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第二节我们把三代文化分成神权巫术文化、礼乐文化、华夏文化几个发展阶段，是就其主要特点而言，其实它们的内涵是连续的。礼乐文化是继承神权文化基础上的人文思考，华夏文化是礼乐文化人文精神、理性批判精神的全面发扬，而这一切，又都是伴随四方氏族、部族文化融汇形成华夏文化和氏族国家联盟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迈进的行程中发展的，因而它们又极具包容性和统一性。这是三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古代很重视文化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的作用，早在《易·贲卦》的《象传》中就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道；人文，指人道，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古人认为，用人与人之间最应有的正确关系来教育人民，以文教化，使全社会都把这种关系处理好，就叫文化。这是很正确的。前面已经说过，我国古代是在氏族基本保存的情况下进入文明国家的，当时的生产工具、社会生产力没有明显的进步，进入文明国家时的主要变化是政治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氏族对氏族、人对人的压迫、剥削关系的发展。因此，文明初曙时代的统治者特别强调政治文化（包括宗教的、礼仪的、风俗习惯的）的“化成”即整合、统一作用。这种整合、统一作用，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认识，可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统治阶级通过强制的或潜移默化的制度、宗教、礼俗保持国家的统一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民族主体的主体性，同化不同文化的民族，或“和而不同”，在允许有差别的前提下做到各方面的和谐。（2）发挥文化的能动作用，使文化自觉地做到上面几点，并能在社会变革和新旧事物的斗争中主动成为新生事物的舆论先导，促其成功，直至“化成天下”。当然，文化制度的能动作用也包括保守旧事物、阻挡社会变革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意思。《易·贲卦·象传》强调的“化成”是积极的一面，指的是“化育”、“化导”、“化而成之”，不是指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因此我们必须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再则，从先秦时期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先秦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奠基阶段，三代文化对三代社会的影响也是以积极方面为主流，从神权政治到理性旗帜的飞扬，从氏族封建发展到地主封建，无不体现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从古人注重“教化”的经验中探讨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一、三代文化对三代政治沿革的促进作用

先秦文化的“化成”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统一性、稳定性的促成作用上。

我国上古文明的进程是与国家机构不断健全等级关系以及氏族传统不断削弱密切相关的。国家建立之初，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虽然当时王权是通过神权发挥作用，但巫术神权的着眼点是维护王权，这在当时是向前的进步的力量。夏初“益干启位，启杀之”，启倡言“恭行天之罚”，借神权诛杀反抗他继位的有扈氏；商中期盘庚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这都是神权文化维护国家秩序稳定的有力例证。夏商各自几百年的统治，“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除了武力的征服，神权起着无可替代的凝固作用。据《书·盘庚》记载：盘庚动员族众“百姓”迁殷时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意说：我们先王，感谢你们祖先的勤劳，让你们做我们的臣民。你们现在有异心，我天上的先祖告知你们的父祖，你们的父祖要抛弃你们。你们的父祖对我们先王说：“给我的子孙大的惩罚吧！”所以我们先王就降给你们灾害。）有研究者指出，“（商代）王朝频频举行内祭外祭，众神祁祁。就诸神性格言，除超自然神上帝和其他天上诸神……先祖先王神……还有少数远公神……另又有一些神名……恐怕不少并非商人固有信仰中的神，有的当原属其他雄族的强神，其融入商王朝祀典，有臣服或盟结各地雄族，委其诚心的功利作用。”[18]这是很正确的。宗教在当时是人类思维发达的标志之一。当时对上帝祖先神的绝对服从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商人以神和祖先的等级来维护现实的等级，以神和祖先的联盟来维护它和诸多方国的联盟，应该说是最有力的武器。

商周之际，神权开始失去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凭借而被注入“德”的内涵，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天命”向“人德”的转移。礼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周宗族政权的巩固和地域的发展，加速了中原文化对四方文化的同化和融合，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造就了“郁郁乎文哉”的政治局面，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进步。礼乐文化对先秦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有两点：第一是大封建铸造了周人坚固的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为后来的大一统做了政治思想和地域上的准备。周的大封建，通过“胙土赐姓命氏”建立二级子国以解决新区开辟和宗族权力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实际上是以封建的模式营造宗族统治的大一统。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虽然不同于后来郡县制的大一统，其封建的诸侯国也不同于后来的郡县，但它无疑是后来大一统的基础或准备阶段，诸侯国也带有一定的地方政权的性质。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用血缘等级保证政治等级，规定诸侯政治上、宗法上必须双重一统于王，在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铸造了周人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这种一统精神影响至深，以致入春秋后王室虽衰微但还能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诸侯争霸也要打“尊王攘夷”的旗号，而且争霸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这不能不说是西周礼乐精神的遗泽。第二是明德保民的治国思想开启了德治和民本思想的先驱，促进了务实崇善理性精神的发展。虽然西周一代还崇尚鬼神，但其强化道德内涵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人治的加强和神权的衰落。众所周知，像殷墟发现和卜辞记载的那样大批的“人祭”、“人殉”的情况在周代是没有的。《史记》记载周初“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可能有些夸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礼乐制度给国家带来了稳定和安宁，恐怕没什么问题。明德保民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有德惟刑”（刑是德的补充）、“耀德不观兵”、“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大事在农”等言论，明显表现出周人德政观念和民本思想的深入；而卿大夫议政的发展，则体现了舆论对王权的监督，是思想的一个大解放。《诗》中的《雅》、《颂》，本来是庙堂颂歌，然而西周晚期的一些诗篇，如《小雅》的《节南山》、《雨无正》、《小雯》、《十月》，《豳风》的《硕鼠》、《伐檀》即后世之所谓“变风”、“变雅”者，却变成了抨击时政的政治讽刺诗。这些政治讽刺诗的出现，固然跟西周末年的政治混乱有关，但跟德政观念的深入人心关系更大。因为从这些诗歌的内容看，虽然其中有不少篇幅矛头直接指向王和“君子”，但诗的作者大都是希望通过抒发牢骚、怨怒引起统治者警醒，希望他们加强德政建设，提高政权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是统治者统治经验成熟和丰富的表现。《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怨”，其实就是提倡舆论对王权的监督，提倡臣子通过恨铁不成钢性质的抨击唤起统治者的警觉。这无疑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大进步。

二、三代文化对华夏民族形成的促进作用

三代文化促进了三代政治的发展，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

夏商周来源不同，但它们都是在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或原始国家的联合斗争交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源于“西夷”。《史记·六国年表序》：“禹生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之人也。”“西夷”的地望在今河南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伊洛平原及晋南汾水流域，其称西系对商而言。前面说过，夏是在黄帝初步统一中原后姬姜部族（尧）和东夷部族（舜）轮流“禅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夏初东夷部族的后羿曾“因夏民以代夏政”，所以它本身即带有夷夏文化交流的特点。商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一支，祖居今鲁西豫东北一带，以后逐渐向西发展，和夏建立了服属关系。夏商是东西对立的两大族系，文化上互相激**、渗透。商灭亡“西邑夏”以后，夷夏文化进一步融合，使商代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这些，我们从近几十年的考古中可以得到印证。

周原是羌人的一支，活动在今陕西西部的泾水、渭水上游，后迫于戎狄的压迫，定居渭水中游的周原，夏时曾和夏建立了服属关系。夏末，周的首领不窋“失其官（农官）而犇戎狄之间”[19]，商末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商的“西伯”——殷西方诸侯之长，这说明周与夏、商文化交流、浸润的历史相当久远。后来它联合庸、蜀、羌、髳、卢、微、彭、濮一举灭商，以“有夏”、“区夏”自称而建立周王朝，创造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这可以说是华夏文化的雏形。

不仅族属上同归于华夏，春秋时不少部族祖先的谱系也渐渐和华夏同归于一源。《国语·鲁语》记载展禽归纳三代祀典时说：“有虞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禹而宗鲧；商人谛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谛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商人的祖先也被说成是黄帝的后裔，即是这种谱系认同的一例。“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跟源起于渭水流域的周有比较深的渊源关系。而商起于东夷，无论如何和黄帝是攀不上血缘关系的。展禽说商人是黄帝后裔，显然是华夏族形成以后谱系认同的说法。

华夏民族的形成促进了中国版图疆域的扩大。西周时期，部族众多，各占一区，“中国”号称强大，不过今天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包围的地区，其间还有不少夷狄部落杂居。西周晚年，势力发展到湖北北部。直至春秋初年，诸夏疆域仍未超出这个范围。华夏民族形成后，楚、吴、越并吞南方诸多蛮夷而同化于中国，齐、晋、秦尽灭北方夷狄，华夏疆域日益扩大。春秋末年，北起燕代，南至湘水，西起甘陇，东迄海隅，成了华夏文化覆盖的范围。战国以后，韩、赵、魏、齐、燕、秦、楚七雄都成为“冠带”之国，称诸夏，它们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吸收进一步加强，或以夏变夷，或夏“杂用夷礼”（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东齐、西秦、北燕、南楚、中原三晋几个融合夷蛮戎狄而成的文化区域，和周边日益吸收华夏文化的少数民族共同形成“天下”、“四海”的概念。从此“中国”才突破“天下之中”的意识而凝固成为华夏疆域的名词，一直沿用到现在。

三、华夏文化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促进和先导作用

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形成后，“尊王”、“攘夷”的旗帜让位于为统一而进行的兼并战争。原来被称为戎蛮的秦国和楚国，与三晋、燕、齐并列七雄，同称“冠带”之国，纵横捭阖，为统一中国而改革变法、富国强兵。在战国兼并统一的进程中，百家争鸣对兼并的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促进和舆论先导的作用，对中国长期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如上所述，百家争鸣是在战国兼并战争异常激烈而“士”阶层空前活跃、学术思想空前自由的条件下形成的。各诸侯国服务于统一战争的政治变革需要理论指导，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直接以其崇尚的学说指导各国的改革和兼并天下的战争，付诸实践，同时也直接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他们的学说也不断在辩驳和互相吸收中发展。百家学说对各国兼并政策的指导涉及各个方面：有的对统一的主导思想出谋划策，如墨家鼓吹“兼爱”、“非攻”，儒家孟子学派主张行“仁政”，荀子学派主张“王霸”并用，法家主张“争于气力”，“峭其法而严其刑”；有的在外交或军事策略上贡献才智，如纵横家鼓吹“合纵”、“连横”，兵家主张“因利而制权”；有的在经济上专门论述强国之道，如轻重家《管子》主张垄断商业以富国，等等。这些人在鼓吹他们学说的同时，还详尽地阐述他们对君民关系、天人关系、法先王法后王等关系的综合认识，希望君主参考、比较、选择、采纳。实践证明，这些学说虽然派别不同，看问题的切入点也不一样，但他们大多数都是主张统一和君主专制的。虽然他们常常各引一端，互相辩难，但他们的思想从整体上说却是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和大一统的洪流。洪流所向，不仅坚定了各诸侯国兼并其他诸侯国统一中国的信心，使君主专制成为彼此共识的统一模式，同时也给历代统治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因为各家学说皆有所长，诸派学说互相吸收，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治国思想的武器库，统治阶级可以从中吸取各种政治营养。

战国百家诸子的学说中，除了上述的一些内容外，还有一些是为即将出现的多民族统一大国设计政制框架和经济地理蓝图的，其代表著作是托名为夏禹和周公的《禹贡》和《周礼》。

《禹贡》现保存在《书·夏书》中，该书打破春秋以来诸侯各国的此疆彼界，把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凉、雍九州，详述各地的山脉水系、土壤出产和依此制定的赋税等差，并根据各地民族的远近把天子之国以外的地方分成五服，制定每服的贡纳和管辖政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这明显是按照战国时期的“四海会同”的政治理想编制的政治、经济舆图。被后世统治者尊为政治学说之祖的《周礼·职方氏》说得更明确：“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职方氏》主张以“天下之地”为基础体国经野，给“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设官分职，建立相应的贡纳体制，这表明它主张的统一，不仅包括诸夏，也包括四方遥远的蛮夷戎狄在内。前面说过，“中国”、“四夷”相对的概念是春秋以后才有的。《禹贡》、《周礼》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了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这说明它确是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大国设计政治蓝图，是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设计政治体制。《周礼》是迄今为止叙述国家政治体制最系统的著作。这部著作，秦统一六国后虽未照搬，但却不见得没有从中吸收营养。制定者或当时的人托名二书为夏禹、周公所作，后来的统治者奉其为政治体制设计之祖而尊之为经，亦是因为这两部著作体大涵深，带有经典的政制框架和经济蓝图的作用。

注释

[1]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时代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有十分丰富的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 《礼记·礼运》。

[3] 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青铜时代》，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 《诗·商颂·殷武》。

[5]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林纭：《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汉书·艺文志》。

[8] 《左传·宣公三年》。

[9] 《墨子·非攻下》。

[10] 《山海经·大荒西经》。

[11] 《书·周书·康诰》。

[12] 《书·周书·多方》。

[13] 《书·周书·康诰》。

[14] 《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语引《周书》。

[15] 《国语·周语上》。

[16] 同上。

[17] 《论语·微子》。

[18]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8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9] 《史记·周本纪》。

[20] 《左传·昭公九年》。

[21] 《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