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居室、车马、饮食、器皿等都在发生变化。明统治者虽一再颁令禁止，但历史的潮流是谁也阻碍不了的。
明朝严禁官民擅用蟒龙、飞鱼、斗牛和各种华异服色，但屡禁不止。特别是到了嘉靖中叶以后，徐阶、张居正等阁臣所得坐蟒，“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衮龙”[45]。驸马之庶子，按例只是“齐民”，竟然也有人穿上“裹以四爪象龙”的衣服。在京内臣，“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王府承奉，没有得到皇帝特赐的，竟也“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46]。就连“役奴下走”也是文衣麂履，泛鹢浮马，“贱妾愚妇”也都翠髻琼冠，一珠千金。[47]
楼阁人物金簪
居室中的悖礼越制现象也日益严重。大约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全国各地屋舍都由朴实无华而趋向金碧辉煌。如湖广茶陵州“国初宫室尚朴，三间五架……成化以后，富者之居高广靡丽，比之公室”[48]；南直隶江阴且“军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49]；浙江太平县在明初“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成化、弘治年间……屋有厅事，高广倍常，率仿效品官第宅”[50]；河南太康县在明初“城内仅六七家草舍，后数十……成化间瓦舍渐多，俗以高楼相尚”，乡村房舍“国初皆草舍，弘治间瓦楼舍宇类城市”[51]。至于江南首府苏州，更是繁华。弘治时王锜记载说：“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指张士诚割据苏州以前状况），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52]嘉靖以后，居舍的奢僭之风更加炽盛，到处是雕梁画栋，高楼飞阁。南京在“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53]山西翼城县也是居室多求壮丽，“至有屋未完而家室空者”[54]。《农书》作者马一龙曾邀集25位80岁上下的耆老，请他们分别回忆50年来社会风尚的变迁。其中一位名叫陈桂的老人谈道：“当时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围，十室而已。今重檐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翚碧相，不可名状矣。”这使马一龙感到自惭形秽，因为他本人的居室，还是“门闼洞敞，园池匝合，而终不免豪诞之习”。不由得感慨道：“鄙哉，龙也！龙生也近，不识五十年前事，诸公所述，龙犯三焉：居广大而服华美，弃徒行而安车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趋，鄙哉，龙也！”[55]
明代黄花梨木交椅
明初对不同品级的官员所有的车马、轿子在式样、数量、色彩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但到明中晚期，又被人们逾越了。据《万历野获编·四品金扇》记载：“故事：京朝官词林坊局，五品即得用大金扇遮马，其他须三品乘轿始用之。故太仆、光禄皆得金扇，左右佥都虽雄贵，以尚四品，张黑扇如他官。近年丁未（1607年）以后，佥都忽自制金扇，每出皆属目讶之。逾年则左右通政与大理寺左少卿亦用之，盖以同为四品大九卿也。言官、礼官无敢纠正之者。习见既久，今且以为固然矣。”不仅如此，就连退休、离职回乡的官僚，以及还未当官，更无品级可言的举人、监生、秀才等，也群起仿效。
另据时人的记载：“尝闻长老言，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乘轿犹为可通。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轿以行。众人因之，尽乘轿矣……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盖因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56]更令统治者头痛的是，原有的旧礼制，一旦被破坏，被逾越，便万难恢复。据《万历野获编·旧制一废难复》说：“太祖旧制：内臣出外，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旁，待过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冲其中道矣。旧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舆。今凡在京大小官员，俱肩舆出入。初犹女轿蔽帷，不用呵殿。今则褰幙前驱，与南京相似矣。旧制：给事中曰避六卿。自嘉靖间，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应龙、潘珍两轿之中，彼此争论，上命如祖制，然而终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会，俨如寮友，途间相值，彼此下舆揖矣。太庙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其议，部覆不许。今不知何时何人作俑，六科都给事，俱随班骏奔于太庙中矣。此皆蔑弃旧规遗制之极，然而一变之后，遂不可改。”
明朝律令中对公侯有品级的官员使用奴婢的数目，有具体的规定：“公侯家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57]后来，官僚役使奴婢的数目远远超出这些。到嘉靖年间及其以后，情况愈加严重。像江南大家世宦，役使奴仆在一二千人的并不少见。当时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58]。
服饰上的僭越礼制现象更是严重。据史料记载：“洪武改元，诏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皂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同。二十二年（1389年）申严巾帽之禁，儒生、吏员、人民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四年（1391年），生员玉色绢布襕衫，宽袖皂线绦软巾、垂巾；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农民许戴斗笠、蒲笠。累朝递有禁革。隆庆四年（1570年），奏革杂流举监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锦、云鹤、绫缎、纱罗，女衣花凤通袖，机坊不许织造。”[59]明太祖及其后继者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颁布有关冠服的命令，其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社会秩序，造成一种望人便知其品级、身份、地位、职业的冠服文化氛围。自明中叶后，富商大贾们不顾礼制的约束，他们凭借雄厚的资产，一掷千金，“去朴从艳”，“僭拟无涯”。他们的行动，带动了整个社会时尚的变化，一发而不可收，“绮靡之服，金珠之饰”[60]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注释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存目》。
[2] 《大学衍义补辑要·明礼乐·家乡之礼》。
[3] 同上。
[4] 《邱文庄公集·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记》。
[5] 《大学衍义补辑要·明礼乐·家乡之礼》。
[6] 《阳明先生保甲法》。
[7] 杨希闵：《王文成公守仁年谱》卷一。
[8] 参见曹国庆：《王守仁与南赣乡约》，载《明史研究》第3辑。
[9] 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三。
[10] 方孝孺：《逊志斋集·童氏族谱序》。
[11] 《嘉靖婺源县志·风俗》；《万历休宁县志·舆地中风俗》。
[12] 《茗洲吴氏家典·家规》。
[13] 《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家训》。
[14] 《茗洲吴氏家典·家规》。
[15] 《樸溪潘公文集·芳溪潘氏宗祠证》。
[16] 《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家训》。
[17] 《嘉靖严田李氏会编宗谱·凡例》。
[18] 《文堂陈氏家谱·陈氏文堂乡约家法》。
[19] 《新书》卷一。
[20] 《明史·舆服志四》。
[21] 《明律集解附例·礼律》。
[22] 《明史·舆服志一》。
[23] 《明史·舆服志二》。
[24] 《明史·舆服志三》。
[25]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
[26] 何孟春：《余冬绪录摘抄》。
[27] 《明史·舆服志三》。
[28] 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十九、二○三；《明史·礼志十四》。
[29] 参见《明史·礼志十四》。
[30] 朱元璋：《明太祖宝训·论治道》。
[31] 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九。
[32] 同上。
[33] 转引自石云：《柔肠寸断愁千缕——中国古代妇女的贞节观》，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4]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
[35] 吕坤：《去伪斋集·四礼疑序》。
[36]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与吴玉璋书》。
[37] 同上。
[38]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张氏女贞节记》。
[39] 吕坤：《呻吟语·存心》。
[40]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正俗一》。
[41] 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
[42] 《明史·文苑传二》。
[43] ［荷］高罗佩：《房内考》，4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4] 张岱：《陶庵梦忆》卷四。
[4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蟒衣》。
[4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眼色之僭》。
[47]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仕意篇下》。
[48] 嘉靖《茶陵州志·风俗第六》。
[49] 嘉靖《江阴县志·风俗第三·习尚》。
[50] 嘉靖《太平县志·地舆志下·风俗》。
[51] 嘉靖《太康县志·服舍》。
[52] 王锜：《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
[53] 顾起元：《客座赘语·建业风俗记》。
[54] 嘉靖《翼城县志·地理志·风俗》。
[55] 转引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民室变化初识》，《三峡学刊》，1996年第3期。
[56]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正俗二》。
[57] 龙文彬纂：《明会要·民政三》，引王圻《续文献通考》。
[58]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正俗二》。
[59] 田艺蘅：《留青日札·我朝服制》。
[60] 嘉靖《茶陵州志·风俗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