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院的兴起

明朝前期，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些书院。如洪武元年（1368年）命立洙泗、尼山书院；成化二十年（1484年）命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弘治二年（1489年）以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正德元年（1506年）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宝奏修德化县濂溪书院。不过，明前期的书院数量并不很多。如安徽省明代书院共建98所，而洪武一朝仅有7所；广东省，明代共建书院168所，而洪武至成化仅建15所。这与当时学校教育的兴旺，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与学校、科举的发达及书院讲学内容的陈腐有着很大关系。

明代书院的兴起是在成化、弘治年间，真正发展则是在正德、嘉靖以后。“自武宗朝王建新（守仁）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钦顺）、唐荆川（顺之）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嘉靖末年，徐华亭（阶）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涖镇，必立书院。”[8]建书院遂成一时盛风。这些书院，有些建于亲王宗室，如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建阳春书院；有些建自地方大吏，如当时巡抚莅镇，必建书院，鸠集生徒，当时三吴之间，竟称书院为“中丞行台”；有些由提学官所建，甚至提学官的公署、寓所也以书院相称，即“提学书院”；有些由讲学者设立，作为讲学的场所，如张璁为乡贡士时，在家乡立罗山书院，聚徒讲学；更有一些林下君子，相与切磋讲习，各立塾舍，亦称书院。据统计，有明一代创建书院大约有1200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尤以嘉靖朝为最多，万历次之。广东省明代共办书院168所，嘉靖朝占78所，万历朝占43所。安徽明代共办书院98所，嘉靖朝占38所。江苏省成化至嘉靖年间共建书院30所，其中成化年间创办2所，弘治年间创办3所，正德年间创办7所，嘉靖年间创办了18所。从书院的分布情况看，以江西、浙江两省最为发达，广东次之。从地域看，长江流域居首位，珠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居第三位。

明中叶以后，书院的逐步兴盛与学校教育的败坏有关。在科举日重、学校益轻的情况下，学校生员无心向学，读书之事形同具文。面对学校教育的衰败，一些理学家为拯救时弊，纷纷创设书院，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明人时偕行在《明德书院记》中，也谈到书院之设的作用：“凡以萃俊而专业也。业专则理明，理明则士习端，而知向方。是书院者，辅学以成俊者也。”王守仁兴复讲学以后，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与遗逸之老，竞相联讲会，立书院，借以商讨学问，传播自己学派的观点。不同学派的讲学，宗旨各异，促进了学术的争鸣与交融。这种争鸣的风气，也大大推动了书院的复兴。另外，一些著名学者去世后，他们的弟子往往也创办书院，筑祠奉祀。如王守仁去世后，他的门人邹守益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分别建复古、连山、复真书院以祀守仁。湛若水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即陈献章）。这从表面看，似乎是对学派宗师的怀念，但实际上却反映着时代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变化，对书院教育的发展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书院教育的形式和宗旨

明代的书院教育形式各异，大体上有考课式、会讲式两种。当然，考课式书院并非绝对不讲学，会讲式书院也并非不实行考课。二者区分的标准，主要是以是否服务于科举为准绳。而这两类书院的背后，都有着政治的作用力。其中考课式书院的宗旨完全以科举为目标，只招收府、州、县学的生员，教学不重讲学，而是以学习制艺为主。这类书院如同官办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和预备场所。会讲式书院的宗旨以发扬学术为重，讲求理学为主。在明中后期，会讲式书院是书院教育发展的主流。

讲会是一种讲学活动，有临时性的，也有规范性的。讲会时各地学者都来听讲，会后大家四散而去。学者一般是自愿参加。明中叶以后，从京师繁华之地到偏郡僻邑，都有讲会存在。讲会又往往是伴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是有的书院本身就是一种讲会式书院，书院的整个学术活动都是通过讲会的形式得到实施的；一是作为一种学术和教育活动场所，书院也常常利用讲会或会讲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因此，在一个书院发达的地区，其讲会也必然是相当发达的。关于讲会兴起的原因，据黄宗羲的说法是“制科盛而人材绌，于是当时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9]。明代的讲会肇始于正、嘉年间，如嘉靖时张振德在安徽，“集同志讲学，邑会季举，郡会岁举。徽、宁、池、饶四郡大会，于每岁暮春，举于四郡之中。”[10]王阳明设坛讲学以来，各种讲会也一直兴盛不衰。到万历时，讲学大盛。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新安大会，焦竑主讲还古书院，“自荐绅先生以至儿童牧竖，四方之人莫不麇集，籍计之，得两千有奇”[11]。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高攀龙主讲。

明代的讲会作为学术性的讲学活动，往往就某一问题，聘请名儒阐发己见，听众虚心听讲，然后提出问题，互相磋商、探讨，有质疑问难、方法灵活的特点，所以深受学者的欢迎。有些学者为了参加一个讲会，往往不惜千里奔波，如王守仁在江西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纷至沓来。后来，他主讲于浙江稽山书院，各地学者也是从湖南、广东、直隶、江西、福建等地蜂拥而至。稽山书院的规模本不算小，但由于听讲的学者太多，书院容纳不下，一些人不得不到附近的僧舍住宿。一般情况下，讲会因书院本身的名气、地利、书院主持人的声望等原因，其规模有大有小，规模最大的有数千人，最小的仅有几人。但是讲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常会建成书院。如弘治年间在浙江台州缌山修建的方岩书院，就是在缌山讲会的基础上兴建的。

明代书院的讲会各有规程，即“学必有约，会必有规，规以佐约”，这是书院和讲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规约既反映了讲会本身的学术宗旨，也显示出讲会是否具有规范性。江西王阳明弟子的讲会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讲会是有着明确的规约的，如复古书院、崇正书院、复真书院、一德书院、仁文书院等的讲会，莫不如此。一般书院的讲会多在书院举行，也有为扩大规模，几个书院联合聚于某地举行的。如邹守益家居时，与刘邦采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之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大会。徽州府紫阳书院的讲会制度也很完备。紫阳讲会的规约有四种：一是《白鹿洞规》，二是《崇实会约》，三是《紫阳规约》，四是《紫阳讲堂会约》。每次讲会，都要根据这些规约进行。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九月，桐城方学渐在新安六邑大会上聚讲数日，临别以桐川崇实会约授六邑会友，共有12则。现存11则：一、会有统；二、会有期；三、会有议；四、会有图；五、会有辅；六、会有指；七、会有录；八、会有论；九、会有程；十、会有章；十一、会有戒。这些都是当时讲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然而，在明代书院的讲会中，最有名的规程莫过于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手订的《东林会约》中的会约仪式。这个会约仪式共有11项，从中可以窥见当年书院讲会的大致状况。首先，讲会的组织工作是周到而具体的。会约所定条目，从讲会的时间、程序、主持人、内容，到来宾接待、相互交往、生活饮食都一应俱有。如对会期，规定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时酌定。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寒暑时不举行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始，其余以十四日为始，各三日。其次，讲会的气氛是严肃而认真的。来宾远至，击柝传报，延入讲学，给讲会参加者以一种自重自尊的约束。讲论时，先由主讲发论，余皆虚怀以听，即有所见，也须待主讲讲完，再依次呈请。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与会者相互交往，只限于班揖，会散亦不交拜，以防止声气相求、互相吹捧的不良学风。再次，讲会的节奏是紧张而活跃的，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中，又有活跃空气的点缀。生徒听讲，久坐之后，就用歌诗来消遣。每日的饮食安排也错落有致，前二日的晚饭只限酒数行，最后一日则不仅有加菜，而且酒不拘，意浃而止，尽欢而散。

从讲会的会约和规约来看，明代书院的讲会已趋于制度化和正规化，尤其是讲会已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学术集会时，这些会约或规约，显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它促进了书院的教学与社会学术活动的结合，使明代书院的讲会达到了更高水平。

书院的兴盛是由于讲学之风的倡导，而它的设立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明朝前期百余年间，书院教育和各级学校相似，其宗旨不过是程朱理学的传习和阐释。明中叶以后，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讲学活动推动了书院的兴盛，直接影响到书院的学术趣向。

王守仁和湛若水讲学的基本宗旨就是树起陆学旗帜，宣扬心学理论。但不论是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还是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其根本点是强调内心的悟性。然而，他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的书院教育内容也各具特色。如白鹿洞书院，自朱熹为之题写《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以讲求朱子之学为主的一所书院。虽世事屡有变迁，这一宗旨却没有多少变化。成化三年（1467年），理学家胡居仁入主白鹿洞并为书院订有学规，大体亦是推衍朱熹学规的基本思想。白鹿洞学术宗旨的逐渐改变，还是随着“心学”的兴起和传播而受到影响。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其门人蔡宗兖受聘主洞事，王为之题写了《大学》、《中庸》古本及序刻石，这是阳明心学在比较高的层次上影响白鹿洞书院学术宗旨的开始。嘉靖九年（1530年），信奉湛若水之学的知府王溱，将湛若水所著《心性图说》、《四句总箴说》刻石于白鹿洞，并成为书院的重要教材之一。之后，王、湛学派的学者易主洞事，这自然对白鹿洞的学术取向产生了影响。

王、湛及其门人的讲学虽然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但门徒们对师说理解不一，互相纷争，尤其是晚明的王学末流流弊更大。陆陇其在《学术辨》中力辟王学之弊说：“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弊不可胜言。”而王、湛门人又多达官，他们奔走游说，逞词锋，务声名，又造成浮慕虚名的不良习气。以批评心学末流的空疏、提倡实学为主的东林学派于是兴起。无锡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加以修复，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反对王学末流弃儒入禅、空谈心性的风气，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使东林书院的讲学求真求实，这一特色又具体体现在东林书院的“会约”上。《东林会约》共有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列举孔子、颜渊、曾参、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的语录，作为为学的要旨；第二部分列举了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学规》；第三部分为《东林会约》的主体部分，即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等内容。《东林会约》的主旨是要求师生皈依孔孟，要求书院讲学继承朱熹的讲学传统，强调讲学与修身并重，反对王学之陋习。东林书院这种求真求实的学风，极大地发展了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

三、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明代书院的教学管理体系，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而逐渐趋于正规化。

明代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自学为主。书院导师虽也常面授生徒，但只是提纲挈领，由生徒随其深浅自行体会。生徒有疑难问题，或入室请益，或质疑问难，导师也仅是点拨一二，主要还是靠学生自学领悟。因此，指导学生读书便成为书院导师教学的主要形式。书院生徒所研习的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和地方儒学相似，但在启导学生读书方法上，书院各有自己的特色。

书院指导学生读书，书院的主持者是关键。以湛若水在大科书院的讲学为例，他规定生徒先读《论语》、《大学》，次读《中庸》、《孟子》。当时的书院要求生徒人专一经，但在熟读本经、《四书》的基础上，也提倡旁通其他经史及《性理大全》、《史记》等。然而对仙、释、《庄子》、《列子》之类的著作，则禁止生徒研读，认为这类著作会扰乱儒家的伦理名教，分散诸生求道明德的精神。书院指导学生读书，课程安排是重要环节，不同的书院有不同的规定。王阳明讲学时把生徒每日的课程分为五部分：一为明德，二为背书、诵书，三为习礼或作课艺，四为复诵书、讲书，五为歌诗。湛若水在大科书院讲学时，也将生徒每日的功课分为五部分：一为诵书，二为看书，三为作文，四为默坐思索，五为温书。课程规定详细具体，这样使学生日有所学，也便于督促检查。

书院指导学生读书，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考课。一般来讲，明代书院重视讲学与生徒的自学，而不太重视考课。部分书院也对生徒进行考课，如大科书院规定每月初二、初六两天考课生徒，但对生徒的答卷只批点可否，而不评定高下，让生徒领会本人用功的勤惰和用心的精粗，以便自我努力。大科书院的考课方法表明，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进德修业的程度，这是书院与地方儒学的差别之一。但是，万历末年后，很多书院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也逐步重视考课。万历末年，进行月考、岁考的书院已很普遍，书院已逐步失去了自学的特点，日益趋同于官学了。

另外，明代以会讲为主的书院，平时没有固定生徒，只是到了讲会日期，学者从各地汇集而来，听主讲人讲说。因此这类书院一般没有固定教材，每次讲会由主讲标出“话头”，然后就“话头”开讲，形式较为活泼，歌诗悬钟，气氛热烈，师生融洽。据《明儒学案》载：王守仁讲学时，“四方从学者众，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无不圆中”。对众多学者既耐心指教，又启发诱导。王、湛学派的书院盛行讲会，《明儒学案》、《王文成公年谱》对此多有记载。每遇讲会，四方聚集者经常数百上千，声势可谓壮观。李遂建讲舍于衢麓，“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每次讲会前，都要“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这一做法倡导于王守仁，代表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

明代的书院除少部分为官立的外，大部分是私立的。书院的组织和管理较为简单，没有专门负责行政事务的管理人员，以师生的自我管理为主。书院的主持人通常称为山长，如洪武初尼山、洙泗书院，各设山长一人。还有称洞主和院长的，如白鹿洞书院和陕西景州的董子书院。总起来看，以山长之称为多，而以洞主、院长之称为少。书院的主持人，既负责书院的教学工作，又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而且还是该书院最著名的学者、主讲人，亲自教授生徒，授业解惑。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还设有副山长、副教、助教等人员，协助山长工作，有不少生徒也参与了书院的管理。

明代书院的生徒一般采取分斋肄业的办法。书院属自由讲学的性质，各地学者往往慕一名师而奔趋，因此生徒年龄差异很大。如湛若水在广东天关书院讲学时，简翁102岁前来听讲，另外还有三皓：黎养真82岁，黄慎斋81岁，吴滕川80岁。这样，生徒学业的底子差距很大，因此需设斋授课。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往往设有许多斋，如岳麓书院就设有诚明、敬义、日新、时习四斋。生徒的管理，一般每斋设斋长一人，选择学业优秀的生徒充当，或由生徒轮流充当。生徒分斋学习，有利于根据生徒的水平，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

明代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田租。书院的学田，无论是官方设立的还是私立的书院，主要都是由地方政府拨给的荒闲地、无主土地，其次则为私人捐献的土地。如岳麓书院的学田，弘治时由地方官李锡、吴世忠和监生李经、甘归受等人先后捐献87亩。嘉靖年间王秉良又捐献18亩，孙存捐献68亩，季本捐献102亩，林华捐献50亩，并向官府请得荒田198亩，恢复书院原有田地290亩。总计岳麓书院拥有土地2220余亩，可收地租880余石。

明代书院经费的支出，主要是为生徒、外地学者提供食宿、灯火、文具之费。如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所作的堂训规定：书院所拥有的捐献土地，不论每年收入租谷多少，全部储存在公仓之中，凡是贫穷的生徒及来自远方不能携带食粮的生徒，都可以支取粮食。书院的经费，还有一部分用来藏书和刻书。不少书院都建有尊经阁、御书楼等以藏书。除了藏书外，还注重刻书，影响很大。

四、书院的命运

明代书院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嘉靖以后曾发生过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嘉靖朝两次，万历朝一次，天启朝一次。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弹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学术偏颇，志行邪伪，奏请朝廷将其罢黜，并禁毁王守仁、湛若水的著作及其门人私创的书院。吏部认为湛若水潜心研究经学，其学说并非全谬，其著作不宜禁绝，只是各地私创书院讲学有违典制，应予以禁毁。这次禁毁书院范围不广，所以影响也不大。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吏部尚书许瓒再次上疏，指斥有些地方擅自更改官衙，另建书院，刻印书籍，花费很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请求拆毁书院。但此次对书院的处理，只是禁止今后擅创书院，刊刻书籍，而未下令拆毁各地已建立的书院。因而这次禁毁，并未限制住书院的发展势头。第三次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认为书院是“群集徒党”、“空谈废业”[12]之地，敕令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严加查访，奏闻处置。这次禁毁书院，其规模比前两次都大，手段也更严厉。第四次禁毁是在天启五年（1625年）。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利用讲学，讽议朝政。魏忠贤为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剪除异己，将所有书院一律严令禁毁。天启六年四月，东林书院被拆毁，将木材估价变卖，连片瓦寸椽也不许存留。其他如关中、江右、徽州等11所书院也遭毁弃。明代四次禁毁书院，虽然各次情况有所不同，但都是统治者力图控制书院、加强专制统治的反映。诚如王船山所说：“率以此附致儒者于罪害之中，毁其聚讲之所，陷其受学之人，钳网修士，如防盗贼。”[13]

五、书院教育的特点

书院教育的政治化　中国士大夫素有“以学术持清议”的传统，常通过讲学的形式干预朝政。明代书院与讲会设立之初，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以扩大本学派的影响，进而影响朝政。时日一久，鱼龙混杂，掺杂一些贪羡功利之徒，他们更是“相饰以智，相轧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14]。有的“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15]。因此，书院讲学也就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

王守仁修书院，建学校，目的就在救治人心，挽救明朝衰颓的政治。他认为“今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倡焉耳”[16]。他自觉担当此任，直到临死前，还告诫弟子：“今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17]东林学派讲学，也是“首为讲学”，“有意立名”，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顾宪成毫不含糊地宣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18]高攀龙也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19]他们讲学之余，品评当权人物，衡量朝政得失，关心时事。这种关心国事、热衷政治的精神风尚，曾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万历以降，由于政治权威的失落，民间社团获得了空前发展。随着东林书院讲学追求有用之学的崛起，学术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勃盛一时。文人士子活跃的社团纷起响应，大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如创立于天启年间的复社，聚集了很多派别。复社前期以选编时文、学习经义、揣摩风气、猎取功名作为晋身之阶，后期则以发表不同政见，组织集会，发动清议为目的，对社会风气的扬抑、舆论的导向和人心的浇铸都发生了深远影响。总之，书院的功利目的和关心时政的态度，使书院卷入了世俗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政治化的倾向不断加强。

书院教育的地域化　随着讲学之风的盛行，不同的学术流派纷纷建立自己的书院，作为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进行学术论辩的场所。

当阳明心学盛行于海内的时候，王学与其同门及其他学派的论争就没有间断过。王守仁在世时，即有程朱学派学者罗钦顺、江门心学学者湛若水等与之争论“格物”、“良知”。王守仁去世后，这种争论依然没有停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罗钦顺、湛若水尚健在，另一方面是因为“格物”之类的问题，一直是理学各派所关注的问题。不仅王门学者内部派别林立，有浙中派、江右派、泰州派、南中派、楚中派、北方派、粤闽派等；而且王学外部，持批评与反对态度的学派也不断涌现，如出于王学而又有别于王学的泰州学派及东林学派等。这些不同学派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都建有自己的文化团体，并建立书院，授徒讲学。

这些文化社团，凡是规模较大的，都是由几个较小的社团合并而成。而各小规模社团成员的组成基本上又以区域为范围，社事分工也常以区域为单位，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特殊需要，一些小社团也联合组成跨地区的社团，如十郡大社涉及江、浙两省范围，国门广业社则涉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复社则由江苏的太仓、松江等七郡，扩展到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因此，他们的书院，也就具有鲜明的地域化色彩。

书院教育的官学化　由于明代学校教育是服务于科举制度的，所以科举这根指挥棒必然要制约书院的教学。书院讲学旨在传播新的学术思想，但如果生徒修业后不能中举，便会受到非议和冷落。如阳明心学广泛传播的江西地区，因“念丰邑历科七，未有荐者”[20]，大理寺卿宋仪望便议改建学宫。又杨守勤《赣县新建儒学碑记》中载：“赣素产清明有道之士，自王文成昭揭圣修，倡学兹土，至今士品为他邑冠。乃举制科者往往逊他邑，青衿诧语‘祀弗专与？文弗耀与？抑赭恶不满于景纯之目也？’”[21]这虽未明确将王学的传播视为当时赣县科举不佳的原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王学的确没有推动当时江西的科举，甚至可能对科举还有一种反作用。因此，历代书院的导师虽不提倡生徒习学举业、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不表示反对。如王守仁即表示：诸子学习举业，并不妨碍个人修为之功，只是容易使诸子失去修为之志。如果按照书院的学规循序渐进，举业与修为当并行不悖，互不妨碍。湛若水也不反对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他在大科书院讲学时，为该书院所订堂训便规定：生徒不要把进德修业与举业当成两件事，科举是圣代制度，诸生如不遵行，修习举业，就是违反了天理。他既强调生徒不得荒废举业，又要求生徒不得以举业为目的。万历末年以后，很多书院更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书院也一直要求享有参加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的名目。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二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二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后来，白鹿洞书院乡试的名额增至五名。天启时，白鹭洲书院拥有42名乡试名额，于是白鹿洞书院要求将乡试名额增至10名。另外，白鹿洞书院为了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还发给生徒路费银70两，资助贫穷的生徒应试。这样，书院因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差别，书院教育官学化已十分明显。到了明末，地方学校只重举业的弊端也在部分书院中显示出来，书院的教育日益受到科举制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