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是程朱理学走向衰朽和心学兴起的时期。然而，此时理学虽衰朽但还居正统地位，阳明心学的兴起本是为了适应明朝统治已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士大夫却空谈性理、言行不符，无能振作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以恢复和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主要宗旨，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指导思想的实学，至明代后期蔚然而成一股社会思潮。晚明实学思潮先由学术界发其端绪，随后波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在明清之际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实学思潮的勃兴

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是与理学的衰落同时并行的。明中叶以后，理学自身日益僵化，越来越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困境。于是在理学内部出现了批评理学、提倡实学的思想，要求学术为治世服务。它由薛瑄首开先河，陈献章、湛若水继之，至王守仁形成一股潮流。但是这股思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就随着阳明心学的衰落而趋于沉寂。至明晚期，随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统治危机的加剧，实学思潮又再度兴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思想潮流。

理学的危机和对理学的批判　嘉靖、隆庆以后，随着阳明后学的传衍，王学内部门墙林立，诸说杂陈。黄宗羲《明儒学案》记王学诸派不下数十家。然就中大别，则可分为渐修派和顿悟派。渐修派以聂豹、罗洪先、钱德洪为代表，他们提倡静坐归寂和逐事磨炼，强调克去私欲的绳检与渐进工夫。顿悟派以王畿、王艮为代表，他们主张成良知，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不赞成烦琐的修养程序和细节，强调顿悟良知。顿悟良知派在内容和形迹上更多地剥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路数，他们讲良知往往加杂禅机，并公开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两派主张虽有所差异，但佛教禅宗化的倾向却有所加深。他们以空谈心性为高雅，以理财治生为卑俗，其“禁欲存理”的鼓噪则窒息了人的创造性，致使空疏无用之学泛滥起来。心学还逐渐浸**于科举考试之中，名士清流自相标异，故弄玄虚。

心学空疏无用学风的泛滥，犹如一场浩劫，使早期儒家学派的优良学风和传统逐步丧失。于是出现了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思想家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他们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阳明心学“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知先行后”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罗钦顺倡导“经世宰物”。王廷相认为“惟实学可以经世”，特别强调“行”即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在晚明转型时期，对各种不同观念和语言规范的运用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式，而对“气”的哲学的提倡，不仅反映了知识论的走向，而且也代表着一种主导性趋向，反映了从抽象的义理之学向具体的实证观念的转变。

顾宪成像

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　以东林书院为核心的东林学派，崛起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无锡顾宪成和高攀龙等江南学者，为了开展讲学活动，使学术有益于世道人心，建议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修复宋朝杨时创办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修复的当年十月，召开首次大会，顾宪成并订立了《东林会约》。他们通过讲学活动，既论学又议政，把关心国家大事和探讨学术思想结合起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是他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也是东林学派倡导实学的精髓。

东林书院每春或秋举办一次大会，每月举办一次小会。每次大小会，互相商讨，彼此交流和传播新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林学派在理论倾向上，基本上是宗程朱而诋陆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理学固有的传统观念，而赋予了更为合理的内涵。他们批评王学末流弃儒入禅的“空言之敝”，力辟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以倡明儒道为要旨。认为儒学之道博大精深，推而广之，则上可干王政，下能励风俗，使社会政治秩序趋向稳定。

高攀龙像

东林学派首先在江南倡导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不是没有原因的。东林学派是在江南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学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振兴江南农、工、商业的要求。他们针对明末江南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倡重视农业、振兴工商，使农、工、商能得到综合发展。因此，他们提出士、农、工、商皆本的新理论。从这一思想出发，东林学派对振兴江南工商业，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他们主张罢商税，严惩贪官，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为振兴江南经济，他们还主张做好察吏和用人问题。人才是主要因素。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目的，正是希望朝廷能吸收人才，澄清吏治，他们主张破格用人，从地方上选拔人才。东林学派的经济思想是同嘉靖、万历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市民意识的觉醒相关联的，而东林学派关于察吏和人才的政治观点，又是同经济思想相统一的。

他们从报国安民的愿望出发，强调实事、实功，希望能为世所用，反映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在维护明朝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并要求打破传统意识、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学术上反对门户之见，从理学发展史的角度，给予程朱、陆王等不同学派应有的历史地位，开启了后来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对宋明理学进行总结的端绪。当然，从东林学派的思想和行为而言，他们仍局限在宋明理学的框架之内，并未脱离程朱、陆王的范围，也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其经世的主张也主要集中在当时一些具体决策的得失和当权人物的贤奸上，唯主张保护民间工商业略带新的色彩。尽管如此，他们所倡导的“有用”之学，还是足以引起人们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社会风尚的变化，对晚明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西学的传播与晚明实学的提倡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一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化，而且还意味着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冲突、融合和挑战。16、17世纪之交，欧洲耶稣会士远涉重洋，联翩来华，带来了与中国文化性格面貌迥异的西方文化，并开始猛烈撞击中国文化系统。

然而，西学在晚明传播之初，并非是毫无阻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本身，就具有异质文化的巨大抗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对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接触，其态度迥然不同，有的学习仿用，有的观望怀疑，亦有的厌恶排斥。为了打开传教局面，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耶稣会士便顺应中国的习俗，改变固有的传教方法。他们认识到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博得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非常喜欢展示带来的西洋器物和讲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试图使科学成为宗教传播的媒介。

从明末到清初，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多方面的。利玛窦于晚明入华，根据自己在欧洲传授的当时为最高水准的科学教育，向中国士大夫传播科学知识，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论、地图说、世界地图、几何学、笔算法等，这些知识对中国传统科学而言是异质的、全新的。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来澳门时，带来了7000余部西方精装图书，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水利、地理、物理、几何、医学、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

耶稣会士传来的科学知识，不仅展示出异域文化的风采，令晚明士子耳目一新，而且以其倡导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方法，给予晚明士大夫以很大的影响。如利玛窦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对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经纬度进行了实地测量，采用了经纬制图法和地图投影方法，介绍了有关世界五大洲的科学知识，不仅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西学的刺激下，中国士大夫以审慎的态度接受西学，并用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传统观念，强调实际事功的“实行”、“实学”。

晚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学术思想界却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兴起以后，王学的传播和分化，出现了派别林立、诸家争鸣的局面，这就为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和西学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在晚期士大夫中，既接受、研究、传播西学，又接受天主教的人数并不太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徐光启早年受乃父影响，致力于心性之学，并和一般士大夫一样，为谋取科举功名费时甚多，而且颇为坎坷。成进士后，虽仍不改对王学的偏爱，但对明末流行的玄虚学风却注意反省，并以有用无用的标准对王学末流予以否定。在对实学的追求中，他开始接受西学，认为西学可以发展实学、补益王化。耶稣会士传来的知识中重视数学及其应用这一点，尤为徐光启看重，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利玛窦带来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余乃亟待其小者”。后来他又在《泰西水法序》中说：“格物穷理之中，又复分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这里的象数之学，或称度数，包括数学知识及其广泛应用。

徐光启从译《几何原本》起，就着力宣传数学基础理论，也许暂时不切实用，但却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后来他一再强调“度数之用，无所不通”，“度数既明，又可旁通众务，济时适用”。在此后他领导的规模浩大的修历工作中，他不仅制订了“度数旁通十事”的宏伟计划，涉及数学在气象、军事、财政、会计、建筑等领域中的运用，而且还非常重视“度数之宗”的基础作用，把数学视为贯通一切学问的方法。

他尤其对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体系，对其公理演绎系统所蕴涵的“丝分缕解”、“分擘解析”的分析方法和精神极为推崇，并作过热情洋溢的倡导和精心的运用。他以此为工具，对明末思想界存在的玄虚学风着力批判，大力倡导实学，将西学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应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应用于一切实用科学中。他对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进行总结，认为其无效无实，缺乏系统化、公理化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以欢欣鼓舞的态度接受、运用、传播西方科学，在修历中也坚持他的正确看法，认为“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28]。

徐光启还将西方数学实证定量的分析方法引入对科学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在有关明代宗禄问题的认识上，他通过搜集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明代宗室人口呈30年增1倍的规律，宗禄之数亦因此呈现同样的增长率。他指出，若不以得力之法解决此一问题，将会“竭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哉！”[29]徐光启的分析，对科学地审视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徐光启治学一直是在求儒效，求富国强兵，求良好的道德政治。他以此为出发点热情地吸收和传播西方科学，并借重西学的方法，汇入明末的实学思想中。他强调和倡导对自然人事进行定量的、分析的研究。在推崇西学中的逻辑演绎和证明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验和实践。他曾亲自在天津等地屯田，试验种植多种农作物，并在博闻和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撰就《农政全书》。在修历中，他又强调实测的重要性。徐光启这种注重自然科学，倡导虚心接受西学的精神，与晚明理学家的思想显然具有不同的特色，也使其所倡导的实学具有鲜明的个性。

李之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与徐光启是利玛窦在华特别看重的两个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青年时代即对地理等科学颇感兴趣，曾自制一张《天下总图》，内有中国十五省地图，以为天下尽在其中。等看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时，才发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而对西方地理学中的一些新异成分颇感兴趣，开始审慎地接受西学，并较系统地总结中西科学中的天文、历算优劣之别，对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也做了冷静而且较为科学的比较和反思，指出政治对学术的禁锢是重要的方面。

他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玄虚学风进行了批判，而对国计民生则表现出极度的关切。出于对时学的不满，他大倡实学，并从实学的角度赋予“天学”以意义。万历四十一年他曾上疏，如数家珍地列举西洋各种科学，如历算、水法、算法、测望、仪象、日轨、图志、医理、乐器、格物穷理之学、几何，认为这些科学“多非吾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30]，因而请求遍译西学。

李之藻对圆和数极为着迷，对传教士输入的西洋算法尤为珍爱，他翻译的《同文算指》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笔算法的专业书。他在《同文算指序》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在于他“喜其便于日用”，更在于“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亦使跃跃含灵，通变之才渐启”。驱虚蹠实、开发民智，这也便是他介绍、研究和倡导西学的重要目的。

然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毕竟是钟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儒者，他们主张实用，主张接受、容纳和传播西学，并未脱离儒学的框架，而是去寻求一种“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学，救正佛法”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们对西学的推崇和倡导，却推动了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31]

三、晚明实学思潮的时代特征

实学思潮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来的一股社会进步潮流，它主要是针对思想界空疏禅化的学风而兴起的，“崇实致用”是其基本特征。随着实学思潮的勃兴，一批杰出学者云涌而起，他们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反对空谈心性，提倡实事、事功之学，并把学术研究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程朱理学作为明朝官方统治哲学，造成文化领域的沉闷和荒芜。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使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传统经典和观念中的偶像和权威消失，人的价值、人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和强调。然而，随着王学的分化，王学末流空疏无用学风的泛滥，逐渐出现了对这种学风的批判和抵制，而这种批判和抵制在晚明又往往表现为向程朱理学的复归，尽管这不是历史的倒退，但这种“复归”倾向影响到晚明文化领域，却促使复古意识的萌动。万历年间，明代文学的复古浪潮高涨，文坛“拟古”、“范古”之风十分盛行。学术思想领域，其研究重心也重新从《四书》转向《五经》，使经学本位意识增强。晚明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针对“士子不通经术”之风，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主张以考辨的方式，用实证的标准，树立务实、公正、客观的学风。晚明这种知识走向，不仅代表着对经典文献的新解释，而且是思想领域的重要变革，出现了宋明理学向汉学转变的萌芽，考证方法越来越受到青睐，这对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经世致用”、“音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学风以很大影响。

崇实致用的精神还表现于对自然科学探索的实践中。晚明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行大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划时代的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都是对某一领域的传统科技进行系统总结，成绩卓著。

晚明崇实学风的提倡，西学东渐，使自然科学开始由冷落转向复兴。而西学的流播，又使晚明的实学思潮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徐光启曾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比较西学与宋明理学，以为前者“时时及于理数，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而后者不过是一些“虚玄幻妄之说”，他还一再称赞西学“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因此他将介绍传播西学作为挽救时艰、富国强兵的一项重要内容。王徵译绘刊刻邓玉函的《奇器图说》时，有人责问他：“吾子向刻《西儒耳目资》，犹可谓文人学士所不废也。今兹所录，特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子何敝焉于斯？”王徵明确回答：“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32]从王徵的回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实学思潮的涌动，而且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奇遇，对传统实学的突破。

崇实致用还表现在知识的综合创新上。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方以智，虽目睹了社会动乱，但却以开放、宽容的胸襟，以批判、创新的眼光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并从时间尺度上把握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他意识到对当代知识进行总结的必要，感叹“无博学者会通之耳”。他经过多年努力撰写《物理小识》，从古今书籍中按天、地、人、生物、神怪几类摘抄，间以评述，直观性强，伦理性强，实用性也强。他最有特色的学术思想是“质测即藏通几”之学，讲“数”与“物”的关系，“易理”与“物理”的关系。他对西学采取批判式的接受态度，认为“万历年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他讲求“质测”、“通几”之学，批判地汲取诸家之长，形成尊疑求实、博通百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想有很大影响。但由于时代限制，方以智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虽然早期强调考实，重视实证性考据方法，但他的科学知识和认识方法还存在很大的局限，因此他基本上放弃自然科学研究，无法在这一领域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

另外，晚明实学思潮中还具有民主性思想内容，如东林学派对社会现实的投入，所提出的“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以及对君主专制权威的否定和批判，黄道周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点，都闪烁着民主性色彩，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有很大影响。

注释

[1] 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薛瑄：《读书录》卷四。

[3] 薛瑄：《读书续录》卷一。

[4] 薛瑄：《读书录》卷三。

[5] 薛瑄：《读书录》卷四。

[6] 薛瑄：《读书续录》卷三。

[7] 薛瑄：《读书录》卷二。

[8] 参见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

[9] 吴与弼：《康斋文集》卷八。

[10] 《陈献章集·杂说》。

[11] 《陈献章集·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12] 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语录》。

[13] 黄明同：《陈湛理学：明代岭南文化新派》，祝瑞开主编：《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425～43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4]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

[15] 王畿：《龙溪先生全集》卷十。

[16]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管储柴墟》。

[17]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

[18]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

[19] 顾炎武：《日知录·举业》。

[20] 王艮：《王心斋遗集·语录》。

[21] 参见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2] 李贽：《焚书·答邓石阳书》。

[23] 李贽：《焚书·答邓明府》。

[24] 李贽：《焚书·裴耿旬冠》。

[25] 高攀龙：《高子遗书·答周二鲁》。

[26] 顾宪成：《顾文端公遗书·简邹孚妇吏部》。

[27] 高攀龙：《高子遗书·会语》。

[28] 《徐光启集·测候月食奉旨回奏疏》。

[29] 《徐光启集·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

[30] 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

[31]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32] 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