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我国广泛传布，到隋唐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宗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及至文学艺术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到了明代，佛教总体处于衰微趋势之下，但是由于明代帝王们的偏好，又屡获殊遇，曾一度呈现出繁兴景象。
一、佛教发展在明代的机遇
晋僧道安有句名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明代帝王中，佞佛者居多，排佛者极少，而能够有效地利用并理智地控制佛教者，当属开国皇帝明太祖。
明太祖制定佛教政策，为佛教的发展开辟道路 明太祖朱元璋17岁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对佛教有一定的感情也有较深的了解。他即位后，针对佛教对封建统治的利弊，制定了朝廷利用且控制佛教的一系列措施：第一，设置了佛教管理机构。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令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领佛教。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和觉义等僧官，其品秩很高，由礼部任命。第二，制定免费给牒制度。唐宋以来，历代各朝大多实行计僧售牒，以限制僧人数量的增多。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下令，对全国各地僧尼普遍免费发给度牒。后来又规定，每三年发一次度牒，为出家的僧尼提供更大的方便。第三，规定了佛门讲经内容及念经方式。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21]《心经》、《金刚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宣扬“一切皆空”思想，明太祖此举的目的在于引导佛教在思想上的统一，以达到“愚及世人”的目的。另外，他还对和尚应采用何种法事仪式和具备何种资格等作了具体规定。他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对僧录司所下圣旨中称：“即令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稳当，可为一定成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申情之用。恁僧录司行文书与诸山住持并各处僧官知会，俱各差僧赴京，于府内关领法事仪式，回还后习学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试验之时，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方许为僧；若不省解，误念且生，须容周岁再试。若善于记诵，无度牒者，试后，就当官给予；如不能者，发为民庶。钦此！”[22]
第四，整顿佛教，强化对佛教的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二十七年（1394年），明太祖先后颁布《申明佛教榜册》及有关圣旨，针对当时佛教存在的寺滥僧窳的状况，对僧人的活动作了一些限制，如禁止僧俗混淆，禁止僧人交结官府、聚敛财富，禁止僧人干预政事，等等。目的是为了通过净化佛教，而达到利用佛教的目的。
明太祖的如上举措，表明他对佛教的命运非常重视。其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佛教的护持不仅仅体现在举办法会、大度僧尼等形式上，而是从佛教发展的长远利益着眼，从整顿入手，妥立规矩，强化管理，再为僧人的传教活动提供方便。其目的是为了使佛教在维护明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得以顺利发展。这是明太祖崇佛、佞佛却又与后来诸帝有所不同之处。
明成祖倚重僧人建功立业，积极扶持佛教 明成祖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与僧人道衍有着密切的关系。道衍是当时燕王朱棣身边的高僧，北平庆寿寺的住持。他密劝燕王举兵，发动“靖难之役”。史载“帝（指明成祖）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23]在道衍的谋划、策动之下，朱棣终于由藩王而入继大统，成为明代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成祖即位后，论功行赏，因道衍出力最多，“论功以为第一”，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死后享受的哀荣更是超过生前。
也许正是因为与佛教有这样一段因缘，明成祖即位后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护持的态度。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法华经》亲笔撰写了一篇序文，题为《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在这篇序文中，他对佛教大加赞扬，对《法华经》倍加推崇。不仅如此，明成祖还亲自为“神僧”作传，御撰《神僧传》9卷[24]，从东汉的迦叶摩腾到元代的胆巴，计收入神僧共208人。这在佛教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充分反映出明成祖对佛教热衷的程度及其与佛教相当密切的关系。
明成祖还对藏传佛教的僧人大行封赏。不仅在加封人数上而且在授予的职位上都远远超过明太祖。据载：明成祖“兼崇其教（指藏传佛教），自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及（大室、大乘）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25]于是，明成祖首开了僧人封王之先河。成祖大封藏地僧人，其政治目的远远超出宗教意义，其结果是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对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英宗、景帝大兴佛寺，广度僧尼 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这位权宦不仅热衷于权势，还专注于崇佛。他先是劝导英宗每年为僧尼发放一次度牒，随后大兴土木，营建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26]明英宗为大兴隆寺赐号“天下第一丛林”。明英宗还常命僧人大作佛事，“躬自临幸”，结果使佛教活动日益兴盛。由于昏君、权宦为佛教大行方便，一些不法军民之家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冒充僧人，以致时人有“僧尼蠹国”[27]之叹。
明景帝佞佛与英宗如出一辙，即位伊始便下令兴建大隆福寺，意欲与大兴隆寺一比高低。景泰四年（1453年）三月，大隆福寺告成，其规模之宏大为京师第一，“庄严与兴隆并”[28]。耗费达数十万之巨。上行下效，明英宗、景帝热衷佛教的结果，使民间崇佛之风盛极一时，“男女出家累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营构寺宇，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记”[29]。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不能不说与明英宗、景帝佞佛、败坏朝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明武宗自号法王，建寺宫中 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非常迷信佛教的昏君。他即位不久，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间，一天之内，就“度僧道四万人”。
明武宗为左右佞幸所蛊惑，特别崇尚西藏密宗。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间，他自号“大庆法王”，命有司铸造“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呈进，并下令大庆法王法印与玺书并行。此举可谓荒唐至极，遭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他给藏僧度牒3万，以推广藏传佛教。他经常穿着喇嘛僧衣，宣演佛法。[30]更有甚者，明武宗一反成法，在西华门内修建寺庙（即延寿佛殿），用喇嘛为住持，与喇嘛朝夕相处，荒怠政务。由于他如此“好佛法”，致使正德年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31]。他先是招请藏僧占竹至京，封之为灌顶大国师，继而又封乌斯藏使臣蝉吉我些儿为大德法王，封肖藏卜为大觉法王，封那卜坚参及劄巴藏卜为法王，封那卜领占及绰即罗竹为西天佛子，等等，吸引大批西藏僧人来到内地和京城，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的扩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整日沉溺于念佛经、传密法的荒唐行径，进一步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明武宗大兴佛寺，在当时形成了“缁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北京）城十之一二”[32]的景象。
明神宗颁经华严寺，耗巨资修寺庙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既佞佛又重道（教）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的万历二年（1574年），曾斥巨资重修位于北京城南的海会寺。[33]与此同时，位于京城西南的承恩寺和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处的慈寿寺也拔地而起。万历五年（1577年），明神宗又在西直门外七里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万寿寺，非常壮观。这位热衷于建寺庙、办佛事的皇帝曾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34]因此，他将明初官刻的佛教大藏经《北藏》637函及续编藏经41函一并颁赐给云南鸡足山的华严寺。
金字写本《华严经普贤菩萨行顾品》
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也一向有“好佛”之名，她自号“九莲菩萨”，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指神宗）亦助施无算。”[35]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名僧紫柏达观和尚来到京师，慈圣皇太后表示要专门为他修建一座寺庙，神宗皇帝也屡赐御札，与他讨论佛教问题。于是佛教在万历年间兴盛一时，士大夫信佛讲禅蔚然成风。
明代诸帝中亦间或有限制佛教的，而排斥佛教最为激烈的当属明世宗朱厚熜。明世宗因迷信道教，妄想长生，极力排斥佛教。他曾“刮正德所铸镀佛金一千三百两”[36]，晚年又采纳真人陶仲文的建议，焚毁佛骨1200余斤。排佛限佛的皇帝在明代终究是少数，而大多数皇帝都“与佛有缘”。明代诸帝不论佞佛还是恶佛，各代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皇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时，都要剃度一位幼童替身出家[37]，足见明代皇帝确有佞佛的传统。明代佛教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维持存在并且向前发展着，并在历代皇帝的扶持推崇下，获得了一次次繁盛的机遇。
二、佛教的发展状况
明代佛教的基本状况，如僧尼、寺院的数量都缺乏精确数字，我们仅可能从散见在正史与野史的零星记载窥见大略。
僧尼数量及其政治地位 明初，朝廷对各州县僧尼人数有明确规定，即府不得过40人，州30人，县20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38]这一点与对道士的规定是一致的。洪武初年，官方给牒的僧尼有几万人，实际数字恐怕不止这些。成化十二年（1476年），度僧10万；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度僧20万。据此可推断，成化年间，全国僧尼数目已达50万人。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曾一天度僧道4万人。崇祯末年，兵连祸结，国家财源枯竭，兵源几尽。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条陈，其中一条建议便是“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39]。由此可以想见，明末僧尼数量不会低于50万，甚至更多。
米黄釉阿弥陀佛瓷像
明代僧人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明初的许多上层僧人常常可以直接面见皇帝，“坐而论道”。如历事六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的名僧智光，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宣传圣化”，“眷宠之隆无以复加”。由于僧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许多人有机会靠近权贵，结交权贵，享有一定的特权。史载“京师僧如海”，京师“游僧万数”，这正是明代僧人“趋鹜宰官”[40]、希图获取政治特权的表现。其中，尤以道衍（即姚广孝）的地位最高。道衍在辅助明成祖登上帝位后，作为朝中重臣处理政务，“冠带而朝，退仍缁衣”[41]，亦官亦僧。他监修《太祖实录》，又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对永乐初年的军国大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吉祥天母鎏金铜像
寺院及其经济实力 明初规定，各府、州、县只许各保留一所寺院，则全国佛寺最多也只有一千多所。但是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这些。据《大明会典》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仅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已达639所。万历年间，京师“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42]。就仅宛平一县，竟有佛教寺庵351所，其中寺有211所，庵有140所[43]，可见明时佛寺之多。
明代佛教寺院都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一般寺院通常拥有“常住田地”，即普遍占有的土地；敕建寺院除了拥有“常住田地”外，还拥有“钦赐田地”。寺院里设置专职人员管理财经事务，说明寺院的土地不在少数。建文年间，曾有人提出限制寺院田地。明成祖即位后，宣布不再限制僧道占有的土地数目，因此有的寺院占地多达千亩，甚至万亩。寺院的田地一部分来自朝廷的赏赐，大部分来自地方缙绅、富商的布施和绝嗣户的遗产。寺田名义上是寺庙公产，但多数都被有权势的住持所据有，他们成为土地占有者和剥削者，享有与其他封建土地占有者相同的特权，受到封建朝廷的保护。明末名僧元来，曾住在金陵的天界寺，史载该“寺故广袤数十里，可容数万人。是时，冠履相趾，寺为之小。香积之费，日至巨万。”[44]可以窥见当时寺产之大。
《大藏经》的刻印与成就 明代官刻、私刻的佛教《大藏经》共有六个版本，在汉文《大藏经》刻印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六个版本的佛教《大藏经》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和《嘉兴藏》。
《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是明代官方主持刻造的三个藏经中最早的版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于金陵蒋山寺开始点校，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雕印完成。收佛教经典共1610部，6331卷。永乐六年（1408年），雕版遭火灾焚毁，刻本几乎没有流传下来。
《永乐南藏》，通称《南藏》。永乐十年（1412年）左右开始在南京创刻。它虽为《洪武南藏》的再刻本，但在编次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收录的经籍也少于洪武本。永乐十七年（1419年）完成。共收录佛典1625部，6330卷。
《永乐北藏》，通称《北藏》。《南藏》完工后不久，明成祖朱棣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敕令在北京开始刻印《北藏》，此项工程历时20年之久，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1440年）方告竣工。共收佛教经典1657部，6361卷。到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续刻了各宗著述36种、410卷，共41函（即所谓《续藏经》）并入该书。《北藏》雕成后曾大批印刷分赠全国各大寺院，它在明代的流传最广。
《武林藏》，是永乐二十年（1422年）前后在杭州私刻的藏经。它是以《碛砂》本（南宋私刻藏经）或《洪武南藏》为底本复刻的，仍为折装本藏经，现仅存17卷。
《万历藏》，约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间刻造的私版藏经。收入佛经共1659部，6234卷。它的底本是《永乐南藏》，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参与助刻。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为明末清初刻造的私版藏经。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由僧人真可、德清、密藏、幻余等主持。先在五台山雕刻，万历二十年（1592年）迁到浙江余杭的径山继续刊刻，最后把经版集中在浙江嘉兴楞严寺印刷流通，直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方始完工。这部藏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部分，全藏共352函，收佛典2141部，共12600卷。该藏经的主要特点是摒弃了佛籍一向惯用的折装式，改为轻便的线装书式，既轻便实用又经济，便于流通，成为以后的刻本和排印本佛经采用的基本形式。同时它的《续藏》和《又续藏》收录了为数众多的藏外著述，为汉文大藏经增加了新的内容。
明末四大高僧 中国佛教的发展自宋代起已趋衰落，到明代更呈颓败没落之势。明神宗万历时期，佛教义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四位高僧，即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袾宏，字佛慧，别号莲池，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出家为僧。隆庆五年（1571年），游方至杭州的五云山，结庵而居，题名“云栖”，云栖禅院也因此成为名刹。他一生的著述计有《释经》、《辑古》、《手著》等凡30余种，都是专门弘扬净土教义的，最后由其弟子汇辑成《云栖法汇》，共3函，34册。他的思想以净土为宗，对明代净土宗的传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强**禅并重和三教合一。他一生崇尚念佛，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为怀，以传统道德约束众僧。他所制定的寺院日常课诵仪式，一直为后世遵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袾宏专门撰著《天说》四篇，批驳天主教所信奉的“天主”，强调佛教高于一切。袾宏生前清白自守，天下名士趋之若鹜，他却从不为流俗所染。德清曾盛赞袾宏：“才足以经世，悟足以传心，教足以契机，戒足以护法，操足以励世，规足以救弊。”[45]对其一生的言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被后世称为“莲宗八祖”。
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苏州吴江人。17岁出家，云游各地，先后礼朝了五台、峨眉等佛教名山，结识德清，二人遂为至交。万历十七年（1589年），真可发起刻《大藏经》，后人称之为《嘉兴藏》或《径山藏》，为佛籍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真可身入空门，却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他结交了许多官僚士大夫，力图匡扶时局，裨益朝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终因牵连宫廷内部之争而身陷囹圄，愤死狱中。真可的著述，被时人辑为《紫柏尊者全集》30卷和《紫柏尊者别集》4卷。他的佛学思想与袾宏大体一致。他弘扬禅学，但不排斥其他各宗。他认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二者各是一种片面，只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本。
德清，字澄印，别号憨山，安徽全椒人。19岁往金陵栖霞寺出家为僧。26岁后行脚云游。他来到京师后，结交权贵，奔走豪门。上自皇太后，下至边疆大吏、州府县官，都曾与他有一定的交往。他也因此招忌致祸。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德清因私创寺院（即青岛崂山海印寺），被判充军雷州，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外戍卒而内僧侣的充军生涯。遇赦还服后，他漫游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德清一生著述甚丰，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凡40卷。他虽为禅门宗匠，却不拘守一派。他提倡禅教兼重，禅净双修，诸宗融合，将净土念佛视为最后归宿。他用佛教思想阐释儒学、道教，又以儒家思想来解释佛教，强调对佛、儒、道都要做专门的探究，从而认识到三教同源，促使三教合一。在德清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明代的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何等地接近。
智旭，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年称蕅益老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少年时习修理学，曾作《辟佛论》，后为袾宏的佛学著作所感悟而皈依佛教。24岁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他虽然属天台宗，依据天台教义注释戒经，但其佛学思想的主流却不属于天台宗。智旭在他的自传中称，他早年曾由禅而得证悟，禅悟后却倾心净土，以净土为彻底解脱的根本办法。所以他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九祖。他的佛学思想被后人概括为：“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他主张“性相、禅教的调和，天台唯识的融通，禅、教、律、密的净土会归”，等等。智旭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宋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对近现代佛教的影响相当深远。晚年，他定居在浙江的灵峰。智旭的著作非常丰富，释论有40余种，近200卷，宗论有38卷。较为重要的专著是《阅藏知律》，这部兼有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著作，是智旭以其阅读藏经20年积累的资料为依据编就的，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有很大的裨益。
综上所述，明末四大高僧的佛教思想和实践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佛教内部，他们主张诸宗融合，禅净合一，最后归向净土；在佛教外部，他们强调三教同源、三教合一。这些具有“融混”特征的思想带有较强的调和性。同样，他们的佛教实践也具有最广泛的融通性（如智旭曾大力提倡信仰地藏菩萨，积极推广各类赎罪行事，等等），适应了那个时代的发展水平，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道路。继四大高僧提出净土归向之后，净土修行的地位飞跃上升，净土宗取代了禅宗的位置，佛教开始了念佛净土实修的发展历程。
三、藏传佛教的流布与明王朝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流派，俗称“喇嘛教”。它主要是在藏族地区形成并得以发展的。13世纪后期，在元朝的扶植下，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从此，藏传佛教就成为中原王朝统治者与西藏上层联系的重要纽带。
深受明廷礼遇的藏传佛教 明王朝建立后，也特别注重对藏传佛教的扶植。明代诸帝在推崇汉地佛教的同时，为了“化愚俗，弭边患”，曾对藏传佛教采取多封众建、以教固政的政策。明政府根据当时藏区世俗的地方势力与宗教势力相结合的特点，对各教派的首领加赐不同的封号，其中法王3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王5人（赞善王、护教王、阐化工、阐教王、辅教王）、西天佛子2人、灌顶大国师9人、灌顶国师18人，其他如禅师、僧官则不可胜数。明代藏传佛教各主要教派的首领，都获得了相当的荣封。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对藏传佛教僧人“广行招谕”，大加封赐。元朝末代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朝贡，明太祖加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给玉印，俾使“镇抚军民”。他还先后加封章阳加沙监藏及其弟子锁南札思巴噫监藏卜为“灌顶国师”，加封公哥监藏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派遣汉僧智光赍玺书、彩帛到西藏地区及其邻境的尼八剌国（即今尼泊尔）访问，“宣扬天子德意，远缴悦服”。后来明廷又规定藏族僧人入关后，一切舟车与全日饮馔之费，悉由沿途地方官府供应。这类礼遇藏僧的诏令，促使为数众多的西藏僧俗集团络绎来到京师朝贡、请封、受赐和经商，大大加强了汉藏二地的联系。
宣德铜铃、铜杵
（明廷颁给西藏布达拉宫的礼物）
明太祖还设置茶马司[46]，专门负责汉藏两地的贸易往来。后来这种贸易形式发展成为一种封建义务。使汉藏两地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明成祖之后诸帝，或遣使赴藏广赐藏僧，或征召藏僧来京给予封赐。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前来朝贡或传法的藏僧不绝于途。明武宗崇尚西藏密宗。在西华门内修建延寿佛殿，招请藏僧占竹来京，封之为灌顶大国师，随侍左右，更进一步地推广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
明神宗万历年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致函明朝廷请求定期朝贡，明神宗授予其众大觉禅师及都纲等职，待索南嘉措以国师之礼。[49]
万历四年（1576年），位于京师阜成门外二里沟的双林寺告成，这是一座典型的密宗寺院。院内供奉的折法中三大士都是藏僧的形象。据载，当时宫中的英华殿、隆德殿等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由近侍负责灯烛香火，逢年节悬幡设帐执经诵念。
到了明朝后期，在帝王们的优宠下，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由宫廷扩散到民间。明朝灭亡后，西藏与内地的交通隔绝，藏传佛教各派无法派僧团赴内地活动，它在内地的影响也告一段落。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与格鲁派的创立是明代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宗喀巴（1357—1419年），本名罗桑扎巴，生于今青海湟中县鲁沙尔地方。幼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出家，学习显、密教法。16岁赴藏深造，钻研经典，并开始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学经典及亲自注疏，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鉴于当时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的情况，他从倡导戒律入手，开始了宗教改革。
1388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他提倡不论显、密僧众都应遵守戒律。他修复颓圮的旧寺，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通过举办法会，来扩大影响，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著述中，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宗教思想的主旨，阐明显、密两宗修行次第，强调恪守戒律，规定学经程序，制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形成了一代宗风。永乐七年（1409年），宗喀巴在阐化王帕竹政权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全藏性的不分教派的祈愿法会。这次法会标志着宗喀巴已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不久，甘丹寺的创建，宣告了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体系正式形成。
宗喀巴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永乐十二年（1414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释迦也失虽然不是教派首领，明成祖仍封他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给印诰，倍加优宠，从此格鲁派得到了明朝政府的确认。释迦也失返回西藏后，利用明廷丰厚的赏赐，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建立色拉寺。它与甘丹寺、哲蚌寺[50]被并称为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从此格鲁派（黄教）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在清朝政府的扶持下，成为西藏地方执政的教派和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宗派。
四、晚明士大夫的佛学研究
明朝中叶以后，佛释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万历年间，京师士大夫聚会谈禅成风，旬月必有一会。湖广袁玉蟠、袁中郎兄弟，南直隶吴本如，四川黄慎轩，浙江陶石篑等通常是这些聚会的发起者或组织者。据载：“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51]这段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官僚士大夫与僧侣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佛学，尤其是禅宗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在家居士研究佛学蔚然成风。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曾较深入地研究过禅宗，曾撰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佛学著作。最重要的是，他还给予晚明士大夫禅学的代表人物——袁宏道以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
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明代文坛上居于重要地位。万历十九年（1591年），袁宏道慕名走访李贽，向李贽学禅。三个月后，袁宏道的禅学有了飞速长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宏道前往黄州龙潭再晤李贽，李贽对他大为赞赏，称誉备至，说唯有袁可以担荷禅宗“入微一路”[52]。而实际上，袁宏道的禅学功力，已使他成为当时禅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的禅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心性”二字，认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53]中年以后，袁宏道又转向对净土法门的研修，与当时许多高僧一样，落入了禅净兼修和净土归向的窠臼，试图通过净土修习以摆脱生与死的困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编著完成了《西方合论》一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禅净融合的佛学思想，为明代佛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智旭在评论袁宏道时认为，袁的佛学思想具有很突出的代表性，他是当时最杰出的居士。
晚明士大夫佛学研究是历史上佛教运动的又一**。瞿汝稷是名僧真可的至交。他博览禅宗典籍，编撰了《水月斋指月录》32卷，系统地汇辑了禅宗师徒相承的主要语录，包含自过去七佛至道川禅师600余人，是宣扬禅宗思想的重要著作。
明末士大夫如焦竑、汤显祖、董其昌、陶望龄等都与佛教界有过很深的交往。他们不顾朝廷禁令，与僧人们谈经说法，诗文唱酬。因此人们认为万历时期四大高僧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一大批文人士大夫响应和支持的结果。晚明士大夫研修佛学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佛教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通过佛学表述他们个性解放的要求，揭露和抨击了理学的虚伪与腐朽，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