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书籍刻印不仅数量和品种，而且在印刷技术和工艺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明人大量史著、通俗文学作品及各种学术著作的问世与出版，也促进了图书刊刻业的发展。明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建有一定规模的刻印机构，还有相当数量的书院、家塾也进行书籍的刻印，民间刻书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刻书风气的盛行，使社会上出版物激增，不仅前代的各种著作大量出版，而且当代著作也纷纷付梓，这有利于图书的流通和收藏。

一、图书刊刻

明代的图书出版主要的仍是雕版印刷，但活字版和彩色印刷也已普遍应用。在活字版方面，不仅有木活字，而且出现了铜、锡等金属活字；彩色印刷上拱花印刷则是明代的创举。因此，明代的图书刊刻数量大、品种多、技术精、地域广，数量上所印书籍超过2万种，有的书几十种版本，刻书品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学科门类。从刻书事业的经营者来说，有政府（官刻）和私人两种，私人又分家刻和坊刻两种类型。

官刻书的盛行　官刻图书中，重要的是内府刻本、监本和藩刻本。

明万历刻本《牡丹亭还魂记》

内府刻本指宫廷刻书，由宦官衙门司礼监主持，司礼监经厂库有提督总管，下设掌司若干，管理书籍刻印及印成的书籍。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嘉靖年间司礼监经厂所属工匠有1200人之多，刻字匠315人，刷印匠134名，擢配匠189名，裱褙匠293名，还有制笔、制墨等工匠数十名，可见内府印书规模之大。印刷的主要书籍有《佛藏》、《道藏》、《番藏》等佛、道经卷以及各种由皇帝批准的书籍。皇帝批准要印的书籍大多是经史读物、国家政令典制。如《皇明祖训》、《大诰》、《大明律》、《大明令》、《御制文集》、《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内训》等就属于这一类书。内府刻书主要供宫内书房学习、小内监诵读和颁发到各级官员及政府，有的书还要发到各级学校的学生，可见印刷量之大。周弘祖《古今书刻》载有内府刻书83种的目录，刘若愚《明宫史》土集“内板书数”载有经厂明末存板书籍158种的目录，由这两个目录可大体了解明代内府刻书的数量和种类。内府刻书其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纸墨皆精。但因经厂系宦官主持，万历以后，主管内府书版的太监“鲜谙大体”，视书版如泥沙，有的被偷出宫外货卖，有的被劈柴御寒，有的被削去原有刻字改作他用。到明代末年，不仅内府书版的数量有所减少，质量也有下降。因此，内府刻本不大为读书人和藏书家重视。

国子监刻书称监本。明代南京和北京皆设国子监，两个国子监都刻印书籍，所以有南监本和北监本之分。在两监之中，南监刻书较多。南京国子监收藏了宋、元以来的很多书版，主要包括元代一些儒学的书版、元杭州西湖书院所刻书版。明朝的几代皇帝十分重视这些书版，并多次下令修补。此外，还不断收集和充实印版。如洪武八年（1375年）从元庆元路（今宁波市）收到王应麟著的《玉海》版，后来又从广东布政司收到成化年间所刻的《宋史》版，随后又收到宋绍兴眉山刊本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七史印版。根据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记载，南京国子监印刷书籍271种，其中包括本朝书、杂书、类书、韵书以及经、史、子、集八大类。其中一部分除利用原来存版进行修补后印刷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书是重新刻版印刷的。由此可见南监印刷规模是相当大的。在南监所藏书板中，有著名的“二十一史”，其中有宋、元、明三朝所刻，因而称“三朝木”，这套书版直至清代嘉庆年间才毁于火灾。北京国子监的印刷规模比南监要小，刻印的书籍数量也比南监少得多。据成化年间《国子监通志》和弘治年间的《国子监续志》记载，北监共印书籍85种，而以经史为多。万历年间，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为北监最重要的书籍，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雕，至万历三十四年完成，历时20年，可见北监印刷也是不断进行的。但北监在正常的情况下，是用所存印版印刷，而要组织一部书的刻版和印刷时，则临时雇工，并依工程大小来确定雇工的数量。关于北监刻版者的姓名，历史上也很少记载，只是在《国子监通志》、《国子监续志》上，有祭酒邱濬刻《世史正纲》、《进修录》，吕楠刻《诗乐图谱》、《春季考录》等五种书。[26]

明代藩王府印书，在出版印刷史上是一种特有现象，也是明代官刻本的一个突出特点，称为“藩府本”或“藩本”。明代各藩王没有什么实际政务，而又有很丰厚的禄粮，一部分藩王过着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以声色犬马自娱的生活，有的则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有些人比较好学，喜欢读书，就把精力用在刻书上，于是刻版印书也就在不少藩王府兴盛起来，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藩府刻书极多，《古今书刻》上登载有刻书的王府15个，刊书142种。清末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又列出刻书王府20个，刻书56种。两者合在一起，除去重复者共有27个王府，如蜀、宁、代、吉、晋、秦、周、徽、鲁、辽、楚等，刻书191种。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又列出了郑、襄、汉、岷等王府刻书，共计43府，刻印古代及明代著作约500多种。明藩府刻书始于洪武末年，延续至明末，以嘉靖、万历年间最为兴盛。刻书最早的有周、蜀、庆、宁、楚等府，有的王府刻书先后经历数十年，其中周、蜀、宁三府刻书延续了200年左右。刻书最多的为南昌宁王府及其后裔弋阳王府，刻书137种，其次是蜀、周、楚等王府，刻书都在30种以上，其他藩府刻书多则十几种，少则二三种，只有小部分藩府没有刻书的记载。

各藩王府刻印的书籍品种很多，门类庞杂，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当朝的有关律典，以及有关医学、佛经、道经、棋谱、琴谱、茶谱、法帖、地理、花卉、小说、人物传记等很多方面，有些书是藩府首次刻印。其中医学类书籍占有很大比例，不但有古代的医书，还有当代的医学著作，以及各藩府自己编写的医书，据统计，各藩府印刷的医学类图书约30多种。另外，藩府刻印藩王自己的著作，数量也不少。有的藩王在很多方面都有成就，著作很多。如宁献王朱权在军事、历史、地理、农业、医药、文学、音乐等方面都很有成就，他著的书有名可考者50余种，除在本府刻印外，其他藩府也有刻印。周宪王朱有燉史称好文辞，能书画，晓音律，著有《诚斋集》、《诚斋乐府》。据记载，在藩王及宗室中有著作的约93人，著书359种，其中诗文集约120种，大部分都由本藩自刻出版，有的书还由其他藩府翻刻。藩府刻书还有一个特点，喜欢采用堂、轩、书院等名号，刻印在牌记或中缝内。如晋王府所用堂号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敕赐养德书院；楚府正心书院、崇本书院、崇古书院；衡藩时习轩，宁府文英馆等。其中有的是皇帝敕赐的。至于藩王本人，往往喜欢给自己起一个别号，称道人、羽客、仙人或子。藩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校刊精当。

内府刻本、监本和藩本外，中央政府各部院如礼部、户部、兵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钦天监、太医院等部门都刻印过与各自业务有关的书籍。地方上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等官署、各地儒学书院及盐运司等，主要刻印地方志及其他书籍，这些都属于官刻书，其总量也不在少数。

刊刻精良的家刻书　明代私家刻书风气甚盛，嘉靖以后尤多，并且大多集中在富饶的江浙一带。许多刻书家都是藏书家，他们因藏书而提倡刻书，除了刊印古籍之外，往往翻刻著名的宋元版，所刻质量极好，对保存和传播古代典籍贡献突出。

明代前期，私刻不多，传世者更少。明中期数量明显增多，著名者有丰城游明翻刻元中统本《史记集解索隐》，约刻于天顺、成化之际；江阴知县涂祯于弘治十四年复刻宋本《盐铁论》，后来有许多翻刻本都出自涂的刻本；苏州顾元庆于正德十二年开始用了16年时间刻出《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校刻都很精美。正德、嘉靖以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刻书家及刻书精品。如锡山安国桂坡馆刻《颜鲁公文集》及《补遗》、宋本《初学记》；震泽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刻宋黄善夫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苏州袁褧嘉趣堂刻《文选注》60卷，吴元恭太素馆刻《尔雅注》，沈辨之野竹斋刻《韩诗外传》及《画鉴》，陈仁锡阅帆堂刻《陈白阳集》与《石田先生集》等都很著名。徐时泰东雅堂刻《韩昌黎集》，郭云鹏济美堂刻《柳河东集》均为影刻宋本，此后把两种书合刻称为“韩柳文”。其中最著名的有常熟的毛晋等。毛晋是有名的藏书家，汲古阁是他的藏书楼。他不仅博览群书，广为藏书，而且刻印书品种和数量很大，仅据《汲古阁校刻书目》及《补遗》著录，毛晋自明万历至清顺治40多年间共刻书600余部。除了规模庞大的《十三经》、《十七史》外，还刻印一套《津逮秘书》，共15集，144种，752卷，也是大部头书，而且是毛晋第一次刻印出版。此外，他还印刷了一批唐宋元人的别集和词曲、道藏之类的书。如《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郭茂倩乐府诗集》、《陆放翁全集》、《唐人选唐诗》、《唐诗纪事》、《六十家词》、《词苑英华》、《诗词杂俎》、《六十种曲》、《三唐人集》、《四唐人集》、《五唐人集》、《六唐人集》、《苏门六君子集》、《元人十集》、《宋名家词》、《洛阳伽蓝记》等。这只是其中一少部分，到毛晋晚年，家藏印版已超过10万页，有很多书没有刻印。毛晋对书籍印刷的质量十分重视。他所印书籍都由他自己或请名家认真校勘，印书用的纸张，也是从江西特造，厚一些的纸称为毛边，薄一些的纸称为毛太，印版多为雕刻精良的宋版翻雕，质量很高而且书价便宜，所以流传甚广。

分布广泛的坊刻本　明代书坊刻书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较为广泛，所刻图书品种多，数量大。人们日常所需的各种医书、科技书、经史书以及文学作品、通俗读物纷纷由书坊出版发行，有许多刻坊始于宋元，延续了很长时间。

明代书坊基本上集中在江南几个商业性大都市里，其中尤以南京、杭州、苏州、徽州为主要聚集地，其他地区除了福建建**有相当规模以外，几乎没有能与江南书坊业相比的。在北方，书坊集中处为北京，印刷业虽不如江浙，但随着明代官府印刷规模的扩大，书坊刻印也有发展。明代北京的印书作坊，有资料记载的有永顺堂、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正阳门内大街东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汪谅金台书铺、刑部街陈氏、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觉家、太平仓后崇国寺单牌楼张铺、京都高家经铺、二酉堂、洪氏剞劂斋等十余家。永顺堂是北京较早的一家刻书铺，1967年上海嘉定县发现永顺堂用竹纸刻印的说唱词话11种和南戏1种。国子监前赵铺刻印《陆放翁集》，金台岳家刻印《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金台书铺刻印《文选》等，但明代北京坊刻规模并不很大。

明代南京坊刻规模远超过北京，明代中期以后成为全国坊刻最集中的地区。南京的书坊有93家，多于建阳等其他地区，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期。在南京书坊中，唐姓以15家为最多，其次为周姓14家，王姓7家。南京坊刻书的内容和品种，多为民间所需的各种平话、小说、故事、戏曲、传奇等通俗读物，此外还有一些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琴谱、绘画等书。其中唐姓书坊数量多，刻书的数量和品种也最多。唐对溪富春堂就刻印了近百种书，现存者有《管鲍分金记》、《三顾草庐记》、《吕蒙正破窑记》、《岳飞破虏东窗记》、《张巡许远双忠记》、《商辂三元记》、《韩信千金记》、《白兔记》等50余种。富春堂刻本工艺水准很高，在编辑上也有特色，对古本的校对核定也很认真，但有时修改增删过多，在艺术上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唐绣谷世德堂刻有《裴度香山还带记》、《赵氏孤儿记》、《五伦全备忠孝记》、《荆钗记》、《香囊记》、《拜月亭记》等11种。数量远不及富春堂，但质量并不差。据估计，明代南京书坊所刻戏剧类书籍约300种。

福建建宁府自唐末宋元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刻书中心，书坊多集中在建宁府的建安、建阳两县。到明代，建安书坊衰落，建阳书坊独盛，嘉靖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建阳书坊较为集中的是麻沙、崇化两镇，各乡集市别有日期，崇化镇每月以一、六日为集，是日“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许多有名的书肆经营几代。建阳的书坊或称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者约48家，有许多是宋元以来的老书坊，有的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建阳书坊刻印书籍的内容，到明代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宋元时代的经、史、子、集为主，变为向多样化发展，通俗读物、小说、历史故事、平话大量刻印，还出版了大量的科技、医学、相书、法律以及家庭日用书籍。其中明代刻书最多的两个书坊刘洪的慎独斋与刘宗器的安正堂颇负盛名。刘洪的刻书活动在正德年间，所刻大抵以史部书居多，如宋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元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等，卷帙浩繁，校勘也精，颇为藏书家所贵重。安正堂所刻多为集部及医经类书，如《针灸资生经》、《类聚古今韵府群玉续编》、《象山先生集》、《宋濂学士文集》及其《附录》等。

苏州书坊很多，主要有37家，所印书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胡应麟评价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27]苏州书坊印书品种也较多，万历以前，刻书就已达177种，但以小说及民间读物为主，如舒载阳、舒仲甫刻印《封神演义》，叶昆池刻印《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传》，叶敬池刻印《李卓吾批评三大家文集》、《醒世恒言》、《新列国志》、《石点头》，安少云刻印《拍案惊奇》等。由于小说戏曲类书籍民间需要量很大，各地书坊竞相刻印，往往有几家书坊同刻一种书。其他如历代名人诗文集、经史、医学等类书籍，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苏州书坊刊刻水准较高，许多仿宋元刻本，因为雕刻精美，装帧考究，几乎可以乱真，所以为当时藏书家所重视。

杭州书坊可考者有24家，刻书最早的是勤德书堂；选本和刻图较讲究的是武林容与堂和张氏白雪斋，所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评幽闺记》、《红拂记》、《琵琶记》、《玉合记》等，均有极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杭州书坊的刊刻质量一般说来不及苏、常，也不及南京，但比蜀、闽本要好得多。杭州书坊中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胡文焕的刻书活动约在万历至天启年间，他一面藏书，一面刻书卖书，在当时读书界和书坊业中颇有影响。他所编印的《格致丛书》，子目达200多种，又编《百家名书》103种，所收古今著作，内容极为广泛。他还将有关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等内容，编成《胡氏粹编》刻印出版。胡文焕刻印的书籍中，还有他自编自著的《文会堂诗韵》、《文会堂词韵》、《文会堂琴谱》、《祝寿编年》、《历世统谱》、《省身格言》、《华夷风土志》、《寰宇杂记》、《皇舆要览》、《余庆记》、《群音类选》等二三十种。胡氏所刻的书总数约有450种，每一种都冠有“新刻”二字。

徽州又称新安，文房四宝中除笔出于宣州外，纸、墨、砚之极品全都出于徽州。明代这里的图书印刷业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江南一大基地。徽州书坊可考者有10家，徽版图书最大的特点是版画精美，雕刻印刷讲究，水准不低于宋代，这里有一批技术精湛的刻工，特别是歙县虬村的黄姓刻工，以技艺精良，雕镂精细而闻名，自成一派。胡应麟说：“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万历年间，彩色版画盛行，雕工中技艺最精巧的都是安徽和浙江的工匠。徽州书坊刻书最多的是歙县吴勉学“师古斋”。吴勉学字师古，以刻印医书而著名。他所刻印的医书有《古今医统正脉》44种，以及《二十子》、《性理大全》、《礼记集说》、《四史》、《资治通鉴》、《近思录》、《世说新语》等书。徽州另一家刻书较多的是汪延讷环翠堂。汪延讷自号坐隐先生，休宁人，是当地有名的富户。环翠堂书坊资本雄厚，设有印书局、藏版所，万历末年刻了许多诗文、戏曲、传奇和画册，质量均属上乘，尤以插图精美著称。如《环翠堂乐府》、《狮吼记》、《坐隐先生集》、《草堂余意》、《人镜阳秋》等几十种书。

印刷装帧技术及版式、字体　随着明铜活字印刷的普遍应用，木活字印书的流行，以及套印、饾版、拱花等方法的采用，明代的印刷装帧技术也比以前有明显的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绘图书籍的印刷。明代书籍中的插图，已不完全是为了点缀装潢，而成为书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戏曲、小说配有大量插图，人物传记、历史故事，即便是严肃的经典著作，也配有插图，各种农书、医书等科学技术书籍，也多用形象的插图来配合内容。明代中后期，图版雕刻更加工整细致，画面极富雅丽生趣，并逐渐形成了各地区不同派别和雕刻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如建宁派线条粗劲，古朴豪放；金陵派布局疏朗，人物生动；徽派以精致婉丽、神韵生动、刀法纤细而引人入胜。这是就大体情形而言，若细加考察，在一个地区也并非风格完全一致，各地区相互间不乏相互影响、渗透的痕迹，如南京唐氏所刊书籍的图画，以人物为主，运用粗毫大笔，表现了庄重、雄健、劲挺之趣，而陈氏继志斋所刊则渐脱古朴的风格，向秀丽细致发展，又汪氏环翠堂所刊力求秀丽工整，刻工多为徽派名手。

明代图版印刷的发展，各地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刻工，而人才最集中、名手最多、技艺自成体系的，当推徽州刻工，又以歙县虬村黄氏最为有名。黄氏刻工继承了明代初期刻版技艺的优良传统，在构图、刀法上经过长期的钻研和实践，达到了精密细巧、俊逸秀丽的一代风范。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有的是有一定水平的画家，他们根据画稿，细心雕镂，不仅不损原画精神，而且有时其刀锋能借助画家笔触之未到，深刻表现出画中人的内心情绪，做到眉目传神，栩栩如生。他们有时也与当时的名画家合作，创作出绘刻双精的作品。如画家丁云鹏、吴左千与刻工黄德时合作创作的《博古图录》；画家陈洪绶与名雕手黄子立合作的《西厢记》、《九歌图》、《水浒叶子》等，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佳作。

明代套印图书普遍，而且出现了图画的彩色套印。套印是在一块雕版上，在不同区域的印刷部分分别涂上不同颜色，经重复叠印而成。明代中叶是套色印刷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名的刻书家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亭、凌濛初、凌瀛初等，都曾用朱墨二色或三色、四色印刷过图书，称为朱墨刊本，尤以闵刻最著名。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安徽歙县程氏滋生堂刻印的《墨苑》一书，附有近50幅彩色插图，多为四色、五色印成。

在套印技术发展成熟的同时，饾版和拱花的印刷方法也相继问世。“饾版”是将彩色画按不同颜色分别刻成一块小木板，然后逐色由浅入深套印。“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使版面拱起花纹，产生立体感。徽州休宁人胡正言以饾版、拱花套印《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标志着木板彩色印刷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明代初期书籍的装订继南宋、元代之后流行包背装。包背装一是把各书页粘在包背的纸上；一是以版心作书口，书页两边作书背，空白处打孔，用纸捻装订，然后装上封面。到了中期产生了线装，即把包背装的封皮改为前后各加书衣，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装订成册。线装至清初开始广泛采用，直到现在还有应用。

二、图书收藏

明代的图书收藏有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两种形式，私人藏书的风气空前兴盛。

官府藏书　明代官府藏书主要集中在宫廷之内，是经过几代皇帝一系列搜求书籍的活动而形成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创建明朝的过程中，受周围知识分子的影响，认识到图书的重要性，很注意读书，非常重视访求、收藏书籍。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他下令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攻克元大都，他又命徐达将元奎章阁、崇文阁等秘室藏书尽载南京。这样，宋、辽、金、元的国家藏书全部为明朝承袭。其后又广罗民间藏书，建文渊阁、大本堂藏之。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袭元制设立了专门掌握国家图书的独立机构秘书监，奠定了藏书的基础。

明惠帝朱允炆继位，亦令募购遗籍。永乐时，明成祖朱棣视朝之暇，常到便殿阅览图书。永乐四年（1406年）他问起文渊阁藏书情况，学士解缙回答：“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来礼部尚书郑赐，令其派人四处购求遗书。并说：“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永乐迁都北京后，明朝国家藏书中心也由南京迁来，将南京文渊阁所藏古今书籍，从一部至百以上，各取一部运往北京，恰好是100柜。为了存放这些北运的图书，特于午门之东另建一文渊阁贮藏。明仁宗即位后，皇家图书续有扩增。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曾到文渊阁览阅经史，并与杨士奇等讨论。此时明朝国家藏书达到极盛阶段，秘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3／10，抄本7／10。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人清理文渊阁所贮书籍，编出著名的《文渊阁书目》，收书达7000多种，4.32万册，估计在10万卷以上，而且多系“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28]，真是琳琅满目，珍贵之极。

明代官府藏书在正统末年以后，逐步趋于衰落。明英宗以后皇帝不仅不再关心图书的典藏，而且因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定期的整理，散失严重，数量日益减少。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藏书的损失，当然与明代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被取消也有很大关系。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政府决定罢秘书监，将官府藏书统归翰林院典籍执掌，翰林院典籍只有二人，为从八品，很不利于图书的保管，另外，国家图书的损失与明代官府只重视收藏，不重视管理利用也有关系。文渊阁官府藏书量最大，却不许一般读书人借阅。这里的藏书主要为了方便皇帝披览。连一般官僚也无资格阅读。因此，文渊阁的图书收藏远远超过了其利用价值，这正是明官府藏书的指导思想。

众多的私人藏书家　明代私人藏书风气很盛，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由宋元两代184人和35人陡增至427人，仅浙江一省就有80多家。从藏书总量上看，明代私家藏书远远超过了国家藏书，而论藏书质量，也以私家所藏多有校勘精审的善本。明代藏书家很多，像著名的范氏天一阁，藏有7万卷，徐氏红雨楼亦藏有7万卷，黄氏千顷堂藏有8万卷，钮氏世学楼则达10万卷，祁氏澹生堂、远生堂、奕庆楼三代合计藏书14万卷，毛氏汲古阁竟达84000册。

其一，范钦和天一阁。范钦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352年）考中进士，出任湖广随州知州，十五年升入工部员外郎，因事触犯了权臣武定侯郭勋，遭诬廷杖下狱。十九年出任江西袁州知州，继任江西按察副使，备兵九江，后升任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后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嘉靖三十九年升入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去官归里。他把在各地采集到的书运回宁波月湖之滨的故宅，设藏书楼，初名“东明草堂”，后依据《易经》注释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取以水制火之义，命阁为“天一”，而阁前所凿水池称为“天一池”。天一阁楼上为一大统间、楼下分隔六间，象征“天一地六”，约于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建造。

范钦酷爱书籍，喜好读书、聚书、藏书，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地都留心收集当地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即设法抄录，尤其是一些说经诸书及前人没有传世的诗文集，同时重视收集当时各地出版的地方志和明代文献，经数十年积累、藏书7万余卷，弥足珍贵的是明代地方志、科举录、家谱、政书、实录、医书、琴谱、营造等书。

范钦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450种，海内孤本占164种，纂于嘉靖年间的约占总数的70％，其间有少数明代绵纸抄本，如嘉靖《翁源县志》卷末题记记载，此志由纂修《广东通志》的需要而纂辑，当时尚未刊行，仅一样二本，这样罕见的底本亦被范钦搜觅到了。此外，还有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的一些地方志，除天一阁收藏外，别处无迹可觅。

历代科举考试文献，以明代保存最全。明代共开89科。天一阁藏有首科洪武四年会试和进士登科录，又有极为罕见的建文二年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自宣德五年至万历十三年，连续五十几科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均一种不漏，宣德五年前仅缺10种。范钦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因此万历十四年后全部缺藏，但目前天一阁犹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占全国现存总数的80％，其中90％以上为海内孤本。

另外，在范钦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系内部官书文件，如果没有一定的独特条件，是很难收集到的。如《军令》一卷，嘉靖二十六年颁行，同年刻本；《大阅录》二卷，收有张居正、霍冀等奏疏，隆庆二年兵部刻本；《营规》一卷，南京兵部本驾司编，嘉靖官刻本；《户部集议揭帖》一卷，嘉靖年间抄本等，他如《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等，这些为一般藏书家既不甚关注，又难以获得的极为罕见的文献，是我们研究明代特别是嘉靖年间社会现状、法律制度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天一阁藏书，除范钦在各地做地方官时留心收集所得外，一部分得自丰氏万卷楼。范钦与丰坊为邻，丰坊是江南望族，家有祖传的“万卷楼”，藏有珍本甚多。丰坊晚年藏书多被门生拿走，又遭火灾，于是范钦将万卷楼藏书全部买下；又一部分得自借抄，如范钦曾向丰坊借抄万卷楼藏书，并请丰坊作藏书记，又与江苏太仓王世贞有藏书互抄之约；还有一部分得自朋友所赠，另各地新修志书，也多寄赠求正。天一阁还收有范钦之侄范大澈旧物。范大澈亦酷爱藏书，他死后其书渐入天一阁。天一阁藏书有的盖有专用印章，仅范钦所用即有“古司马氏”、“东明草堂”、“范钦私印”、“天一阁古人”等二三十颗，其子范大冲有“范子受氏”、“范大冲印”等二十多颗，他的后代也有一些印章。这些印章是鉴定天一阁原藏书籍的一个依据。另外，范钦也刻印过一些书籍，经范钦亲自校订并流传至今的有《范氏奇书》，计20种。至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是研究明代雕版印刷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为了使天一阁藏书得到永久保存，范钦及其子孙们对藏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以水制火、火不入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芸香辟蠹、曝书去湿等一系列相应的管理制度。天一阁藏书因此得以保存久远，延续数百年而不散亡。[29]

其三，毛晋与汲古阁。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号潜在，别署隐湖书院，晚更名子晋。他勤奋好学，曾受业于钱谦益门下。他家中的藏书楼不止一座，主要有汲古阁、目耕楼、鼎足斋、定月堂、双莲阁，以及一些分散的书亭等，毛氏及其家族把毛氏藏书楼扩大成了一个建筑群。江熙《扫轨闲谈》介绍过这一建筑群：“毛潜在先生晋，家隐湖，创汲古阁，刻经史诸书。中为阁，阁后有楼八间藏书板者。楼下及厢廊俱刻书所。阁四围有绿君、二如等亭，招延天下名士校书于中，风流文雅，江左首推焉。”陈湖《为毛潜在隐君乞言小传》，对汲古阁的规模及藏书也有描写：“江南藏书之富，自玉峰绿竹堂、娄东万卷堂后，近屈指海虞。……而岿然独存者，惟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蛟肆……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伪谬，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

毛晋收藏各种名贵书籍达84000多册，其中可称为绝世精品的有宋版《十三经》、《十七史》、《册府元龟》、《文选》等。他对收藏书的酷爱程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地流传的谚语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但毛晋的主要功绩还不在于对书籍的收藏，而在于他对古籍不遗余力的校勘、刊刻和出版。

其他如明初的宋濂藏书万卷；叶盛藏书数万卷，并编有《菉竹堂书目》，登录图书4600册，22700多卷；王世贞藏书3万卷；钱谦益的绛云楼，其藏书数量和质量均称江南第一家。这些私人藏书家或不惜以重金收买图书，或手自缮录，或悉心校勘，对保存和传播文化典籍，推动学术的发展，陶冶治学的风气，促进学风的兴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1] 本章史书纂修部分，参考了李小树先生《明代修史与史学》一文，特致谢意。

[2] 《晋书·桓玄传》。

[3] 谈迁：《国榷》卷五。

[4] 《明史·陈于陛传》。

[5]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

[6] 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

[7] 《名山藏》李建泰序。

[8]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

[9] 万斯同：《石园文集·寄范笔山书》。

[1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11]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

[1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史类二》。

[13] 顾炎武：《日知录·元史》。

[14] 朱彝尊：《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三书》。

[15] 正德《上元县志》卷十二，沈庠：《正德上元县志》序。

[16] 参见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17] 谈迁：《国榷·义例》。

[18] 《弇州史料》陈继儒序中引。

[19]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小序》。

[20]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

[21] 《明史例案·杨农先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22]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2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

[24] 参见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5] 黄宗羲：《谈君墓表》。

[26] 参见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

[27]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

[28] 《明史·艺文志一》。

[29] 参见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