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出现了大量的私修史书。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材料来源、记述内容、著作体裁、语言文字、撰述目的、流传范围等方面与官修史著有着明显的区别。《明史·艺文志》著录这类的撰述，主要见于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数量庞大。其中杂史类有215部、2232卷；杂家类有67部、2284卷；小说家类有128部、3317卷。这些书并不都属于野史，但野史一类的书却占了不少分量。同时，也还有不少流传下来的野史是《明史·艺文志》没有著录的。因此，王世贞说：“野史亡虑数十百家。”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也说：明人史著，“实录外，野史家状，汗牛充栋，不胜数矣”[17]。明代私人记史之风如此之盛，私修史书数量如此之多，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正如明人俞应益在《国榷序》中所说：“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矣。”

这些书没有谨严的体例，涉及的内容异常广泛，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内容，诸如典章制度、朝野掌故、社会风俗、历史人物、经济状况等，尤其很多是记述当代史事和人物的，材料大多具体实际，记载更加接近真实，可以补官史之不足，而且因其数量之多，扩大了同社会接触的层面。这些因素决定了明代数量众多的私史对于保存当时历史发展的真相有着其他史著无法比拟的优势，是研究明代历史重要的资料。

明代较著名的史学家及其著作有：王世贞及其《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张岱及其《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郑晓及其《吾学编》；张萱及其《西园闻见录》；焦竑及其《国朝献征录》；李贽及其《藏书》、《续藏书》；朱国桢及其《皇明史概》、《皇明大政记》；雷礼及其《国朝列卿记》；谈迁及其《国榷》等。明人续撰前代史书的主要有：柯维骐及其《宋史新编》；冯琦、陈邦瞻合编《宋史纪事本末》；王圻及其《续文献通考》。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王世贞、李贽、谈迁、焦竑、王圻等。

一、王世贞的史学成就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他在文学上主张复古，为后七子中的领袖人物，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王世贞在明代虽以文学家见称，但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十分可观的。明人对王世贞的史才有明确的评价。为《弇山堂别集》作序的陈文烛称其为“千秋轶才”，以其“不得一登史馆”引为憾事。万历年间奏准开史局纂修国史的大学士陈于陛，也有与王世贞“生不同时之恨”。享有盛名的文人陈继儒还说：“予尝谓吾朝有两大恨”，其一为“王弇州负两司马之才，若置之天禄、石渠、而以（汪）伯玉诸子为副，其史必可观，而老为文人以殁。皆本朝大恨事也。”

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主要在于明史撰述方面。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注意收录本朝掌故旧闻，有志于撰写明代历史。他在晚年曾多次谈到这一点：“老人束发入朝行而尝窃有志矣，故上自列朝之汇言，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镇畿省之例利要害，大家委巷之旧闻，文学掌故之私记，皆网搜札录。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18]“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益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徐阶）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籍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忞忞尔。”[19]王世贞为了撰写明朝国史，孜孜不倦地从历朝实录、档案文书、野史家乘中抄录了大量史料，他把这些史料加以整理、考核，分门别类汇编成为几部明史的资料书，《弇山堂识小录》、《少阳丛谈》、《国朝丛记》、《明野史汇》、《皇明名臣琬琰录》、《天言汇录》、《觚不觚录》、《阉寺小纪》、《戚武梼杌》等，他在对这些史料进行严格的审查、仔细的甄别后，写成了《史乘考误》一书。在这样严实的基础上，王世贞才着手撰写一部纪传体的当代史。万历十六年（1588年）前后，王世贞已60余岁，他感到自己难以完成撰写明史的巨大任务，便把自己所搜集的上述资料加以整理，汇编成《弇山堂别集》100卷，在金陵刊刻。所以称为“别集”，是对他自己所撰的诗文集《弇山堂正集》而言的。但这部书并没有包括他的全部史学著作，后来又由董复表对其遗著加以收集整理，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成《弇州史料》100卷，前集30卷，后集70卷。

《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是王世贞的史学力作，也可以说是王世贞撰写明史的草稿。《弇山堂别集》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包括《皇明盛事述》5卷，《皇明异典述》10卷，《皇明奇事述》4卷，《史乘考误》11卷，《表》34卷，《考》36卷。“述”是记事的，涉及朝章典故、君臣事迹、人物轶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考”是记典章制度为主，包括亲征、巡幸、亲王禄赐、宗室公主即位之赏、之国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命将、谥法、赏赍、赏功、科试、诏令、兵制、市马、中官等16目。“表”如纪传体中的“表”。在各类述、考、表之前有序，简要叙述明代各项制度的历史沿革。《弇州史料》收辑的内容，其中除《皇明三述》、《史乘考误》和《弇山堂别集》相重复外，其他大部分是不曾刊行过的。书中包含明代君臣事迹、盛世轶闻、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礼仪风俗、朝野掌故、少数民族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如前集第3至16卷考释中的《京营兵将考》、《市马考》、《藩禄考》、《科举考》、《中官考》等篇，第17、18卷中的《锦衣志》、《北虏志》、《三卫志》、《哈密志》、《安南通志》、《倭志》等篇，第19至30卷有包括六七十人之多的世家和传记。后集第37卷笔记中的《户口登耗之异》、《舆地贡赋》、《钞法》、《宗费》、《官俸》、《边费》等篇。王世贞的这两部书内容非常丰富，材料非常珍贵，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很大的方便。他写成的一些世家列传和志表及专题考证，也为清代编纂《明史》奠定了基础。

王世贞是一个勤奋、渊博的学者。他勤奋读书，注意“网罗散佚，博采异闻”，藏书甚富，“二典之外，尚有3万余卷。其他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因而，他的著述详明，“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是非不谬，证据独精”[20]。他的史著求实求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又进行了严肃的鉴别，取长避短，在字里行间把事情的真相委婉地表露出来。因而，清修《明史》，因“《明实录》疏漏脱略，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为胜”[21]。

二、李贽及其《藏书》、《续藏书》

李贽的主要撰述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前者是历史评论著作，后者是诗文集而重于思想评论，它们在史学史和思想史上各有重要地位。《藏书》和《续藏书》这两部较有影响的史著，也使李贽在以“异端”思想著称的同时，确立了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是李贽关于历史人物述评的两部著作。《藏书》用李贽自己的话说，是取“书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尔”，即藏之名山之意。全书分为《世纪》和《列传》两大部分。《世纪》类似《史记》中的帝王《本纪》与诸侯国《世家》之组合；列传皆以“臣”名篇。分别有《大臣传》、《名臣传》、《儒臣传》、《武臣传》、《贼臣传》、《亲臣传》、《近臣传》、《外臣传》八类，在形式上与历代纪传本史著中的类传相同。因而从总体上看，全书颇似一部没有《志》和《表》的纪传体史著。该书起自春秋，讫于宋元，载录了西周、东周、燕、田齐、魏、赵、韩、楚、秦九个诸侯国的简要历史以及秦始皇、陈胜、项羽等八百余名历史人物的生平并加以评论。

《续藏书》是李贽去世后才印行的。它是《藏书》中《列传》部分的续篇，专门记载明代人物，收录了明神宗以前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庶人等约400名，同样以臣名篇，同样是类传形式。分别为《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清正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14类。

《藏书》主要取材于历代纪传体史著和《资治通鉴》。《续藏书》资料来源于明代的人物传记和文集。在人物本身的生平活动上，这两部书基本录自他书，只是有选择地摘录了其活动的主要部分。其价值在于，李贽在为各类传记所写的“总论”、“前论”、“论”、“小引”、“记序”、“叙述”、“后记”，以及在一些人物传记之后和传记之中以“李生曰”、“卓吾曰”、“李贽曰”等形式发表的史论和史评，及在传中插入的简短评话，阐明了他对历史独到的见解，表达了他的历史观。

在对历史评价的理论认识上，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行而不相悖矣。”[22]这就肯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是”与“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不仅可以“并行”，而且可以“并育”，即促进认识的发展。他明确提出，史学家应当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要突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观念。在他看来，千百年中只遵循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等同于没有是非可言，更谈不上“是”与“非”的“并行”、“并育”。李贽提出的这些论点，在历史评论的理论发展上，是一个重大进步。

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李贽也有独立的见解，他将天下的治与乱归结为客观之“势”，并认为治与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即“乱之终而治之始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可见他对于历史上治与乱的认识，是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思想的。他还认为历史过程是种种不同历史人物活动的轨迹，不论这些历史人物活动的性质及结果如何，都应当在这个轨迹上反映出来。《藏书·世纪》部分就体现了李贽的历史意识。他在《混一诸侯》一目之下，列举了秦始皇帝；在《匹夫首倡》下写了陈王胜，在《英雄草创》下写了齐王横，最后在《神圣开基》写下了汉高祖皇帝。按照同样的道理，王莽、公孙述、曹魏、孙吴、刘蜀、南朝、北朝，以及李密、窦建德等，都一一列于“世纪”之中。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李贽也往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评价。他称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称陈胜是“古所未有”，称项羽“自是千古英雄”，说西汉元、成、哀、平四帝“不足称帝”等，都表明他敢是敢非的独立见解。书中一些“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23]的反传统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焦竑及其史学著作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他与当时进步思想家李贽交往密切，受其影响较深。他落职还家后，专心从事著述。他一生著作很多，《明史·艺文志》经、史、子、集类著录他的书有十几种。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主要有《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在明代的史学家，前有王世贞后有焦竑。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王元美先生藏书，二典之外，尚有三万卷，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近时则焦弱侯太史，留心坟索，累世探讨，非徒为书簏者。”隆庆、万历以来，南京人士之所以喜欢董理乡邦掌故，如顾起元、周晖等人，都是受了他的启发，遂成为一时的风气。

《国史经籍志》5卷，附录1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焦竑曾应陈于陛之聘，参与官修纪传体本朝史之事，撰写了《经籍志》一书，其他皆无所撰，史馆亦罢，有幸《经籍志》一书流传下来。《经籍志》一书体例多遵《隋书·经籍志》，著录历代典籍，重视分类，各类皆有小序，以明分类之旨。而其分类方法，又参考了《通志·略》，全书含经部11类，史部15类，子部17类，集部5类。附录1卷名为《纠谬》，详析《汉书·艺文志》以下至《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公私所撰文献分类目录之误。因有这些特点，它受到后人的推崇，在目录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对于后人了解明人著作，尤有帮助。但对前代典籍之著录，多抄自有关目录书，难免失误。该书曾收在《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中，因此《明史》评价说：“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所评显然有些过分了。

《国朝献征录》120卷。是书凭借焦竑应聘修本朝史时所搜集的资料，并在其后继续努力下，编辑而成。此书博采自洪武以迄嘉靖时期的名人事迹，按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依次编排。没有任过官职的，按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类汇编。大多数人物传记，都注明引述之书，内容丰富，查用方便，保存了明中期以前的人物传记资料，可用来校正实录和《明史》。

《玉堂丛语》8卷，是一部笔记体史料集。是书仿《世说新语》体例，记万历以前翰林人物言行，分行谊、文学、言语、政事、铨选、筹策等54门，书首有焦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所撰小序《书玉堂丛语》，以及顾起元、郭一鹗的序。顾序概括了此书的性质、内容和特点。顾序称：“《玉堂丛语》若干卷……仿临川《世说》而记之者也。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徒。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其事则自德徒、政事、文学、言语，而征摭于谐谑、排觝之卮言。其书则自金匮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词林一代得失之林，煌煌乎可考镜矣！”郭序称其“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此书征引广博，皆注出处，多有未见之书，明代稗乘史资，赖以流传。书中所记如叶淇盐法纳粟实边开中的制度、周忱在户部尚书任内为了备荒设立济农仓积米囤谷的方法、外戚勋贵庄田增租加税五分的害民、杨士奇之纵子横暴乡里，以及其他官僚地主之骄奢生活，皆有助于研究明代史事。[24]

四、谈迁与《国榷》

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明朝灭亡后，易其名曰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人。他自幼聪慧，青年时即酷好读书，“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25]。他有感于《明实录》等书多曲笔粉饰之词，记载失实，以及私修野史之不足，立志编修明史。天启元年（1621年），他开始独自搜集资料，先后参考“诸家之书凡百余种”，经过六年的努力，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天启六年完成初稿，取名《国榷》，记事始自元文宗天历元年，终于明天启初。这年三月，他为此稿写了序言。此后，他继续不断地搜集资料，补充原稿。

明朝灭亡后，谈迁又在旧稿的基础上，继续撰写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成为首尾俱全的明代编年体史书。可是，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全稿被盗，20年心血化为乌有，这对已经54岁的谈迁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灰心，发愤重写，他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访诸故家，有所得辄记之，与《实录》等书一一相参照。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他完成了第二稿。顺治二年（1645年），他因替人做幕僚而来到北京。在北京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辛劳，利用空余时间，四处探寻明朝遗迹，访问故老，借阅和抄录有关资料。顺治十三年（1656年），谈迁回到南方，完成了《国榷》的修改工作。这部史著的撰修，前后历36年，倾注了谈迁大半生的心血。他的友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以“墨枯笔秃，饥不及餐”来形容他撰写《国榷》的艰辛。谈迁自己也感叹其三十多年的撰述经历，“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然尽失，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冰毫汗玺，又若干岁，始竟前志。”在他所撰《北游录》一书中，有不少地方记载了他北上调查访问的细节。

《国榷》全书204卷，又卷首4卷，共208卷，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史事，共400余万字，是编年体的明史中篇幅最浩繁的一部史书。该书在编年记述史事之前，卷首有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13部分，以4卷的篇幅分别排列明朝各代皇帝的谥号、卒年、陵号；明太祖的先祖及其配偶；历代皇后及皇妃；历代皇子及公主；各地藩王及后嗣；地方建置；历代勋封名单及其封禄数量、夺除情况；死后追封及加封爵位者名单；受封外戚的封号及其爵禄；历朝殿阁大学士名单；历朝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名单及其任免时间；历届科举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名单；边疆地区所设都指挥司、卫、所及朝贡于明的周边诸国名单，等等。这些记载与纪传体史著中的“表”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似，这是《国榷》不同于其他编年体史著的地方。

《国榷》记事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下迄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记载了元末至明亡三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其内容主要根据明代历朝实录及百余家明人著作编修而成，与很多编年体断代史相比，记述较为详尽，尤其是万历以后的史事。谈迁生于明末，对万历以后的明季历史非常注意，遍搜当时的邸报、公文、方志及遗民著述，取其确凿可信者，载入本书，所以本书保存了大量的明季史料，为其他史书所莫及。其关于明代女真族发展状况及后金与明朝关系的记载，可补其他史书记载之不足。

《国榷》一书的特点之一是对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如对明太祖晚年杀戮功臣，对建文朝的史事，他都作了记述。他不顾清朝统治者的忌讳，记述了建州各卫所设置的时间和各卫首领的承袭情况，对明末清朝统治者入关烧杀抢掠的罪恶事实也予以记载，并歌颂了内地抗击清兵的英雄人物。谈迁的历史撰述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敢于秉笔直书，对明代重要事件的发生进行评论，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议论并列于后，既便于读者的了解，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他对明朝皇室勋戚们的奢侈荒**，指出“豪贵一筵，抵穷民岁费”，“数日之粮不足供一席之费，百亩之入不能易一身之衣”。此书还详于史实的考订。作者在《国榷·义例》中曾谈到“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这种求实的精神也是他撰述本书的指导思想。因此，对《实录》及其他史书失实之处及未载录的史实，都尽可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如实记述，从而也使这部书的记载较为可靠，成为一部有价值的史学著作。

五、王圻及其《续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三十一年刊行于世，这部典制体历史巨著的诞生，是晚明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官陕西布政参议，落职后筑室松江之滨，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写作。王圻一生撰述很多，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有：《续定周礼全经集注》14卷，《续文献通考》254卷，《两浙盐志》24卷，《东吴水利考》10卷，《三才图说》10卷，《鸿洲类稿》10卷，还有《稗史汇编》175卷。这些书除《鸿洲类稿》是其诗文集以外，都是历史著作或与历史有关的著作，而《续文献通考》则是王圻的代表作。

《续文献通考》记事年代与《文献通考》相衔接，起自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万历初年。全书共分30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节义、职官、郊社、宗庙、王礼、谥法、乐、兵、刑、经籍、六书、帝系、封建、道统、氏族、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方外，专记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等。书首载有王圻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手书凡例16条，以及他所撰的《续文献通考引》。在引言中，王圻简略地谈到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文与献皆历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哉？贵与氏（指马端临）之作《通考》，穷搜典籍，以言乎文则备矣，而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则详于文而献则略。”因此，他在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基础上，充实了“献”的部分，体例上较《文献通考》多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诸考。这六考中，谥法、六书、氏族等目，已见于郑樵《通志》的《二十略》，节义、道统、方外等目是王圻所创立的，反映了明朝思想领域的变化及统治者思想统治的特点。

王圻于各门之下，有的也增设了细目，反映了当时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如关于水利，凡例第四条说：“水利乃国家大政，而水利之最巨者，在北莫如黄河，在南莫如震泽，前考皆未备。今别述黄河、太湖二考，附水利田赋之后，俾在事者得以按迹而图揆。”水利问题，治黄和开发三吴水利是其中最重要者。因此，他在该书《田赋考》中写了黄河上中下三篇、河渠上中下三篇，在《国用考》中写了漕运上中下三篇，海运一篇，目的是“俾司国计者稽焉，庶足以备不虞”。这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渗透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人们追求“有用”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显然王圻也受到这股学风的影响，成为他撰修这部书的指导思想。

王圻是一个知识渊博又有明确治史目的的史学家，他十分重视辽、金典制，凡例中指出“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乃宋相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善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王圻能够如此重视辽、金事迹，可谓史家卓识，也反映了他深刻的历史认识。

王圻善于利用历史文献，曾搜集了大量的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牒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成书。因此，《续文献通考》收录材料较多，尤其是明代部分更为丰富。该书卷首载温纯序文也称王圻“肆力搜罗，且四十年，遂成此考”。由此可见，该书史料之繁富是一大特色，但也显现出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的杂乱。不过这部典制史巨著仍有很大价值，也代表了明代典制史撰述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