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

明代科举制度设于洪武初年，后废行十余年，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确立，嗣后历经百余年而臻完备。明太祖朱元璋以贫寒起家，在南征北战中，认识到人才致治和选举取士的重要性，一度非常重视荐举，除亲自征召名儒外，还令有司不次荐举。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敕令中书省文武兼收，老少兼用，然而有司滥举，庸人冒进现象时有发生。朱元璋即吴王位后不久，又诏设文武二科取士，但未能推行。洪武三年（1370年）天下初定，便正式诏令开科取士，从当年八月开始连试三年。于是京师和行省分别举行乡试。同时允许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士子，在本国自行乡试，一体选送贡赴京师。次年举行会试，接着明太祖在奉天殿亲自策问取中的新贡士，选取了以吴伯宗为首的120人。

科举初开，网罗到不少人才，但连试三年后，明太祖发现录取的大多是后生少年，缺乏行政经验，能以所学办好政事的很少，于是罢科举不用。洪武六年（1373年）重行荐举取士，明太祖敕谕吏部察举各色人才，以礼遣送京师，除授官职。洪武十三年（1380年）据吏部奏，全国各府州县荐举聪明正直、孝悌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860余人，送赴京师。洪武十五年（1382年）送赴京师的各类人才达3700余人。在停废科举期间，荐举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讲，明太祖对科举取士期望过高，甚至想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客观上，科举连试三年，过于频繁，而学校教育尚未得到振兴，势必造成所取之人质量每况愈下。同时，学校考试内容本身有缺陷，范围窄，且以记诵为主，这也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但是经过罢科举、行荐举的十年实践，效果也并不理想。由于荐举的人数太多，难免泥沙俱下，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数量过多，官僚机构也无法全部加以容纳消化。经过反复权衡比较，明太祖觉得还是科举取士较好，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历朝相沿，直至明亡。

洪武十七年（1384年），礼部颁布科举程式，对具体的考试程序、内容、考生资格、等级、时间、场次、录取、出身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确立。明代科举考试大类分文武二科，文科以考文为主，武科以考武为主，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进行。科举考试内容与学校教育内容相统一，但在实践中有所增益变化。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初场考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对中式者复进行以骑、射、书、算、律为内容的考试。实际上《四书》、《五经》是考试内容的主要部分，首场考试的成绩基本上决定了考生的取舍。至于策、论，以及中式后的复试等，主要是为了考核考生学习的实效与实才，以便作为量才授官的参考依据。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程式，又重新规定：初场试《四书》义三道，本经义四道，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允许各减一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这个科举程式的颁布，使明初的重实才实德的取士传统日渐消失。

武科试士的内容与文科不同。武举初试马上箭，二场试步下箭，三场试策一道。武科以技勇为重，洪武时武臣子弟在各直省应试。天顺八年（1464年）扩大应试者的范围，改变考试程序，由天下文武官铨举通晓兵法和谋勇出众者，先参加各省抚、按、三司及直隶巡按御史主持的考试，中式者由兵部会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再到校场试弓马。成化十四年（1478年）仿照文科的考试，规定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举六年举行一次，先策略后弓马，注重军事理论方面的考试内容，凡策不中者不许考骑射。弘治十七年（1504年）改为三年一次，于子、午、卯、酉年与文科同时进行。嘉靖初年，规定各省应武举者，由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于次年四月会试，由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官。乡试、会试场期与文试相同，但名额远不及文科。崇祯四年（1631年）因对武举会试结果发生争议，于是由皇帝亲自举行复试，首开武举殿试之先例。崇祯十四年（1641年）又诏谕各部大臣，特开奇谋异勇科，但终无人应试。[22]

二、科举取士制度

为保证取士用人制度得以顺利推行，明代科举考试有一整套组织措施，皆甚完备而周密。考生从报名到答题、行文都有规定。考生报名须填写家状，包括本人姓名、年龄、籍贯、三代、户主、举数场等，还包括父母年龄，现任或曾任官职，严禁冒籍。凡籍贯假冒，姓系伪谬者，一经查出，即行斥革，如若中式则革去功名。考试方式主要有经书义和策论两种。从形式上看二者没有什么区别，都采用作文答题形式。但从内容看，其要求及出题范围有所不同。经书义的题目出自经书，策论的出题范围较宽，不只经义，还包括历史、时事政治等。明代对科举考试的试题有具体规定，总体来看，明初比较重视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强调考核《大诰》等明代法律、条令。正统以后，考试题目要求典雅、平和，不许以有伤大雅、讥讽朝政的题目为难考生，而忽视了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考核。

考生答卷有严格的程式要求。对答卷的字数有种种规定，如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本经义每道限500字以上，《四书》义、论每道限300字以上，时务策每道限1000字以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规定《四书》义每道限二三百字以上，其余每道限200字以上。然而这些规定仅限定了最低字数，因而造成考生答卷越来越长，给阅卷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万历元年（1573年）对答卷字数作了新的规定，经书义文字限制在600字上下，冗长浮夸的不许中式。万历八年又进一步限定在500字以内，超过的不予以誊录。关于行文风格，规定墨笔答卷，行文要回避皇帝的名字、庙号，也不许叙述自己的身世、经历，要审题准确，不得误解离题，行文要求典雅朴实。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局限于儒家经典及宋儒对这些经典的解释，文体使用对偶。后来，这种文体逐渐发展为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严格注重行文格式的应试文体，通称制义，亦谓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等。每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起股、虚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有严格的字数限制。明代八股文定于洪武，而完备盛行于成化以后，八股文定型后，考生所作的经义、四书义，就以八股文为范，使科举考试程式化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顾宪成应万历四年元天府乡试试卷

对考试官的选聘也极为严格。乡、会试的考试官员包括内帘官和外帘官。所谓内帘官即考场内的主考官和同考官，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审阅考生答卷，决定考生的名次及录取，并负责申报。同考官则辅助主考官出题、阅卷等。所谓外帘官系考场外的提调官、监视官等，主要是维持考场纪律，提供服务。其中以内帘官为重要。明初两京乡试的主考官专用翰林，各省则于儒官、儒士中聘请明经公正的人充任，选聘注重学识修养，而不以是否为朝廷的命官为标准。至景泰三年（1452年）则令布、按两司同巡按御史推选现任教官担任，资格为年50岁以下、30岁以上，且文学廑谨者。教官主试，遂为定制。教官虽受命典试，但由地方官吏推举，所以间或出现“有司循私，聘取或非其人”的状况。地方行政长官监临科场时，又“往往侵夺其职掌”。因此，成化、弘治、嘉靖时，屡屡有人提议由翰林主考，或由两京大臣推举考官，但未实行。直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才诏定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皆用翰林编修、检讨充当主考官，他省用科部官，同考官也多以进士出身的官员充当。明代会试考官皆由皇帝钦命简放，一般由阁臣典试，翰林、詹事一人副之。殿试由皇帝主持，读卷官、监试官、提调官等更非一般官员能够充任。

明代考官的人数，初定会试同考官8人，3人用翰林，5人用教官。从景泰五年（1454年）开始，全部聘用翰林、部官。其后同考官的人数不断增加。正德六年（1511年）会试同考官共17人，其中翰林11人，科部各3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同考官人数增至28人，翰林20人，科部各4人。乡试主考官2人，同考官4人。据黄佐《翰林记》载，明代翰林充任科举考试官的职责有：殿试读卷，殿试拟撰策问，考会试，复试落榜举人，考两京乡试，试录程式文字，考武举等。

阅卷与录取是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对考生而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考生答完试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交由主考官与同考官评阅，以确定录取与否。一般来说，答卷先由同考官评阅一遍，选择其中优秀的交给主考官复阅。明代乡、会试阅卷的时间只有十天左右，殿试三天就得阅完。由于阅卷的时间很紧，答卷又太多，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评阅，所以乡、会试一般只重视首场答卷尤其是首场《四书》义答卷的评阅，其他场次的答卷便未予以过多的关注，因而往往出现答卷“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23]的现象。而殿试试卷的评阅，读卷大臣往往只注意评阅那些在会试中成绩较好、平日声誉较高的考生的答卷，其他人的卷子并不一一细加品评。

关于取士名额，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乡试贡额为直隶100名，广东、广西25名，其余各省皆40名，若人才多则不拘此限。乡试录取名额规定：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80名，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50名，江西、浙江、福建各45名，湖广、广东各40名，河南、四川各35名，陕西、山西、山东各30名，广西20名，云南5名。此后，乡试录取的数额屡有增加。至万历元年（1573年）乡试录取额增至南、北两直隶各135名，浙江、福建、湖广各99名，江西95名，河南88名，山东、广东各75名，陕西、山西各65名，广西55名，云南45名，贵州30名。会试录取配额在洪熙时实行南北卷取录，其中南人占总录取额的6／10，北人占4／10。宣德、正统时分为南、北、中卷，其中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北卷包括顺天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诸省，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和滁、徐、和三州，录取比例为南卷占总录取额的55％，北卷占35％，中卷占10％。[24]

关于乡、会试录取名额分配的依据和原则，中国教育史学界经研究认为：一是省区之大小，二是参加应试人数的多寡，三是各省市地区文化水平的高低，四是照顾边远省份。明代首创划区域、按比例录取制，使科举制度更臻完善，它有利于扩大统治基础，又对各地区特别是文化落后地区的学校教育起着促进的作用。

三、科举制度的实际功能与流弊

明代的科举制度，就其功用来说，是要选拔官吏进入各级官僚机构，以维护和巩固明朝的统治。从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度又是明王朝调控政治的一种统治策略，借以对士人的政治倾向与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进行诱导。

科举制度的实际功能　科举考试以成绩录取，采取公平竞争的方式，为广大士人打开入仕的门径，因而吸引了大批人才，保证了官僚机构的正常维系和稳定。其实际功能，概括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上的收束。科举考试的目的不是培养学者，而是选拔封建官僚。德才兼备是其选拔的标准，而德被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德在明代依然囿于儒学的范畴，以程朱理学为核心。明初统治者宣扬程朱理学，以之为学术正宗，“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25]。永乐年间更编纂《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各级学校的标准教材和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成为士人仕进的唯一依据。这就使得程朱理学在学校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内容中，得以确立主导的地位。

在考试方法上，明代的科举又以书义来考核士子掌握《四书》的程度，用论策来了解士子对经史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用诏诰律令来检查士子对典章律例的熟悉情况。而在经义策论的考试中，明代又以八股文作为答题形式，考生只能代圣人立言，不许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将士子的思想严格局限于程朱理学的牢笼之中，不许越雷池半步。这样，便能保证被选拔出来的官吏能够恪守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忠实地贯彻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和各项方针政策。

第二，政治上的调控。明代的科举制度，考生的资格放得较宽，任何士人都可投牒自荐，参加应试。士人作为一个知识和文化阶层，其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从事各种职业的家庭，他们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尤其是中下层士人，他们没有其他入仕途径，更希望通过勤奋苦读，以求科场一搏，中举入仕，从而改变自身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而统治者要统御万民，除了直接依靠各级官吏外，也需要利用士人的力量，通过他们来影响社会的各阶层并起到沟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作用。这样，明王朝通过科举制度，便可收到笼络士人，进而控制社会各个阶层的效果。

明代科举取士采取逐级考试的形式，会试和殿试的录取名额除特殊情况稍有变动外，基本是相等的。因此，会试也就成为最高一级两种考试中带有关键性的考试，殿试仅是排定名次而已。由于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规制由他明令订立，所举之人亦由其亲自策问，这就意味着科举考试的最终决定权集中在朝廷特别是皇帝的手里，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爱好直接决定士人的考选。皇帝既然是最高的主考官，高中的士子必然对他感恩戴德，俯首帖耳，听从驱使。这样，更可使得科举的调整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第三，教育上的推动。科举取士主要依凭考试成绩，这就促使考生留意举业，读书——科举——入仕，是绝大多数士人所向往的人生道路。这就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中下阶层中形成一种自觉求学的风气，从而推动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发展。不仅官学生员的名目不断增多，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私学、家学、宗学也随之兴起，形成“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26]的局面。

在明代的学校中，国子监是明朝最高的学府。有监生资格者，不仅可直接入仕，而且还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致使不少人争相入监，使监生来源不断扩大。特别是例监制的实施，报捐监生者人数更众。捐监散于全国，名为监生，实则大多数并不在监。其捐监的目的不外乎提高声誉，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但要参加乡试，就得认真准备，即使不在监读书，也不致随便荒废举业。因此，科举诱导出的捐监制度，不仅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国子监的办学模式。

另外，科举制度的实施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举业人口。从生员、监生、举人到进士，逐层筛选，除绝大部分进士、部分举人及少数监生入仕为官外，其余则自谋职业。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或受聘为师，或自立学馆，或讲学书院，从而投入到教育行业中去。即使入仕为官者，也有不少人成为学校的教师或提学官。这对明代教育的发展，显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科举制度的流弊　学校为养才之所，科举为选才之途。随着科举制度的发达，学校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读书人为考能够高中，便四处奔走，极力钻营，甚至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在科场中作弊。科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日益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第一，教育内容的空疏。明初学校与科举皆为入仕正途，学校的教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由国子监出身而身居要职的人很多，并未形成科举独重的局面。然而随着科举日盛，科甲进士日重，学校成了储才以应科目之地，其地位也就日趋低下。虽然科举必由学校，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数量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但又导致学校教育空疏、忽视实学的局面。从教育内容来看，与科举无关的内容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范围大大缩小。从教育方法来看，主要精力放在考试内容的记诵和试文程式的训练上。尤其是八股文盛行以后，科举取士皆以程文格式为范本，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据焦竑《玉堂丛语·科试》载，嘉靖十一年（1532年）会试，“礼部尚书夏言上言：‘举子经义论策，各有程式，请令今岁举子，凡骋词浮诞，磔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得取。’上从之。”这样，士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往往无暇钻研经史，只读书商们刊刻的各种八股范本。从教育目的来看，士子都期望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居官为政。然而，科举考试以“文”取人，考试的内容多与日后任官理政没有多大关系。任官理政所必备的知识能力没有列入考试范围，学校自然也就不重视实学，久而久之必然要导致教育的空疏。

第二，学术衰微。明代的科举考试，以考本经和《四书》为主。学校生徒便专习《五经》中的一种和《四书》等，对其余四经则不闻不问，以致“专一经辄白首，余经、史付度外，而学专而识益陋”[27]。士人读书既是为了获取功名，因而“以日所读之经、日所习之注、日所钻研之八比文”为务，结果必然是“仰不识天，俯不识地”，不知“学术”为何物。而且，自宋代以经义取士以来，历代都考《四书》、《五经》，可出的题目非常有限，容易重复，应试者往往在考试前猜测若干题目，记诵前人的试文，“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28]更有甚者，士子把读书当成是入仕的敲门砖，若科举中式则弃如敝屣。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导致明代经学的衰微。《明史·儒林传序》称明代“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原因即在于此。

第三，科举考试的舞弊。明代科举考试以乡、会试为主，对考场纪律作了严格的规定，然而科场舞弊却依然存在，并随着防范措施的日益周密而益趋高明。正如《明史·选举志二》所描绘的那样：“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所谓关节，就是在乡、会试前买通各房官，让他们在试卷上写出关键的字眼，便于考生顺利做好答题，或故意扣下成绩好的试卷，为其录取扫清障碍。有的考生还打通主考官的关节，让他们泄露题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关节状况》中列举了三件泄题事件。一是永乐二年（1404年）解缙为会试主考官，将廷试策题透露给江西永丰人曾棨，使之得中状元。二是正德辛未科（1511年）内阁次辅杨廷和之子杨慎，因预先知道策题而获得状元资格。三是万历庚辰科（158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因试策题目为其乃父所出而中状元。明代对科考舞弊除防范极严外，对其惩治手段也是极严厉的。对此，明廷虽然屡颁禁令，并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但科举舞弊不断花样翻新，防不胜防。考风的败坏，导致士习的败坏，甚至影响到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四、科举取士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有明一代，入仕为官成为科举中式士人的唯一出路。然而中式士人的出路，因出身等级的不同又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明代入仕最重进士，进士又以入翰林为主。明朝“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29]天顺二年（1458年）以后，翰林院官专用进士出身之人，而翰林院则是升入内阁的首要阶梯，不能进入翰林院，也就无法进入内阁，升至大僚。因此，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进入翰林院，再入内阁，仕至内阁大学士，是士子们最企羡之途了。

但是，明代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很少，录取比例也不高。随着考试级别的提高，其录取率也愈低。关于乡、会试的录取率，由于统计资料不全，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这里仅举几例，以见中举之难。洪武三年（1370年）应天府乡试，共有132人参加，录取率超过50％，在选过半。此时，明朝新立，朝廷急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愿意应试、任官的读书人又较少，因此录取率很高。之后，随着明朝统治的稳定，应试人数越来越多，录取率则越来越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应天府乡试，考生800名，取中举人88名，录取率为10.1％。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顺天府乡试，考生2300人，按朝廷限额取中135人，录取率为5％强。会试亦是如此，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会试，参加考试的举人有3000多人，选中贡士202人，录取率仅为6％强。弘治六年（1493年）会试，参加考试的举人近4000人，取中贡士300人，录取率不足8％。正如李东阳所说：“举人之法，博求而慎择。简于部使，郡试于藩，然后会于京师。而大试之举礼部者，积千百而得一，由此以策大廷，名进士，则有殿最，而无去取焉。”[30]

那些未被拣选的举人及乡试不第的生员，除非有优厚的经济条件，可以毕生读书、应考，直至高中或老死科场，否则经过多次失败以后，便要自谋出路。特别是来自农耕家庭者，不可能总是吟诗诵经，为文作诗，闭门潜行，坐而论道，云游观光，书画怡情，而必须从事有经济效益的活动。或从事教育，或受雇公门私室，或耕读兼营，或学商一体，贩卖诗文，行医占卜，或弃学经商，或从事低贱职业等。他们被迫放弃举业，干此营生，其心情是相当痛苦的。

明代统治者以科举为选才之法，士子以科举为晋身之阶，科举考试已融进传统文化的网络之中，积淀在人们的心理意识里，成为人们观念中的一个因子，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尚。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及其家人、族人、亲戚、朋友来说，应科举求功名才是读书受教育的最直接、最强大的动机。因为读书可以做官，读书与做官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官本位意识因而大大强化。受做官心理的制约，读书做官成了光宗耀祖的手段，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宗法心理。知识分子案牍劳形，皓首穷经，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心灵的充实、个性的丰富和视野的拓展，而是为了做官从政，光耀门庭。结果读书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明代科举考试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宋儒传注为标准，只许代圣贤立言，不许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这种状况势必促使士人各安其职，各守其分，在职分内修身养性，把握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并影响他人，以安世济民。这种人格模式的形成，虽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但也易使个体角色意识融化于群体之中，妨碍个性的独立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扩张。同时，由于人们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而忽视了对自然界的探求，也势必妨碍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掌握。[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