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言小说

传奇体文言小说，兴盛于唐代，宋元时代是话本小说的勃兴期，文言小说则逐渐衰颓。传奇小说从兴盛到衰颓，这是一个由雅变俗的过程，小说的题材逐渐从士大夫文化自我封闭的倾向中走出来，而转向以民间意识为内核，反映世俗民间的生活。宋元传奇多写宫闱艳情和儿女私情，呈现出纤秾浮艳媚俗的风格。然而，到明初洪武年间，瞿佑继承唐人传奇的传统，有意仿效唐人传奇的体制作《剪灯新话》，重新开拓神鬼世界，叙述鬼怪、烟粉、艳情之类的故事，并在故事中有所讽喻，有所抑扬，有所奖惩，来表达乱世黍离的悲怆。

《剪灯新话》共4卷20篇，附录1篇。故事的背景除《绿衣人传》等少数几篇以外，大都是在元末至正年间天下离乱之时，其思想内容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共有8篇，其中《爱卿传》、《翠翠传》、《秋香亭记》3篇都是爱情悲剧，这三篇与同类题材的唐人传奇比较，有着显著的差别，与同时代的戏曲、话本相比，艺术趣味、审美观念也很不相同，而是反映元末乱世人民的苦难，写战争的破坏。爱卿被营军刘万户逼纳不从自缢而死；翠翠被张士诚部李将军掳去，翠翠与金生双双抑郁而死；商生和杨采采青梅竹马相恋多年，战乱一起双双分离，十年之后相遇，采采已为人妻，两人唯抱恨终生而已。而在别的作品里，瞿佑也运用寓言手法反映了元末社会的黑暗。如《永州野庙记》的妖蟒强迫路人设奠，等于勒索买路钱；《申阳洞记》的妖猴占山为王，掳掠民间美女；《令狐生冥梦录》借冥府官吏贪赃枉法影指现实的贿赂公行；《修文舍人传》利用冥府的清廉反衬世间政治的败坏，这些作品都借神鬼精怪来讥讽现实。

小说以文言为语言媒介，文中掺入大量诗词，这种文体在唐传奇中已有萌芽，到《剪灯新话》宣告确立。这部小说集虽然文笔不如唐人华美自然，精练生动，也没有唐人传奇那样丰富的想象和纷呈的色彩，以及唐传奇那样大度、奔放、潇洒飘逸的气象，但它描绘了元末乱世的灰暗阴惨的景象，抒发了一代士人的苦闷和悲哀。在艺术上虽非上乘之作，思想内容上有不少封建迷信、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教，但也不能以“文笔殊冗弱”一两句话予以否定，其思想艺术性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而言，这是传奇小说雅俗变化过程中一次雅的复归。而且，这在明初文网严密、文坛上笼罩着恐怖气氛、显得冷清寂寥之际，突然出现传奇小说，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而风靡一时，洪武十一年（1378年）成书后便传抄四方，效颦者蜂起，传奇体文言小说，颇有复苏之势。

受《剪灯新话》的影响，永乐年间李祯撰著《剪灯余话》。全书5卷21篇，前4卷每卷5篇，卷五仅1篇，从书名、篇数乃至题材性质，很明显是摹拟《剪灯新话》的。《剪灯余话》大都取材于元末明初事，洪武年间居多，以婚姻爱情为主，又多幽冥灵异之物，作者借此抒发胸臆，表达“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抨击了强权邪恶势力及传统礼教的罪恶。《剪灯余话》写得最动人的是爱情婚姻的悲剧。如《鸾鸾传》、《琼奴传》等。也有写人鬼恋爱的故事。《剪灯余话》虽在形式上摹拟《剪灯新话》，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李祯没有瞿佑那种抑郁愤懑之情，却有粉饰太平、垂世立教之意，思想内容也显得平庸而单薄，在形式上却更喜欢赘附诗词，因而受到社会上层文人的攻击，文言小说又出现一度的沉寂。

但文言小说并没有销声匿迹。这两部小说集虽是有意规模唐人传奇，但作品的题材、主题均有所开拓，并且反映了时代特色，塑造了不少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有一定的可读性。因而，从弘治到嘉靖、万历，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市民意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逐渐加深，一部分士大夫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奇小说又成为时兴的文学样式，创作或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说蔚然成风。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时代变革有一定的关联。嘉靖、万历时期朝政败坏，致使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渐趋削弱，统治松弛却为文学复兴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

明代中后期传奇小说出现了一大批中篇和短篇的作品，以中篇为突出，影响也较大。短篇作品以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为代表。这一时期，士人们感到明朝危机四伏，于世事不能有所作为，便用**和颓废寄托内心的空虚和苦闷，反映人情世态和社会道德的堕落。中篇传奇小说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题材多写艳情，这些作品格调不一，有的趣味只在色情上，格调比较低下，有的则风格朴实，不加渲染，反映现实社会的丑恶。《觅灯因话》共8篇，故事虽然涉及因果报应、传统礼教题材的较多，但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却各有特色，反映了商品经济下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至人际关系的显著变化，具有时代特点。如《桂迁梦感录》和《丁县丞传》等。《觅灯因话》在语言艺术上，具有朴素自然、不事雕饰的特点，它虽是传奇体文言小说，但文而不深，朴素而不失于粗俗，而且所含人生哲理丰富深刻。

明代小说文学的主流是白话小说，但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因此而使文言小说绝迹。恰恰相反，它在为短篇白话小说和戏曲提供丰富的题材和艺术经验的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为清代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言小说高峰的出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我国文言小说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长篇章回小说的成熟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备，以说话人讲述的口气进行，重于叙事。宋元的讲史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元末明初一批文人作家根据讲史话本加工改写的长篇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虽尚未正式创立小说的回目，但已初具章回小说的体制。晚明标为“李贽评吴观明刻本”的《三国演义》，改240回为120回。万历十七年（1589年）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浒传》已取消了卷数，直接标目为“回”，回目用双句对偶体。此外，《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也都分回标目，但回目或用单句，或用双句标目而上下句对仗不工。到了明末清初，才较普遍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这也标志着章回小说的成熟。从章回小说的演变来看，由说话艺人的讲说到文人作家的书面创作，这是由俗到雅的变化，并且使章回小说从讲唱技艺的附庸成为通用的小说体裁，成为既适合案头阅读，也可供场上讲说，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文学形式。

《三国演义》和历史小说　历史演义这一小说体裁，是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宋代的讲史家，专讲历史故事，取材于正史而有所虚构，取材于野史杂传，虚构的成分更多。而演义则是援引历史故事敷陈其义而加以引申，在明代有数十部之多，其中最杰出的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三国时代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历史小说，它的成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就以杂戏和说话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李商隐的《娇儿诗》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广泛流传，并且已有“尊刘抑曹”的鲜明倾向。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还大量被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剧目达三十多种。现存最早的三国故事平话小说，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3卷，其内容和结构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前后缺乏照应，文笔粗糙，内容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到元末明初，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运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大量史料，并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该书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但在叙述中详尽地展示了汉末各种政治势力和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纷乱的原因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处理历史人物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时，它基本上遵从史传的记载，描写了他们各方面的战略策略。从对作者所理想的圣君贤相、猛将谋士的讴歌中，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和向往，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坚毅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作者“尊刘抑曹”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也表达了他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反映了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元末社会的动乱生活，他所参与变革现实斗争的实际，都给予他深沉的反思。因而，《三国演义》所表达的主题除了故事表层之外，还蕴涵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文化旨趣，展现了元末明初的时代风貌和人民的心声。

《三国演义》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特色。这部小说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异彩纷呈，体现出优美和壮美的和谐统一，给读者以高度的美感享受。它描写战争也有显著特色，除风格上的阳刚之美外，它能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斗勇与斗智相交错。小说大约写了四十多次大小战役，作者以几次重大战役为支柱，把许多中小战役贯穿起来，由此构成全书的情节发展，主线突出，脉络分明，从情节的曲折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表现作品的思想倾向。《三国演义》的语言风格，历来被评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叙述多于描写，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成为历史小说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

《三国演义》的出现为人们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把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明人蒋大器《三国志演义序》说，罗贯中这部书编写成后，立即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罗贯中除了《三国演义》以外，还写了《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以及《三遂平娇传》。《水浒传》则是他和施耐庵合作的成果。受罗贯中的影响，在明代中叶以后有利于通俗文学发展的环境气氛中，兴起了编纂历史小说的热潮。明中叶以后产生的历史小说有二十余部，几乎每朝历史都有通俗演义，这些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或拘泥于纪实，或流于幻想，文学价值大多不高。

《水浒传》和英雄传奇小说　元末明初，与《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而形成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这在《宋史》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侯蒙传》以及《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中有简略的记载。宋江所领导的这支义军影响颇大，他们传奇性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又根据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想象，不断丰富英雄们的故事。南宋时“说话”盛行，宋江等人的故事已是“说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罗烨的《醉翁谈录》所记话本名目中，已有“朴刀类青面兽”、“公案类石头孙立”、“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可能就是说话人的提纲，也是迄今所见到的《水浒传》最早的蓝本。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人物故事日益丰富发展，水浒英雄由36人发展到72人，又发展到108人。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就在宋元以来广泛流行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性的再创作，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水浒传》的版本很多，有所谓繁、简本，又有残本、佚本，即120回本、100回本、70回本。

《仿陈老莲水浒人物图》卷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历史地、真实地表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从而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历来被视为“盗贼草寇”的梁山英雄，并把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行为，当作一面正义的旗帜“替天行道”来招展，对起义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寄予极大的同情，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社会理想。当然，《水浒传》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严重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大力宣扬“忠义”思想，过分渲染了江湖义气、色情描写和迷信色彩等。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写于元末大动**的时代，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按照作者的理想和社会心理，来塑造一系列典型形象，处理重大事件或生活细节，往往奇中见真，虚中寓实，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和人们的审美观念。《水浒传》所描绘的人物达几百个之多，其中不少鲜明的性格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者善于把人物置于真实的环境中，既能注意人物的身份和经历来处理人物的性格，同时又能体察生活中复杂的人情世态，并通过故事情节的描写来塑造人物不同的个性。小说的语言成就也极为突出，在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许多作品的题材来源，从而又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作品。在《说唐》、《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等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戏剧《宝剑记》、《义侠记》等剧目都是有关水浒的题材，民间文艺取材水浒故事的也屡见不鲜。

《西游记》和神魔小说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后，又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从故事产生到形成长篇小说，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只身去印度求经，历时17载，经历百余国，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震惊中外。他的弟子辩机根据他的口述，辑成《大唐西域记》。其后弟子慧立、颜琮为他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穿插进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故事。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到元代，取经故事已广为流传并逐渐定型，今存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枕”已有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形象，元人吴昌龄还写出杂剧《西游记》和平话《西游记》等。吴承恩在上述创作的基础上，既继承了古代神话、志怪传奇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又融合了自己要求变革现实、感慨激愤的情怀和“善谐剧”的个性特点，重新组织创作了《西游记》这部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神魔小说。

吴承恩故居

《西游记》共100回，前7回写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后88回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经历。其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是该书最精彩的部分，塑造了孙悟空的光辉形象。《西游记》所描写的神魔世界，固然是艺术家的想象和虚构，带有很大的神奇性，但它实际上是明代社会现实和某些自然现象的艺术概括，它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吴承恩生活在弘治至万历初年，明朝统治的腐朽黑暗，使他对统治者感到不满，他希望改变现状，于是怀着一种神秘好奇的心情探求新的理想。因此，在对待现实中的昏君和宗教的态度上，对取经所经过的列国无道昏君和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道徒的罪恶，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小说也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西游记》问世后，引起人们对神魔题材的广泛兴趣，许多作家竞相创作。除了像《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这样的续书以外，还有与《西游记》有直接或间接渊源关系的神魔小说，如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以及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然而像《西游记》这样典型的神魔小说，虽然个别人物如玄奘，有一定的史实作依据，但全书故事情节乃至主要的神魔形象孙悟空，都是虚构的，《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则更为虚幻。到《封神演义》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则是把历史神话化，具有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又借助神话的艺术构思和想象表现出来，虽然写了众多的神魔和幻想的境界，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金瓶梅》和世情小说　《金瓶梅》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但与前三部长篇小说不同，《金瓶梅》在叙事方式上脱离了“说话”的表现模式，在题材上也突破讲史和神魔的内容，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借以描摹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故称之“世情书”。其实在宋元以前唐人传奇中，就有描写世俗人情的小说，但主要是适应文人雅士的审美心理。宋元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世情小说更趋向世俗化，与市民的生活情趣、审美心理相适应。世俗人情、价值观念、人际关系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世情小说也更加兴盛。

明小说刻本《金瓶梅》

《金瓶梅》共100回，从《水浒传》引申出来，主要描写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家庭的矛盾冲突构成小说主要情节的基础。西门庆有一妻五妾，他是家庭的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可以任意虐待侮辱家仆和他们的妻女，而且对于妻妾也可以滥施刑罚，随意处置。这一妻五妾生活在一个屋顶下，但却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愿望意志行动，每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又同时受到不止一个方面的阻挠和牵制，这样多方相互交错的力量导致了家庭的崩溃。小说通过描写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深刻地展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风俗人情。

《金瓶梅》是一部写实的书。故事发生在北宋，但实际上写的是明代社会。明代中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遇到严重危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壮大，商业不再被视为贱业，与商人血肉相连的金钱在社会生活中乃至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小说的主角西门庆，原是个中药铺老板，但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几年以后，做到山东理刑正千户，成为一个兼富商、官僚为一身的人物。他的发家是靠勾结官僚衙门和依仗手中的权力，而他的飞黄腾达又在于钱的神通。金钱转化为权势，反过来权势则转化为更多的金钱，西门庆转手几次便成了权势和金钱的特大富翁。西门庆在地方上俨然一霸，贪鄙好色，为所欲为，甚至皇亲国戚都跌落到向他低头的地步。作者感于社会的黑暗，认为原因在于人的贪欲。西门庆可以说是贪欲的化身，“酒色财气”一应俱全，欲望不但不受理性的节制，反而处处支使他，直至把他变成自己的奴隶，促使他的堕落和沦丧。作者面对这样江河日下的世风，愤懑之中透出一股酸楚、悲哀以及无可奈何之气，因而《金瓶梅》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但作者对市民小民、日常家庭生活、世俗人情世态的描写，犹如一幅极为生动的风俗画，写得细致真实，各色人物个性鲜明，就像现实生活中人的本来面貌那样，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过，书中存在大量展示丑恶**的情节，尤其是对性行为肆无忌惮的描写，严重地损害了这部小说艺术上应有的美质，从而也大大削弱了它的社会教育作用。

《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并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在艺术结构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金瓶梅》叙述一个整一性的故事：西门庆发迹、纵欲和暴死以及死后他家庭的报应，在小说情节矛盾冲突的处理上，纵横扩充，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描绘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家庭关系。《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对世情小说的创作有很大影响。明末世情小说盛行，它的续书如《玉娇梨》、《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以及明末清初出现的所谓“才子佳人小说”，都是世情小说，而集其大成者，则是清代乾隆年间问世的《红楼梦》。

三、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指的是话本和拟话本，它与“说话”技艺有着血缘关系。宋代是说话艺术的繁荣时期，话本数量很多，到明代说话艺术仍广泛流行，并继承发展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普遍采用了讲唱文学的形式，边讲边唱，以散文为主，夹杂了较多的诗词散文，形式生动活泼。明代中叶，随着说话技艺的渐趋衰落，话本已明显地脱离了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而书面化，由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摹拟话本进行创作的拟话本大量出现。这与一般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需求、文学艺术的商品化，都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少文人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和倡导，文人搜集话本和拟作话本蔚然成风，出现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与专集，对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最早的话本总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共收宋元话本60篇。天启年间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每部40篇，共120篇，大都经过他的加工。其中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他的拟作，现在虽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但小说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明中后期广泛的社会生活。冯梦龙受李贽思想的影响，自觉向市民文化靠拢，倡导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以市井小民的生活为主体，描写家常日用、俗人俗事，从中发现丰富饱满的性灵人情。因此，“三言”展示的大千世界与传统诗文表现高雅的精神世界，体现儒家的理性有所不同，它体现的是市井小民的价值观念，把市井小民作为有性格、有良知、有喜怒哀乐的人去表现，写了大量传统诗文不曾暴露的酒色财气、男女情事、社会的时尚风气。

在“三言”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拟话本小说专集。如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陆人龙的《型世言》、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还有原名《幻影》后来改称《三刻拍案惊奇》者等。在辑集话本和拟作话本之风影响下，明末清初陆续出现了很多的小说选集，其中以抱翁老人所编的《今古奇观》最好，影响也最大。《今古奇观》选自“三言”、“二拍”共40篇。在“三言”、“二拍”未被发现之前，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就借此选集得以流行，它流布甚广，早在18世纪就流传到欧洲。由之可见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状况，也可见说话艺术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到明代短篇白话小说艺术已经很成熟。明代的短篇小说，比之宋元话本，题材有所拓宽，篇幅大大加长，主题思想比较集中，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刻画人物更细致入微，尤其在人情世态的描绘上更加丰富，文笔也更为流畅生动，可读性大大增强了。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以“三言”、“二拍”、“一型”为代表，全面展示了晚明社会风貌。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三言”主要写世情，“二拍”主要写社会问题，《型世言》主要写时事，具有强烈的晚明时代色彩。从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看，描写爱情婚姻生活的作品数量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也高。有情有色反映在小说中，这是晚明文学一个崭新的主题。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莘瑶琴，都是红透一方的名妓，以其美貌而名，前者委身一个宦家子弟，后者嫁与一个小市民商贾，两人的结局虽不大一样，可她们对“情”的追求却是一样的。她们对“情”作出了自觉的选择，并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这段“情”，情在人在，情灭人亡，体现了重视情感的真挚平等、重视现实生活幸福等进步观念。情和欲的关系在小说里也有了新的思考，人们更重视人的个性品质，坦然追求自我欲望，充分体现出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想。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及《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皆是写女子有主见，不顾父母之命与死抗争的内容，反映了女子要求个性解放、人身自由的愿望。《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酒下酒赵尼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反映了节烈观的没落，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当然，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随着纵欲思潮的泛滥，在作品中也不乏低级庸俗趣味**内容的描写。这些描写有的反映了当时婚姻制度的不人道，如《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等，有的表现了**不可抑制的力量，如《月明和尚度柳翠》等。享乐和情欲都是出自人的自然感情，但在新的道德规范确立之前，人的自然情欲非理性的一面，却很快会肆虐泛滥，冲击着社会秩序。

小说中反映商品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变化的内容，也是市民文艺的一个鲜明主题。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对金钱的欲望顷刻之间成了社会的强心剂，拜金主义思潮腾空而起，人们在迅速膨胀的欲望中开始盲目探索，并从商业角度竖起新的道德标准，都以经商为尚。《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都是反映商人企求暴富、企求意外之财的心理。然而商人在追逐利润，提出致富理想的同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并树立了“义”的道德标准，强调人生以信义为重。《施润泽滩阙遇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施润泽在路上偶然拾到六两多银子，送还失主，后在失主朱恩的帮助下，产业兴旺，终于致富。此外，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刘小官雌雄兄弟》都是写轻利重义、济困扶危的信义美德，终于得到善报和美满的归宿。而对于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之徒，则为社会舆论所不齿，如《桂员外途穷忏悔》对桂生的寡恩薄德予以道德上的批判。这实际上反映了晚明的人情世态和道德导向，反映了商人的道德理想。

反映统治者生活的题材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三言”中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二拍”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等，这些作品或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或揭露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对某些人趋炎附势，道德沦丧，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描写，正反映了晚明社会的精神面貌。这种描写在《型世言》中有集中的体现。《型世言》40篇作品均写明朝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些是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作者对当朝时事政治的关切。作者痛感明朝政治腐败，民风衰颓，边患不绝，这种忧患意识不仅决定了小说题材的取向，也决定了小说偏重理性的特色。

此外，对于文人生活与科举制度的题材，小说也有涉及，这既有文人对科举制度弊端的不满，也有对科举及第的艳羡，表现了失意文人和市民对科举的矛盾心理。如《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等。

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作为市民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固然有不少儒家说教、宗教迷信、色情描写等反映落后意识和庸俗情趣题材的作品，但却多侧面、形象地反映了宋元明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各阶层人物的家庭、爱情婚姻状况，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变化。这些题材与文言小说、戏曲互相资取，艺术上互相借鉴，促进了晚明市民文化的繁荣。

注释

[1]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蒋录事诗集后序》。

[2] 参见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 参考周育德：《汤显祖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4]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禁约榷商官吏》。

[5] 詹詹外史：《情史叙》。

[6] 参见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