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庙底沟二期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因1956年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主要在陕晋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和洛阳、郑州地区。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器型主要有小口广肩深腹罐、小口尖底瓶、直筒形罐、斝、鼎等，其中前两种器物有仰韶文化的遗风。彩陶很少，纹饰盛行篮纹、附加堆纹、绳纹。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石斧较为厚重。在一些灰坑的壁上发现有木耒痕迹，耒痕为双齿，齿长约20厘米、齿间距约4厘米、齿径约4厘米。木耒的出现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到商周时期，木耒仍是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庙底沟二期文化家畜饲养业也有很大发现，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鸡。庙底沟遗址仅26个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就大大超过了同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总和，说明当时家畜的数量较前明显增多。

2．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山西陶寺类型

河南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较广，在伊洛水流域有王湾类型，在豫北冀南有后冈类型，在豫东有王油坊类型，在豫晋陕交界处有三里桥类型，在豫西南丹江流域有下王岗类型。河南龙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

王湾类型的常见陶器有圆底罐形鼎、束腰盆式斝、平沿鬶、深腹盆式甑、直口鼓腹双耳罐、擂钵等。纹饰主要为方格纹，其次为篮纹和绳纹。

后冈类型的陶器主要有鬲、甗、斝、罐形鼎、直口鼓腹双耳罐、大口鼓腹小平底罐、大口双耳深腹盆等。纹饰以绳纹为主，次为篮纹和方格纹。

王油坊类型的陶器主要有罐形鼎、甗、大口圆腹罐、镂孔高圈足盘、长流鬶等。饰纹以方格纹为主，次为篮纹和绳纹。

三里桥类型常见陶器有双腹盆、平沿鬶、深腹盆式甑、双耳鬲、双耳束颈深腹罐、罐形斝等。纹饰以绳纹为主，次为篮纹和方格纹。

下王岗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扁足罐形鼎、大口深腹罐、浅盘圈足豆、高足杯、小耳广肩罐、双耳罐式甑等。纹饰多为绳纹，次为篮纹、方格纹。

河南龙山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既有共同的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差别。王湾类型的上层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二者的陶器有演进关系，因此王湾类型应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后冈类型和王油坊类型由于与山东龙山文化接壤，因此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三里桥类型受到陕西龙山文化的影响，下王岗类型则继承了许多屈家岭文化的因素。

陕西龙山文化因发掘陕西长安客省庄遗址而最早被考古学家认识，因此有的学者也把陕西龙山文化称为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器型主要有折肩小平底瓮、单把鬲、绳纹罐形斝、大口罐、双耳罐等。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陕西龙山文化中的双耳罐、高领折肩瓮等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同类器近似，而鼎、盉等则与河南龙山文化同类器近似，说明陕西龙山文化与西边的齐家文化和东边的河南龙山文化之间都有一定的交流。陕西龙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

山西陶寺类型因发掘襄汾陶寺遗址而得名。陶寺类型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方格纹。早期陶器主要有扁足鼎、罐形或盆形斝、侈口罐、侈口扁壶及独具特色的釜、灶套接成一体的炊器。晚期陶器主要有鬲、斝、甗、圈足罐、豆、单耳杯、折沿扁壶等。早期陶器中有接近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器物，但也有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器物。陶寺类型早期可能是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晚期的陶器中有接近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的器物，也有与陕西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陶寺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

中原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新的种类，如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三角形犁形器、有肩石铲，长安客省庄遗址出土了骨锄，这些新的农具无疑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当时木耒已广泛使用。收割工具增多，有石镰、带齿蚌镰、长方形穿孔石刀、半月形穿孔石刀、长方形有孔陶刀等等，说明农作物的收割量有所增加，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饲养的数量可观，仅邯郸涧沟一个灰坑就出土了21个猪头骨，且大多数有恒牙，说明一般饲养到成年。

中原龙山文化的居民普遍挖凿水井。汤阴白营遗址有一口圆角方形的水井，深11米，井口、井壁用木架加固，木架系用贴靠井壁的木棍用榫卯交叉的方式扣合成井字形，木架依次堆垒46层，结构较为复杂。襄汾陶寺遗址的水井，井壁呈圆形，深13米，近底部也有用圆木棍搭垒起来的护壁木架。

中原龙山文化的建筑技术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长安客省庄遗址流行平面呈吕字形的半地穴双间房屋。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座长达100多米的长方形连间大房子，共有32个单间，每个单间内均设火塘。安阳后冈遗址的房屋均为圆形地面建筑，建房时先在地面垫土，筑成稍高于地面的台基，再在台基上挖槽，槽内起墙，有土墙、木骨涂泥墙和土坯墙。土墙是用经过筛选、较纯的土筑成。木骨泥墙是先筑矮土墙，然后在矮土墙上以较密的间距插细木棍，木棍间编绳，之后在木棍上涂泥成墙。土坯墙系用土坯砌成，土坯用深褐色的土制成，长约20—45厘米，宽约15—20厘米，厚约4—9厘米，砌墙时采用错缝叠砌法，并以细黄泥为黏合料。室内地面的垫土经夯打，夯实后再抹一层草拌泥，草拌泥上再涂一层白灰面，经拍打平整成为硬地面。让人惊奇的是，有一间房址的地面铺一层木条，木条紧密排列，最后铺成呈放射状的地板，这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铺地板房屋。

在山西石楼岔沟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窑洞建筑。

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发现了龙山时代的城堡。王城岗城堡建在一个高于周围地面的土台上，整个城堡由东、西两城并列套接而成，西城的东墙即东城的西墙。南墙长97.6米，西墙长94.8米，整个城堡呈方形。王城岗城堡的城墙为挖槽起建，槽口宽约4.4米、底宽约2.5米、深约2米，槽内填土，逐层夯筑成墙。在城内台基下发现有些圆形坑，坑内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少则2具，多则7具。这些埋有人骨架的坑显然是奠基坑。王城岗城堡的所在地河南登封一带是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世本·作篇》说：“鲧作城廓。”鲧是大禹的父亲，夏族在建立国家之前已经筑城。王城岗古城堡当为夏族建立国家前为防御敌人进攻而修建的一座城堡。平粮台城堡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如果包括城墙，面积可达50000多平方米。城墙残高约有3米，底部宽约13米，顶部宽约10米。史前城堡能有如此厚度的墙，真可说是坚不可摧了。

中原龙山文化的居民已能生产简单的铜器。在临汝煤山的两座窖穴里，发现了炼铜用的坩埚残片。在登封王城岗城堡的一个灰坑里出土了一块铜片。1983年在襄汾陶寺遗址的一座墓里，出土一件小铜铃，呈中空的菱柱形，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铜量为97.8％，系用红铜铸造而成。这件小铜铃是目前发现的史前铜器中最接近于铜容器的一件，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原龙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襄汾陶寺墓地发现1000余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这些墓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为小型墓，没有葬具和随葬品。占墓葬总数的90％；第二类墓为中型墓，以木棺为葬具，随葬有成组的陶器、木器和玉石器，随葬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常见有猪下颌骨。中型墓占墓葬总数的9％，墓主人多为男性，但一些分布在大墓两侧的中型墓主人则为女性；第三类墓为大型墓，墓坑长3米，宽约2米，以木棺为葬具，随葬品可达一两百件，其中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装饰品及整猪骨架。大型墓仅发现9座，不到墓葬总数的1％，经鉴定，墓主人均为男性。陶寺墓地的情况表明，当时贫富分化严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贵族人物的手中。

在整个中原龙山文化中，流行用卜骨占卜的习俗，卜骨以猪、牛、羊、鹿的肩胛骨为材料，当时依据对卜骨进行烧灼后产生的兆文来占卜吉凶。卜骨的存在，说明已出现专职的巫师。巫师用卜骨占卜的习俗对后来的夏商周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原龙山文化的礼器较为发达。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出有大批玉器，其中有牙璋、斧、钺、戚、戈、刀、圭、璧等。在襄汾陶寺的大型墓中，出土了成套的彩绘陶礼器、彩绘木礼器和磬、钺等玉石礼器。彩绘陶器均为烧后着彩，或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底，上施黄白彩，器型主要有盘、壶、豆等，彩绘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变体动物纹和龙纹。其中尤以彩绘龙盘最为突出，该陶盘在内壁画一条盘卷的龙，颇有神韵。彩绘木礼器主要有案、俎、几、匣、盘、豆、鼓等。木鼓的鼓腔呈直筒形，高达1米，直径0.4—0.5米，外壁绘有繁缛的纹饰，腔内散落有鳄鱼板，可知当时是以鳄鱼皮蒙鼓，这种鼓在先秦时期被称之为鼍鼓。陶寺大型墓中的鼍鼓均成对与大型石磬同出。陶寺大型墓的墓主人不仅掌握着彩绘龙盘、鼍鼓、石磬等重要礼器，也掌握着玉钺这样的权杖性兵器，说明这些墓主人是掌握祭祀和军事权力的首领人物。

（三）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因发掘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该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地区，从早到晚又可分为马家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三个连续发展阶段。

半山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该类型的主要遗址有甘肃兰州青岗岔、花寨子、广河地巴坪、景泰张家台等。半山类型的彩陶器主要有双耳罐、单把壶、小口鼓腹瓮等，花纹由黑红两种颜色相间组成，由红色居中两边黑色锯齿纹合镶组成的各种图案是半山类型彩绘最突出的特点。彩绘图案多为涡旋纹、水波纹、菱形纹、平行带纹和棋盘格纹。

马厂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该类型的主要遗址有甘肃永昌鸳鸯池、永靖马家湾、兰州白道沟坪、青海乐都柳湾等。马厂类型的彩陶器主要有双耳罐、单把筒形杯、壶等，陶器涂红衣，彩绘主要用黑彩，最常见的图案是变体蛙纹、几何形花纹、圆圈纹、波折纹、菱形纹、折线三角纹等。

马家窑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农具有开荒用的石斧、翻地用的石铲、收割用的长方形穿孔石刀和两侧带缺口的陶刀、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杵、石臼。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

乐都柳湾一些墓中的人骨附近有麻布印痕。各遗址普遍出有石纺轮、陶纺轮等纺织工具。木作工具石锛、石凿等也普遍存在。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马家窑类型的小铜刀，经鉴定是青铜，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在甘肃永登蒋家坪出土一件马厂类型的残铜刀，经鉴定，也为青铜。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发达。在兰州白道沟坪遗址发现一个面积很大的马厂类型的窑场，共有5组12座陶窑。窑场还出有彩绘用的工具，如研磨颜料的石板和调配颜料用的双格陶碟等。

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房屋有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分间式几种。

从埋葬习俗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家窑类型的墓葬没有合葬，各墓的随葬品数量都差不多。半山类型的墓葬有成年男女合葬墓。马厂类型的墓葬既有成年男女合葬墓，也有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不同性别年龄的集体合葬墓、奴婢对主人的殉葬墓，并且各墓的规模有大小之别。随葬品的数量相差悬殊。在马厂类型的墓葬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石斧、石锛、石凿等多作为男性的随葬品，而纺轮则多作为女性的随葬品，表明当时已出现明显的男女分工。

舞蹈纹彩陶盆（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马家窑文化的意识形态很值得关注。马厂类型的彩陶器下腹部常绘有符号，仅在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就发现130余种符号，常见的有“+”、“-”、“×”、“??”、“??”、“|”等。另外在柳湾遗址的一座墓中出土了49片带缺口的骨片，每片刻1个、3个或5个缺口不等，学者认为这些骨片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记数工具。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出土了一件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盆内壁画有三组内容相同的舞蹈图案，每组5人，手拉手翩翩起舞，每人臀后均飘动一尾饰，与《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操牛尾而舞相吻合。1996年在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又出土一件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和一件两人抬物彩陶盆。舞蹈离不开音乐的伴奏。1981年青海民和阳山遗址出土两件马家窑类型的彩陶腰鼓。在史前时期，击鼓和跳舞不会是简单的娱乐，当有以乐舞娱神的宗教意义。

（四）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因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该文化曾被称为龙山文化，1959年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至杭州湾一带，即今天的苏北、浙南和上海地区。良渚文化是承袭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前2200年。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灰黑陶和黑皮陶为主，广泛采用轮制技术，器壁较薄，器表磨光，有的陶器刻有精细的刻画花纹和镂孔。流行圈足器和三足器，主要器型有鱼鳍形足的鼎、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贯耳壶、竹节形把的豆、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的生产较为繁荣，农业、渔猎、竹编纺织、木作、玉器加工等各具特色，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良渚文化的生产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钱山漾遗址的稻谷和稻米成堆，分布范围很广。经鉴定可知良渚文化居民种植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在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共存的植物种子还有很多，已鉴别出的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这些当是良渚文化居民采集的植物，反映出当时对可食植物的利用已较为广泛，为后来进行人工选择和栽培提供了便利条件。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较为先进。农具制作精细，种类较多，主要有三角形犁形器、破土器、耘田器、长方形双孔石刀、石镰等。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有的学者认为是安装在木犁**的石犁铧。

钱山漾遗址出土有木桨，当时人们已用船进行水上交通和捕鱼作业。钱山漾遗址还出土捕鱼用的竹编倒梢和鱼篓。

良渚文化的竹编技术发达，仅钱山漾遗址就出土有200多件竹编器物，有竹篓、竹篮、箅子、谷箩、簸箕、倒梢、竹席、篷盖、门扉、竹绳等等，这些竹编器物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竹篾经刮光处理，细薄均匀，编制方法多种多样。篓、篮等容器的下半部用扁篾编制，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制。编织方法有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二经二纬的人字形、多经多纬的人字形以及菱形花格、纬密经疏的十字形，尤其特别的是还出现了编织复杂的梅花眼和辫子口。

透雕冠状玉饰（浙江余杭反山出土）

良渚文化的纺织业有较高的成就。钱山漾遗址出有苎麻织物和丝织品。苎麻织物为麻布片和细麻绳。麻布片系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密度为16—24根。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蚕丝纤度偏细，是缫而后织的。丝带为30根单纱分数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宽约0.5厘米。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是良渚文化居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良渚文化的玉器加工技术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在浙江余杭反山、瑶山、上海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吴县张陵山、草鞋山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计有礼器琮、璧、钺等；装饰品玉冠状饰、山形器、璜、玦、瑗、管、坠、镯、带钩等。还有一些蝉、鸟、蛙、鱼、龟等小动物。良渚文化的玉器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玉琮是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其形态为内圆外方的柱体，外壁雕出数条节带，节带上多刻横弦纹，在琮的四个棱角上还刻有兽面纹。有的线刻图案，线条细若发丝，并且十分流畅。良渚文化的玉器无论在数量上、种类上、制作工艺上都非其他文化所能比拟。

玉琮（浙江余杭瑶山出土）

在余杭瑶山和反山，发现了人工堆筑的祭台，祭台上有墓葬，每个墓葬均有大量精美的琮、璧、钺等玉礼器和各种玉装饰品。祭台上的那些墓主人，无疑都是当时掌握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的显贵。

良渚文化的遗址大多发现于高地和土墩上，可知当时人们有意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目前良渚文化的聚落状况还不太清楚，在水田畈遗址发现了一段宽达3米的水沟，可能是环绕聚落的防御性设施。在钱山漾遗址发现3座干栏式建筑遗迹，木桩排列密集而整齐，正中有起檩脊作用的长木，上面覆盖竹席、苇席和大幅树皮。在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水井，有的水井有木构井圈。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贯耳壶、有段石锛、玉坠等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在属于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金山亭林遗址中出有涡纹彩陶片，这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产物。良渚文化中的陶鬶也受到了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都以轮制磨光黑陶为主，流行圈足器和三足器，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

（五）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该文化因1935年发掘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为中心，北起昭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抵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经发掘的主要遗址有赤峰红山后、水泉、蜘蛛山、敖汉旗四棱山、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早期的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红山文化大约起始于公元前3500年，终止于公元前2000年以前。

玉猪龙（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

红山文化的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呈红色，多为盛食容具，器型有“红顶碗”式钵、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盆、瓮等。泥质陶绘黑色和紫色的彩绘，花纹有平行线纹、三角形纹、菱形纹、涡纹、鳞形纹等。夹砂陶呈褐色，多为炊煮器，表面有烟炱，器型有大口深腹罐、折口深腹罐、斜口罐等，夹砂陶的这些罐都有共同的特点：大口、深腹、小平底。夹砂陶的纹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附加堆纹有条状和瘤状两种。划纹为平行的直线纹，可看出成组的现象，是用一种齿状工具自上而下划成的。压纹多为横“之”字形线纹，也有少量的竖“之”字形线纹和“之”字形篦点纹。

红山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所用农具有掘土用呈烟叶形和鞋底形的石耜、收割用的桂叶形双孔石刀、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磨棒。遗址中常见猪、牛、羊等家畜的骨骼。渔猎也占一定比重，遗址中常见精致的石镞和鹿、獐等动物的骨骼。

最能体现红山文化手工艺水平的是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玉器有玉龙、玉猪龙、勾云形玉饰、马蹄形玉发箍、龙首璜形玉饰、玉鸟、玉蝉、玉龟、玉鱼、玉鸮等。

在喀左东山嘴发现了石砌建筑群，其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房基，房基的东西两翼各有几道石墙基，北部也有两道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用加工整齐的砂岩长条石砌成。房基的前面还有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东山嘴的石砌建筑遗迹，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讲究布局。考古界认为东山嘴的石砌建筑群是原始祭坛，该祭坛出土两件小型孕妇陶塑像，均为**立像，臀部肥大，腹部凸起。这个祭坛可能是当时祈求生育、祈求丰产的原始社坛。

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一座“女神庙”建筑遗迹，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二者间隔2米多，约在一中轴线上。多室建筑南北长18.4米，包括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前后室。女神庙出土许多泥塑人像残块，有头、肩、臂、手、**等。其中泥塑人头保存较好，大小相当于真人头部，面涂红彩，圆耳朵、低鼻梁、高颧骨、大嘴巴，眼窝内嵌圆形玉片为睛，显得炯炯有神。女神庙的围墙也被发现，墙外有埋有大量红陶片的坑，坑内的陶片经复原，均为红陶筒形器，并有烟熏痕迹。这些红陶筒形器两头皆开口相通，绝非实用器，当为祭祀女神庙的祭器。

在牛河梁遗址还发现3处积石冢。积石冢内分布着许多墓葬，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内垒砌大石板。墓葬有大、小之分，大墓的墓室砌造规整，随葬有较多的精美玉器，小墓墓室简陋，没有随葬品或仅有几件随葬品，反映出贫富和等级的分化。

陶塑孕妇（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

东山嘴的祭坛、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反映出红山文化已出现坛、庙、冢有机结合的高层次的宗教信仰。营建坛、庙、冢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在集权制的条件下才能调动如此多的劳动力，显然这种集权是利用宗教统治号召民众的。无疑，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权力机构。

（六）石峡文化

1973—1976年考古学家对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石峡遗址进行了发掘。石峡遗址的面积约3万平方米，有上、中、下三层遗存，中、上层为青铜时代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以下层为代表的遗存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石峡文化，石峡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石峡文化的陶器呈灰褐色或灰黄色，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采用轮制法和模型法成形，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圆底器，主要器型有鼎、釜、甑、鬶、盘、豆、壶、罐、器盖等。

石峡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是木作。木作工具主要是石锛和石凿。在石峡遗址47号墓中，发现有大小成套、七种形式的卷刃凹口锛和凿，反映出木作工具和木作手工业的专门化。

石峡文化还有不少玉器，器类有琮、璧、钺、瑗、环、玦、璜、笄、坠等。其中琮、璧为祭祀天地的宗教礼器，说明当时已有专职的巫师。

在石峡遗址清理出六十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墓，单人葬。流行迁葬。迁葬时，先把一次葬的随葬品放在墓底和炭块、红烧土混在一起，然后在这层器物上铺填一层红褐色土，再放置迁葬来的尸骨和二次葬的随葬器物，并在尸骨上撒朱红粉末。这种在二次葬墓中随葬新旧两套随葬品的现象，为石峡文化所独有，不见于其他文化。在石峡墓地可以看出明显的贫富差别。大型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多达60—100件，而中、小型墓的随葬品只有4—6件。

石峡文化虽然地处南疆、隅居岭南，但五岭并没能阻止石峡文化与其他地区同时代文化的联系和交流。石峡文化与江南地区的同时代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存在有段石锛和扁平穿孔石铲，陶器的形制虽然各具特点，而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圆底器以及镂孔装饰风格则是相同的。石峡文化的玉璧、玉琮、玉瑗、玉玦、玉笄等玉器与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玉器大同小异。105号墓出土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大玉琮从玉料、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石峡文化的对外联系已经达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地区。

（七）卡若文化

在内地的龙山时代，当群雄逐鹿，向文明迈进的时候，有一支氏族部落也在青藏高原活动着。

1978—1979年，考古学家在海拔3100米的西藏昌都县城东南的卡若村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考古学家把该遗址遗存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卡若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卡若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300—前2100年。

卡若文化的陶器呈灰色或红色，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器型主要为小平底的罐、盆、钵，纹饰以刻画纹组成的图案为主，个别陶器上有彩绘。发现一件特殊陶器，器表饰划纹和黑色彩绘，一口双身，形体似双兽对立，考古学家称之为“双体兽形罐”。

卡若文化的居民已在高原上种植农作物。遗址中出有碳化的粟。农业生产工具有铲状器、锄状器、石斧、穿孔石刀等。当时人们还饲养猪、牛等家畜。从出土大量兽骨看，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狩猎工具是石镞、石矛和石球，猎获的动物有狐、獐、鹿、狍、黄羊等。虽然遗址紧邻澜沧江及其支流，当地鱼类资源丰富，但在遗址中没有发现鱼骨和捕鱼工具，当时可能有不食鱼的禁忌风俗。

卡若文化的细石器工艺比较发达，锥状、棱柱状、扁体小石核和石叶都属于中国细石器传统。发现有骨梗石刃复合工具。打制石器有刮削器和敲砸器。石锛、石凿出土较多，表明当时经常从事木作生产。出土的大量骨针、骨锥和纺轮说明当时的居民除利用皮毛外，还使用纺织品。在一件陶器底部留有布纹痕迹，可看出织物粗糙，纺织技术水平还较低。

与农业生产相适应，卡若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卡若遗址共发现28座房屋基址，有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方形或长方形地面房屋和半地穴石墙房屋。半地穴石墙房屋是卡若文化独具特色的房屋，这种房屋在半地穴的穴壁四周用自然卵石垒砌石墙，黄泥抹缝。发现有三座半地穴石墙房屋连成一组的建筑，为上、下两层结构。

在远离大海的卡若遗址，还出土3枚交换来的稀有物——海贝，反映出卡若文化居民直接或间接的商品交换，已经达到很远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