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修的书籍，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统计，有二百多部，尤以明朝前期为多。其中官修史书关于本朝史事的，以《实录》和《大明会典》最为重要，关于前朝史事的以《元史》较有价值，另外还有数量繁多的志书。这些史书的纂修，虽也存在不足之处，但仍然显示出官修史书所具有的优势。[1]
一、修史制度的变化
我国自汉朝以来，历朝都十分重视本朝史的撰述，不仅有起居注和日历的修纂，还有纪传体国史的编修，并有专门的修史机构。最晚到西汉时，便有了史官记录帝王每天言行起居以及军国政务处置情况的“起居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的撰修已相当普遍。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有起居注，即使一度“篡夺”东晋政权，在位时间不足半年的“楚帝”桓玄，在兵败西逃，身陷绝境之时，还念念不忘“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不遑与群下谋议，惟耽思诵述，宣示远近。”[2]此后，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诸代，起居注的撰修沿袭不改，形成定制。日历是在起居注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日月为序撰修的一种史事长编，始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此后直至元代，都有日历的撰修。起居注和日历的撰修为实录和纪传体国史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纪传体国史的纂修，从东汉由朝廷遴选史才，以纪传体形式修成《东观汉记》以来，历朝大都沿袭仿照。北魏时有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至北齐时正式设立了史馆，并成为朝廷诸司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唐代官修国史成为定制。这种制度对当代史事的记载与保存十分有利，唐以后一直被沿用。即使在辽、金等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内，也设有国史院负责撰修国史。元代名称上改为翰林兼国史院，将二者合并，但国史院仍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并未失去其专司国史撰修的性质。
然而，到明代修史制度就发生了变化。明人陆容曾在《菽园杂记》一书中指出：“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据此可知明朝建国不久便废除了国史院，使翰林院的侍读、侍讲等官员与史官在职掌上相混淆，翰林院与掌起居注、修史的史馆合而为一的事实。
明代立国不久，延续千年的起居注撰修和已历数百年的日历撰修皆被停止。明太祖在称帝前和称帝之初，都曾设置起居注官员撰修起居注，宋濂、魏观、王直等都担任过起居注官，负责撰写起居注。明朝建立不久，明太祖又于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准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等人的奏言，命宋濂为总裁官，撰修日历。到次年五月《大明日历》成，“自上起兵至洪武六年事备载，百卷，藏金匮”[3]。遗憾的是，这一制度在明代维持的时间极为短暂。到洪武中，起居注官和起居注的撰修就被废除。《明史·职官志》对此曾作了明确的记载：“起居注，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年）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从六品，九年定起居注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此后一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担任编修官而预修《世宗实录》的张位，深感没有起居注难以修好实录，于是“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上疏请求恢复，于是起居注官员得以复置，以翰林院兼摄，重新开始撰修起居注，可是恢复不久又被废除。今存官修《万历起居注》不分卷，按年记录明神宗起居及有关诏谕敕文、大臣奏章等，为研究万历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关于国史的撰修，在万历中期也只有过很短的时间。大臣陈于陛“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4]，请求设局撰修国史。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明神宗命陈于陛等负责，开馆修史。但不久陈于陛病卒，接着宫中失火，殃及史料，修史工作停了下来，史局随之被撤销，明代唯一的一次撰修纪传体国史的工作半途而废。
由于明朝不修起居注和日历，也不修国史，致使实录无以为据，严重影响了实录的可靠性和详尽程度，成为明朝史事记载上的明显缺陷。对此，明代学者王世贞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5]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本朝无国史，以历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
二、卷帙浩繁的实录
唐朝以后，纂修实录是历代官修史书的重要方面。唐、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皆有实录，但都已亡佚，仅唐朝韩愈所撰的《顺宗实录》5卷，保存在他的《昌黎全集》中，还有北宋钱若水所撰的《太宗实录》残本20卷。
明朝对实录的修撰非常重视，新皇帝即位便诏修前朝实录，由皇帝任命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并由礼部命令中外官署采辑先朝事迹。明朝政府还派人到各布政司、郡县搜访，把收集到的中央和地方诸司的各类章疏奏牍、抄存邸报、碑志行状、先朝遗事等材料，汇总送交史馆。“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这样就编写成一朝实录。其制与唐宋时期无异，所不同者，是唐宋时期的实录出于史馆所修，而明代则史馆合于翰林院。
有明一代自太祖朱元璋至熹宗朱由校15朝共修成13部实录，其中《太祖实录》257卷，《太宗实录》274卷，《仁宗实录》10卷，《宣宗实录》115卷，《英宗实录》361卷，《宪宗实录》293卷，《孝宗实录》224卷，《武宗实录》197卷，《世宗实录》566卷，《穆宗实录》70卷，《神宗实录》596卷，《光宗实录》8卷，《熹宗实录》87卷（今存74卷），共计3045卷。此外，建文一朝史实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一朝史实也全部附于《英宗实录》中。这是关于明代历史最完备的官修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如此卷帙浩繁的实录被大致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前所未有的。
实录取材是十分广泛的，在内取于诸司部院保存之奏章，在外则历朝特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益以留中之奏疏，传抄之邸报。各地采辑先朝事迹的工作，有时也命地方官领其事，虽有敷衍塞责的，但一般尚能认真对待，这样就保证了实录材料来源的广泛性。然而，从建文年间肇修实录到崇祯时终止，跨越二百余年，而且各朝实录皆独立成书，所以很难做到体例的统一。据成书较早的《宣宗实录》卷首的纂修凡例记载，涉及帝后诸王、礼仪天象、百官任免、学校科举、刑狱河工、户口钞法、漕粮转输、茶马之政等方面的内容，对此后实录的纂修有很大影响。因此，实录所反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凡明代典章制度、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无不有具体而详尽的记载。
我国古代修史，自先秦以来，即以求真求实为贵。直笔书史一直是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是，明朝由于仅以实录代国史，而且是官修，所以曲笔失实的情况较为严重，有的经过重修、改修，有的在初修时即有曲笔，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比较典型的如《太祖实录》先后修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第二次是永乐时李景隆等修，第三次亦系永乐时姚广孝、夏原吉等重修，一改再改。一是将明太祖朱元璋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如沉韩林儿于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大杀开国功臣等皆不予记载。二是将“其有碍于燕者，悉裁革”[6]。三是编造史实，粉饰朱棣，捏造朱元璋生前欲传位于朱棣，等等。类似这种不据实记载的情况，在以后的一些实录中仍时有出现。这正如明末清初人李建泰在评论《明实录》时所说：“《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7]作为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明代实录的失实影响了人们对明代历史的了解。
因此，从明代以来，批评实录的人很多，郎瑛认为明代“无史”[8]，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对实录与其他史书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当然，王世贞在对实录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看到了实录所具有的其他史书不能代替的价值。清初史学家万斯同在读过明代诸家纪事之书后，也认为实录“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9]，“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10]。他们的论断大致反映了《明实录》的历史价值。
三、典制史《大明会典》的纂修
明代以前，就有了纂修本朝典章制度的断代史书，《唐六典》、《元典章》是这类著作中价值较高的。《大明会典》则仿二书的体例而作，记述了明朝的典章制度，而且与二者相比较，更具有典制史的性质。
《大明会典》的体例大要以六部为纲，首列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六科以及各寺、府、监、司等为序，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明神宗在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纤目，灿然具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这大致反映了这部书在内容和编纂上的特点。《大明会典》以诸司职掌为主，不仅反映了诸职掌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变化，也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如各个部门都记载有具体的统计数字，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比《明史》各志要详细得多。
《大明会典》的资料来源，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为主，参以当代有关典章制度的史籍《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并附以洪武以后历年的有关事例。臣僚题本一经圣旨“是”了的，“准议”了的，“准拟”了的，都成了“题准”和“奏准”。这“题准”和“奏准”在当时都奉以为“例”，它完全具有律令的性质。一般在纂修会典前，“先行文各该衙门选委司属官，将节年题准见行事例，分类编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开馆之日，送入史馆，以备采择”。
《大明会典》在明朝修过多次。据今存明万历刻本《大明会典》载武宗正德四年《御制大明会典序》、神宗万历十五年《御制重修大明会典序》所记，此书在英宗复辟之时即开始酝酿。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以大学士徐溥等主其事纂修，十五年成书，未及颁行而孝宗死。武宗即位后，于正德六年（1511年）由大学士杨廷和重校；武宗为之作序颁行，凡180卷，是为初修。武宗在序中说：“英宗睿皇帝复辟之时，尝命内阁儒臣纂辑条格，以续职掌之后，未底于成。皇考孝宗敬皇帝，继志述事，命官开局，纂辑成编，厘为百八十卷。其义一以职掌为主，类以颁降群书，附以历年事例，使官领其事，事归于职，以备一代之制。”记述了明初至弘治时的典章律令。
嘉靖八年（1529年），世宗命大学士霍韬等续修，并要求反映出“因革损益，代有异同”的情况。嘉靖二十八年书成，共53卷，补充了弘治十五年以来的事例，但进呈后却未曾刊行。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又命张居正主其事重修，“芟繁正讹，益以见行事例而折衷之”。万历十五年，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修成刊行，共228卷。这次“重修会典，稿成于万历乙酉（万历十三年），以后复有建设者，俱不及载”，增加了嘉靖续修以来至万历十三年间的事例。三修《大明会典》分述诸司职掌，内容详赡，成为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官方原始材料。
《大明会典》从初修到三修颁行，经历了90年的时间，历孝宗、武宗、世宗、神宗四朝。他们向内阁下述敕谕，并亲为本书作序，反映出他们重视的程度和具体的要求，也显示出这部书在官修史书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四、《元史》的修撰
《元史》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至元顺帝28年（1368年）160余年的历史，是明代初期官修的史书。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朝灭亡。徐达率兵进入大都，获得了包括元13朝实录在内的各种资料。这年十二月，明太祖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官宋濂、漳州通判王祎为总裁，从各地征召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赵埙“山林遗逸之士”16人为翰林院国史编修官。次年二月，正式在南京天界寺设史局修撰元史。
明太祖对元史的纂修十分重视，他曾面谕修史诸儒，“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他叙述了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至其季世，嗣君荒**，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或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11]明太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旨在“重鉴戒”，总结前朝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反映了他深刻的历史意识。
洪武二年八月，《元史》的修撰工作初步完成。撰成元顺帝以前的元史纪、志、表、传159卷，目录2卷，缮写装订成120册，由李善长上表进呈，并称这是一部“粗完之史”。这是因为元顺帝时期的史实无实录作依据，资料不足，无法修成全史。当初因元顺帝元统以后事缺，明太祖即命儒士欧阳佑等12人去北平、山东采求遗事。但由于《元史》的初修在很短时间内即告完成，而所遣采集元末史事的儒士尚未返回，因此使《元史》的撰修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洪武三年二月，欧阳佑等人完成采集任务还朝，明太祖随即下诏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官，纂修人员除一人外，均系新从各处征调来的，有朱右、贝琼、朱世濂、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15人为纂修官，续修《元史》。同年七月，续修工作完成。
明朝对前朝纪传体正史的撰修工作，在元朝灭亡仅5个月后便全面展开，两次开局编纂，总计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这是自唐初官修正史制度化、规范化以来，撰修前朝纪传体正史工作开展得最为及时，撰修最为迅速，所用时间最短的一次。但由于《元史》仓促成书，自然也存在不少讹误和不足，因此历来受到学者们的讥议，“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为递相考证，纰漏弥彰”[12]。著名学者顾炎武、钱大昕、朱彝尊、赵翼、魏源等都曾对它加以指摘。顾炎武指出《元史》中有一人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13]等。朱彝尊说《元史》一书“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乖谬之甚者”[14]。钱大昕对《元史》草率成书深为不满，在其《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者乎！”魏源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也指出《元史》“疏舛四出，或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顺帝一朝之事虽经采补，亦复不详。至其余诸志，刑法、食货、百官全同案牍。在诸史中，最为荒芜。”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元史》修纂不合史体，史料处理粗率，史实有错误、脱漏、重复等。
的确，《元史》编纂者只求速成，没有采集当时已有的史料，如《元朝秘史》、《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及《辍耕录》等，由于文献搜求不完备，所以未能反映元朝历史的全貌。《元史》记事主要在世祖忽必烈以后，而对此前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朝73年的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尤其对蒙古起源不曾涉及。而对有的材料，纂修者根本来不及推敲，只好照抄各种资料，略加删节，辑集成书。当然，造成《元史》纰漏的原因很多，其中元代史料内容贫乏甚至存在舛谬，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元代官修的《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书就有不少问题。因此，《元史》成书后，不断有人对《元史》进行补证以至于重撰。
但是从总体来看，《元史》的及时撰修和迅速完成，是在三十余名有才华的学者参与，有保存完整的元13朝实录、《经世大典》等重要史料以及采集来的大量资料为依据的前提下进行的。其时元朝刚刚灭亡，作者都是由元入明的学识渊博之士，对元朝情况十分熟悉，史料搜集也相对容易，因而《元史》记述元代历史较为完整、系统、可靠。如顺帝以外的本纪，其材料皆采自元13朝实录，而元实录今已失传。志、表部分的材料，主要来自《经世大典》，该书今已残缺，因此仅就这两部分的情况看，《元史》确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外，《元史》在体例上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纂修者对历代正史的体例作了全面考察后，择善而从，本纪以两汉书为准，表以辽、金史为准，详于本纪，表灵活运用，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因而，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说：《元史》虽然不无缺陷，“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一朝制度，亦颇详赡。……阅《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误疑之也。”对《元史》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五、方志纂修的发展
明代是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方志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代共修成各类志书2892种，流传至今的1000余种。由此可见，明代修志规模和数量获得了很大发展。不仅如此，明代方志体例亦更加完备多样，体裁更加丰富，在内容上也有一定的扩展，并注重不断更新。明代方志纂修在次数和志书特点上，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大都趋向定期普遍纂修，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也是明代史学向社会深层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
明代方志的发展，固然与修志传统及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明朝统治者对地方志纂修的重视和提倡。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不久，为了使“功业永垂”，即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洪武三年（1370年）命儒士魏俊民、黄篪等编修《大明志书》，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及降附始末，凡12省、120府、108州、887县、3抚按司、3长官司，东至大海，南到琼崖，西至临洮，北到北平，都在记载范围之内。九年诏天下州郡县纂修志书，十七年编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24卷，以12星野分次，记郡县建置沿革。二十七年又诏修《寰宇通志》，专载全国交通水马驿程。
明成祖即位后，对纂修地方志书更为重视。永乐十年（1412年）颁布了《修志凡例》16则，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24项，以及各类目编写原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其后六年，又诏纂天下郡县志书，颁降《修志凡例》21条，由夏原吉、杨荣、金幼孜任总裁，于是天下州郡县纷纷修志。永乐朝两次颁发修志条例，对志书内容的规范化有很大作用。
由于朝廷的重视，明朝从洪武到天顺的百余年间，曾连续不断地纂修总志。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官修总志共五种，全在此时。如洪武时曾修《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寰宇通志》。永乐中，明成祖也曾诏修全国性的总志，惜未成书。景泰七年（1456年），陈循、高榖奉敕编成《寰宇通志》，但未付梓。天顺年间李贤等主修的《大明一统志》，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分建置、郡名、形胜、风俗及古迹、人物诸目，并有简略的文字说明，这有助于了解明代政区及其概貌。在全国总志频频编纂和不断向地方的“征志”之下，推动了各府州县的修志工作。各地修志蓬勃开展，正德时已出现了“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15]的局面。到嘉靖、万历时，修志达到鼎盛。嘉靖三年诏修郡国志书进史局，地方上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于嘉靖中颁布《修志凡例》，规定志书的内容和各类目的具体编纂方法，于是地方修志形成了以地方官主持，有乡绅和名人学士参加的纂修体制。在各级政权的倡导、组织之下，明代修志已相当普遍，州县修志蔚然成风。许多省、县志书一修再修，方志体例结构也已相当完整，不仅有序、目录、图、正文、跋，而且有凡例、修志者名氏、大事记等。由于修志体例较为统一，层次分明，所以志书内容联系也比较严谨。
明代方志种类繁多，撰述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开创了卫所志和边关志的编纂。这固然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但也充分证明了修志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边关志的撰修。明代边防以北方为重，然东有海防，西南有苗防，边关志就是以边关要塞重镇为记载范围，以军备、险要为主要内容，纂修者多为守边官吏或兵部职官，因而所述对边疆防御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据《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这类方志有郑汝璧的《延绥镇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苏祜的《三关纪要》、詹荣的《山海关志》、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通考》、霍冀的《九边图说》、毕恭的《辽东志》、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及《天津三卫志》等，都是著名的边关志。另外，志书中舆图分量也明显增多。如成化《宁波府志》无图，嘉靖《志》则新设舆地图一类，其中绘有郡境图、郡治图、县境图、县治图、城图。嘉靖《嘉兴府图记》自吴越分境以迄元，每朝一图，还有明初一府三县图，宣德后七县图，以及嘉靖时府及属县境图、卫所图、水利图。万历《绍兴府志》有图多达101幅。
总的来看，明代除建文时未发现有志书编纂外，其余各朝均有编纂，其中以万历朝最多，嘉靖次之，洪熙、泰昌最少，有些地区还一修再修。明代方志的区域分布是十分广泛的，但志书的修纂在地区分布上又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南直隶、浙江、北京、湖广、河南、山东等省，边远省区较少，这反映了明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地方志的普遍撰修，使明代各地的沿革变化、山川形势、人口物产、民情风俗、名胜古迹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情况得以较为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