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理论的发展

明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明初到成化年间，程朱理学教育理论完全支配着教育思想和实践。由于它与明初专制主义文教政策相结而日趋僵化，逐渐丧失生命力。成化至万历年间，书院教育蓬勃发展，心学教育思潮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取代了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统治地位。万历以后，由于社会主题的转换，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弊端日益显露，心学教育思想受到多方面的批判与改造。及至明末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经世致用实学教育思潮又复兴起，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心学教育思想产生于明中叶。随着理学教育的僵化，程朱学派养成的教育传统窒息了自由思想，士人都把熟读宋儒对经书的传注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出入。人们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纷纷对理学教育思想及科举考试弊端展开检讨和批判。正统时，理学家薛瑄、吴与弼等人因不满“述朱”式教育思想的控制，主张重振儒家躬行实践的道德教育传统，并提倡“清修笃行”。至成化、弘治年间，这股教育的检讨与批判思潮由学者间对“清修笃行”的提倡，转向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救治，其救治方法就是正人心。胡居仁提出“凡道理具于吾心，大小精细无所不该”，“心与理一”，“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32]的观点。与胡居仁同出于吴与弼门下的娄谅、陈献章，亦从自我身心修养方面，对程朱理学的教育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修正。娄谅大胆怀疑宋儒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企图通过重新解释来“正本清源”。陈献章则主张轻书重思，学宗自然，自得于心，闭门修养。继之而起的王守仁、湛若水，针对程朱理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只重书本轻道德的弊病，提出了他们的教育主张。湛若水注重道德修养方法，企图对程朱理学进行修补。而王守仁则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进行了批评和否定，主张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加强教化的作用。他力排程朱，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并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广泛传播。随着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王学的教育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涵盖了湛若水的甘泉学派及其他诸儒的心学教育主张，取得了主导地位。

阳明心学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具有革新性的思想流派的崛起和确立。其基本理论是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范畴建构而成的，涉及了儒家传统的道德本体论、修养论、知识论、人性论、价值论以及教育原则与方法诸问题。它力图在道德本体论和修养论上革新程朱理学的教育学说，旨在使道德本体论与修养方法论达到有机统一，提高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道德修养中将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动机与效果、知识与德行、心理与伦理等有机地完整地统一起来，从而建立独立而完善的个体道德人格。以“性即理”为哲学基础的程朱理学，其价值取向偏重于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要求人们按照儒家经典的道德教条去循规蹈矩，成为完全抛弃现实物质存在的自我而实现精神存在的道德自我，因此程朱理学强调书本知识的学习。王守仁提出“心即理”，以为“天理”既体现于知，也体现于行，是需要用“心”来把握的，因而强调人们必须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去体现“天理”，突出了道德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扭转道德教育以书本教学为基础或中心的学风，对于摆脱教条主义的精神束缚和昂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守仁提出“经学即心学”，认为经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人“知道”和“明理”，而在于“为我之所用”。王守仁与朱熹不同，朱熹强调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而他却把它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实在工夫，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过程之后去达到，而是在教学过程之中去实现，目的与过程要做到“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王守仁以“知行合一”为理论基础，强调道德与知识是内在统一的。教学要成为发展良知的工夫，关键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使知、情、意、欲、思等心理伦理化，然后从内心扩展到实际生活的事事物物之中。他主张以“知行合一”为为学原则，以“致良知”为立教宗旨，要求教学过程道德化，把读书作为道德实践的一种形式。

总之，王守仁的心学教育思想，其核心问题是培养人的道德实践能力和道德自觉性。在理论上他充分肯定每个人都有自我教育能力，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实践中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他的教育思想表现出强烈的重“心”倾向，最终又必然走向自然人性论和轻知识的“狂禅”，陷入空谈心性的泥潭。及至王学末流，其空疏的学风更是弊端百出，遗患无穷。于是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又致力于开拓新的学术与教育风气，提倡经世致用，并对心学教育思想进行了抨击。如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都尖锐指出心学思想教育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病，主张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拯救明代学术与教育的空疏。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学东渐，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自然科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以实学教育来改变中国传统的教学，培养实用人才。在这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心学教育思想日渐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而让位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二、著名的教育思想家

明代是教育比较发达的时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教育家，现择其中尤为著名的，作简要介绍。

曹端与薛瑄　曹端，永乐六年（1408年）中举，次年会试落第，被选为副榜举人，授山西霍州学正。在任期间，他倡明儒教，并以身作则，强**化的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沿袭宋、元之旧，曾熟读《太极图》、《通书》、《西铭》等宋儒著作，格外强调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由此深得生徒的信服和州人的尊重，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薛瑄，永乐十八年（1420年）举河南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授山东提学佥事。他在督学山东时，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开示诸生，使他们认真遵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道”的教育方针，强调贵在力行，要求实理，务实用。在提学期间，他经常召见生徒，亲自讲授，并注意因材施教，区别管理。因此生徒“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33]，都很钦佩他，称他为薛夫子。

吴与弼与陈献章　吴与弼，幼年时在乡塾读书，19岁时到北京投奔做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并跟大学士杨溥学习《伊洛渊源录》等宋儒著作，并放弃了举业。由于他学有所成，名气很大，不久回到崇仁，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他一生与学生躬亲耕稼，自食其力，耕读结合，教育活动很有特色。虽他厌恶日益烦琐的注经活动，不轻于著述，即使所撰《日录》，也只是铺陈旧说，写下自己的体会。但是，他的教学活动是对当时读书人只重记诵、忽视实践的纠正。

陈献章，正统十二年（1447年）广东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落榜。27岁时离开北京，前往江西崇仁，从学于吴与弼，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及宋儒著作，学问大有进益。成化二年（1466年）就学于国子监，名满京城。不久，他回到新会老家，以讲学授徒为生。他的讲学很有影响，全国各地学者纷纷投到他的门下。他教育生徒，要求他们静坐，在静坐中体认圣贤之道。这种教学方法吸收、借用了禅宗的修养方法，将佛教禅宗融入儒教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

王守仁与湛若水　二人继承宋代自由讲学的传统，宣扬心学理论，直接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兴盛。

王守仁，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34岁开始在京师讲学授徒，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二十余年。王守仁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它的核心是“致良知”；教育的作用是“去人欲”，追宗圣人；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达到圣人的标准。因此，内心修养是为学之根本。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良知”人人都有，不待学而有。但一般的良知常被私欲所蒙蔽。因此，为学就是去私欲，恢复本心的“良知”。

王守仁把培养圣人看作是教育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他认为，只要人们通过端正自身的行为来达到个人的修养工夫，“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达到纯洁净化的思想境界，就可以成为圣人。同时，他还指出“凡人而肯为学”，甚至“愚夫愚妇”，经过刻苦努力和勤奋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资质原来都是一样的，都有接受教育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这种见解不但提高了人的价值，而且有扩大教育对象的意味，无疑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王守仁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指出学生要树立独立思考的意识和习惯，要善于思索，学贵“自得”；为学必须循序渐进，注重学生的接受能力，“随人分限”，主张学贵“善疑”，破除对圣人的迷信，有所创见。他承认学生的个性差异，认为教学方法应该是“教无定法”，“因人而施”。

在有关的文献中虽没有王守仁曾担任儿童教师的记载，但他对儿童教育同样有着非常新颖的见解。他反对对儿童的体罚，重视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必须使他们“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开展生动活泼的学习。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把教育过程中的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统一，他极力反对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的空洞说教。因此强调德育要从儿童抓起，实施德育要及早，才会奏效快。他还重视美育对陶冶德性的作用，认为“诗教”、“乐教”能使儿童精神舒畅。

王守仁不仅授徒讲学，还非常注重社会教育，推行社会教化，他所创设的十家牌法和乡约等组织，对养成良好社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打破了程朱理学教育的束缚，以启发独立思考、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教育原则，主张教育要注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提倡平等和协调的师生关系，发展生动活泼的学风等，很值得借鉴和应用。因而他的思想风靡一时，几乎席卷了整个思想界和教育界。

湛若水，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擢为编修，累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湛若水“平生志笃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34]。他在京师和广东老家都讲过学，也周游过列郡。到了90高龄，他还从广东新城出发，前往南京，一路不停地讲学。他在讲学之处，一定要建立书院，所建书院甚多。

湛若水讲学以“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为主。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充满了善意，无限仁义，这就是天理。天理存于人心，所以要随时体认，体认出来后要善加涵养。体认天理，要顺其自然，不可忘也不可帮助。他的认识和王阳明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心没有内外的区别，心与天地万物同体。在教育中，他要求学生研习儒家经典，讲求道德精神，并要求学生躬亲细事，如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以及综理家务等。湛若水的理论虽说也是心学范畴，但更注重道德修养方法和教育实践。

教育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预机务，神宗初出任内阁首辅，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上《请申饬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针对当时教育中的各种弊端，提出了重申旧章，整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的教育改革方针，其内容包括学校、科举和书院三个方面。

整顿学校教育，改革学校教育中的不合理政策，是张居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改选提学官。提学官又称为提学宪臣，或称督学，设立于正统元年（1436年），负责一省的学校教育。张居正认为，学校是培养各级官僚人才的根本，而能否管理好学校关键在于提学官。他把改造提学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明文规定了提学官的职责，实行严格的考核，及时赏能罚劣。第二，慎选各地儒学教官。各地儒学教官主要由岁贡生员充当，其次则为会试副榜取中的举人。张居正提出，要严格考核岁贡生，凡是不合格的，立即依法黜落，提学官也照例降调。对举人教官，也要考核，并依成绩分为三等，任满三年后，再进行考核，有治民才能的，提升为有司正官，还允许参加一次会试。此外，还令各省提学官对现任儒学教官进行考核。慎选教官，慎重考核，有助于教官素质的提高和队伍的稳定。第三，淘汰生员。由于地方学校生员过滥，张居正要求严加考核、淘汰，发现学业荒疏、不堪培养之人，立即予以黜退。对童生入学条件、数量也加以限制，并严禁冒籍，对在校生员严加管理。第四，重实学的教育内容。张居正强调学校教育以实学为主，重申明代以明经取士，经书以宋儒的传注为标准，经书义行文典雅纯实。生员所习除儒家经典外，还习本朝诏、律、典制等，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第五，重视学校教育设施、经费。

科举考试与岁贡，是各儒学诸生出身的两条途径，尤其是科举制度，是生员进入仕途的重要阶梯，对学校教育有重大影响。张居正进行教育改革，也自然对科举和岁贡进行了整顿。关于岁贡，重新规定各地学校提前一年，选拔优秀生员充作岁贡生员，次年四月赶赴礼部参加廷试。凡岁贡时不遵禁令而滥贡及廷试时有五名不合格的，则将提学官降职，改调。关于补贡，也重申了旧规，补贡必须在一年以内，超过期限的发回原学肄业，并给该省提学官处罚，对乡试名额也进行了适当限制，有利于减轻考试官阅卷负担，也便于考场管理及后勤供应。

明中叶以后，书院逐步兴起，讲学之风很盛。各地的讲会、书院，吸引了大量生徒，使本来已趋于衰败中的府州县学更加败坏。为了振兴地方儒学，张居正采取反对讲学、禁毁书院的办法。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敕令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严加查访，不许另建书院，聚众讲学。张居正认为，书院讲学空谈心性，荒废了学业，因而提倡从实讲求经书义理，恭行实践，以备日后为官行政之用。

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其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改革，对挽救日益衰败的学校教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顾宪成和高攀龙　东林学派在万历后期影响很大，他们提倡气节，崇尚实学，希图以讲学挽回世道人心，他们讲学不忘时政，而且常常以时政为讲学材料。

顾宪成，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人，八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之职，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涯。顾宪成正直敢言，不怕得罪权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削籍家居。于是他有充分的时间四处讲学。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与高攀龙等江南学者，议修东林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他在讲学时批评王学末流落于禅宗，主张讲学有助于世道人心，反对空谈心性，认为它无补于社会。在性善问题上赞成程朱学说，反对王阳明观点。讲学之余常讽议朝政得失，品评人物的善恶好坏，讲求学以致用。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先生论学以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推动下，他把关心国家大事同探讨学术思想结合起来。

高攀龙，25岁时从顾宪成讲学。他的讲学，以复性为宗，以格物为要，以居敬、静坐为修养的工夫。他认为性为人的本体，即天理，是完美无缺、至善的。但本性往往为私欲所蒙蔽，所以要恢复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本性。因此他以复性为教育宗旨。至于静坐、居敬的工夫，他认为初学之人，“神短气浮”，需要下数十年的工夫习静，使神完气培，才能居敬，即心中无一点杂念，毫无牵挂，浊气自清，本地自然呈现，达到修养的极限。总之，高攀龙的讲学不偏废程朱理学，亦不偏离王阳明心学，他以朱学修正王学，而最高境界的完成却是心、性无所偏废的合一之学。他对于学术的讲求着重于经世致用的实现，他主张躬行实践，希望透过政治，以求达到经世致用。

注释

[1] 《明史·选举志一》。

[2] 参见吴晗：《明初的学校》，《读史劄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3] 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八。

[4]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

[5]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

[6] 《明史·选举志一》。

[7] 《明史·选举志一》。

[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书院》。

[9]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陈夔献墓志》。

[10] 康熙《徽州府志·绩学·张振德》。

[11] 焦竑：《澹园集·古城答嗡》。

[12]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13] 王夫之：《船山遗书·书院》。

[14]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一。

[1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

[16]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送别省吾林都宪序》。

[17]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与黄宗贤》。

[18] 《明史·顾宪成传》。

[19] 高攀龙：《高子遗书·答朱平涵书》。

[20] 胡直：《衡庐精舍续稿·大理卿宋华阳先生行状》。

[21] 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四。

[22] 《明史·选举志二》。

[23] 顾炎武：《日知录·制科》。

[24] 《明史·选举志二》；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七。

[25] 《松下杂抄》卷下。

[26] 《明史·选举志一》。

[27] 傅维鳞：《明书·学校志》。

[28] 顾炎武：《日知录·拟题》。

[29] 《明史·选举志二》。

[30] 《李东阳集·会试录序》。

[31] 参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32] 《明史·胡居仁传》。

[33] 《明史·儒林传一》。

[34] 傅维鳞：《明书·湛若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