝大多数都是在政治上鼓吹君主专制。它们或者鼓吹王道，或者称颂霸道，或主张以仁义致王，或主张以霸道统一。因此，这些学说虽然差别悬殊，但最终却汇成了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洪流，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最早争鸣的儒墨“显学”和稍后的儒、墨、名家三足鼎立，逐渐被李悝、吴起、商鞅、李斯和田齐“因道全法”的法家之间的争鸣所取代。最后的结果，是商鞅、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把秦推上统一中国的舞台，由秦消灭六国割据而完成“千古一帝”的伟业，争鸣遂告尾声。

百家争鸣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思想家理性文化智慧的结晶。百家争鸣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华夏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理性文化已经达到了难以攀登的高峰。它的出现，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蓄积了足够的营养。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战国诸子的学说中找到源头，甚至今天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诸子那里发现头绪，这不能不使我们由衷叹服我国古代文化的伟大。

政治思想的百家争鸣也推动了哲学、史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像《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既是理论思维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雍容博雅、汪洋恣肆的艺术散文。继孔子编纂的编年史书《春秋》之后出现的大型史学专著《左传》、《国语》、《纵横家书》等，既是富赡恢宏的编年史、国别史，又是精炼铺张的史传文学。《诗经》有一部分是春秋时的作品，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各地社会生活的风诗。战国时最能反映当时诗歌成就的作品是《楚辞》，它吸收了楚国民间语言的精华，继承了古代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奇伟、瑰丽，给后世的诗歌创作以极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学遗产中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