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创作，它不仅是感物起兴时的情感表现，而且也是对社会、人生底蕴的洞见慧识。文学是有时代性的，时代孕育了文学，文学的发展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元明之际出现的文学**，是与大动**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在元末风云激**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得以突破传统儒学的束缚而获得解放，敏感的文学家也很自然地触发联想，对社会与人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索，或抒发心中的郁结，或表现自己的理想，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明初的许多作家大都从战乱中走来，因而对社会生活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他们往往从功利观念出发，本着对社会负责的精神从事文学创作，各抒所长，反映大动**时代较为广阔的现实生活。题材是广阔多样的，既有取材于历史的，也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有写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小说；也有以写农民起义为主的英雄传奇；有写现实社会中重大题材的；也有写家庭生活、儿女情事的；神魔世界的题材亦已有所开拓。这些作品，大都内容充实，有思想深度，一洗元季绮靡和纤弱的文风，朴实自然。

明初立国，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文化归于一统，“崇朱”、“述朱”风气甚盛。这种学风势必造成士人对伦理道德规范的尊崇和亦步亦趋，拘泥于传统礼教，呈现出一种保守的文化特征。与之相应，伦理纲常、道德说教渗入文学作品中也具有伦理教化的特质。明初刘基、宋濂、高启等人的诗文虽有尚实的风格，语言浑朴精练，但也有这样的特点。刘基论诗主“讽”，宋濂的“宗经”说和所谓的“缘情托物”的观点，均体现了对文学伦理功能的重视。明初戏曲作品中，内容关涉传统伦理道德说教意味的也为数极多，如高明的《琵琶记》，其主旨就是宣扬忠孝节义的思想。其中，作为明代庙堂文化的奠基者之一的宋濂，力主崇儒宗经、文道合一，赞扬“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1]，并写下一批台阁应酬之作，开了“三杨”台阁体之先声。

从永乐起的几十年中，随着政治的逐步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官方文化也达到极盛。永乐时期《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编纂，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到成化时八股文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这种文体以善拟古人立意为上，完全失去了创作的意义，对士林文风有很大影响。诗文领域内元明之际折射社会现实的作品，逐渐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教化的内容所取代。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作，虽从表面看来雍容华贵，体现出宫廷风致和皇家的气魄，而在内容上却极其贫乏，充溢着应制和颂圣之作，艺术上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台阁体从永乐初年到正统末年，垄断了整个文坛。继起的李东阳的“茶陵体”，虽自称宗法杜甫，但又过分注重诗歌的体制和声调格律等形式。这样，明朝的文学创作便陷入了低谷。在元明之际《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出现之后，直到《西游记》问世之前，小说创作几成绝响。就文学思潮而言，贵族化、宫廷化的趋向极为明显，诗文的“台阁体”，杂剧的贵族化，南曲传奇的八股化，都是这种文风的反映。

明代文学思想出现变革则是在明中期正、嘉以后。此时，朝廷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渐趋削弱，统治的松弛为文学复兴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阳明心学的崛起，标志着与传统文化思想相对抗的、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特质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王守仁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在于探索圣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圣人与“愚夫愚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王守仁肯定了“愚夫愚妇”通过“良知”而达到“圣人”境界的可能性，他力图把儒家思想从士阶层进一步推向民间，将他的“良知”说作通俗化的处理，主张“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王守仁“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突出了人应该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个人的发展和自我表现开拓了无限的可能性。以后的泰州学派，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人欲的需求，对传统价值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这种思想配合着日益繁荣的城市商业经济和由商品交换带来的平等意识，包含着某种平民的精神，并与市民意识相互影响、融合。这不仅体现了市民阶层力量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且给晚明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金瓶梅》、《西游记》、《牡丹亭》、《歌代啸》以及“三言”“二拍”等大量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越轨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方面的变化。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名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初刻拍案惊奇》中亦有异曲同工的“如今的世界，有什么正经？有了钱，百事可做”之言。这种**裸的拜金意识在这些文学作品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伦理观的变化也很明显。如《禅真后史》公然反对寡妇守节，说它不合人性人情，而应“三媒六证，大落落地嫁一丈夫，倒也干净”。《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满少卿饥附饱飏》谈及男女地位时，指出现状之不合理：“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些内容已包含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2]

当然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新观念的萌芽，与明后期掀起的文艺变革的浪潮有很大关系。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与儒家“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观不同，作家强调表现自我，张扬主体意识。李贽从“人皆有私”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承认人的不同个性特点，主张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并在充分发展个人“自然之性”的前提下，追求人格的独立。于是在李贽思想的影响下，晚明文坛形成了一股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潮。公安派重视文学的自我价值与个人的不朽作用，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在创作之中的地位。在文学表现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反复强调“信腕直寄”、“任性而发”，赞扬和推崇自然美。公安派的“性灵说”亦如李贽的“童心说”那样，看重情感表达之流畅自然，并主张真正体现于创作实践中。他们的诗文，真实自然，酣畅淋漓，无复遮掩。他们早年狂放，即现其狂于诗文中；晚期归心于淡，即显其淡于创作内。在袁宏道的尺牍小品中，此种特征更为明显，在创作中体现了重自我性灵，求真求达，自然挥洒的文风。汤显祖受李贽思想的影响，主张顺乎天性自然，表现人的自然感情和欲望。他确立了情的崇高地位，言情成了他文艺思想的核心。他言情的理论反映在文艺创作上，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大胆批判，一是对男女爱情的大胆歌颂。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率性而行”，以其“天生自然”战胜礼教的束缚，描写了真挚的爱情战胜死亡的动人故事。[3]与汤显祖同时以及在汤显祖身后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触及社会现实，对虚伪的礼教、腐朽的政治展开了批判，并用生动的形象，从社会政治和道德各方面，大胆地表抒自己的感情和认识。其著名者如屠隆、王骥德、袁于令、孟称舜等，都以绚丽的旋律唱起情的颂歌。竟陵派同样具有个性自由特色。钟惺不囿于传统的礼教，在居丧期间作诗文，游山玩水，“不尽拘乎礼俗”。谭元春极力反对“沾泥带水”，追求一种“洒洒落落”的奇趣，而不受世俗丝毫的拘束。

晚明人性的复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民阶层中不断滋生新的意识和观念，它们所带来的朴素力量，与社会上虚伪矫饰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市民阶层力量对社会的冲击，在思想观念上也引起巨大的回响。在王守仁的思想中，已有重视商业活动的内容。他肯定商人“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4]，主张免抽或抽收合理商税。李贽在《又与焦弱侯》一文中也谈道：“商贾……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场，辛勤万状。”对商人历受的艰辛寄予很大的同情。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文人们从关怀商人到一步步接近市民文学，是不难理解的。因此嘉靖以后，市民文学蓬勃发展起来，话本小说、杂剧、戏曲等世俗文学进入繁荣时期，到万历、崇祯发展到高峰，并成为文学的主流。

话本小说是由“说话”发展而来的。宋代“说话”艺人的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但那时的艺术技巧主要表现在艺人的讲唱上。到明代小说艺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书面创作上。晚明小说的数量很多，虽然没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的长篇巨著，却有大量的拟话本、优秀的短篇小说。这既是适应市民的审美需求，也说明文人作家文学观念的改变。文人通过对话本小说创作的参与，利用这些通俗的形式教化庶民，把儒家思想推进到庶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以“三言”为代表，不仅容纳着大量新鲜活泼的民间世俗生活，体现着通俗的文学形式，而且也蕴涵着儒家伦理的文学观念。冯梦龙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认为“情”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情始于男女，而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他从这个立场看待“六经”，称“六经”“皆以情教也”[5]。他致力于通俗文学就是“立情教”。基于这个思想，他选择的旧本和创作的新本，一方面容纳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情感世界，另一方面又以儒家伦理道德对被商品经济刺激起来的人欲进行引导。

在戏曲方面，明中叶是一个转折时期。从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基本倾向是杂剧贵族化、传奇八股化。嘉靖年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人们审美心理的转变，传奇创作开始改变以写家庭生活和宣扬儒家伦理为主的倾向，无论是写历史题材或写当代生活，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扩大了社会内容，提高了传奇剧本的思想意义。在传奇剧本创作题材、内容改变的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进行了革新，提高了戏曲反映生活的功能，便于表现复杂变化的思想感情，赢得观众的喜爱。这一时期，杂剧和散曲也有很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诗文比之小说、戏剧等成就来说，大有逊色，在探索和革新的过程中迂回曲折，产生了众多的文学流派。从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到公安派、竟陵派，都主张革新文坛，各派在复古与反复古的矛盾斗争中，互相否定，又互相弥补，从而促使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他们的诗文创作，虽然对推动主体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古典诗文的艺术形式，已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内容、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不相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逐渐丧失文学的主流地位。

晚明文学的思想内容很复杂，而且它的特点也很鲜明，展现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由，诅咒世态炎凉，反对虚伪和庸俗的思想，在小说、戏曲、散曲等世俗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其中有不少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反映了文艺变革的精神。与此相应，狂放**的浪漫主义思潮，继《西游记》之后，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都有长足的发展，如《封神演义》、《三保太监西洋记》等小说，徐渭、汤显祖、孟称舜等人的戏曲，晚明小品文，都洋溢着不受羁绊的浪漫主义**。审美趣味趋向世俗化、市民化，士大夫高雅、庄重的审美心理，变成雅俗兼赏。这种文艺审美心理的变化，在通俗白话小说和民歌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世俗文学的雅化也将新兴市民的主体意识，连同其利欲观念一并显现出来，这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规范和“言志”、“明道”的文学传统，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也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心态与审美需求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对小说、戏曲的理论探讨蓬勃兴起，与传统美学观念异趣的带有世俗化的新美学思想体系也逐步形成。如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等人对小说的评点、序跋或笔记、通信中，提出了关于小说艺术的价值、真实性、典型形象的塑造，艺术形式美、情节与性格的辩证关系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等一系列卓越的见解。徐渭、王世贞、王骥德、祁彪佳等人对戏曲的评论，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批改，也提出或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许多理论问题。

当然，在明中叶以后的文艺变革思潮中，思想意识、伦理观念承袭旧传统的因素也有很多，儒家说教、迷信思想、消极颓废的倾向以及市民某些落后庸俗的审美趣味，既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影响了文学艺术取得更高的成就。晚明市民意识的滋长，对人格独立的强调和自我人欲的凸显，显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但对禁欲主义的批判走向极端，就是纵欲主义，反映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对庸俗低级的色情描写，表现得非常严重。这不仅展示了晚明奢侈浮靡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市民和士大夫的畸形心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