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的出现和垄断

（一）对宗教权力的垄断

1．中国史前宗教的特点

中国史前宗教的特点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的层次，并由巫师往来其间，充当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中国史前宗教有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

中国史前宗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由于材料缺乏，我们很难做出十分确切的回答，但山顶洞遗址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居住的洞穴，这个洞穴遗址分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的中间有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上室文化层中还发现有骨针、装饰品、石器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下室位于上室的西边，位置稍低，深约8米。在下室发现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并有一些随葬品，显然下室是埋葬死人的专用葬地。山顶洞人把死者葬在下室，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活人世界和死人世界的明确观念，具有了把世界分成若干层次的原始宗教观。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在尸体上及周围撒赤铁矿粉，是山顶洞人具有灵魂观念的一种表现，赤铁矿粉象征血液，人死血枯，撒上鲜红的赤铁矿粉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复活。由此可知，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时期（据放射性碳-14断代，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18865±420）年），中国已经有了把世界分层的原始宗教观。

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史前宗教有了很大发展。陕西西安半坡出土有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内壁所画人面的两侧各有一条小鱼以头抵在人的耳部，这对小鱼似对着人耳喁喁私语。《山海经》中经常提到巫师“珥两青蛇”，郭璞注曰：“以蛇贯耳。”半坡彩陶盆内的人面双耳各抵一条鱼，则可以说是以鱼贯耳，显然与《山海经》中“珥两青蛇”的巫师一样，半坡彩陶盆内人面所属的身份是“珥两游鱼”的巫师。中国古代巫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借助动物通神，无论蛇还是鱼，都是巫师通天地的助手。巫师作法时，可以随时召唤他的动物助手协助自己上传下达。人面鱼纹彩陶盆实际上是儿童瓮棺的盖子，盆底有一小孔，是供儿童灵魂出入的通道。当陶盆盖在瓮棺上埋入地下时，盆内的巫师便在幽冥世界与夭折的儿童独处一隅，显然是在为早逝的儿童招魂。鱼翔水底，水底为下界，即冥界，鱼具有通达冥界的神性，盆内的巫师召唤游鱼贯耳，是借助鱼的神性协助自己到冥界安抚儿童弱小的灵魂。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411号房屋地面有一幅炭黑画，画中有两个人并排，都是右手持法器，左手举到头部，双腿交叉呈舞蹈状；两位舞者的前方有一长方形木棺，棺内一前一后葬两名死者。手持法器的两位舞者是针对棺内死者作法的巫师，其寓意是为死者招魂，以使死者的灵魂安宁，不凶恶作祟，从而保佑生者平安无事。

龙虎蚌塑图案（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仰韶文化时期的巫师尚未成为超越一般氏族成员的显贵人物。西水坡发现的龙、虎、鹿蚌塑虽然让考古学家惊奇不已，但只是反映了巫师召唤动物的作法能力，并没有反映出巫师的尊贵地位。西水坡遗址位于古河道旁，当时有丰富的蚌类资源，遗址地层中有成堆的蚌壳，摆塑图案时，只需俯身拾取即可，不会花费太大的劳动量。蚌塑图案与花费专门工匠大量劳动力的玉制巫师法器，如红山文化大玉龙、良渚文化大玉琮等在经济价值上有天壤之别。再者，身体两侧摆塑龙、虎的45号墓的主人，随葬品很少，仅几件日用陶器和生产工具，随葬品与同期的墓葬基本一致，未见特殊的珍贵物品。半坡彩陶盆内的巫师是对夭折的儿童招魂，大地湾地画中的巫师是为死去的氏族成员招魂，均是巫师为氏族服务的表现。

刻符陶尊（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

以上所述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前宗教的特点。

2．通天地手段的独占

据《国语·楚语》记载，远古的时候，“民之精爽不携贰者”的巫觋具有通天地的能力，到九黎乱德之时，“民神杂糅”，人人都可以通神。通神曾经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通神的人也是平常之人，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宗教开始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于是通天地的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据文献记载，对通天地权力的垄断始于颛顼时期。《国语·楚语》说，颛顼帝命令重和黎“绝地天通”，断绝了天地之间的交通，让重“司天以属神”，让黎“司地以属民”。

从考古材料看，对通天地宗教权力的垄断普遍出现于龙山时代。

大玉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我们都知道，玉的硬度远高于石。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期，制作玉器的难度可想而知。制玉必须以水掺解玉砂为介质缓慢地加工，从切割玉料，琢磨成形，到穿孔，雕刻，制作一件精美的大玉琮大约需要花费一个熟练玉工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是蚂蚁啃骨头。正因为如此，玉器才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成为贵重之物。巫师拥有玉琮，表明他已成为氏族部落中的显贵，因为一般成员绝不会有这种精美贵重的玉器，而巫师用常人不可能有的玉琮作为法器通天地，实际上也就垄断了通天地的权力。

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发掘出了两处良渚文化的祭坛。反山祭坛整个为人工堆筑，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出地表4米左右，总面积约2700平方米，土方达20000立方米左右。瑶山祭坛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整个祭坛平面呈方形，面积约400平方米，中心是一座方形红土台，红土台外围挖一周围沟，沟内填灰土，围沟外围是用黄土筑成的土台，台面上散见较多的砾石，估计土台原铺砾石石面。祭坛中心红土台的红土、围沟的灰土是特意从山外搬运来的。瑶山祭坛，特别是反山祭坛，筑造工程浩大，只有高度的集权才能调集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自然祭坛也就归集权者所掌握和控制。

反山祭坛和瑶山祭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祭坛上都有专门埋葬巫师的墓葬。反山祭坛上有11座巫师墓。瑶山祭坛上有12座巫师墓，分南北两行排列。两处祭坛上的巫师墓每一座都随葬有大量的精美玉器，少则几十件，多则上百件，除装饰品外，主要是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和玉冠状器、玉三叉形器等表示身份的佩器。其中以玉琮、玉璧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细。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直径17.6厘米、高8.8厘米、重6.5千克，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最大的玉琮，堪称琮王。这件大玉琮上刻有完整的戴羽冠巫师双手叉腰骑怪兽形象。反山、瑶山巫师墓所出土的玉琮上，几乎都在转角的每节上刻出这种巫师形象的简化图案。仅反山23号墓就随葬54件玉璧。《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璧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祭坛上的巫师掌管着祭祀天地的权力。在大型祭坛上负责祭祀的巫师，其地位远远高于祈福禳灾、招魂祛病的一般巫师，是参预甚至决定氏族部落重大事务的祭司。他们留恋由于掌管祭坛而给他们带来的地位、荣誉和财富，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他们一手垄断的祭坛上，在阴间继续拥有他们的地位和财富。

在反山12号墓、瑶山7号墓中，精美的玉钺与玉琮共存。玉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物，玉琮是通天地的祭器，二者共存于一墓中，说明墓主人不仅掌握着通天地的祭祀权力，同时也掌握着氏族部落的军事权力。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商王朝的重大军事行动都要由巫师占卜，看看是否符合天意，因此巫师对军事行动有很大的决策权。实际上在上古时期，有的王或氏族部落、军事联盟的首领本身就是巫师或者可以行使巫师的职能。

《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商汤王这种自焚祭天祈雨的行为是在行使巫师的职能。《春秋繁露·求雨篇》载：“春旱求雨，暴巫聚尪。”《左传·僖公廿一年》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荀子·非相》载：“禹跳，汤偏。”是说大禹和商汤王都有与常人不一样的走路姿势。大禹的走路姿势很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禹“形体长……疾行，手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后世巫师一直把作法时所跳的步伐称为禹步。《法言·重黎》云：“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云：“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因禹制作，故曰禹步。”大禹治水之时，确实采用过一些巫术手段。《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请动物附身，化身为动物获取动物的神性是古代巫师惯用的作法手段。《路史·后纪十二》载：禹“乘龙降之”。《绎史》卷十一引《抱朴子》云：“禹乘二龙。”则大禹有巫师之能已显而易见。

《山海经·海内经》载：“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太昊伏羲氏和黄帝都曾沿天梯建木上下于天。《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黄帝均为其所在之时天下最大的首领人物，虽权倾天下，可也不忘承担宗教职能。

以上所举之例，可以证明上古时期的政治、军事领袖具有巫师的职能，他们亲自从事宗教活动，实际上是对宗教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从而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使权力高度集中，从而一统天下。

（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从出土铜器、拥有城堡和祭坛、具有文字的萌芽、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等方面看，中国考古学所说的龙山时代实际上就是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代。从古文献上可以得知，当时战争频繁，邻近地区的各部落为了自卫和掠夺的需要，结成了部落联盟。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这段时期，中国境内曾先后出现过一些规模庞大的部落联盟，如黄帝集团、炎帝集团、蚩尤集团、三苗集团等。这些集团都是由许多部落结成的联盟，要想在当时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一方面要能抵御和战胜敌对联盟；另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统治，使之更加凝聚，从而发展壮大。

上古时期一些大的部落联盟总首领，在先秦文献中已被称为帝，故司马迁写《史记》时有选择性地写了“五帝本纪”。上古之帝牢牢掌握着部落联盟的军事大权，是最高军事统帅，黄帝、炎帝自不必说，《尚书·大禹谟》载，大禹刚继舜帝之位，“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大禹会盟各部落首领，要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并通过伐有苗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当然，要想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仅靠率军队征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符合自己需要而又行之有效的内政措施。有了稳定的内政措施，不但可以牢固地统治本部落联盟，也可以统治新归顺和俘获的部落，统治不断扩大的地盘上的民众。

《尸子》（辑本）卷下提到黄帝长有四张脸，但黄帝扩张的地盘太大了，即使他真有四张脸也照看不过来。最好的办法是派四个大主管各管理东南西北一方。《淮南子·天文篇》云：“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所执规、衡、绳、矩、权等度量衡器，表示把中央和四方治理得有规有矩、有条有理，看来建立官制是最重要的内政措施。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以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皞在他管辖的地区所设的各种鸟官，有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等，有些官职被后世所采用，可见少皞所设立的官制是合理有效的，不然不会被后世所效仿。

统治民众必须恩威并重。刑法最能体现权力的威严。颛顼帝曾制定了一条法规，《淮南子·齐俗篇》有记载，云：“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庄达吉注：“《御览》引拂作祓，有注云，除其不祥。”颛顼之法的意思是：妇女在路上遇见男子，必须避让，否则把她拖到十字路口让巫师祓除她身上的邪气。这条法律反映出颛顼维护父权制以及男尊女卑现象已经出现的情况。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帝制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烖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舜帝时，刑法已较为丰富，并已体会到唯有刑法才能使社会安定，由此看来，舜是以法治天下的明帝。

不仅中原大帝制刑法，就连南方的苗民也制刑法。《尚书·吕刑篇》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谣为劓、刵、椓、黥。”苗民所制的刑法均为酷法，劓是割掉鼻子，刵是割掉耳朵，椓是琢去**，黥是在脸上刺文后涂墨。

夏商周三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与礼乐紧密结合在一起。礼乐是祭祀祖先、上帝等大神祇和宴饗的制度和仪式，统治者通过礼乐制度确定官僚阶层的等级尊卑，使之井然有序，各自遵守为其所在等级规定的礼乐制度，严禁僭越。王和天子享用最高等的礼器和最隆重的仪式，高高在上，令百官如仰望泰山，从而维护自己不可逾越的权威。《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祭祀活动展现的是隆重的礼乐制度和仪式，此与军事活动一起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纵观有关上古传说的记载，我们发现上古的领袖人物已经十分重视礼乐。

黄帝是最早系统制定礼乐的古帝。《世本·作篇》（张澍稡集补注本）载：“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又载：“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夷作鼓，伶伦作磬，尹寿作镜。”文字的创制是最伟大的发明，可谓惊天地、动鬼神。《淮南子·本经篇》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众所周知，商代甲骨文掌握在巫官的手中，巫官把卜辞刻在甲骨上向神占卜，之后再根据神的旨意把占卜的结果记录下来。可见中国的早期文字主要是服务于王室，在通神占卜仪式中承担巫师与神思想交流的载体。所以文字一发明，首先感动的是天地鬼神。山东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也应该是巫师用以通神的宗教载体。

舜帝也非常喜欢音乐。《吕氏春秋·古乐篇》载：“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舜让人创制的乐曲中最重要的是《九招》，禹又把《九招》发扬光大，《史记·夏本纪》载：“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索隐曰：“即舜乐箫韶。”《九招》又称《箫韶》、《九韶》、《韶》，被用作庙祭之乐。孔子曾在庙堂听过这首乐曲，《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尚书·益稷》云：“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传：“《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韶》是用箫类的细管乐器演奏的，美妙动听，婉转清扬可达天，吸引得凤凰都飞来倾听，难怪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

古史传说提到黄帝让夷作鼓、伶伦作磬。作为上古礼乐之器的鼓和磬在中原龙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有所发现。陶寺遗址的木鼍鼓均成对与大型石磬同出于大型墓中，陶寺遗址的大型墓只占全部1000余座墓的1％弱，由此可见，礼乐之器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享用礼乐之器是这些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

二、英雄时代的兼并战争

《吕氏春秋·君守》载：“夏鲧作城。”《世本·作篇》（茆泮林辑本）亦载：“鲧作城郭。”仅从字面上看，我们还不知道鲧作的城是商业城市还是军事城堡。但鲧作城的性质在《淮南子·原道篇》中有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禹毁坏鲧作之城的同时还散财物焚甲胄兵器，说明鲧作之城是屯兵之所，无疑为军事城堡，正因为如此，才让诸侯产生恐惧之感和提防之心。考古发现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东龙山文化的寿光边线王古城、章丘城子崖古城等城址，都是当时的一些部落联盟出于战争需要而修筑的军事城堡。

良渚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峡文化中均有玉钺或石钺。钺是由石斧演化成的专门性的兵器，并且这种兵器往往掌握在军事首领的手中，成为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物。《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之事云：“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钺为权杖是显而易见的。军事首领不仅仅是手持大钺指挥战斗，必要时也偶试钺的锋芒。《史记·周本纪》载：牧野之战，商纣王败后登鹿台自杀，周武王“遂入，至纣死所……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祭坛12号墓出有琮王和一件大玉钺，玉钺身长17.9厘米、刃宽16.8厘米，是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堪称钺王。钺王磨制光润，制作精美，钺身上还刻有与琮王身上相同的戴羽冠的巫师骑怪兽纹样。瑶山良渚文化祭坛的7号墓出土有玉琮、石钺和玉钺，出土时玉钺形态完好，钺身、钺冠饰、钺端饰具全，朽木柄痕迹长约80厘米，柄上端嵌装玉质钺冠饰，柄下端嵌装玉质钺端饰，木柄痕迹两端之侧各有一个小小的玉琮。复原可知，瑶山7号墓玉钺的钺身后端插入木柄上部的竖槽中捆绑牢固，柄上端装饰玉冠饰、下端装饰玉端饰，柄两端还各系一个小玉琮。反山14号墓出土的玉钺柄部握在死者手中，柄上下端亦饰冠饰和端饰，并且柄上嵌满小玉珠，熠熠生辉，极尽奢华，珍贵之意十分明显，反映出对权力的醉心、迷恋和炫耀。

玉钺（浙江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

军事民主制时代也被西方的学者称之为英雄时代。掌握军事权力的各部落联盟首领，个个都是胸怀大志的英雄，无不想兼并其他部落联盟，一统天下。在这个“诸侯相侵伐”的文明前夜，兼并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汉贾谊《新书·制不定》载：“炎帝者，黄帝同父异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黄帝和炎帝之间的战争使得血流成河，木棒都漂浮起来，其惨烈程度让人心惊胆寒。《淮南子·天文篇》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共工和颛顼之间的战争惊天动地，令山河失色。《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争帝被砍头，仍用一对**当眼睛、肚脐当嘴巴，挥舞斧钺继续战斗。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体现了英雄的斗志。陶渊明深受感动，在《读山海经》一诗中赞叹：“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古籍中记载的上古时期的战争很多，但材料比较零散，难寻头绪。这里仅以黄帝为线索，对上古时期兼并战争的过程做一简单概述。

太史公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一生身经百战，我们只讲最重要的、对中华民族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兼并战争。

黄帝、炎帝、蚩尤是同时代的三个最大的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先后与炎帝和蚩尤大战，并且都战胜和兼并了对方。

当黄帝和炎帝在中原地区争天下的时候，南方的苗蛮集团和东南地区的蚩尤集团也发展壮大起来。蚩尤集团向北扩张时，与黄帝集团碰撞，双方展开了生死决战，决战的地点也是在涿鹿阪泉。

《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集团与蚩尤集团的战争是一场激烈的拉锯战，一开始黄帝集团处于下风，《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元女战法》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古籍中记载的有关黄帝战蚩尤的传说，颇多巫术意味。综合各种传说，可知黄帝与蚩尤之战大致如下：

蚩尤有七八十个兄弟，均铜头铁额，善作兵器，故而威震天下。蚩尤还会变幻法术，或呼风唤雨，或吹烟喷雾。在一次战斗中，蚩尤施法术降大雾，大雾弥漫，把黄帝的军队围困了三天，幸亏黄帝臣子风后急中生智，制作一辆指南车才使黄帝军队冲出了包围圈。后来黄帝在战斗中让应龙蓄水冲淹蚩尤，没想到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率先向黄帝军队刮起大风雨，黄帝抵挡不住，赶紧请旱魃作法止住了风雨。为提高军队士气，黄帝制作了号角和战鼓。号角可以吹出龙吟般的声音，迎击蚩尤所率魑魅魍魉的怪嚎。战鼓是用夔皮蒙制而成，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战鼓敲响声闻五百里，黄帝军队士气大振，而蚩尤军队心惊胆寒。终于黄帝战胜了蚩尤，把蚩尤杀了。

黄帝侥幸得胜，敬畏蚩尤之威，《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载：“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黄帝把蚩尤尊为战神。《史记·天官书》云：“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周礼·春官·肆师》云：“祭表貉，则为位。”郑玄注：“貉，师祭也。……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祭祀战神蚩尤成为中原王朝的一种礼制。一直到唐宋时期，祃牙即出师祭旗仍祭蚩尤或黄帝。《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刘邦起兵之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中原王朝能够接纳蚩尤为战神，把蚩尤和黄帝并祭，表明自黄帝以后已不再把蚩尤视为蛮夷，否则正统的统治者不会对蚩尤崇敬有加。黄帝战胜蚩尤后，虽然诛杀了蚩尤，但在蚩尤统领下北上的蚩尤集团却归顺于黄帝集团，被黄帝集团所融合。《韩非子·十过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蚩尤集团已臣服于黄帝，故当黄帝在西泰山合鬼神时，蚩尤氏族部落和他们昔日的盟友风伯雨师，在黄帝的前后奔忙，以尽臣子的犬马之劳。

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的黄帝，征战无数，在战胜炎帝集团和蚩尤集团后，除苗蛮集团外，史籍所载的与黄帝同时代的各大部落联盟均归顺于黄帝，形成了以黄帝为核心的庞大的华夏集团，并拥有了较为广阔的领土，为国家的出现和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大禹治水和国家的建立

尧舜禹是中国国家建立以前华夏集团的最后三位首领。尧舜禹在位之时，正是中国上古洪水泛滥的时期，在洪水造成危害的生死存亡关头，华夏集团的首要任务是治理洪水。当时能与尧舜禹领导的华夏集团抗衡的只有南方的苗蛮集团，因此对苗蛮集团的征伐就成为华夏集团建立国家以前最后的军事扩张行动。

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华夏集团首领的世系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尧舜禹为连续承位的三个首领，传位的方式为禅让。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部落联盟的权力机构由军事统帅、部落首领和祭司组成。尧所设的官职，大多是由部落联盟中各部落的首领担任。担任司空的禹是夏人的祖先，担任司马的契是商人的祖先，担任田畴即大田师的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很明显，夏族、商族、周族当时都是尧部落联盟的成员，并且是核心成员。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以尧为首领的华夏集团是以夏族、商族和周族为主体的部落组成的联合体。日后，夏、商、周三族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尧虽然按照惯例征求议事会的意见选定舜做接班人，但在禅让之后仍在幕后牢牢掌握政权。《史记·五帝本纪》载：“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又载：“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天子位。”可知尧在禅让后摄政八年，在这八年间出现了老首领尧和新首领舜共同执政的局面。当然，作为老首领选定的接班人，新首领只能唯老首领之命是听。尧的权力已近乎王权。同样，舜禅让禹后，也在幕后摄政，并且摄政十七年。尧死，舜守丧三年，《史记·五帝本纪》载：“三年丧毕，让（尧子）丹朱，天下归舜。”舜死，禹守丧三年，《史记·五帝本纪》载：“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商均），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死后舜要让位于尧的儿子丹朱，舜死后禹要让位于舜的儿子商均。这说明尧时已出现家天下的可能，尧的儿子丹朱拥有的势力，使舜不得不表示谦让，如果没赢得其他部落首领的广泛支持，舜能不能践天子位还很难说。舜在位时也培养了家庭势力，以至于禹也表示让位于舜的儿子商均，但禹在治水中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商均阻止不了禹践天子位。舜阻止了尧的家天下，禹阻止了舜的家天下，那么谁又能阻止禹的家天下？

尧舜禹这三位华夏集团的首领，都有一致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征伐苗蛮集团，特别是其中的三苗。

三苗也叫有苗，《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鄱阳湖。三苗活动的中心地带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衡山在洞庭湖之南，《战国策》所载三苗之居的南北界颠倒。《韩诗外传》卷三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三苗往北已窜到陕西南部和河南南部，进入了华夏集团的南界，对华夏集团形成了威胁。

《吕氏春秋·召类篇》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汉学堂丛书》辑《六韬》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尧征伐三苗只限于在丹水沿岸。丹水即丹江，发源于陕西东南部的终南山，向东南流去，经淅川，在河南、湖北交界处注入汉水。尧只是在华夏集团的南界边缘处征伐三苗。经尧的打击后，三苗略向南退缩。舜继续对三苗征伐，《淮南子·齐俗篇》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舜南下征伐，打到了三苗的腹地。《吕氏春秋·召类篇》云：“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尚书·舜典》云：“（舜）窜三苗于三危。”舜把一部分三苗人强行迁到别处，以使其改掉顽劣之俗。但舜并没能彻底征服三苗。《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经过禹的又一次征伐，才彻底征服三苗。

尧舜禹不遗余力、连续征伐三苗，恐怕是为了解除军事上的后患，以便集中精力治理洪水。

《孟子·滕文公上》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时洪水滔天，尧所统辖的领土几成泽国。许多先秦文献都记载了尧时发生的洪水，恐怖的洪水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考古发现结合水文地质的研究已经证实，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确实发生过大洪水。中国的总地势是西高东低，大江大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洪水对中部、东部造成的危害最大，尤以地势最低的东部为甚。考古学家认为，地处东部物质基础较好、工艺技术较进步、较为富有和发展水平较高的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骤然衰落，就是洪水泛滥造成的结果。

面对滔天的洪水，尧帝一时没了主意，于是召开议事会商议治理洪水之事。《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这件事在《尚书·尧典》中也有记载。四岳向尧推荐鲧治水。鲧是夏族的首领，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以失败告终。《尚书·洪范》说：“鲧堙洪水。”《国语·鲁语上》说：“鲧障洪水。”堙、障就是填塞、围堵。围堵需筑土垒墙坝，鲧用这种方法虽然没能堵住洪水，但用这种方法筑城却取得了很大成就。鲧采用的堙、障手段，治理小小的洪水也许管用，但治理滔天大洪水则显然力不从心。尽管鲧尽了最大努力，但万民仍在洪水中苦苦挣扎，尧帝不能容忍治水的失败，加上本来就对鲧心存戒心，于是秉公加点私愤，把鲧杀了。《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尧殛鲧于羽山。”从尧帝杀鲧看，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已经拥有了对联盟内各部落首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舜即帝位后，让鲧的儿子禹承接其父治水的职责，继续治水。《史记·夏本纪》载：“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父债子还，子承父业，就这样禹走上了历史舞台，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治水的大英雄和第一位国家的创立者。

禹不光有治水的远大志向和决心，还有一套治水的有效方法。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把堙障的方法改为疏导，《国语·鲁语上》说：“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疏川导滞。”同时禹也注重科学测量，《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尧时的洪水殃及整个华夏大地，几乎每个氏族部落都在水灾中煎熬。中国的两大河流一是黄河，一是长江，从考古发现看，自中游以下，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史前氏族部落已相当密集，如果洪水泛滥，这些氏族部落所受的危害也最大。治理洪水，需要河两岸上、下游的氏族部落通力合作，拧成一股绳，汇成庞大的集体力量，这样才有希望治住洪水。这自然需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需要服从统一的指挥和调度，必须让治水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如果有哪个氏族部落不服从治水首领的命令，自然就会影响通力协作的氏族部落治水联合体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各氏族部落都会拥护治水首领对不服命令者进行惩罚。这无疑赋予了治水领导者凌驾于各氏族部落之上的权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样一件事：“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此事在《国语·鲁语下》中也有记载。孔子提到禹曾在会稽山会群神。会稽山原来叫茅山，《越绝书·外传记地》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论衡·书虚篇》云：“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守，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所谓上茅山大会计、会计于此山，就是禹让各地区的氏族部落首领在茅山聚会，计议治水之事。因会计治水之事重要而隆重，故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稽、计同音假借）。禹召集各地区的氏族部落首领在会稽山开会计议治水大事时，防风氏漫不经心，居然迟到了。治水是严肃不容含糊的事，治水的命令就是铁令，岂容藐视，禹为严肃法纪，就地在会稽山把防风氏杀了。这说明大禹在治水事务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绝对权威。

禹治水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陕西以东的黄河流域、三峡以东的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

尧舜禹部落联盟是炎黄部落联盟的承继者。黄帝和炎帝是从陕西的姬水和姜水分别顺黄河两岸向东扩张发展，然后在河北涿鹿融合的。炎黄集团的地域包括今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河北中南部。《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北逐荤粥。”则炎黄集团的北界与北方游牧接壤，当在长城一线。《史记·五帝本纪》又提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河北中部地区为大本营，但“迁徙往来无常处”。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中有后稷统领的周族、鲧禹统领的夏族。周族自平王东迁以前，世代居住在陕西南部。禹都安邑，夏族生活在晋西南豫西北一带。因此，大禹治水的重点，肯定在华夏集团的根据地，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文献中有关的记载相当多，可说明这一点。

《巫山县志》卷三十载：“斩龙台，治西南八十里；错开峡，一石特立。相传禹王导水至此。”这则传说说禹治水到过长江中游的三峡地区。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尧与三苗战于丹水之浦，把三苗赶过了汉水。紧接着舜、禹又继续攻打三苗，一直打到三苗的根据地洞庭湖一带，窜三苗于三危。舜禹不一定能控制住远在洞庭湖一带的苗民，但控制距河南不远洞庭湖以北的宜昌一线不会有问题，因而大禹治水从宜昌进入三峡是顺理成章的事。

大禹不仅在长江中游地区治水，也在长江下游地区治水。《尚书·益稷》记载：“予（禹）创若时，娶于涂山。”《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音初》、《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等也都提到过大禹治水娶涂山女的事。《越绝书·外传记地》说涂山就是越之会稽山，这使我们想起大禹治水就是在会稽山召开的计议会。当时会稽山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由于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所以也是禹治水的重点。禹难忘会稽治水，即帝位后巡视会稽时，竟死在这里。

禹也曾治理淮河，《尚书·禹贡》载：“（禹）导淮自桐柏。”

大禹利用自己的权威指挥偌大范围内的各氏族部落共同治理洪水，这个范围内的氏族部落首领和黎民百姓无不听从禹的号令，所以从禹治水开始，这些部落首领和百姓实际上已经成了禹的臣民。

大禹以治水凝聚各氏族部落，膨胀自己的权力。治水成功后，禹取舜而代之。《史记·夏本纪》载：舜死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舜子）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由此开始。以后禹不实行禅让而传位给儿子启，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