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朝帝王大多崇尚方术，扶持道教。终明之世，朝廷经常建醮设斋，帝王们动辄扶乩降仙，礼部长官多用道士。当时，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称号或被授官赐爵者数不胜数。不少道士尤其是正一派道士被朝廷委以重要官职，出入禁宫，干预朝政，有的位极人臣，擅作威福。道士地位之高、权势之重为历代所罕见，道教因而也对明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中国封建社会道教的兴盛发展进入了最后一个**。从此以后，它便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和解体，而开始了没落的过程。但是，尽管道教在明代贵盛一时，对于教理教义却没有建树，缺乏创新；道徒素质降低，教团日益庞大且腐化堕落。其宗教活动更多地限于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祈雨生风、镇宅镇基等，从而与世俗生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一、明朝诸帝崇尚方术，信奉道教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夺取天下，曾利用道人周颠、铁冠子为他编造神话、制造舆论，借以表明其势力的发展是天神的旨意，并且得神之助。他登基之后，他即征召正一派第42代天师张正常、全真道领袖张三丰以及邓仲修、傅若霖、刘渊然等，改封张正常为“真人”，正二品，予世袭，对他们优礼有加，极力扶持。与此同时，又在全国设立道教管理机构，并颁布一系列敕令，对道教加以扼制，使之控制在朝廷手中，能有效地为维护明朝的统治服务。洪武元年（1368年），他诏立玄教院（洪武四年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道录司，负责掌管天下道教事务。明成祖朱棣崇奉真武，声称其起兵“靖难”、入继大统是因得到了真武神的大力相助。即位之后，为了酬谢真武神，命有司于“京城艮方（东北）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1]。永乐十年（1412年），大举兴建武当山宫观，历时六年，费以百万计。武当道教因而走向兴盛。

明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明初既定的对道教既崇且抑的双重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尊崇过滥的现象。景泰三年（1452年），道士蒋守约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这在明史上是件破天荒的事。礼部为中央六部之一，尚书责任重大，道士的身份在士大夫们眼中属于“杂流”，根本不配担任如此重任。这说明明代帝王崇道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明宪宗即位后，崇道益甚。当时朝中担任要职的道士、方士数不胜数，其中尤以李孜省最为典型。李孜省（？—1487年），江西南昌人。曾为布政司吏员。当时明宪宗爱好方术，于是他“日采取符箓诸书以献，宠信日隆。八年间官至礼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骄恣，有忤己者必害之。”[2]成为明代历史上方士乱政的典型事例。成化四年（1468年），明宪宗任命道士李希安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宪宗还利用他首开的传升制度，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间，传升僧道官达三百数十次之多。他还大量敕封“真人”、“高士”，使明朝初年确立的封官升迁制度与僧道官制尽遭破坏。明孝宗也热衷于行斋设醮。弘治十七年（1504年），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

明世宗朱厚熜在他统治的45年间，终于将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最高点。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因受其父兴王朱祐杬崇信道教的影响，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即位第二年开始，便极力贬黜佛教，专崇道教，“以道术治国”，将朝廷的政治活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第一，广设斋醮。明世宗即位之初既滥行斋醮，“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据记载，当时“（邵元节、陶仲文）倡率道众，时举清醮，以为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呪，无间昼夜寒暑”[3]。明世宗还特别重视在斋醮仪式上焚化青词。[4]朝野士大夫为了获得世宗的宠幸，争相撰写青词。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任命的14位内阁辅臣中，有9位是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获擢升的，最著名的有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还出现了四位“青词宰相”，即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他们都是因为撰写青词而入阁。

第二，宠信道士。嘉靖一朝，受宠遇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士得一品之恩。邵元节，江西贵溪人，号雪崖。早年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因祈雨求雪“祷有验”，深得世宗宠信，封真人尊号，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陶仲文，湖北黄冈人。嘉靖年间因恃符术、长生术而得宠，封真人尊号，总各观住持，给诰印。特授礼部尚书，次第加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在明代仅此一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命还命方士徐可成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使之成为明代第四位担任礼部尚书的道士。

第三，迷信方术丹药。所谓方术，即指医、相、命、卜、观风、望气、象纬、堪舆、金丹、房中等术。明世宗尤信道教阴阳采补之道，相信丹药、秘术可以祛病延年。据载：“嘉靖间，诸佞悻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5]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服用了道士呈进的性燥的金石药后，病情加重，终于不治。他长生成仙的幻梦终于破灭了。而他“道术治国”的结果，却是荒怠朝政，将深陷内忧外患的明朝统治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嘉靖时期道教的贵盛，并非是道教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仅仅是昏君宠幸的结果，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代表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某种宗教能否扎根于斯、长盛于斯，往往取决于士大夫集团的态度。而道教在明代没有获得士大夫的认同和拥护（特别是与佛教禅宗相比），甚至被士人视为是“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尔”[6]。而上层道士及整个道团的腐化，更促使它迅速走向衰落。因此，明穆宗朱载垕即位不久即发下诏令：“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7]，尽革世宗崇道的弊政。虽然后来的皇帝仍有迷信方药、建醮祈禳之事，但道教却再也未能重新兴盛起来。

二、道教状况及成就

正一、全真两大派　元代以来，道教诸派逐渐演变成为正一、全真二大派。正一派是符箓诸派统一的产物，全真派则被视为丹鼎炼养派的代表。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斋醮仪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正式设道录司，总管全国道教。道录司对全国道士分全真、正一二种分别管理，二派度牒和职衔也各不相同。明太祖对道教派别作如此严格的区分，其目的是为了扬正一而抑全真，他之所以独重正一派也有其深远的考虑。明太祖曾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8]可见，以斋醮祈禳为职事的正一派，更适应明王朝通过神道设教进行伦理教化的需要，因此得到有明一代帝王们的大力扶持。洪武初年，明太祖即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道教事[9]，使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大为提高，远远超过了全真派，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贵。

明代正一天师从第42代张正常（1335—1377年）开始，至明末的第51代正一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作为明代道教的首脑，掌管天下道教事务。

明代全真派道士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表现出道教传统中清静无为、高隐遁世的一面。明初全真派道士张三丰，是一位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人物。明太祖、成祖多次慕求往访不得，其后诸帝也多次褒封诰赠，始终未知其存亡。他的著述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诀》各一卷传世，后人编成《张三丰先生全书》，是研究道教隐仙派的重要典籍。

在明末清初，以修炼为务的丹道学派分化为四大宗派，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四大宗派为：南宗，以张三丰学说为主，被称为南宗丹法，含有单修性命、性命双修与男女合修的法派；北宗，以全真正宗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宗，以李涵虚为主，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东宗，以陆西星为主，属男女合籍的双修派，该派声称得吕洞宾真传，实际上仍是金丹派南宗的学说。四大宗派虽各有所主，各有所长，但其丹法道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归于伍守阳、柳华阳的丹法一流。道士们只是在鬼画桃符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

道士数量及其社会地位　明代道士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明初，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度僧道96000余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令清理释道二教，规定：“凡各州府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10]从洪武至永乐，朝廷多次降敕，严出家之禁，甚至定僧道常额和限年之禁。如果根据明初制定的僧道常额，道士的数量不过二三万人。事实上，到了正统初年，这一定制就已经有名无实了。当时，“中官王振喜僧道，每岁必一度之。是年（指正统五年）五月以前，已度二万一千人，至是（正统五年六月）又度，前后共二万二千三百余人。黄冠缁衣，布满街市，自来僧道之多，无逾于此。”[11]景泰、天顺年间，大度僧道仍在继续，僧道数目之多已不可胜记。加之朝廷官卖度牒愈演愈烈，僧道私度已无法裁抑。嘉靖年间，明世宗尊崇道教，更使道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朝廷对道士出家早已失去控制。

明代帝王对道教的尊崇甚于金元，因此明代道士的社会地位亦很可观，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至赐爵封官者为数众多。尤其在明宪宗、世宗之际，一些道士位极人臣。明宪宗朱见深宠信过很多方士和道士，著名的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王世能、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等人，他们以方术获取信任，骤得显官。他们有的甚至可以晋升礼部尚书，“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12]。成化年间，有时一月之内便传升三四批道官，使道录司官员增至原额的十五六倍。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一派嗣教真人第47代天师张玄庆入觐，明宪宗降旨聘成国公朱仪女给他为妻，诰授大真人，母封玄君。此后，张真人每岁赴京朝贺。朝廷所给驿传廪给之规格，超过衍圣公，“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13]

明世宗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具体情况前面已经述及。这些位极人臣的道士，显赫一时，恩渥终身，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14]。

《道藏》的编纂　这是明代正一道士为道教著述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道教经典自唐朝开元年间以来，几经编纂成藏。宋、金、元代都有人做过补缀编辑。到了明朝初年，经版多遭焚毁散佚，亟须重新整理纂修。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敕命张宇初纂修道藏之书，为明代《道藏》编纂之肇始。永乐八年（1410年），张宇初卒。其继任者第44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纂工作。明成祖死后，编纂工作一度中辍延搁。正统九年（1444年），明英宗诏命领京师道教事邵以正督校。参与修纂的还有道士喻道纯、汤希文等。正统十年（1445年），全藏刊竣，共480函，5305卷。

《正统道藏》收录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仿照佛教《大藏经》的编辑体例，大体依照前代，按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文、神符、玉玦、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编排。除道教经书外，还收入一部分有关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以及天文、地理等著作。该书不仅收入的著述数量大，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庞杂，除遍涉道教的教义教理、戒律清规、符箓章奏、斋醮科仪、修炼摄养、灵图象数、名山宫观、神仙谱籍、道士传记等内容外，还包含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特别是科技方面（如医药学、化学、天文、地理等）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古代道教与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万历续道藏》是《正统道藏》的续集。《正统道藏》编就后一百多年间，又不断有新的道教著述问世。为了增入新道书，补《正统道藏》之缺漏，明神宗敕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修纂《续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续道藏》修成，凡180卷，32函。《续道藏》首收《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末收焦竑所撰《庄子翼》，共补收道书56种，其中绝大部分是元明道书，尤以明代新出的道书居多，编排不分部类。

《万历续道藏》修成后，与《正统道藏》合印刊行，通称《道藏》。明代《道藏》包罗宏富，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大多支离，但它毕竟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的宝贵资料，作为现今所存唯一的一部《道藏》，它为后人研究道教、研究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依据。

张宇初及其《道门十规》　《道门十规》是明初正一派天师张宇初撰著的有关清整道教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反映了张宇初振兴道教的构想，且为后人了解明道教教义及道团衰腐的状况提供了依据。

洪武十年（1377年），17岁的张宇初嗣为正一道第43代天师。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授予他“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的称号，总领全国道教事务。永乐初年，张宇初根据明廷清整道教的需要，针对当时道教的流弊，撰写《道门十规》一卷。在该书中，他以教主训诫道徒的口气，列述了有关道教源流、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十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内容：

其次，提倡道徒性命双修，以内炼为本。这是张宇初在确定道教发展之后，对道徒修己利人提出的具体要求。张宇初虽为正一派天师，他却对正一派只注重符箓科教的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强调各派道士皆须遵循全真道性命双修之道，以“坐圜守静为入道之本”，务必坚持性命双修，而累积“真功”尤其重要。张宇初如此重视内炼，与全真道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它对于提高只注重符箓咒诀的正一派道士的修养和素质有实际意义。

最后，提倡全真教风，清整戒律清规。宋元以来，道教教团尤其是正一派日趋腐化，戒律松弛，这一点张宇初看得很清楚。他在《道门十规》前阐明其写作意图时说：“念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整饬弊端的清规戒律：初入道者，要先择明师，收习身心，远离尘俗，修持真功，用苦行磨砺身心；宫观住持，要公推年高德耆、刚直方正之士，要以严净戒行规矩为首务；宫观的财产，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出卖常住土地；度人入道，要谨择良善之人，依例申报，经朝廷给牒，方可成为道士等等，这些制度清规，多是全真派初期倡行的道风。张宇初广泛搜集前代遗规、遗则，编撰《道门十规》，是企图通过推广初期全真派的内炼真功和清规戒律，以达到自我整肃、自我净化，在儒学的攻排下图存图发展的目的。这一切符合社会对道教的要求和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道教的影响

有明一代，道教几经演进，对明代的政治、思想、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

道士参与朝廷政治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他们把祭天地、祭百神、祭祖当作保佑社稷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在明代，不仅祭祀的乐章、乐词取自道教，而执事人员也由道士充任。《明史·职官志三》载：“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具体分工是，祭祀赞礼由太常寺道士主持，奏乐由神乐观道士承担，乐舞生使用小道童。这样，就使道教的影响渗入国家祀典之中。

明代的帝王几乎无一不信方术，无一不任用道士。从洪武到嘉靖年间，做到六部之一礼部尚书的有道士四人，而其所属专掌祭祀的太常寺的官员，道士常占一半以上，有时几乎被道士所独占。这些道士常与宦官权臣交结，对朝廷的施政方针、军国大政施加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成为党祸的根源。清代人就认为道士李孜省是明代党争的肇始者：“明季门户之习，为一代深锢之患。然当成化以前，未有显然援结，庇其乡里，连及阖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复假邪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己，遂减江西解额，且榜禁之使不得选朝官。誉北诋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16]成化以后，道士与朝中权贵勾结，交通请托、变乱朝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到明世宗嘉靖年间，举国奉玄，朝廷中道士的活动更加引人注目。

道士对于朝廷政治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却是导致热衷道教丹药的明代皇帝的殒命。皇帝短命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统治危机，动摇了明朝统治的稳固。这也是以明太祖朱元璋为始的明代诸帝为他们尊崇道教、迷信丹药付出的深重代价。

营建斋醮，空耗国储　这是道教对明代国家财政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在道教的诸多靡费中，营建寺观、大度僧道、屡行斋醮、广求仙药等几方面的耗费最为严重。

永乐年间，明成祖赐钱张宇初，命修葺龙虎山大上清宫。又敕命隆平侯张信等率军夫二十余万，大建武当山宫观，“楣柱甃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金几尽”[17]。明世宗则更有过之，史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之不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18]

明中叶以后，国家财政危机初露端倪，朝廷为了应急，往往靠出售度牒解决财政困难。其结果使度牒制度遭到破坏，也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加快了明王朝腐朽与灭亡的速度。另外，明代诸帝热衷的斋醮活动，更是糜费金钱的一大宗。明世宗嘉靖年间，“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匾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盌”[19]。

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一时　明代以来，从宫廷到民间道教劝善书、功过格广为流传，给当时的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道教最早的劝善书是成书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大约成书于元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劝善书问世以后，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影响很大。劝善书，以维护儒家的伦常道德为出发点，以儒、道的“积善消恶”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来劝诫世人行善，宣扬“为善得福，作恶遭祸”的观念。功过格，即自我考察功过、善恶，并且逐日登记的一种形式。《道藏》第78册载有《太微仙君功过格》，该书中的“立功格”有36条，包括治病救人、劝人行善等；“过律”有39条，包括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逐日记录，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借以鼓励道士及世人行善避恶。

明代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官僚士大夫都非常热衷于推广劝善书和功过格，许多上层人物还纷纷仿作劝善书。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为善阴骘》，皇后徐氏亦作《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儒杨起元、李贽、高攀龙、金杭、冒起宗等都曾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或注疏。万历年间博学尚奇的兵部主事袁黄，曾是功过格的积极倡导者，乡里人都称他为“愿人”。当时朝野官绅捐资刊印、布施劝善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在朝廷上下的推动下，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于民间，它在社会中下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理学。更令人惊异的是，明代的劝善书还推广到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广泛传播。劝善书的广泛流行，必然给世人的道德观念打上了道教的印记。

深入世俗生活的道教诸神　道教信仰的神是相当多的。道教除自己造神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纳新神，编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后又推广到民间。在明代，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属斩邪诛妖之神；文昌帝君被奉为掌官禄功名之神；天妃（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在沿海一带香火最盛；城隍为监察善恶之神，香火弥久不衰，这一切都使道教的宗教活动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祀神、庙会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每逢诸神诞日，不仅道徒举香奉祀，百姓也都在此日游会，相沿成俗。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日，明朝廷每年在这一天都遣使到京师东岳庙致祭。据载，位于北京齐北门外的东岳庙“规制宏广，神像华丽。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巾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震地，甚有一步一舞者，曰拜香庙。”[20]这样一来，道教的宗教祭祀活动与民间的节日活动结合在一起，相沿成俗，成为百姓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种道教神庙如关帝庙、土地庙、火神庙、城隍庙、娘娘庙、山神庙、玄帝庙等，遍布各地城镇乡村，星罗棋布。它们大多是由民间私建的，数量远远超过正规的宫观。百姓把自己无力解决的所有现实问题，都寄托于诸神的佑助，祈祷神灵消灾免祸、生财致富，甚至生儿育女，等等。道教的宗教观念进一步深入民间，对明代以及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渗入道教观念的通俗文学　道教的宗教信仰深入到明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风习、时尚也为之一变，这些在明代的世俗文学中有所反映。

在明代特有的世俗小说《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中，充斥着对道教金丹术、**的描写，主人公**逸纵欲，僧人、道士、鬼怪频频出场。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东游记》、《绿野仙踪》、《韩湘子传》，宣扬道教修炼内丹成仙变神。明代还涌现出一大批以写神仙鬼怪为主题的作品，被后人称为“神魔小说”。与道教有关的如《东游记》、《北游记》、《封神演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有的作品如《封神演义》竟直接出自道士（陆西星）之手，充满着极其浓厚的道教观念。

在戏剧创作方面，道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明代，出现了一大批以八仙和其他道教人物为题材的戏文和杂剧，如明初谷子敬著《吕洞宾三度城南柳》、《邯郸道卢生枕中记》。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统计，明代以吕洞宾点化度人为主题的杂剧就有11种以上，至于八仙全体出场的戏剧如《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亦复不少。描写道士的曲本《张天师明断辰钩月》、《时真人四圣锁白猿》等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道教的宗教观念以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为媒介，进一步渗透到明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