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

明朝建立后，朝廷虽然按照封建礼制的要求，对天子的纳后、皇太子的纳妃、亲王的婚礼、公主的婚礼、官员的婚礼、庶民百姓的婚礼都作了详尽的规定。然而就明代实际存在的婚姻制度来看，仅有宗室和诸王遵奉，而其他各个阶层的婚嫁行为并没有受到它的严格控制，法令规定形同虚设。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开始追求婚姻的自由、**的美满和个性解放，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为人们所淡忘。收婢、纳妾、重婚、嫖娼、男宠等盛为时尚。在少数民族地区，其婚嫁习俗，亦未受到明朝廷的礼制限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习俗。

等级制度与婚礼　明代的等级婚制主要分为帝后的婚姻及婚礼、宗室的婚姻及婚礼、品官的婚姻及婚礼和庶民百姓的婚制。

帝后的婚姻礼仪：明代皇帝的婚姻，礼仪之繁缛、规模与声势之宏大，备办礼品之丰厚，动用人力之浩大，都是其他阶层无法相比的。帝后婚礼的最大特色是华贵、典雅及隆重。明代天子纳后，基本上是依照古代六礼的程序进行的，要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发册奉迎之礼，但天子无亲迎之礼。相亲阶段包括纳采和问名，定亲阶段是纳吉和纳征，成亲阶段是告期，发册奉迎。完婚之后，要拜见皇太后，还要接受百官、亲王及内命妇和外命妇的庆贺。最后，帝后要行盥馈礼仪，婚礼方告结束。

天子在行纳采、问名礼前，要择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至期，陈设御坐、制案、节案、卤簿、彩舆，中和大乐如仪。礼部陈礼物于丹陛上和文楼下。皇帝冕服升座，百官和正副使朝服行礼，执事官举制案、节案由中门出来，礼物随后，均放置丹陛中道。这时传制官宣制曰：“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副使奉命行礼，皇帝起驾回宫，正副使取节及制书放置彩舆中，由仪仗大乐前导，出大明门，释朝服，乘马前往皇后府第相亲。皇后府第也设相应礼仪恭候正副使者到来。使者到来时，引礼导入幕次，执事官陈礼物于正堂，使者奉制书于案。礼官先入，主婚人朝服出迎，礼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纳采问名礼。”主婚者、使者捧制书及节到正堂，置于案上，主婚者行礼，跪于案前，正使取纳采制，宣后授主婚者；副使取问名制，宣读授主婚者。主婚者接制置于案上左右。执事举表案授主婚者。主婚者将表授正使，并将它置彩舆中。仪式完毕，主婚者酒馔款待使者。使者返回时，主婚者要送至大门外。使者随彩舆由大明门左门，到奉天门外，以表节授司礼监，复命。

明代天子是无奉迎之礼的，奉迎皇后的差事都是派使节去完成的。到时礼部陈雁及礼物于丹陛上，内官监陈皇后卤簿车辂于奉天门外。正副使将册宝置彩舆中，随即到达皇后府第。礼定官宣读册宝，说明奉迎。然后女官以九龙四凤冠棉衣进皇后，内官陈仪仗于中堂前，设女乐于堂下。皇后具服出阁，诸香案前，向阙立，行四拜礼。接着是宣册、宣宝礼仪；正使宣奉迎制，副使进雁及礼物，主婚者跪受，使者行礼拜出。其余如初仪。女官奏请皇后出阁，向父母告别，升舆而出。其仪仗是大乐前行，次为彩舆，正副使随之，由大明门中门入宫。百官朝服班迎于承天门外，皇后至午门时，鸣钟鼓，停卤簿。正副使复命。仪仗女乐前导，皇后进奉天门，至内庭幕次，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帝后诣更服处更衣，皇帝具衮冕，皇后更礼服，同到奉先殿行谒庙礼。还宫，行合卺礼，帝更皮弁升内殿，后更衣从之，东西相向。接着是烦琐的进酒、进饭礼仪，女官以两卺酌酒，帝后合和以进。还宫帝后易常服。次日早，帝后行四拜礼，谒见皇太后。第三天早晨，帝服冕服，皇后穿礼服，同到皇太后宫，行八拜礼。接下来是帝后接受内亲属及六尚等女官的八拜礼；各监局内宫内使也行八拜礼。并颁诏告知天下。第四天清晨，皇帝服衮冕升华盖殿，接受亲王、执事官及百官的进贺礼；皇太后及皇后各礼服升座，接受亲王及内外命妇的贺礼表笺。第五天帝后行盥馈礼，还有些繁杂的礼仪。帝后的整个婚姻礼仪至此方告最终完成。

宗室的婚姻：宗室的婚姻礼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洪武到宣德，后期是正统以后。明代前期的皇帝通过宗室的婚姻，联姻文武勋贵，试图以血缘和裙带的关系来达到屏藩室的目的。其特点是：第一，太子、亲王、郡王纳妃，公主、郡主选驸马、仪宾，大都由皇帝决定与功勋重臣的子女结亲联姻。这反映出明太祖利用姻亲关系维护皇权的思想。第二，宗室联姻对象，多系武臣之家，文臣仅一两位，这表明联姻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的，它同明初的军政大局紧密相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扫清北元的残余势力和抚定西南各地，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故此宗室联姻多以武臣为主。第三，严禁大臣私自进女与宗室结亲。按《明会典》规定：“凡亲王妃、宫人等，必须选良家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为的是防范其中有可利用的空隙。第四，太子、亲王及其世子纳妃，公主选驸马，应选之家，大体以江北为限。但是“靖难之役”后，皇帝已明显感到了诸王联姻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为防止宗室再以婚姻为手段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宗室的婚姻作了严格的限制。其特点是：第一，亲王纳妃，仍然同明初一样，必须由朝廷选择。郡王以下可自行选配，但仍须奉准。第二，凡与王府结亲者，不许除授京职；京官已与王府结亲者，改调外任。第三，王府亲属不得任要职，已任要职者，令其“闲住”。第四，王府婚姻，须在封地内选择军民之家，不得联姻封外。第五，宗室所婚配对象，不得参与政事。

明朝统治者对宗室的婚姻礼仪程序，亦照六礼的程序，作了详尽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宗室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权地位。如《明史·亲王婚礼》条款中写明：亲王纳妃，要皇帝“临轩本醮戒”。凡行婚姻之礼，均派遣使者持节前往。使者持节前去行纳采、问名前，要宣制，讲“册某氏为某王妃”。然后奉制携带礼品行聘娶之礼。对亲王的纳采礼，明代有严格规定。整个婚姻的程序，均要按照“六礼”的程式进行，以表明他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

品官婚姻及婚礼：明代统治者依据当时的情形，对不同品级品官的婚姻作了很多的限制与规定，并且对品官的婚礼程序作了相应的调整及完善。如洪武五年（1372年）定制，凡品官婚娶，或为子聘妇，必须要有媒人通书，经女方家长同意后，才可依礼聘娶。规定婚娶除了要具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约的条件外，婚姻过程还必须依照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的程序而行，“六礼”需齐备，婚姻关系才能成立。婚后次日，还有拜见“宗庙”、“见舅姑”、“见舅姑醴妇”、“盥馈礼”等繁缛的行礼、回拜、进馔诸礼仪活动，之后方才成婚。

庶民百姓的婚姻及婚礼：明代对庶民百姓的婚礼仪式主要依据《朱子家礼》而定，只用纳采、纳币、请期的仪礼。凡庶人娶妇，男子年在16岁，女子年在14岁以上者，均可听任婚娶。在结婚迎娶时，新郎可服常服，或借用九品官服，新娘准穿花钗大袖。其纳采、纳币、请期之礼，略仿品官诸礼仪，但仅有媒人而无傧相。在娶亲的前一天，新娘家可派人到男方家陈设新房，俗称为铺房。其余的告词、醮戒、奠雁、合卺诸礼仪，均如官制。此外拜见祖祢舅姑、舅姑醴妇之礼，也大体与品官诸礼相同。虽然明代的统治阶级对庶民百姓的婚姻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各地民间的婚嫁之礼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并不完全接受《朱子家礼》的约束。

由此可见，在明代的婚姻礼仪中，明代皇帝的婚仪规模最为盛大，礼仪烦琐隆重，耗资巨大，处处体现了封建的礼仪、等级，是政治色彩极浓重的婚姻。其次，明代婚姻层次很多，分为礼（帝后）、雅（王公贵族、官员）、俗（庶民百姓）三个层次，前两者显示出高贵、雅尚的特点，而后者则以入俗、趋时为其风尚。其三，从明朝的有关规限中，可以看出，明朝统治者是要将此纳入封建礼制的轨道，使人们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从而各安其业，各遵其礼，最终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其四，明代统治者对品官、庶民婚姻礼仪的严格规定，处处体现了“官贵民轻”、“官尊民卑”、“官上民下”的封建等级制度、礼制的深刻印记。

包办婚姻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　中国古代的传统婚姻程序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首要的。在明代也不例外，婚姻的前提是父母之命。因为根据《礼记·昏义》中所讲述的是：“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当时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不是男女之间因有了爱情才产生婚姻，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繁衍子嗣，继承家族的香火。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使得婚姻的当事人失去了自主择偶的权利，而作为家族的代言人——父母就必然责无旁贷地、名正言顺地成了儿女婚姻的决策人和包办者。对当事的男女青年来讲，婚姻几乎成了外在的东西，婚姻被无情地淡化了。万历《大明会典·户口·婚姻》中对此有详严的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总之无论如何，婚姻的当事人是无权对自己的婚姻做主的，一定要有人包办方行，而婚姻当事者本人同意与否，倒不是必要的条件。仅有极少数开明的父母，有时在形式上征求一下已成年子女的意见，但绝大多数的父母是不征求子女的意见的，甚至将在襁褓中的孩子指腹为婚。子女只能顺从父母的意志，不能反抗，因为法律和社会舆论都承认和支持父母的这种权利，而不承认子女本人对婚姻可以有自主权，子女的反抗倒成了违法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并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常常以失败告终。就是婚姻当事人的祖父母、父母都故去了，成年的婚姻当事人仍没有婚姻的自主权。主婚权操在当事者的亲人伯、叔、姑、兄、姊、外祖父母手中。上述排列顺序只有前一顺序人不在时，后一顺序的人才能递补获得主婚权。明统治者认为只有如此，通过父母的“命婚”直接控制儿女的婚姻，才能防止门户不当和枉乱失节等玷辱门楣的事发生。

明代从理论上讲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女性和男性在婚前是不可能自由接触的，按照礼规，就是某些大家庭中的男女成员，似乎都不能随便见面。在封建的礼教下面，青年男女缺乏正常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女子长期被禁锢在闺门之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选择自己的配偶，这样也就只能依赖于父母，顺从于父母。使父母很习惯地操纵儿女的婚姻，抛开儿女的意志为他们议婚、约婚，并成为婚姻缔结的主持人和包办者。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形式，是封建家族制度下婚姻必然的结果。

明代前期，社会上无论是仕宦旧族还是普通百姓，在婚姻观念上，除了父母包办外，大家看重的就是门当户对。当时的人们婚嫁必求门当户对，而且市井编氓及暴发的商贾富豪之辈，嫁女娶妇，皆以攀援内族大户为荣。明李昌祺《剪灯余话》中云：“齐仲和……尝往来武平项子坚家为馆客。子坚故微，骤然发迹，欲光饰其门户，故婚姻皆攀援阀阅，炫耀于人。名家右族之贫穷朱振者，辄与缔姻，此则慕其华腴，彼则贪其富贵。”可见当时追求门第、攀富族的情况。婚嫁择求，讲究门第等级是明代人们婚姻观念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如袁桷《清容居士集》所收海盐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云：“唯袁氏四明大姓……甲族鼎贵，莫盛吾里，薨栋接耀，郡守丞监，官议婚对，未肯齿拟。”

但是到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人们择婚的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谢肇淛《五杂俎》中载：“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嫁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婚姻关系已突破了门第观念，不论出身如何低贱，一旦“骤得富贵”，就可与名门大姓结亲联姻，名门大姓看中这些新暴发户的财富，也就不再死抱着门当户对的陈腐观念，“惟论财势”了。更有甚者，“以争聘财而涉诸”。缔结婚姻索取财礼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婚姻中的买卖关系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门第观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

地方婚姻风俗　明代庶民百姓仍以一夫一妻的聘娶婚制为主。《明史·太祖纪二》中记载洪武五年，太祖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婚姻毋论财。”万历《大明会典》中也记载，洪武五年诏“古之婚礼，结两姓之好，以重人伦”。但各地在实际的婚嫁之中却有“专论聘财，习染奢侈”的不良风气，因此为了达到婚嫁“节俭”的目的，明代统治阶级对庶民百姓的婚姻也有具体的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务两家明知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虽是如此，因为各地各民族的历来习俗迥异，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婚姻风俗也是各不相同的。

明代，在各少数民族中都有着自己奇特的婚俗。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构成了明代婚姻习俗的一个重要部分。

蒙古族的婚姻制度仍是一夫一妻制，可是贵族、领主、富户往往是一夫多妻。“其有夫妻反目另娶有妾者，妇家廉知之，即窃入其幕，杀其所娶之妾，尽驱其马驼以归。”[95]不同领主间有“世为婚姻”的习俗。聘礼按女方的阶级地位而定高低，有严格的等级，女方也有相应的嫁妆。平民间的婚姻有互相援助的习惯和义务，即所谓“义务婚”。按《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四十户中有四户每年须使其儿子完婚，十人必须为一人的婚事给予援助”。否则科以重罚。结婚时，要举行“交拜天地”等仪式。

明代壮族的婚姻习俗有不落夫家、女子步行出家、男女不拜堂及入寮，等等。明人王济曾说：壮族有女子之家，初不计财礼，惟槟榔数颗为聘，“结婚时男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门外不敢辄入，伺候主人出去，以期告予主人，不诺即辞去，不敢言语”。“明日复往，伺如初，主人诺，则延媒氏入饮。及期，婿偕媒氏携果盒往，将及女家，婿止近舍，媒氏及门，女蹑新草履，负补挟伞上，仍系双草履，随媒氏往婿所，解履授婿，婿空履引之而去。媒与女父母送毕返不顾，有子方偕婿归宁。”[96]

明代黎族婚姻的主要形式是一夫一妻制。史书云：黎族男女“未配者随意所适，交唱黎歌，即为婚姻”[97]。

明代云南彝族的婚姻，“罗罗以黑白分贵贱，其婚娶论门第，则礼以牛马多者为贵。……至女环极大，谓之纳采，许嫁则易之。……闻吹芦笙则悦，遂之既嫁，虽贵无华饰，以毡一席自奉，松毛布地而已，夫妇鸡鸣则分，昼不相见”[98]。而云南苗族的婚俗是，不用媒妁，每于岁正，择地树芭蕉一株，聚集群少，吹芦笙，“月下婆娑起舞，各择所配，名曰扎山。两意谐和，男女归告父母，始通媒焉。以牛马布匹为聘，嫁娶迎亲亦以人多为荣。”[99]婚前有一段自由恋爱的时间，这是明代汉族所不允许的。

二、葬礼与丧葬习俗

明代帝后、宗室诸王、妃子、公主、品官及庶民在葬法、葬仪上均不同，等级分明是其显著的特点。此外，明英宗之前宫廷、诸王大臣及民间还盛行人殉和变相人殉（即殉节）等丧葬方面的陋习，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影响也很深远。

身份等级与葬礼　明政府对每个阶层的葬仪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大体可分为下列几个等级：

帝后的丧制及丧礼。明代帝后的丧礼、丧服制度和陵寝（埋葬）制度及其礼仪规制，均明确地写在《大明会典》和《大明集礼》中，具有法律效力。在丧礼、丧服方面，帝后死后，国内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婚娶和一切娱乐活动，举国哀悼，全体臣民均要服丧戴孝，称为国丧。帝后的坟墓规模极为宏大，称为“陵”或“山陵”。这其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因占地广，封土高像山陵；第二，以山陵的高喻至高无上的帝王意思。其墓室及墓地的修建，均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显示帝王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随葬的器皿则按照其生前的卤簿之制来陪葬，极其豪华奢侈。

宗室王妃及公主的丧葬规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规定：凡有亲王丧，要辍理朝政三日。礼部奏遣掌管行使丧葬之礼，翰林院撰写祭文、谥册文、圹志文，工部制造铭旌，派遣官员造坟，钦天监官占卜葬期，国子监监生八名讣各王府。圣上御祭一次，皇太后、皇后、东宫太子以及京文武官员各祭一次。自初丧至服丧期满释服，御祭凡13坛，封地内的文武官员各祭一次。王妃、世子、众子及郡王、郡主、官员，要服斩衰三年。其封内的文武官员服齐衰三日，哭灵五日而后释服。城内的军民要素服五日哀悼，郡王、众子、郡君为兄及伯叔父服齐衰要期满一年，郡王妃服小功服，丧期五月。

品官葬礼及葬仪。在埋葬制度方面，明政府对品官墓地的大小、坟高及墓碑的形制，碑身、碑首的高度、宽度以及趺坐的高度都按官品的高低作了严格规定，对于棺椁、随葬所用陶质、木质明器亦有明确规定。在丧礼制度方面，规定也很复杂，名目繁多，等级分明。《明史·礼志十四》对品官的初终之礼、立丧主、立妇、治棺讣告、设尸床、帷堂、掘坎、设沐具、饭含、置虚座、结魂帛、立铭旌、小敛、大敛、盖棺、设灵床、成服、朝夕奠、择地、卜日、发引、下葬、反哭、虞祭、祔家庙、改题神主、禫后除服等仪节及其关规限，均有详细记载。至于服丧期间的丧服、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也按封建礼制的要求详加说明。

庶民百姓的丧礼。明代汉族地区的丧葬礼仪，基本上是有一定格式的。葬法上主要是土葬和火葬两种。葬礼在南方与北方大致相同，只是局部的细节上有些差异。过去的丧服制度，是子为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三年，明代改为子为父母、庶子为所生母，皆斩衰三年，于是齐衰三年之服遂绝。父在为母，出妻之子为母，父卒继母嫁从而已从之者，及夫为妻子均服齐衰杖期之服，15月始除。在居丧礼仪方面，明代，取消了“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的元代旧俗。《大明律》还删除了“居丧生子”的规定。

特殊的丧葬习俗　明代在宫中、民间及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许多很特殊的丧葬习俗。其中有很多的陋习对社会生活构成了危害。

殉葬：殉葬是要求活着的人为死去的有特权的人物从死，殉节就是变相的人殉，见于明代记载的“烈女”、“节妇”、“义仆”即是。明代的殉葬，在宫廷中最为盛行。从明太祖朱元璋到英宗朱祁镇死前的近一百年间，明代的皇帝及外藩诸王死后，都要用大批的嫔妃殉葬。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在孝陵为朱元璋殉葬的嫔妃有“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万历野获编·英宗敬妃丧礼》卷三也载：“按太祖孝陵，凡妃嫔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明成祖的长陵亦有16位妃子殉葬，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十载：“长陵十六妃俱从葬。”明仁宗（献陵）有5妃殉葬。明宣宗（景陵）有10妃殉葬。关于明初宫廷的殉葬制度，《明史·后妃传一》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八月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存徽称，用彰节行’。盖宣宗殉葬宫妃也。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壁、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在民间，人殉和变相的人殉（即殉节），更是没有绝迹过。如叶梦珠的《阅世编》中，就有“名节”一编专门记载所谓的“烈女”、“节妇”。据《泉州府志》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的二百多年间，泉州妇女从夫死者（多数是在丈夫死后自缢）的就有184人之多。仅泉州一地便有如此之多的“烈女”殉节陪葬，可想而知，当时民间的殉节丧俗还是较为盛行的。

明代中原汉族最为普遍的埋葬方法：一是土葬，意为“入土为安”；二是火葬。明朝初年，承宋元遗习，各地仍盛火葬。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令天下郡县设义冢，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立为义冢。敢有徇习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以律”。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因土地较为紧张，火葬的习俗并未被禁止。据明代茅瑞征在《义阡记》说：“火葬非制也。……惟是三吴之民，生惮其奉，死安其烬，无论窭人贫子，即家累千百金，而亲死委之烈炬以为常。……或谓吴俗地狭人稠与江北异。”张萱在《疑耀》卷五中也说：“姑苏火葬，屡经禁戒，恬不为止，盖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纯仁尝帅太原，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纯仁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仿此，仍自作记数百言，曲折委致，以规变薄俗，而俗始稍变。”

明代的丧葬礼仪，在地域上有很大的差异。就《金瓶梅》所描述的北方丧葬礼仪就有16种之多。（1）初终，招魂。（2）点随身灯。随身灯又叫长命灯，引魂灯，点在死者脚旁，直到下葬为止。迷信以为此举可助赴阴间照明，这是各地极普遍的旧俗。（3）请阴阳看批书。（4）写殃榜。（5）搭彩棚。（6）念倒头经。（7）三日做斋诵经。（8）挑钱。（9）放七星。（10）题铭旌。（11）伴宿。（12）柩前摔盆。（13）仵作人敲响板，指拨抬材人上肩。（14）燎火而入。（15）谢孝。（16）暖墓。

明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葬法与葬仪，是自成一体的。其丧葬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土葬、火葬、天葬、野葬、树葬、水葬及塔葬等。蒙古族有死后请萨满跳神或请喇嘛超度亡灵的习俗。一般实行土葬。贵族、领主死后，以棺木装殓，并将其生平衣服甲胄，其所爱仆、妾、良马殉葬。平民死后，只将平日的衣物同葬。贵族、领主死后，召喇嘛诵经49日，一般平民诵经7日。明代的藏族人死后，葬送仪式可分为墓葬（或称土葬）、水葬、火葬和塔葬等五种形式。塔葬，只限于达赖、班禅及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们死后用药物和香料将尸体涂抹后，放入特制的灵塔中，供信徒瞻仰礼拜。火葬多用于一般活佛和大喇嘛，大贵族及某些林区平民百姓也多施行之。火化后，将骨灰撒在江河里、大地上，或者带到高山上随风扬撒，也有将骨灰装入塔内供奉的。天葬即鸟葬，在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明代的彝族，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彝族习俗是葬不用棺，人死后，贵者用虎豹皮裹尸，贱者用羊皮裹其尸，以竹箦舁于野焚之。会亲友杀生祭享，弃其骨而不收。酋长及富者，则令奴婢看守，长者二三月，幼者月余而止，藏其骨，非亲人莫知其藏处。明代的白族、纳西族都盛行火葬。云南傣族则有“死则刳木为棺，殡之，坟上植树为识”的丧俗。[101]另据《云南通志》载，苗族的葬礼“有棺无敛，祭宰羊，击高颡鼓以为哭尊之节，三年内不食盐，不莳蒜”。不难看出，上述少数民族的葬式，除地域上的差异外，其葬礼的仪式是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思想密不可分的。

葬礼的简繁对明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明代民间的丧葬习俗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明初统治者按照旧制，对庶民百姓的丧仪制度、服丧制度、居丧仪制、葬法都作了详严的限制，但是各地的民间葬礼又都沿袭各自的传统而施行，并没有完全受到法令制度的约束。特别是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侈靡之风的兴起，葬礼也由简单向着繁缛发展，由薄葬走向厚葬，把葬礼变成了一个炫耀富贵的场所，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丧事不以死别为悲伤，仅以论财显富为娱乐，有的人甚至把葬礼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明初统治者在制定丧礼条律时，鉴于“元代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下令禁止作乐娱尸。明太祖还认为过去规定服内不许生子是“不合人情”，“实非万古不易之法”[102]，在《大明律》中删除了这条禁令。以往民间丧事盛行请和尚、道士做佛事、道场，儒家士大夫认为这同先贤历来提倡的丧事主哀、居丧废乐的精神直接相抵触，因此《大明律》也禁止丧事设斋。由此可见，明初葬礼是比较简朴的。

明朝中叶起，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追求侈靡之风也蔓延到葬礼中来了。据《明代律例汇编》中载，明初民间出殡，经常有“扮戏唱词，名为伴丧，修斋设醮，鼓乐前导，及设荤酣饮”的现象。朝廷“虽经禁约”，而民间“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斋僧念忏，婆婆跳神，不厌数回，创寺建塔，聚众号呼”。丧葬的费用也是极为惊人的。据崇祯《松江府志·风俗》记载，“吊者俱用降香，丧家设木架，架香其中，香值日踊。妇女聚号不哀，铭旌用绯帛，长幅大书，有以银箔饰之者……罗列陈设，檠者百案，曰九煎。剪彩作人物、花果、纸俑、舆从，亦以百数。优人演故事，鼓乐骈阗。”天启《淮安府志》载：“出殡日冥器分列，鼓吹道拥，且执纬延款，演剧纵饮，抵暮而返。”张瀚的《松窗梦语》中也记载，杭州富室王某“举父丧，丧仪繁盛，至倩优侏绚装前导，识者叹之”。就是在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的小镇，丧葬的奢侈之风也是越来越猛。李乐在《续见闻杂记》中说：“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山东邹平县“丧葬颇崇外饰”；福建泉州“丧祭以俭薄为耻”；漳州“亲旧之葬，或设祖祭，数月营办，各求珍异，不计财费。丧家则盛筵席以侍之，竞为丰侈”；陕西丧家“稍有力则用椁，名曰套材。扯布散衣，名曰破孝。又以各色纸，结金银山、斗层楼、驼、狮、马、象及幢幡帛联，广作佛事斋醮，名曰同坛。富贵家更侈张戏乐，走马上竿，亲执挂幛，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广东“葬礼，盛肴馔以待送客”。

人们把殡丧仪式的地点变成了一种标榜奢侈的场合，某些惊人的挥财壮举，被世人羡慕不已。还有人发明了出“生殡”的怪事，即人还健在，便治殡丧，以亲眼目睹自己死后豪华热闹的场面为快事。此种可笑的荒唐之举，竟引来很多人的仿效。丧葬在明代晚期逐渐成为夸耀财富、游艺声色的场所，悲痛、悼念之意反而倒被人们淡忘了。

这种厚葬奢侈之风，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一，厚葬将人间有用的资财埋于地下，有的化为灰烬，使有用的东西变成腐朽的，从而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大量使用明器，浪费掉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却毫无实用价值。这种糟蹋社会财富的行为是极不利于人们生活的，也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厚葬奢侈之风是一种毁坏物质文明的社会群体行为。其二，厚葬奢侈之风，促使一些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性的活动，成为游手好闲之徒，危害着社会。这些人不读书，不生产，更不问天下兴亡，国家盛衰，只知羡声色之娱，慕货贿之聚，成为社会垃圾。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人的素质日益降低。其三，这股奢侈的厚葬之风，使得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而且已有人因此“丧家破产”，危害社会的稳定。有鉴于此，后来很多学者文人提出了“薄葬”的理论。

三、养老与敬老习俗

官方对敬老的提倡　明初沿袭历代王朝制定的诸多优待老年人及养老的政策，提倡敬老和养老，以此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与等级制度。这对老年人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善，减少社会力量的干扰具有积极的意义。

明代沿用了唐宋以来的做法，规定男子16岁以上为成丁，必须为官府服徭役，满60岁方能免除徭役。[103]尊老敬老，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明太祖深知这一点，在洪武年间颁行了许多照顾老年人的政策，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生活上的照顾政策；提高老年人社会地位的政策；对老人在进学、仕宦方面的优礼政策。[104]

对老年人生活照顾，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老年人及其亲属免除徭役。《明史·食货志二》记载，男子16岁以上为成丁，必须为官府服徭役，满60岁方能免除徭役。作为对这一规定的补充，明太祖下诏：“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杂泛差役。”[105]洪武十九年（1386年）又下令：“有司存问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复其家。”[106]因为此条并没有普遍推行，所以明代又有了这样的政策：“凡民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令雇人代替出官，无田差者，许存侍丁，与免杂役。”[107]并且将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扩大到军户，据《明宣宗宝训》载：宣德年间下令：“应充军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于附近卫所充军。”这些规定使高年年长者的家庭，通过正当途径可以豁免一人或数人的徭役，确保有成丁的儿子在家照顾并供养老人。其二，对老年人在物质上的赏赐与救济。物质赏赐主要是指生活用品的赏赐，其目的是为了改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表明政府对老年人的重视。物质救济主要限于贫穷家庭的老年人及鳏寡孤独的老人。除此之外，明朝皇帝还遣使者礼问高年，并致赏赐之物。明政府还对那些贫穷无助、孤苦伶仃、生活困寒的老年人给以救济。其三，对退休官员的优待。明代沿袭历代王朝官吏70岁致仕的制度，但对退休官员有特殊的优待：（1）退休后仍可继续保持官员的身份，可以穿戴原有的品官服和官帽，即“冠带致仕”。（2）可加官进秩，规定凡致仕官员均可以在原来的品级上，加升散官品级。（3）官员致仕后，可按原级或晋级享受原有俸禄的一半，即半俸待遇。其四，对老年人的刑律优免。明朝的上述措施，体现了对老年人的重视，赋予尊老、敬老的习俗十分具体的内容。

为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明政府主要采取了下列政策：其一，举行乡饮酒礼，明确规定：“乡饮之设，所以尊高年，尚有德，兴礼让。”仪式是很隆重的，若“敢有喧哗失礼者，许扬觯者以礼责之”。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在全国颁行《乡饮酒礼图式》，规定乡饮酒礼于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在各地儒学举行。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政府又重申乡饮酒礼，明确要“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108]。其二，敬老养老终身制诏令。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连续两次颁发诏令，宣布实行孤贫残疾老人终身养老制度。因为明太祖认为只有施行这样的养老制度，百姓才会趋于孝悌，风俗才能淳厚，天下才会太平兴盛。其三，给予80岁以上老人一般爵位及其他礼遇。一般爵位是指非品官之爵。洪武十九年（1386年）命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者赐爵社士，九十以上者赐爵乡士；其他地方民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凡是取得爵位的老人，“皆于县官平礼，复其家，冠带服色，别议颁行”[109]。“皆与县官平礼，并免杂差，正官岁一存问，著为令。”天顺二年（1458年）又补充“男子百岁者，加予冠带，以荣其身”[110]。从明代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看，其旨意在于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敬老养老的风尚。

民间敬老习俗　明代除了政府大力提倡敬老和救济老人外，在民间也有敬老、养老的风俗。如每年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一般百姓都要登高赏菊，饮宴会友。这时要特别向老年人敬献**酒，传说饮了**酒就能使人健康长寿。

明人基本上保留了唐宋以来尊老、敬老的习俗。《真阳县志·礼仪志》中载：“养老民年七十以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一丁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给酒肉、絮帛，素有德行为邻里称服者，别有隆礼。”可见民间对老年人的尊敬和礼遇。当时民间的习惯，每天清晨鸡鸣之后，子女和儿媳就要起床，侍候老年的父母梳洗，并为长辈准备好衣物和鞋帽，请安问候，然后再侍奉老人用膳。

长辈的居室，如没得到长辈的同意，幼辈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父母有事呼叫，应该立即答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长辈的问题。举止行动要谨慎得体，不得在父母长辈面前嬉笑、打喷嚏和咳嗽，打哈欠、伸懒腰也被视为对长辈的不敬。此外，就是发现父母做错了事或有过错，子女也应该态度和悦、谨慎地加以劝谏，或干脆视而不见。如果父母心情不好，发怒鞭打子女，即使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能有怨言。在处理家庭大事时，必须要听从祖父母、父母的意见。除了侍奉自己家的老人外，明代还有普遍尊敬老人的习俗，如有不尊重老人的行为，就要遭世人唾弃，并受到惩罚。

明代这种敬老、养老的风俗，是同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分不开的。究其原因有四点：首先是因为这些年老长者曾经对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抚养子女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理应受到后生子女社会的尊重。其次，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虽不如青壮年，但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并没有由于年老体衰而失去意义，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中，老年人经验丰富、生产技术娴熟，完全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指导。再次，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对老年人在家族的权威也起到了强化的作用。最后，是由于儒家敬老、养老思想的强大影响。

四、官民结合的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

对于各种灾害给予百姓生活带来的困难，明王朝一方面设立必要的社会保障福利机构帮助解决，另一方面又鼓励民间互救互济。政府同民间一起办社会公益事业，以此来稳定明朝的封建统治。

官办福利机构及其职能　明代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有官仓、养济院、漏泽园、常平仓、预备仓、惠民药局等。

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首先是对在自然灾害中受灾最厉害的地区提供食物、银两及医疗的救济。具体的办法就是打开“官仓”，向灾民发放粮食及衣物。《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一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六月，直隶凤阳、淮安、扬州诸府，徐、和、滁诸州及河南开封府分别上奏：“自四月至五月阴雨连绵，河淮泛涨，民居、禾稼多致漂没，人不聊生，势将流徙。”明英宗即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贾谅和工部侍郎郑辰等前往赈济。贾谅陛辞时，英宗告谕说：“民困已甚，卿等速往发廪赈之，抚恤得宜，毋令失所。河堤冲决，相机筑塞，毋兴大役，重困吾民。”其二，除开官仓赈济粮食外，货币救济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让受灾者用钱去购置必需的生活用品。其三，实行医疗救济。因为自然灾害的到来，常常伴随着疾病和瘟疫，给本来已受到重创的灾民带来新的威胁。而民间在此时又往往缺医少药，自己无力抵御疫病。为此，明政府一是派遣医疗特使前往灾区巡诊。二是输送药物。张瀚的《松窗梦语》载，明世宗曾亲自为灾民配制药方，名曰“如意饮”，“每药一剂，盛饮锦囊，盖以嘉靖钱文，为煎之费”。三是建立医疗机构，救治灾民和无钱治病者，于洪武四年设置了国家性的医疗福利机构惠民药局。[111]

其次是对特殊人口群体的救济。特殊人口群体是由鳏寡孤独者、残疾者和穷困者组成。对鳏寡孤独者，明政府制定有专门的救济政策。洪武五年（1372年）颁诏：孤寡者“官养之，毋失所”[112]。并在京城和地方州县一级普遍设立养济院，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对执行不力者，明政府还制定了很严的处罚性条令，规定“所有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113]这种官办的养老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鳏寡孤独者的困难，避免一部分人因贫困而可能造成的死亡。

明政府的养济院还收留残疾者。洪武初年，明太祖诏令天下，设置养济院安置孤贫残疾者。[114]另据《典故纪闻》载，成化时，京师街头“多有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号”，明宪宗下令：“无问老幼男女，有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尹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设法养赡，毋令失所。”

明代的养济院也对穷困者实行救助，如天顺元年（1457年）“收养贫民于大兴、宛平二县，每县设养济院一所于顺便寺观，从京仓支米煮饭，日给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属，从府县设法措办。有疾者拨医调治，死者给棺木。”[115]

明政府为了防御和应付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还设立了常平仓和预备仓。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福建有人倡议设常平仓，明神宗诏命予以嘉奖。三十九年（1611年），又命于边镇设常平仓，并且强调常平仓“有裨边镇”[116]。这些防御性的仓储设施，积米谷于米丰之时，而粜粮于灾成之日，对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减少百姓的流徙、恢复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7]

民间的福利机构与社会公益事业　明政府除建立一些官办的社会福利机构，还提倡和鼓励民间建立福利机构。在宗族势力较为发达的地区，宗族内部的福利与公益自成一体，成为明代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政府鼓励和奖励私人对受灾百姓的救济，以此来弥补政府财力和物力的不足。其做法是：第一，以官职相劝。据《明史·食货志二》载，明宪宗时“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七品止”。劝赈是明政府对做公益事业人的一种奖励。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原任副使郭东藩因为输“赈粟千石”，所以被朝廷赐“建坊，特加三品服”，以示奖励。[118]第二，以功名相劝。获取功名是当时人们提高社会地位、声望的手段之一，因此明政府常用赐给功名的方式来劝赈。如明宪宗时规定，“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119]。第三，是以名誉相劝。明代名分与社会地位相连，所以以名誉来劝赈也能激发一些人的赈济热情。《明神宗实录》中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户部遵奉敕谕，题称：“第各省勘至灾伤，已据分数议蠲、议赈”，“再照饥民众多，钱粮有限，赈济之费，诚恐难继。查得万历十年题有义民输粟事例，千石以上者，建坊旌丧，百石以上者，给予冠带，合照例举行，以为救荒之助。”神宗依奏恩准施行。

在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民间的福利与公益事业往往由宗族来承担。对此，钱杭和承载先生在他们的著述中，通过剖析江苏无锡安氏宗族的《赡族录》，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说：“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实际上也就是班固的“会聚之道”。宗族的“救济”事业，是通过对同姓同宗者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的血缘团体的稳定。在富裕的江南农村，凡是较大型的村落，总有一些颇具实力的宗族。如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的安氏宗族，是一个雄踞地方长达三百多年的望族。仅明代就出了安如山、安国、安希范等仕宦名流，在地方上有极好的名声。《常州府志》载，“安国，字民泰，无锡人。居积诸货，人弃我取。赡宗党，惠乡里，乃至平海岛、浚白茅河，皆有力焉。”安氏宗族“赡宗党”，对救济族人有一整套的规则。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所印《胶山安氏家乘》（胶山为金匮安氏祖坟所在地）中有《赡族录》一卷，保存了订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赡族条件》，共10条，起草人是安国之孙安希范。从10条赡族条款看，涉及面是很广泛的，包括老、弱、孤、寡、贫、病、婚、丧、学10个方面，所需钱粮，均由安希范出。正是由于安氏对地方公益事业如此的热心，才会出现“父丧，会葬五千人”的盛况。[120]

民间公益性机构——社仓，是一种社区性的仓储，在政府的倡导下创办，带有官督民办的性质。据《明史·食货志三》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明世宗诏令各地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福”。然后“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如发生饥荒，“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如果社仓发生亏空，“罚社首出一岁之米”。这种民间性的福利设施所起的救灾救贫作用，往往是政府救济所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