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家对旧石器时代之后文明、国家出现之前这一史前时期的习惯叫法，这一叫法是相对旧石器时代而言的。在一些有关史前文化的书中曾强调过这样一种说法：旧石器时代文化以打制石器为代表，新石器文化以磨制石器为代表。其实这是拘泥于旧石器、新石器字面含义的一种迂腐、错误的说法。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考古学家已把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制陶、纺织等生产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的标志和基本特征。新石器时代，人们已从旧石器时代纯粹依赖自然的攫取经济过渡，发展为可以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

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于距今1万多年以前，终结于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指从新石器文化出现至距今约7000年前这一段时期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探寻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一直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上穷碧落下黄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南方地区

1962年，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发现了一处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仙人洞，并于1962年至1964年进行了三次小型发掘。仙人洞东距鄱阳湖大约50公里，当地的地形为一典型的喀斯特盆地，仙人洞坐落于盆地边缘的一座小山上，山下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仙人洞内的文化堆积均为新石器时代，可分上、下两大层，代表前后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仙人洞下层出土了一些石质生产工具，其中打制石器较多，器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打制方法较简单，一般只打出刃部即使用，磨制石器较少。骨、角器比较发达，有锥、针、凿、刀、镞、矛形器、鱼镖等，绝大部分经过磨制，特别是骨锥和鱼镖，加工得十分精致。仙人洞下层还出土了一些陶片，均为火候很低的夹粗砂红陶，质地疏松，器壁凹凸薄厚不均，制陶技术相当原始。值得注意的是复原了一件陶罐。据测定，仙人洞下层的陶片烧成年代在10000多年以前，而所复原的陶罐是迄今为止我国所见最早的成型陶器，弥足珍贵。从发掘情况看，仙人洞人主要在比较开阔的、呈岩厦状的洞口活动。洞口有烧火堆遗迹，有的洞口周围还散布着扁平大石块，可以想象仙人洞人当时围坐于篝火旁饮爨、进餐和取暖的情景。仙人洞文化层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斑鹿、野猪、羊、獐等野生动物的碎骨及鱼、鳖、螃蟹等遗骸。受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水平和认识水平所限，没有发现农作物的遗迹，因此过去一直认为仙人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

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遗址以及吊桶环遗址进行了发掘，并采集了一批用于植硅石、孢粉分析和碳-14年代测定的样品。这次发掘是把1964年发掘的第6探方的西壁揭开向内掘进50厘米，辨明第2层为上层堆积，第3、4层为下层堆积。上层出有夹粗砂陶片、磨制石器，并有较多的螺、蚌壳之类的水生动物；而下层只出打制石器；上层的年代大约在距今0.9万—1.4万年前；下层的年代大约在距今1.5万—2万年前。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存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清晰地层关系证据。孢粉分析表明，上层禾本科植物陡然增加，花粉粒度较大，接近于水稻花粉的粒度。植硅石分析上层有类似水稻的扇形体，这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探寻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寻找新石器文化的起源，考古学家似乎把南方地区作为工作重点。1964年至1978年考古学家曾先后对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广西桂林独山甑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一些成果。1993年和1995年对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玉蟾岩俗称蛤蟆洞，位于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洞穴高出现代地面5米，洞口部分呈宽敞的洞厅状，宽约12—15米，进深6—8米。洞口朝东南，洞厅自然光线充沛，洞前地势平坦开阔，自然条件适宜人类长期栖息。洞穴堆积厚达1.2—1.8米，地面有烧火的灰堆，有的灰堆内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洞内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石器全部为打制，以中小型石器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骨器有骨锥和骨铲。两次发掘均发现了陶片，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疏松，夹粗砂，横断面可见交错层理，可知陶器为贴塑而成，陶片内外均饰类似绳纹的编织印痕，可见清晰的经编和纬编。洞内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残骸，共有20多种哺乳动物，其中最多的是鹿类，其次为大灵猫、小灵猫、鼬、水獭、貉、猪獾、狗獾、果子狸等小型食肉动物，亦有熊、猪、豪猪等杂食动物和牛、羊、兔等食草动物。另外还发现了10余种鸟禽类的骨骼以及鲤、草、青等多种鱼类的骨骼。发掘者对每层堆积物的土样都进行了浮选和筛洗工作，收集的植物种、核、茎、叶有40多种，其中以朴树籽最为丰富。最令人兴奋的是在玉蟾岩洞穴内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1993年在发掘的3个层位中发现了有稻属的硅质体，证实了玉蟾岩存在水稻的事实。1995年又发掘出两枚稻壳，这两枚稻壳在层位上晚于1993年出土的稻壳。农学家对两次发掘出土的稻壳进行了电镜分析，鉴定结果为：1993年出土的稻谷为普通野生稻；1995年出土的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备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现代实验证明，由野生稻培化成栽培稻的过程仅需一二百年即可完成，因此寻找考古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如今，我国的考古学家在玉蟾岩遗存找到了我们祖先把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的证据是十分难得、十分幸运的。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在距今1万年以前。

1988年考古学家发掘了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地处澧水北岸的澧阳平原，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海拔36—40米，属河湖冲积平原。彭头山遗址存在居住址和墓葬。居住址遭严重破坏，房址整体形制保存清楚的极少，但尚可看出有大型地面建筑和小型半地穴式建筑两种建筑形式。墓葬共发现18座，墓坑小而浅，有方形、长条形、圆形、不规则形等多种，多属二次葬，也有一次葬。一次葬的墓内保留有人骨架，并随葬石质装饰品。在彭头山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的陶片，可修复的器物就达百余件。陶器很有特色，制陶时在陶泥内掺入大量的稻谷、稻壳，烧成后陶胎呈黑色或深灰色，但内、外器表却呈红色，似涂一层陶衣，陶衣厚约1毫米，质地细腻，可能是打磨胎壁渗出的泥浆经焙烧氧化后形成的。陶器上多饰绳纹，绳纹主要采取拍印和滚压两种方法，拍印的绳纹数量最多。陶器的成型主要用直接捏塑法和泥片贴塑法，器型主要有深腹罐、双耳高领罐、盘、钵、釜、支座、碗、碟、盆、三足罐等。彭头山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石器，可分为细小燧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3类。彭头山遗址的陶片用碳-14测定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9100±200）年、（8200±200）年；木炭和竹炭标本测定为距今（7815±100）年、（7945±170）年。综合所测数据，彭头山遗址的年代当在距今8000年左右。考古学家已把彭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彭头山文化。从彭头山文化把大量的稻谷、稻壳作为陶泥的掺和料看，当时水稻已有一定的产量。由于遗址出土的陶器比较多，彭头山文化展现的内涵较仙人洞、甑皮岩、玉蟾岩等遗址要丰富得多，如今彭头山文化已成为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标尺。

（二）北方地区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徐水县高林村乡南庄头村东北2公里处南庄头砖厂使土区内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并于1987年8月做了小规模试掘。由于是试掘，只发掘了45平方米，所以出土的文化遗物不多，但反映的文化现象却十分重要。南庄头遗址出土了15件陶片，胎壁较厚，厚约0.8—1.0厘米，火候低，质疏松，胎质皆为夹砂深灰陶和夹砂红陶，陶片多属罐、钵类，特点与彭头山文化的陶器类别接近。南庄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石磨盘和一件石磨棒，它的功能是碾碎坚果和植物种子。南庄头遗址文化层中发现了较多的禾本科植物花粉，反映出当时气候偏凉干，适合禾本科植物的生长和驯化，为人类驯化禾本科原始粮食作物（如粟类）的祖源提供了前提。由此推测，距今1万年前的南庄头人很可能已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初经驯化的谷物了。在南庄头遗址文化层中出土了猪、狗的骨骸，经鉴定，可能是家畜。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鹿科动物骨骸，反映出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以猎取鹿科动物为主，并用鹿类动物的骨、角制作骨锥、角锥等生产工具。南庄头遗址还发现了直径约1米范围的炭灰、红烧土构成的火烧痕迹，周围散布有猪骨、猪牙、鹿骨、木炭、烧土块、石片等，其上还压有许多朽坏的树枝、树皮等，这可能是当时南庄头人燃起篝火烧烤食物、制作骨角器、从事食物加工的场所。目前还没有发现居住遗址，但在平原上生活的南庄头人肯定已营造住所，推测当时的住所是不用挖柱洞的窝棚式建筑。南庄头遗址是目前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说明，北方地区同南方地区一样，新石器文化都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

考古学家在西迄甘肃东至河北的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发现了许多距今8000年前至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在关中地区主要有大地湾一期文化、北首岭下层类型和李家村文化，在中原地区主要有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东部的秦安县北40公里。遗址内发掘出的主要是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但在下文化层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即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大地湾下文化层发掘出10余座墓葬，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并随葬有猪下颌骨、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等生活用品。大地湾一期文化的石器以打制为主，有的略加磨制，器型有斧、刀、铲、砍砸器和刮削器。陶器主要是夹细砂圆底钵或三足钵、筒状深腹三足或圈足罐、圈足碗、球腹壶和杯等。大部分的器腹外壁拍印交错的细绳纹，部分器物的口沿作锯齿状。最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彩陶，发现在陶钵的口沿外壁绘有红色宽带纹，虽然彩绘十分简单，但这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早的彩陶之一。大地湾一期文化经校正的年代数据为公元前5850年。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存在三大文化层，上层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层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下层是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遗存。北首岭下层经校正的两个年代数据为公元前5150年和公元前5020年。北首岭下层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壁较薄，以砂质红陶、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型以砂质陶的各种三足器最具特色，泥质陶钵的口沿被削薄并饰有细密的剔刺纹，在钵的口部发现有涂一周红彩的现象，个别的陶钵内壁也有简单彩纹。在北首岭下层还发现了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多人二次合葬，随葬品以三足器和陶钵为组合。

李家村遗址位于陕西省南部的西乡县城西1.5公里。李家村文化的陶器以圈足钵和三足器为主。陶器分泥质陶和砂质陶两类。泥质陶的器型以内黑外红的圈足钵最富特色，外壁均饰线纹或细绳纹。砂质陶的器型以灰白色的大型筒状三足罐最具特色，器壁薄、火候低、遍饰细绳纹，三足矮小，呈三角形或**状。李家村遗址还发现了房基残迹一处、陶窑一座、墓葬一座、瓮棺葬三个及一些灰坑。李家村文化与北首岭下层类型和大地湾一期文化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当属同一时期的文化。

在华北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西南20公里，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1976—1977年在磁山遗址的范围内发掘了10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磁山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质地粗糙，烧成温度在700℃—900℃，均为手制，器表多素面，约有1／3的陶器带纹饰，纹饰有浅细绳纹、划纹、剔刺纹，器型有椭圆陶盂、靴形支架、敞口深腹罐、小口双耳壶、圈足碗、敞口圆底钵、锥足钵形鼎等等。在磁山遗址中清理了120多个灰坑，在一些灰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粟，磁山文化的粟作经济已经较为发达，农业生产工具出土较多，有扁平石铲、磨制石斧、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磁山遗址出土了猪、狗、牛、鸡等家畜的骨骼，与农业的进步相适应，家畜饲养也开始发展起来。在一些灰坑的坑口外沿发现有对称的柱洞，并有上下台阶，坑底有硬面，并放置陶器和农具，这类灰坑当是磁山文化居民的居穴。据测定磁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600年之间。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县城西北7.5公里，地处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其陶质、纹饰与磁山文化近似，器型有与磁山文化相似的敞口深腹罐、圈足碗、圆底钵、锥足形鼎、小口双耳壶等，但不见磁山文化最富特色的陶盂和靴形支架。另外裴李岗遗址还出土了陶塑羊头和猪头。裴李岗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较为发达，制作远比磁山文化精致。石铲有两种，一种窄长扁薄，两端均为圆弧刃；一种有肩，亦为圆弧刃。石镰制作最为精细，通体为拱背长三角形，刃部有细密的锯齿，柄部较宽而上翘。磨盘前宽后窄呈鞋底形，磨制而成，长约半米以上，底部有四足。石磨盘和石磨棒配套出土，它们是搓磨粟粒，给粟粒脱壳的工具。在裴李岗文化的墓地，清理了100多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墓，排列密集而有规则，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较少，为日用陶器和石斧、石铲、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裴李岗文化的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当。

石磨盘、磨棒（河南新郑裴李岗出土）

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二者在地域上相隔不远且时代相同，都属粟作经济的文化。二者都出有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石斧是开荒工具，石铲是翻地工具，石镰是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磨棒是谷物加工工具。从生产工具及窖穴观察，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原始居民已经有了从开荒、播种、收割到加工、储藏等一套完整的粟作农业生产手段，早已脱离了粟作生产的初级阶段。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被当地后来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如后岗类型所继承。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指从距今约7000年前后至距今约5000年前后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各地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有的文化延续的时间稍长些，个别的可延续到距今4500年前。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经十分发达，遗址数不胜数，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国大地上，并且反映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一）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境内最早被确认的新石器文化之一，因1921年安特生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者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重点普查和发掘，40多年来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已有一千多处，基本上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仰韶文化的范围西迄甘青交界处，东至河北，北抵河套地区，南达湖北西北部，其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地区和河南以及山西南部、河北南部。

由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大，考古学家把仰韶文化分为若干个类型，各类型之间的文化面貌略有差异。根据对各类型所作的大量碳-14年代数据，可知仰韶文化开始于距今7000年前左右，结束于距今5000年前左右，大概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然后过渡为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

在关中、豫西、晋南仰韶文化的中心区有半坡、庙底沟、西王村三个一脉相承的主要类型。

属于半坡类型的主要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华阴横阵、邠县下孟村、山西芮城东王庄等。甘肃秦安大地湾、湖北郧县大寺亦有属于半坡类型的遗存。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为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火候较高，典型器物有直口尖底瓶、直口圆底钵、卷沿圆底或小平底盆、小口细颈大腹壶、折沿大口弦纹罐、敛口深腹小平底粗绳纹陶瓮等。纹饰主要为绳纹、细绳纹、弦纹，最富特征的是剔刺纹。存在一定数量的彩陶，均为红陶黑彩，彩绘纹样主要是鱼纹和变体鱼纹，如人面鱼纹、写实鱼纹、变体成图案化的鱼纹等，另外还有鹿纹、波折纹，彩绘纹饰多饰于盆内壁和腹部，以及盆的口沿处。在半坡类型的一些陶器上和许多陶片上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刻画符号，不下20多种。

彩陶盆（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属于庙底沟类型的遗址主要有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邠县下孟村、山西芮城西王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物有卷沿曲腹盆、双唇弇口尖底瓶、敛口曲腹钵、敛口鼓腹罐以及釜、灶等，彩陶较多，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彩陶纹样主要是由条纹、涡纹、三角涡纹、圆点纹和方格纹组成的花纹带，另有少量的鸟纹和蛙纹，彩绘纹饰多绘于盆、钵的外壁上部。

西王村类型主要分布在晋西南的汾水和涑水流域以及陕西的渭水流域，主要遗址有山西芮城西王村、陕西西安半坡上层、华县泉护村中层、宝鸡北首岭上层等。西王村类型的陶器虽然仍以红陶为主，但灰陶所占比例较高。典型陶器有敞口长颈尖底瓶、宽平沿斜直腹盆、敛口深腹大平底罐、厚唇筒状瓮，并出现了镂空圈足豆和带流罐。陶器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为主，篮纹次之，并有少量方格纹。彩绘极少，且花纹简单，仅有条纹、圆点和波折纹三种。

考古学家在邠县下孟村找到了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在芮城西王村又明确了庙底沟类型早于西王村类型的层位关系。三个类型层位反映的年代早晚与碳-14数据所测的相符。根据碳-14测定：半坡类型约在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3600年之间；庙底沟类型约在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西王村类型的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700年。

洛阳和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是通过对王湾遗址、大河村遗址的发掘得以认识的。

王湾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城西15公里，文化堆积厚约3米，可分为三期：一期属于仰韶文化；二期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三期则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三期文化一脉相承。

王湾一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灰褐陶次之。彩陶纹样多由涡纹、三角涡纹与圆点组合而成，花纹简单流畅。器型主要有釜、灶、甑、鼎、盆、钵、瓮和小口尖底瓶。小口尖底瓶个大而瘦长，多作为葬具使用。

大河村遗址位于河南郑州市东北6公里，文化堆积厚达7米，可分6期，其中前4期属仰韶文化。4期之间在鼎、盆、钵、罐等主要器型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承袭关系。

豫北和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主要有后冈类型和大司空类型。

后冈类型主要分布于漳河、卫河流域，典型遗址是河南安阳后冈。后冈类型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器表多素面，饰有线纹、弦纹、划纹、堆纹和锥刺纹。彩陶不多，主要绘红彩，黑彩较少，纹样多为口沿下的宽带纹、三至四道为一组的平行竖线纹、垂直相交斜平行线纹、波形纹、同心圆纹等。主要器型有红顶碗、大口小底罐、折沿圆底鼎、小口细颈大腹瓶、锥刺纹盆等。

大司空类型也分布于卫河、漳河流域，典型遗址是河南安阳大司空。大司空类型的陶器以砂质和泥质灰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器表多为素面，多饰篮纹和方格纹，另有划纹、线纹、锥刺纹。彩陶数量较后冈类型多，主要绘红、棕彩，黑彩极少，纹样有20多种，常见的为水波纹、同心圆纹、弧线三角纹配平行线、蝶须纹、眼睫纹、W纹、S纹、螺旋纹等，花纹多绘于盆、钵的上部。器型主要有敛口彩陶钵、无沿直口折腹盆、窄沿折腹彩陶盆、侈口斜腹碗等。

后冈类型的两个标本据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4185±140）年和公元前（4390±200）年。后冈类型的年代大体上与半坡类型相当，有些文化因素也与半坡类型接近。大司空类型可能是漳、卫河流域晚于后冈类型的一个文化类型。

1．仰韶文化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仰韶文化时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树木也较繁茂，渭河、浐河、漳河水量充沛，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仰韶文化居民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当时种植的谷物主要是适于在黄土地带生长的粟。在半坡115号灰坑中发现贮藏有数斗的粟，显然该坑是贮藏粮食的窖穴，贮粟的窖穴在陕西临潼姜寨、华县泉护村、邠县下孟村、河南临汝大张、郑州林山砦等遗址都有发现。另外在半坡38号房址内的小罐中还发现了菜籽，经鉴定是白菜或芥菜的菜籽，表明当时已出现初级园艺。

仰韶文化的农具主要是石斧、锄、铲。其中用于砍伐林木、开垦荒地的石斧最多，仅半坡遗址就出土磨制石斧近300件。石锄、石铲用于翻地。收割则使用两侧带缺口的石刀和陶刀（爪镰，或称捏刀）。仰韶文化的农耕方式可能是生荒轮作制，即在一块开垦出的耕地上耕种数年，当地力衰竭时，便丢弃休耕，然后又在新开垦的耕地上耕种。生荒轮作制的特点是不断地休耕，不停地开荒，这也正符合仰韶文化石斧发达的原因。

仰韶文化的家畜能够确定的只有猪和狗两种，并且数量不多，个体也不大。总之仰韶文化的家畜饲养不太发达。

仰韶文化的渔猎经济较为发达，出土了大量的渔猎工具，有的渔钩还带倒刺。半坡先民猎获的动物有斑鹿、獐、竹鼠、野兔、貍、貉、獾、羚羊、雕以及鲤科鱼类。

仰韶文化的陶器生产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经对陶片作化学成分的分析，得知仰韶文化制陶所用的陶土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仰韶文化居民制作炊器和大型容器时，特意往陶土内掺入细砂粒，这样可以改良陶土的成形性，并可以使炊器具有耐热抗变性能。

仰韶文化流行用泥条盘筑法使陶器成型，此法多用于比较大的器物，其操作方式是先把陶泥搓成条状，然后将泥条盘圈集叠起来，作出口沿，里外抹平便大致成形。仰韶文化已使用慢轮修整技术。半坡遗址出土有底部印有布纹和席纹的陶钵，可知当时把成形的陶坯放置在布、席之类的垫子上晾干。陶坯晾至一定程度后，需要拍打，一般是用光滑的鹅卵石垫在内壁，用陶拍拍打外壁，这样可以排出部分水分，使器壁更为坚实致密。陶拍上大多刻有纹饰，如粗、细绳纹和篮纹，仰韶文化的一些陶器，其外壁有粗、细绳纹和篮纹，就是用陶拍拍打所致。

绘画工具（陕西临潼姜寨出土）

代表仰韶文化最高制陶水平的是彩陶。经光谱分析可知，仰韶文化绘制陶坯的彩料都是天然矿物质。赭红彩的主要着色剂是铁，其原料是赭石。黑彩的主要着色剂是铁和锰，其原料是一种含铁量较高的红土。白彩基本没有着色剂，只含极少量的铁，其原料是配入熔剂的瓷土。宝鸡北首岭遗址出有一件双格石研磨盘，盘中残留有矿物质颜料，显然该盘是工匠研磨矿物质颜料的工具。半坡、姜寨的墓葬中还发现过盛有颜料的小罐和带有红色颜料的研磨用锤和磨石。

仰韶文化的陶窑已发现上百座，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结构比较简单，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陶坯放进陶窑内经烧制后即成为陶器。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河南临汝阎村出土）

仰韶文化的彩陶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北首岭的一件彩陶壶整体塑成船形，壶口在正中，两头尖尖翘起，在壶身两侧相当于船舷处各绘一张渔网，反映了乘船撒网捕鱼的劳动情景。大地湾出有一件人头彩陶壶，壶口塑成一个人头，五官清秀，留齐耳短发，壶身较长，腹部隆起，壶身遍饰花纹，犹如一位年轻的孕妇穿着花衣裳楚楚而立。彩陶上的动物形象也很生动，河南临汝阎村出有一件鹳鱼石斧彩陶缸，缸外壁绘有一只老鹳叼着一条鱼，鹳的前面还竖立一把有柄石斧。鹳眼大胆夸张，显得炯炯有神，鹳昂首挺胸，头微后倾，坚硬的长嘴叼着一条鱼，鱼身直垂，似做无力的挣扎。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多绘鱼纹，有写实的鱼，有抽象的鱼，有图案化的鱼，鱼纹变化无穷，令人目不暇接。最奇妙的当属人面鱼纹彩陶盆，盆内壁绘有一幅人面，圆圆的脸，细长的眼睛，头顶高耸发髻，两条小鱼分别抵在人的左右耳，似在与人喁喁私语。

2．仰韶文化的房屋和墓葬

仰韶文化的房基发现很多，已发掘的不下400座。依其形制，仰韶文化的房屋可分为圆形半地穴式、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方形地面式、方形地面连间式几种。

圆形半地穴房屋平面近圆形，直径一般在5—6米，房基凹入地下1米左右，坑壁即为墙壁，设台阶或斜坡门道通往屋外。房屋中央挖有长方形或瓢形灶坑作为火塘，有的灶坑后部嵌有保存火种的砂陶小罐。房屋居住面和墙壁均涂有草拌泥并修整得平整光滑，居住面和墙壁大多经火烘烤，十分坚硬。坑壁沿面上有一周柱洞，房子中央的灶坑周围也有2—6根柱洞，柱洞用于插木柱支撑屋顶。

方形半地穴房屋的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房基凹入地下，有狭长的坡式或阶式门道，门道与居室之间有门槛。室内中央有灶坑，居住面和坑壁经烘烤，室内有若干柱洞。大河村14号房基的周围有50个均匀排列的柱洞，居住面用料姜石粉、黄沙和少量黏土混合材料铺设，砸实、抹光并经烘烤。

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发掘出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房屋基址——901号房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时代房屋基址。房屋平地起建，平面呈长方形，居住面积131平方米，占地面积420平方米，有主室、侧室、后室和房前附属建筑。居住面用混合材料铺设，表面平整，色泽光亮。墙壁保存较好，四周墙壁留有142个小柱洞，室内有2根顶梁柱、16根附壁柱、1根角柱。正面前墙设正门和两个旁门，东西侧墙各开一侧门。在901号房子附近近千平方米的范围内，没有同期房址，为空旷场地。901号大房子可能是用于氏族部落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的公共活动场所。

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也发现了多处，其中以临潼姜寨和西安半坡的村落布局最清楚。

姜寨遗址的面积约55000平方米，发掘了16000平方米，揭露出一处较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村落的中心为一大广场，广场周围有5组建筑群环绕，每组建筑群均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建筑，大型房屋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整个村落共有上百座房屋，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体现了氏族部落的向心力。有些房屋附近分布有窖穴和幼儿瓮棺葬。村落周围挖有宽、深各2米的护村壕沟环绕，东部留有通道。壕沟以外的东北和东南部有三片墓地，共有170多座成人墓葬。窑址群也在村外，位于西南方向。在村外烧窑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以免村落因烧窑而失火。

半坡史前村落的面积约30000万平方米。村落的中心为一座方形大型房屋，在这所大型房屋的北面发掘出了45座中、小型房址，门向大体都朝南，形成面向大型房屋的半月形。村落内有200多个窖穴和70多个幼儿瓮棺葬，并有两处营造简陋的栏圈，当为牲畜夜宿场所。村落外围挖有深、宽各5—6米的壕沟，壕沟的北面为公共墓地，共有170多座成人墓葬，壕沟的东面是烧窑区。

仰韶文化的墓葬有两类，一类是儿童葬，一类是成人葬。

仰韶文化居民对夭折的儿童实行瓮棺葬。瓮棺都埋在村落内的房屋附近，用作瓮棺之盖的盆、钵均在底部正中有意地凿出一个孔，学术界认为这是供夭折的儿童灵魂出入所用。

成人死后埋在公共墓地，墓地在村落的外面，墓坑排列整齐，纵横成行。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的墓地多是单人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最多，仅有个别的是单人屈肢葬和合葬。有些地区盛行集体合葬。例如横阵1号大墓坑长10.4米、宽2.8米，内套5个方形小坑，小坑内放置人骨架，少的放4具，最多的放12具，总共放置了44具人骨架，横阵2号大坑，内套7个小坑，共放置了42具人骨架，人骨架分二至三层叠压。这些集体合葬的人骨架多为二次葬。在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墓葬中还流行成人瓮棺葬之风。洛阳王湾一期发现了43座成人瓮棺葬。1980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一个成人瓮棺葬，葬具为一个大陶缸，陶缸外壁绘有上述鹳鱼石斧图，这可能是氏族部落的首领所用的葬具。

（二）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发掘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之后经过30多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基本上搞清了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北抵渤海南岸、东达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南至江苏、安徽淮北一带，另外在河南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象牙梳（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点非常鲜明。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及少量的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还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砂质陶器上有的附饰加堆纹和篮纹。典型器物有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觚形器、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鬶、袋足鬶、高柄杯、瓶、大口尊等，三足器和圈足器非常发达。

大汶口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种植粟，在山东胶县三里河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约1立方米的粟粒。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鹿角锄、骨镰、蚌镰以及加工谷物的石杵和石磨棒。

家畜饲养较为发达，遗址内出有猪、狗、牛、鸡等家畜的骨骼。其中以饲养猪最为突出。在刘林遗址的一条早期灰沟中堆放了26个猪牙床，在文化层中出土的猪牙床达170多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盛行用猪殉葬的习俗，三里河的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颌骨多达32个。说明当时饲养猪的数量已相当多。

渔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遗址中有大量的獐、斑鹿、狸、麋鹿等动物的残骸。在王因遗址出土了分属20多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之中。大汶口文化的渔猎工具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制也较为先进，出土了双翼起脊长铤的骨镞、牙质渔钩、石匕首、骨匕首以及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

黑陶高柄杯（山东安丘出土）

大汶口文化制骨、制玉的工艺水平较高，其中尤以制骨工艺最为突出。早期流行精致的小型骨雕工艺品，如邳县大墩子出土的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骨珠皆钻孔。大汶口墓葬所出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上往往刻有纤细的花纹。到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成熟，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七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雕花骨匕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生产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到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生产少量的小件陶器，烧制出火候较高且质地细腻的灰白色陶器。晚期已使用快轮技术生产大件陶器，白陶涌现。白陶是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坩子土经1200℃的窑温烧制而成的，白陶器皿胎薄、质硬、色泽明丽。晚期所烧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大汶口文化的陶塑艺术品较多，兽形提梁壶、猪鬶、狗鬶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容器反映出了陶塑技术的纯熟。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遗址较多，已清理出的墓葬达2000多座，多为土坑墓，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儿童与成人的葬法一样，未见儿童瓮棺葬。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有结构复杂呈“井”字形的木椁。在早期的兖州王因墓地存在多人一次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多为同性合葬，少的葬2人，多的葬20人，这种合葬方式曾见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地。在中期的诸城呈子墓地既有同性合葬墓也有男女合葬墓。中、晚期出现了明显的夫妻合葬墓，大汶口墓地经性别鉴定的4座均为男左女右，其中35号墓还有一幼女合葬，这类墓葬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差别不大。到中、晚期，在墓的规模和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狭小简陋，随葬品很少甚至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10号墓，有“井”字形木椁，死者头颈部佩戴三串玉石装饰品，还另佩玉臂环、玉指环，随葬有玉铲、象牙雕筒、象牙梳、骨雕筒及90多件精美的彩陶、白陶、黑陶。大墓与小墓已形成强烈的贫富对照。

大汶口文化居民盛行佩戴饰物，如男女均佩戴由成对猪獠牙制成的束发器；王因墓地上有的墓主人双臂佩戴着10余对陶镯；大汶口墓地130多座墓中，半数以上的墓主人随葬饰物，饰物有臂环、指环、成串的管珠项饰和玉筓、骨筓、象牙梳等头饰。大汶口文化居民还有一种特殊的佩戴物——龟甲，有的背、腹甲成对，有的穿孔，有的内置石子或骨针，这实际上是佩在腰上的甲囊，具有灵龟崇拜的宗教意义。在一些墓主人的手骨旁，还发现有獐牙和獐牙钩形器，当时手持獐牙和獐牙钩形器也是一种具有宗教含义的习俗。根据对墓葬人骨鉴定发现，大汶口文化居民流行头部枕骨人工变形和在青春期拔除上侧门齿的奇特习俗。《淮南子·地形篇》云：“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有）凿齿民。”大汶口文化居民拔除上侧门齿的习俗印证了远古确有凿齿之民。传说中的凿齿民是不是就是指分布在黄淮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尚不得而知。另外在兖州王因、邳县大墩子墓地中，还发现有些死者齿弓严重变形，并且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可知变形是死者生前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说明当时还存在一种口含石球或陶球的习俗。

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可知大汶口文化始于公元前4300年前，经历了近2000年的发展，约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过渡为山东龙山文化。

（三）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前后有直接继承关系的两个文化。大溪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400—前3300年，之后发展为屈家岭文化，约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又过渡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即湖北龙山文化。

1．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因发掘四川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南抵洞庭湖北岸，其中心区域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主要遗址有四川巫山大溪，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秭归朝天嘴、松滋桂花树，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汤家岗等。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陶衣，一般略带橙红颜色。有的炊器外表呈红色，而内表则为灰黑色，这是将陶器扣烧，因内壁不接触空气而还原成灰黑色所致。有少量的彩陶、白陶和薄胎橙黄陶。陶器均为手制，多用稻壳作羼和料，烧成温度较低，不超过880℃。陶器的表面多素面磨光，纹饰主要有戳印纹、弦纹、刻画纹、堆纹和镂孔等，其中戳印纹最具特色，系用圆形、新月形、长方形、三角形、工字形等多种式样的小戳子在器表深深戳印而成，一般成组地饰于陶器圈足部位。主要器型有釜、鼎、钵、小口直领罐、圈足盘、弧腹盆、筒形瓶、曲腹杯、敛口簋等。

大溪文化居民从事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大溪文化的陶器多以稻壳作为羼和料，另外在红花套、关庙山、三元宫等遗址的房基红烧土块中，也发现羼和有稻壳和稻草末。红花套烧土块中的稻壳标本，经鉴定为粳稻。大溪文化居民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

生产工具主要有打制石斧、打制石锄、磨制石斧及石锛、石凿。磨制石斧有大、中、小三种，最大的是红花套所出的一件扁平石斧，长达43.1厘米。石锛、石凿是木工工具。

大溪文化的房屋基址有圆形半地穴式和圆形、方形、长方形地面建筑几种。室内有柱洞，围筑灶坑和火塘，居住面下部用红烧土块铺成厚实的垫层，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烧烤。房子的四周墙壁普遍是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有的房屋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

大溪文化的墓葬遗址发现多处，仅巫山大溪墓地就有200多座墓葬。大溪墓地的儿童与成人葬俗一样，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竖穴单人葬，死者头朝南，多为仰身直肢葬，也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屈肢葬死者的下肢弯曲程度很大，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所罕见，特点十分鲜明。这些下肢弯屈程度很大的屈肢葬，是将死者捆绑后埋葬的。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女性墓比男性墓丰富。随葬品有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等。

2．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发掘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达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其中心区域在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是继承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分布范围也与大溪文化差不多，但向北稍有扩展。屈家岭文化的主要遗址有：湖北京山屈家岭、朱家嘴、武昌放鹰台、天门石家河、郧县青龙泉、枝江关庙山、安乡划城岗、河南淅川黄楝树等。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为黑陶或灰陶，夹砂陶只有少量的陶器仍羼和稻壳，绝大多数羼和砂粒或陶末。圈足器、凹底器较为发达，多饰弦纹和镂孔，主要器型有：鸭嘴形足小鼎、宽扁足双腹盆形鼎、短柱足罐形鼎、三矮足陶碟、双腹圈足碗、圈足杯、圈足壶、双腹豆等。晕染彩陶是屈家岭文化独具风格的彩陶。

屈家岭文化的居民以种植水稻为主。经鉴定确认，屈家岭文化的水稻属于粳稻，并且是我国颗粒较大的粳稻品种，与近代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品相近。

屈家岭文化存在一定数量形制规整的石制农具和小型斧、锛、凿等木作工艺加工工具。屈家岭文化的纺织业较发达，出土了许多彩陶纺轮，彩陶纺轮已成为屈家岭文化的一种重要文化特征。彩陶纺轮一般涂抹橙黄色陶衣，并在单面绘红褐色或红色花纹。

屈家岭文化的房屋多为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建房时外墙先挖基槽，立柱填土砸实，再以黏土或草拌泥掺烧土碎块培筑墙壁。居住面下层铺垫红烧土或黄砂土，表面涂抹白灰面或细泥，使之平整光滑，然后再经烧烤。室内柱洞排列有序，有的柱洞底部垫碎陶片，起到了柱础的作用。屈家岭文化房屋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大房子，多为横列双间式房子，有的两间分别向外开门，隔墙上无门或有小门相通；有的是里外间共走一门的套间房子。这反映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屈家岭文化存在口径达86厘米的大陶锅，这显然是适应人口较多的大家庭所需而制作的。

屈家岭文化的墓葬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数量不等，总的来说比较贫乏，但有少数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

（四）长江下游地区诸文化

1．薛家岗文化

薛家岗文化分布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的江淮之间，其典型遗址是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

薛家岗遗址文化可分为四期，二、三期的遗物最为丰富，二期以夹砂灰黑陶为主，以细砂粒和细云母粉末为羼和料，陶器均为手制。三期陶器以轮制为主，器物基本组合为鼎、豆、壶、盆，陶器群别具风格，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薛家岗文化的玉、石制作较为发达。石质生产工具有斧、铲、锛、凿、镞、穿孔大石刀等，其中以奇数多孔，尤其是9孔和13孔的大石刀最具特色。玉器主要是装饰品，有环、璜、管、球形或鱼形玉饰等，也有玉琮、玉铲等礼器。玉器的切割和钻孔技术较为熟练，有的小件玉器，钻孔很细，仅可容置一针尖，表现出较高的钻孔水平。

薛家岗二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很少。三期的墓葬发掘出80座，均未发现墓圹和葬具，但有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

2．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因发掘江苏南京北阴阳遗址而得名。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江苏省的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连接成的丘陵地带，其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

北阴阳营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三足器和圈足器较发达，纹饰有压划纹、弦纹、堆纹、镂孔、涡点纹、彩绘等。彩陶一般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红彩或黑彩绘出宽带、网状、十字纹、弧线纹、圆圈等纹样，有的彩陶不仅在外壁绘彩，还在内壁绘彩。陶器的主要器型有罐式鼎、双耳罐、三足盉、高柄豆、圆底钵、圈足碗等。

北阴阳营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饲养猪和狗，并从事渔猎生产。

北阴阳营文化的生产工具数量很多，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锄、石刀、石纺轮、陶纺轮、陶纺锤等，其中最多的是锛、斧、纺轮和纺锤。

玉、玛瑙和绿松石装饰品丰富，有璜、管、玦、环、珠、坠等。

北阴阳营遗址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随葬品为陶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但以生产工具较为突出。

3．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和崧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