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织绣印染

明代的丝、棉纺织业，无论是纺织工具还是纺织技术都达到新的高度，织物的品种较之元代更加丰富，涌现了许多色彩和图案独具特色的极具审美价值的产品。

明代丝织品中的锦缎，一般来说纹样单纯明快，气魄豪放，色彩饱满，讲究对比。江浙一带出产的明锦，以缎地起花，质地较厚，图案花头大，造型饱满茁壮，故名“大锦”；其色彩瑰丽多姿，对比强烈，尤多使用金线，辉煌灿烂犹如天空之云霞，故又称“云锦”。这种明锦是明朝宫廷的专用织品，多用于制作帐幔、铺垫、服装和装裱等。其中，以织金缎和妆花缎最为名贵。织金缎是从元代的“纳石失”，即“织金”锦缎发展而来的。它的图案设计花满地少，花纹全用金线织就，充分利用金线材料达到显金的效果。妆花缎为明初新创，它将一般通梭织彩改成分段换色，以各色彩纬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在缎地上“挖花妆彩”，故名妆花。它是明代织造工艺中最为复杂的品种，特点是用色多，可以无限制地配色，一件织物可以织出十几种乃至二三十种颜色。而图案的主体花纹又往往是通过两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颜色来表现，色彩的变化十分丰富，非常精美富丽，艺术性也最高。除妆花缎外，还有妆花罗、妆花绸、妆花绢、妆花锦等。据《天水冰山录》记载，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倒台后，仅从他家中抄出的妆花织物就有妆花纱、妆花云纱、妆花补纱、妆花缎、织金妆花缎、妆花绢、织金妆花绢、妆花绸、妆花潞绸、妆花罗、织金妆花罗、妆花改机、妆花丝布、织金妆、花丝布、妆花云布、妆花蕉布、妆花锦等十余种名贵的锦缎。

苏州产的锦缎是在唐代纬锦织造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它质地薄，花纹细，多仿宋锦图案和宋代建筑的彩绘图案，用色古雅，故称“宋式锦”；主要图案是在几何纹骨架中添加各种团花或折枝小花，花头较小，故又称“小锦”。这种锦缎图案古朴规整，色彩柔和文雅，常用于装潢书画，故又有“匣饰”之称。

改机是弘治年间首先在福州出现的一种丝织物。它将原先与苏州相同的两层锦改为四层经线、两层纬线的平纹提花织物。这种织物不仅质薄柔软，色彩沉稳淡雅，而且两面花纹相同。它有妆花、织金、两色、闪色等各种品种，多用来作衣服与书画的装潢。现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明代妆花胡桃锦，以及明定陵出土的白地落花流水上衣，都是此类织物。

绒是指表面带有毛绒的一类丝织物。从明人《天水冰山录》的记载看，明代已有织绒、妆花绒、缂丝绒、漳绒等品类。其中妆花绒又名漳缎，原产于福建漳州，它以贡缎的织物作地，多为杏黄、蓝、紫色，而以妆花锦的图案起绒，绒花则多为黑色、蓝色。漳绒又名天鹅绒，是由前代绒圈锦发展而来，明代大量生产，它有暗花、五彩、金地等各种品种，常用来做炕毯和垫子。

明代缂丝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大量采用金线和孔雀羽毛，而且出现了双子缂丝法，可以随织者的意图安排画面的粗细疏密，也可以随题材内容的不同而变换织法，使织物更加层次分明，疏密有致，而富于装饰性。缂丝的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除去传统的画轴、书法、册页、卷首、佛像、裱首之外，袍服、帐幔、椅披、桌围、挂屏、坐垫、装裱书画等也无不采用，并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巨幅制作，如《瑶池集庆》图高达260厘米，宽205厘米，《赵昌花卉》图卷也长达244.5厘米，宽44厘米。

福寿吉庆纹缂丝椅披

明代的刺绣技艺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并形成南绣和北绣两大流派。南绣中最著名的是上海的顾绣，由明末上海露香园顾江海妾缪氏首创，而以顾江海侄寿潜妻韩希孟的作品最为有名。韩希孟的丈夫能诗善画，她自己也善于鉴赏字画，夫妻两人都认为不能把刺绣作为衣物的装饰品，而应该用它来制作纯粹的艺术品。韩希孟于是认真总结前人针法的变化，归纳出平绣、刺绣、缠绣、金绣、内入绣、缀绣、组绣、环绣、芥子绣、发绣十种针法，在刺绣时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加以运用，以加强其表现力。她以宋元名画为稿本，参照现实所见加以融合，刺绣山水、人物、花鸟。由于其擘丝细过毛发，针如毫，配色浓淡深浅犹如晕染，绣出的山水、人物、花鸟既富质感又有神韵，世称其绣巧如画，故有“画绣”之称。董其昌看了她的作品，赞不绝口，以为与赵子昂的画作几难分辨，是为一绝。除顾绣外，浙江的倪仁吉也是南绣的著名代表人物。她自小能诗善绣，成年后又长于书画，以针代笔，所绣人物、走兽、花卉、翎毛无不精妙，“染色既工，运针无迹”，令人叹为观止。传世作品有《发绣大士像》、《绣心经》、《五幅图》、《种树图》等，制艺均精细工整。

明代的北绣又可分为鲁绣与京绣两种。鲁绣是山东地区传统工艺的精粹，多用捻线绣，质地坚牢，色彩浓丽，花纹苍劲有力，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京绣又有洒线绣、打点绣、网绣、丁灵（即补花）等不同品种。其中的洒线绣，是用五彩拈线，在方目纱的质地上铺绣而成的，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件百花攒龙披肩袍料，就是此种刺绣的代表作品。

松江布

明代棉纺织业由江南向江北推广，直至华北与辽东各地。棉布的品种不断增加，仅松江一地所产的布就有龙墩、三梭、飞花（丁娘子布）、荣斑（印花）、斜文、紫花、眉织、番布（织花）、锦布、标布、扣布、稀布、云布、丝布、浆纱布、衲布等多种。其中，龙墩布轻薄细软，经过改进的云布精美如花绒，三梭布薄而软，丁娘子布光如银，都是很受欢迎的精美织品。苏州地方产的有药斑、刮白、官机、缣丝、棋花、斜纹等品种。当地的织工，将不少丝织物的织造方法引入到了棉纺织中，使工艺更加精进。随着织棉工艺的发达，印染技术也已大大提高。用猪胰等进行脱胶练帛和精炼棉布的方法，使得织物外观的色泽更加柔和明亮，手感柔软。这是在印染工艺中首次运用的生物化学技术。与此同时，由于配色、拼色工艺方法的进一步发展，颜料和染剂品种也较前有显著的增加，据《天工开物·彰施》的记载，当时已能染制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水红、木红、紫色、赫黄、金黄、茶褐、大红官绿、豆绿、油绿、天青、葡萄青、蛋青、包头青、毛青、翠蓝、天蓝、玄色、月白、草白、象牙、藕褐等四五十种颜色，色彩经久不变，鲜艳如新。不仅普遍流行单色浇花布，还能制作各色浆印花布。此外，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纺织和印染技术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如西北少数民族的地毯、壁毯、和田绸，西南少数民族的苗锦、侗锦、壮锦、土锦，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的蜡染等，均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鲜明的民族审美特点，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陶瓷器

明代的陶瓷工艺，烧造技术明显提高，釉彩、纹样、造型等方面较前大为发展。不但瓷器的品种增多，除大量生产青花瓷器，还成功地烧出了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器，而且各种仿古瓷器也有大量烧制。窑场遍布全国各地。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官窑、民窑数以千计，能生产不同风格的青花瓷器、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并且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于是“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有“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之称。

青花海水双龙纹瓷扁瓶

永乐、宣德时期是我国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以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著称。器物品种除已有的盘、碗、洗、罐、高足碗、梅瓶、玉壶春瓶、僧帽壶外，还创造了双耳折方瓶、天球瓶、压手杯、鸡心碗、八角烛台、花浇等许多新的器型。造型一般都很规整，有些器物的造型明显地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相传当时使用的青料是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苏麻离青”[15]，它含锰量较低，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烧出鲜艳的青蓝色，含铁量又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铁斑。这样，烧出的瓷器，色浅处如天蓝，色深处似靛蓝，鲜丽纯正，而深重处的黑斑则闪烁出金属般的光辉，使层次变得非常丰富，很有写意水墨画的意趣，成为后世难以模仿的珍品。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海水行龙扁壶》、《松竹梅纹梅瓶》、《枇杷绶带鸟盘》是其代表作。

青花僧帽壶

成化、弘治时期的青花瓷器，因苏麻离青料的断绝，改用江西乐平出产的陂塘青（也叫平等青）。这种青料含铁量少，烧出的瓷器没有黑斑，也不那么深厚艳丽，但浅淡柔和，色调幽雅清亮。器型也没有永、宣时期那么大，而以小件瓷器为主。胎质更加坚硬、细白，器壁向薄的方向发展，有的已近脱胎程度。到了正德时期，器型又开始向大的方向发展，胎骨也出现厚重的倾向，并出现了波斯文的装饰。青料使用也趋复杂，除陂塘青外，还采用瑞州产的石子青和从云南得到的回青。

龙泉窑凸花牡丹梅瓶

从嘉靖到万历时期，回青料普遍用于官窑青花瓷器。这种青料氧化锰的含量较高，烧成后青花色泽蓝中泛红紫，甚为幽菁可爱。造型也更丰富，图案方面为适应明世宗迷信道士方术的心理，出现了许多道教题材以及“福”、“寿”、“国泰民安”、“万寿清年”等吉祥语。

嘉靖青花寿字纹盖罐

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无论从胎釉质量，还是从造型艺术上，都远不如官窑。但明代官府禁止民窑烧造彩瓷，独未禁青花瓷，因而其图案装饰题材更加广泛多样，手法也更加自由洒脱，笔墨疏简而意境深邃。嘉靖时期，开始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后，官民窑产品的差别才有所缩小。

彩瓷包括高温彩和低温彩两种。以其与胎釉的关系划分，又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如斗彩、五彩、黄地红彩、红地绿彩、黄地紫彩、黄地蓝彩、黄地绿彩以及素三彩等多种。斗彩是一种以釉下青花为主和釉上其他彩色拼合而成的瓷器，釉上釉下不同的彩色争奇斗艳，故称“斗彩”。又因彩绘方法的不同，又有点彩、填彩、覆彩、染彩、加彩等名称。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斗彩葡萄杯，是成化年间烧造的斗彩精品之王。五彩是在斗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釉上的纯粹五彩，有以釉下的青色与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青花五彩。所谓五彩，是指多种颜色，并非实指五种颜色。五彩瓷器以嘉靖、万历时期的产品最负盛名，彩色浓艳，图案花纹满密，器型多种多样，除常见的各式碗、盘、瓶类外，还有一些成型难度较大的方形器物，如方斗桮、方盒等。在装饰上，有云龙、飞凤、鸳鸯、莲池、鱼藻、人物、婴戏等纹饰题材。黄地红彩是明代产量极大的一种釉上彩瓷。其制作需要经过三次烘烤，先用高温火烧制瓷胎，浇上黄釉，再用850℃～900℃的高温火烧成黄釉器，最后用铁红填画所要的图案花纹，以低温火进行第三次烘烤。这种器物由于黄色在下，红色在上，又称“黄上红”。红地绿彩、黄地紫彩、黄地蓝彩、黄地绿彩等制法也基本与此相同。素三彩是正德时期的新品种。它是一种与浓艳五彩色调相反的、以素色为主的釉上彩，主要特点是不用红色，而以白、绿、黄等素色为主。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素三彩海蟾洗，就是传世正德素三彩的典型作品。此外，明代的单色釉瓷器不但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甜白彩、鲜红釉、蓝釉、孔雀绿釉以及低温黄釉等新品种。

万历五彩蒜头壶

明代青花和彩瓷的发展，使描画逐渐取代以前的刻、划、印花而成为主要的装饰手法。当时白瓷胎、釉质量的提高，又恰为发展彩绘装饰创造了条件。因此，明代的瓷器装饰便呈现一种绘画化的发展趋势。当时的彩绘瓷器，以图案为主，有植物、动物、云纹、回纹、八宝、八卦、钱文、璎珞、锦地和梵文、波斯文字等，往往用一种或几种动植物作为主题纹样，辅以其他纹样，便构成一幅完整而精美的图案。有的瓷器，则直接在器物上绘制整幅的图画，如花卉图、乐舞图、人物故事图、婴戏图，等等。特别是民窑生产的瓷器，匠人挥洒更加自由，某些花鸟、禽兽、鱼虫呈现一种大写意的风格，只寥寥数笔，便神态毕现，颇有清代八大山人的意趣。

三、金属器皿与首饰

明代的金属铸造工艺，在元代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其成就集中体现在金银首饰、冶铜、宣德炉、景泰蓝的制作工艺上。花丝工艺的出现，标志着明代金银首饰的制作的重大发展，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凤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饰品、纤巧精美的亭台楼阁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永乐年间铸造，现存于北京西直门外觉生寺（俗称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则代表明代铸铜工艺的高超水平。该钟通高5.8米，重84000余斤，除钟身内外铸《华严经》、《金光明经》外，钟的铣部还铸有《金刚般若经》，总计达20余万字，字迹虽系铸成，但“点画波捺楚楚，如碾如刻，复如书楷”[17]，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口铜钟。

云纹铜薰炉

铜胎掐丝珐琅鱼藻纹高足碗

景泰蓝即是铜胎掐丝珐琅。掐丝珐琅的制作工艺源出波斯，后传至阿拉伯，8世纪左右传入我国。明代的掐丝珐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存最早的实物是宣德时的，因景泰年间烧制的最多最好，多以蓝色作为地色，故名“景泰蓝”。它主要是把细而薄的金属丝掐成所需要的花纹图案轮廓，焊在金属胎上，然后填以各种颜色的珐琅彩料，经反复烧制、打磨、镀金而成。宣德时期的景泰蓝，铜胎厚重，加工细腻，呈橙黄色，纹饰简练，掐丝茁壮，流畅自然，多用单线勾勒，釉料饱满，色调鲜明，常以天蓝色为地，外加红、黄、白、绿等花色。器型有炉、瓶、盒、盘、熏炉以及仿古的觚、尊等。景泰时掐丝珐琅工艺进一步得到发展，器型增大，纹饰也更丰富多彩，增加了**、葡萄、火焰、云纹、狮子戏球、龙戏珠、夔龙、凤、楼台、山水、花鸟等新纹样。釉色除了天蓝、宝蓝、红、浅绿、深绿、白等宣德时已有的颜料外，还增加了葡萄紫、翠蓝、紫红等色。这一时期的器物，其掐丝之娴熟整齐，磨光之细润，料色之柔媚光亮，镀金之匀实，都堪称是有明一代最高水平之代表。嘉靖、万历以后，景泰蓝的造型、纹饰、釉色又有新的发展与特色。

四、漆器、雕漆与《髹饰录》

明代的官办漆艺和民间漆艺都有较大发展，主要成就有雕漆、镶嵌漆、彩漆、洋漆、填漆、戗金漆等。

莲瓣式、菊瓣式高足金杯

剔红花鸟纹漆提匣

明代的镶嵌漆器主要有螺钿和百宝嵌。螺钿漆器是在漆面上刻花纹，然后填嵌螺钿等物。这类漆器又据螺钿的厚薄分为厚螺钿和薄螺钿两种。在明代，薄螺钿器的刻制较为流行，以明末扬州匠师江千里所制的螺钿镶嵌最有名，《嵌螺钿金银片长方盒》及《山水人物螺钿金片圆盆》就是其代表作，时有“家家杯盘江千里”之说。百宝嵌又名“周制”，据传是明末姓周的匠人始创的。以金、银、珊瑚、琥珀、宝石、珍珠、碧玉、翡翠、水晶、玻璃、螺钿、玳瑁、象牙、犀角之类镌刻镶嵌在彩色漆地上，名贵异常。大至屏风、桌椅、窗槅、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

彩漆又称描漆，是在各色漆地上施以彩绘。明代的彩漆，有时还同时使用螺钿技法，使一件器物上具备三种不同的花纹。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彩漆雕填汉宫春晓六曲屏风》一座，颇有工笔重彩之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洋漆又名描金或泥金漆法，即在漆地上加描金纹的做法，在日本称为莳绘。这种漆器我国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唐代传至日本，日本工匠又加以发展。

据传明宣德年间曾派漆工杨某到日本学习此种漆法，其子杨埙加以继承发展，于是描金漆又重新在我国流行起来。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对明万历款龙纹黑漆药柜，就是明代描金漆器的典型器物。

万历黑漆描金云龙药柜

填漆是先在漆器表面雕刻阴线纹饰，填入与地子不同的色漆，再经磨平而成，费工而华美。明代的填漆工艺，又分为磨显填漆、镂嵌填漆、绮纹填漆、刻丝填漆、彰髹（又名斑纹填漆）和犀皮等多种。还有在刻后的纹饰中填入金粉或银粉，即使用戗金、戗银工艺的，其作品更显富丽堂皇，雍容华贵。

五、家具制作工艺

明代家具，又称“明式家具”，在继承宋代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家具史上的一个高峰。明式家具的生产遍及全国各地，但主要产地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明式家具多采用南洋进口或南方出产的黄花梨、紫檀木、红木、铁力木、杞梓木、榉木等质地坚硬、纹理密致、色泽幽润、花纹精美的优质硬木制造，也有用楠、樟、榆、胡桃之类的硬杂木制造的，故又称硬木家具。硬木坚实而名贵，用料少而精，具有轻巧挺拔、简洁明快的特点。硬木家具种类繁多，按使用功能大体可分为椅凳类、几案类、橱柜类、床榻类、台架类、屏风类六种。按造型构件又可分为束腰和无束腰两大体系。全不用钉，一般采用榫卯形式，主要有龙凤榫加穿带、攒边打槽装板、夹头榫、择肩榫、走马销等手法。在制作时，除了考虑到日常生活的需要外，还特别注意到与建筑物相配套。一些辅助性的构件，又多施以浮雕、透雕、圆雕及线刻等技法，雕饰的题材十分广泛，有龙凤、狮鹿、麒麟等动物纹，也有卷草、牡丹、竹梅等植物纹，还有如意云头纹、水纹、火焰纹和几何纹样。有时还用螺钿嵌及百宝嵌等方法在家具上加上各种饰件。表面一般施蜡而不涂漆，以显露肌理朴素的美感。

黄花梨木玫瑰式椅

明式家具设计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造型优美，风格典雅，达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六、雕琢工艺品与文房用具

明代以观赏和装饰为主要目的的雕琢工艺，包括玉石、象牙、竹子、树根、果核、骨、角等雕琢工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形成各种不同风格的流派。

玉雕工艺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州、扬州等地，产品多为生活用的器碗、杯、盘、壶，陈设用的花插，文房用具，佩饰用的玉带、发簪、手镯、串珠、项链以及一些仿古器如瓶、炉、觚、鼎、觥等器物。早期的雕琢工艺纹饰较为简练，浑厚圆润，到晚期则趋向玲珑剔透、华贵繁缛，有的还与嵌金银、漆器、珐琅等相结合，更加豪华精致。苏州名匠陆子冈的作品，堪称琢玉工艺的杰作。故宫博物院保存的陆子冈的青玉婴戏纹执壶、青玉合卺杯、青玉山水人物纹方盒、茶晶梅花花插，造型规整，器型多变，图案设计巧妙。他常常将立雕、镂雕、剔地阳文、浅浮雕和阴线雕等多种技法综合运用于同一件器物，表现出极为高超的技艺，故史称“陆子冈治玉”为“吴中绝技”。

青玉莲瓣梵文茶壶

竹雕工艺盛行于江南民间，明末形成了金陵、嘉定两个流派。嘉定派为朱鹤首创，他擅长文学，又善绘画，在竹刻中以笔法行刀法，极富创造性。其子朱缨、孙朱稚征皆精于竹刻。朱鹤祖孙三人便成为嘉定派的代表，作品以刻艺工整、章法新颖取胜。金陵派为濮澄（仲谦）所创，以技法简朴著称，李文浦也是此中的高手。金陵派往往选用盘根错节的竹根，取其天然形态，略作刮磨，只需勾勒数刀即宛然成器，以古雅朴实见长。此外，明代的木雕、核雕、根雕、牙雕等工艺，也多仿竹雕。

德化窑观音像

以纸墨笔砚为主的文房用具的制作，明代也逐渐由前代的注重实用转向工艺化、装饰化、陈设化和观赏化。造纸业在恢复传统工艺的同时，还研制出了与宣德炉、宣德瓷一样齐名的宣德贡笺、洒金笺、松江潭笺、罗纹纸、大红销金笺等加工纸，供内廷使用。传统的以石墨和烟墨为主的制墨工艺，已被油烟墨所代替。这种墨不仅“坚而有光，黝而能润，舐笔不胶，入纸不晕”，而且装饰也很精美。徽州的歙县和休宁成为主要的制墨中心，先后涌现了方正、邵格尔、程君房、方于鲁等一批制墨名家。与纸墨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制砚工艺也向玩赏性的方向发展，不但重视石质的自然美，而且更注意石砚的造型与雕饰。或随石之形体略加修饰使其具备浑朴天然之趣，或精雕细刻使其有巧夺天工之美。广东肇庆所产的端砚与安徽歙县所产的歙砚，在当时最负盛名。此外，松花江流域的松花石砚，苏州的澄泥砚，以及用甘肃洮河石、湖南**石、山东红丝石等制成的各种砚，也很有名。此外，在制笔工艺方面也特别重视毛笔的选材和装饰性。笔杆除用竹外，也有用玉石、象牙、硬木制作的，而且还在上面加上雕刻、镶嵌、髹饰、彩绘，呈现出各种精美的图案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