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开辟以后所形成的国际联系，使中国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中国与欧洲的联系更为频繁。当时罗马教廷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许多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化，同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从而揭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传播西学的传教士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生于1552年，是意大利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人，万历九年（1581年）来到澳门。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年）抵达澳门，学习汉文。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明朝肇庆知府的允许下，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肇庆一带传教。利玛窦来华后与罗明坚一起生活了近十年，也学会了中文。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扇新窗户，并把中国介绍给欧洲。

利玛窦在来华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入华时又携带日晷、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自鸣钟、地图、光学眼镜和图书资料。他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编撰了《西国纪法》、《万国舆图》等书籍。他介绍的科学著作，以《几何原本》最为重要。这部《几何原本》并不是欧几里得（Euclid）著作的译文，而是其老师克拉维斯（Clavius）的讲义。Clavius在拉丁文中是“钉子”的意思，故利氏译称为丁先生。此书由他口述翻译，由徐光启笔译，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刻于北京，后屡经翻刻重印。

利玛窦以掌握汉学、传播西学为手段来传教。他的入华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通过与利玛窦的接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冯应京、张焘等人，“领洗入教”，他们因此比常人获得了更多吸取欧洲科学的机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利玛窦。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考中进士，并在京师的翰林院供职，常向利玛窦求教。这两位分别掌握了东西方科学的学者的交往，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共同把欧洲古典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译为汉文。他们还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利玛窦去世以后，徐光启继续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合作，万历四十年（1612年）与意大利人熊三拔（Sabathinus de Ursis）一起编出《泰西水法》，崇祯二年至五年（1629—1632年）又主持了历法的修定，吸收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Giacomo Rho）、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和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参加工作。崇祯四年（1631年）初，徐光启向明廷进献一批他主持翻译的科学图籍，有罗雅谷的《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邓玉函与汤若望合撰的《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邓玉函的《黄赤距度表》一卷（一说二卷），以及《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通率表》一卷等。同年冬，又进献《测候四说》一书。

利玛窦除与徐光启合作以外，还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圜容较义》等书。其所译算书，“与旧术相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有也”。

利玛窦去世后，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龙华民、邓玉函、毕方济等传教士，继续遵循他“科学传教”的路线。在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积极要求与协助下，他们也译述一些科学书籍，使明末的科技著作翻译进到了**。

西方数学知识的译传　数学在我国原有悠久的传统。明末由于修历的需要，不少学者热心研究与历法有关的数学知识。

在几何学方面，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将几何学正式传入我国。明末《崇祯历书》内的《大测》、《测量全义》、《几何要法》，又对《几何原本》作了进一步补充，主要是介绍各种圆内接多边形求边长的方法。这些几何学知识的传入，对于我国的几何学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随后，徐光启仿照《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对我国的勾股算术进行严格的论证，写成《勾股义》一书。后来清代梅文鼎又将勾股算术与西方几何知识进行会通研究，撰写了《几何通解》一书。

在笔算方面，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利玛窦、李之藻合译出《同文算指》，首次引入了西方的笔算法。其《前编》译自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论述整数与分数的四则运算，其中加、减、乘法及分数除法与现在的笔算方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当时使用中国数字，现今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但整数除法为15世纪末意大利数学家应用的“削减法”，十分繁复。其《通编》涉及比例、比例分配、盈不足、级差等内容。

另有一部《欧罗巴西镜录》，译者不清楚。它的内容与《同文算指》相仿，但两者译文不同，可见即使它们译于同一原著，译者则并非同一人。《欧罗巴西镜录》现仅存传抄本。西方算术新法“便于日用”[24]，它的传入，对于中国学者发掘、整理中国古代数学遗产，发展中国传统数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对数学方面，传教士穆尼阁与薛凤祚译述《比例对数表》（1653年），率先将西方六位对数表传入我国。对数与解析几何及微积分，为近代数学的三大前驱。但在明末清初，仅只对数一项传入了我国。

在三角学方面，明末计有《测量全义》10卷（1631年）、《大测》（1631年）、《割圆八线表》（1631年）、《浑天仪说》（1636年）等译著。其中，《测量全义》第七卷，用图的形式介绍了正弦、正切、正割、正矢、余弦、余切、余割及余矢八线。第十卷论述平面三角的基本公式，还论述斜三角形的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正切定理及半角公式等。西方三角学的传入，也推动了我国的数学研究工作。清代的梅文鼎就在研究《测量全义》的基础上，撰写出《平三角举要》一书，为我国三角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此外，《测量全义》书中的球上三角形，《日躔历指》的曲线三角形，以及汤若望的《浑天仪说》的曲线三角形等，还介绍了球面三角学的知识。

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播　明末西方传教士通过译述书籍，已开始将西方一些物理学知识零星地传入中国。天启七年（1627年），明人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译述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刊印，这是第一本详细介绍物理学力学与有关机械的译书。全书共三卷。卷一“重解”论述力学的性质、应用及重心、比重等原理。卷二“器解”阐述各种机械包括天平、杠杆、滑车、轮轴、螺旋（藤线）及斜面的原理与应用。卷一与卷二是力学的理论部分。卷三“图说”介绍起重、转重、取水、转磨、代耕等各种机械原理的应用。据惠泽霖（H.Verhaeren）考证，卷一与卷二多取材于西门·司太芬（Simon Stevin）的一部著作，其书名为“Hypomnemata Mathematica”，此书原藏耶稣会士的北堂图书馆内。卷三则取材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师味多维斯（Vitruvius）的《建筑术》（De Architectura）一书，此书原也收藏于北堂图书馆。卷三则多数译自意大利工程师与机械师剌墨里（Del Capitano Agostino Ramelli）的“Le Diverseet Artificious Machine”一书。《奇器图说》一书在清代得到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书中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如“力”、“重”、“力艺”等，至清末仍被使用。

西方化学知识的传播　明末清初通过一些翻译书籍，某些零星的欧洲古代化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首开其端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o Vagnoni）辑译的《空际格致》。此书为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卷前署有“古绛后学韩霖订”字样。说明高一志辑译此书时，天启辛酉举人韩霖曾参加校订。据裴化行（Henri Bernard）考证，《空际格致》的蓝本为一本拉丁文的关于亚里士多德论自然的书籍，是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Universite de Goimbre）的译本（Henri Bernard：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auvrageseuropeen's）。又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中的有关书目记载，该书刊行于1633年。此书关于化学方面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四行说”：“行也者，纯体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杂物之诸品也。所谓纯体者何也？谓一性之体，无它行之杂。盖天下万物，有纯杂之别，纯者即土、水、气、火四行也。”书中的所谓“行”，即“元行”、“元素”的意思。中国关于物质组成元素有“五行说”，即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空际格致》反对中国的“五行说”，说：“试观万物之成，概不以金、木，如人、虫、鸟、兽诸类是也，则金、木不得为万物之元行也。又谁不知金、木有火、土之杂乎？杂则不能为元行矣。”很显然，此书在介绍古代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时，掺进了当时耶稣会经院哲学的宇宙观。不过《空际格致》在我国流传的面较狭，对我国知识界几乎未产生什么影响。

汤若望与焦勗辑译的《火攻挈要》，其中某些篇章介绍了西方黑火药的配方。

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　明末通过传教士的中介，继印度、阿拉伯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后，欧洲的古典与近代的天文学知识也陆续传入我国。利玛窦入京不久，首先译述算学、测量、天文等书籍。他与李之藻译述的《浑盖通宪图说》，第一次使用欧洲天文学方面的度量体系，介绍黄道坐标系，并叙述晨昏朦影定义、日月五星大小与远近、星等概念。

熊三拔与周子愚、卓尔康译述《表度说》一书，介绍的是欧洲日晷方面的知识。熊三拔与徐光启译述《简平仪说》，介绍西方用简平仪观察太阳经纬度、定时刻、定纬度的方法，同时简论了大地是球体的概念。阳玛诺辑译的《天问略》，介绍了托勒密体系的十二重天说、太阳的黄道运动、节气与昼夜长短、月面圆缺、交食深浅等原理，其中突出的是介绍了伽利略使用刚发明不久的望远镜观测到木星的四颗卫星。

《崇祯历书》巨著的编译，是明末译介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最重要事件。它使我国天文学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从中国传统的代数学体系转变为欧洲古典的几何学体系。《崇祯历书》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经纬度概念及其测定计算方法；并应用几何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学知识简化计算方法；介绍了比较准确的蒙气差改正值、回归年长度（365.242187日）等。该书使用了把圆周分为360度和60进位的秒分度制，又采用赤道起算的南北90度纬度制，及将赤道分为12等分的经度制。

由于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顽固地坚持上帝主宰宇宙万物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们在《崇祯历书》中极力回避日、月、地球及天体的自转运动。虽然当时金尼阁已携带内含哥白尼与开普勒天文学知识的书籍来华，但出于上帝创造宇宙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未将这些书籍翻译传行，在《崇祯历书》中仍然坚持地球静止说。尽管如此，《崇祯历书》的编译对于我国后来的天文学发展还是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是后来修历的重要参考资料，被明清不少治历者奉为圭臬。

西方地球科学知识的传播　尽管元朝李泽民与清浚和尚曾绘制过世界地图，介绍了欧洲、非洲、大西洋等地理知识，但许多中国人仍囿于传统的“天圆地方”之说，对中国以外的情况知道不多。

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还在肇庆时，为了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兴趣，在住宅中陈列耶稣、圣母玛丽亚像，展览三棱镜、日晷等物品，并在居室中间挂了一张西文世界地图。这是明末首次传入我国的一张较完整的世界地图，它描绘了一个中国人前所未知的世界轮廓：中国只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在亚洲还有许多国家；此外，世界上还有欧罗巴洲、亚墨利加洲（美洲）、利未亚洲（非洲）与墨瓦腊尼加洲（南极洲），各洲也有许多国家；除了这些洲，世界上还有面积更大的各个大洋。这张地图引起了肇庆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的巨大兴趣，要求译成中文。利玛窦意识到，“要使中国人重视基督教，翻印这幅世界地图是最妙、最有用的工作了”。他不仅很快将地名译成中文，还“把地图上的位于福岛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绘成《山海舆地全图》，以满足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认为中国是泱泱大国、世界中心的传统虚荣感。图刚绘成，立即拿去付印，用以赠送、结交中国士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在南昌又绘制几幅世界地图赠送南昌知府王佐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应天巡抚赵可怀曾将广东朋友寄赠给他的《山海舆地全图》镌刻于石上。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再次刻印《山海舆地全图》。同年，他就带着新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二次北上，进京献给明神宗并附有《万国图志》一书。据考证，此书即奥尔蒂利（Abraham Ortelius）的《舆图汇编》（Theatrum Orbis Terrarum），这幅《山海舆地全图》主要便是以奥尔蒂利的世界地图为蓝本[25]，并参考中国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等而绘制的。图中的中国部分绘制比较详细，有海南岛、渤海湾、泰山、华山等五岳，以及黄河之源星宿海与沙漠地带等。世界地图知识就这样首次在中国的上层统治者之间传播开来。

《坤舆万国全图》（局部）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再版该图时，进一步做了增补，作序并扩大图幅。这就是李之藻刻印的六张一幅之《坤舆万国全图》。现今梵蒂冈图书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巴黎国立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与宫城县立图书馆均藏有此图。据《利玛窦全集》载，此图当时刻印了数千份，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士大夫的要求。后来，天主教徒李应试（教名葆录，明将军李如松之幕僚）又与利玛窦一起制作、刻印了八张一幅更大的地图。据日本鲇泽信太郎考证，此图可能就是一些史书上所记的《两仪玄览图》。辽宁博物馆藏有此图，朝鲜、日本也先后发现过它的踪迹。后来，外国传教士庞迪我又刻印《海外舆图全说》二卷，艾儒略还刻印过《万国全图》等。

随着世界地图的传播，我国的许多士大夫知道了不少地理学新知识，开始打破“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接受科学的“地圆”的学说；知道“地”实际上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球体，以赤道为界有南北之分，又有回归线与极圈线为界而分为热带、温带与寒带。而且有一部分人开始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的地位，认识到中国所在的亚洲还有印度、马六甲、日本、朝鲜、安南等国，其他各洲还有着数以百计的国家。这些国家并不都是些“蛮夷”小国，它们也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此外，部分中国人也开始懂得绘制地图的投影术，并明白地图的绘制需要进行经纬度的实地测量。

西方工艺技术的传播　随着一批西方科学书籍的译传，当时西方的一些工艺技术也在我国传播开来。

第一，机械制造技术。王徵与邓玉函译述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除首次传入西方力学与简单机械知识与计算外，卷三依照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建设，便于成器、工费较省，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三个原则，有选择地介绍了54种应用力学原理的器械，包括起重、引重、转重、取水、转磨、转碓、水日晷、代耕、水铳（灭火机械）等各类极为有用之器械。有人考证，其中代耕、水铳、风车、水车及机械车（自行车）等知识，不仅明末清初在我国各地传播，而且有的制器技术在部分地区已得到应用及仿造。如代耕器，又称木牛，其制作技术首先在广东得到应用。屈大钧的《广东新语·木牛》曰：“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施之……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与乡农为之。”在其他著作中，还有福建、扬州、北京仿制、应用水铳、风车、水车、自行车等器械的记载。

第二，望远镜制作技术。汤若望译编的《远镜说》，首次介绍欧洲新发明望远镜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葡萄牙传教士孟三德（Edcoard da Sande）也曾译编有《远镜说》4卷。汤版《远镜说》刻印三年以后，也即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开设历局督修历法，上《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所列“工料”便有“望远镜三副，每架约工料银六两。镜不在数”一项。相对于其他西方工艺技术而言，望远镜技术算是传入最为及时的新技术，对我国天文观测的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矿冶技术。崇祯年间，汤若望将与历局里中方官员杨之华、黄宏宪等译述、杨之华绘图的《坤舆格致》，呈献给明思宗。此书原本系古欧洲科学家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全书共12卷，集欧洲学者千年采矿冶金知识和工人技术经验之大成。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明廷内阁讨论是否将《坤舆格致》发至各地，并参照其技术开采各种矿藏的问题。因为发生意见分歧，疏请皇帝裁决，明思宗批示：“览卿奏，自属正论。但念国用告诎，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财，供地方军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宜皆可有济。……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不得坐废实利，徒括民脂。汤若望即着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该部传饬行。钦此钦遵。”[26]有的学者根据这个批示，认为《坤舆格致》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至十七年初（1644年）应已发到一些省份。但不久，明朝的统治就为李自成农民军所埋葬，它是否真正付诸实施，迄今尚无法找到史料的佐证。

第四，制炮技术。明朝末年，朝廷为了抵御满洲贵族军队入扰关内，命汤若望试制火炮。崇祯十六年（1643年），汤若望与焦勗译述并刻印《火攻挈要》。此书介绍了制炮技术、制弹药技术，还介绍炮攻技术。估计汤若望在试制火炮的过程中，参考了西方的火炮弹药制造技术。而焦勗通过译书，也掌握了这种技术，因此被时人视为火炮专家，许多人纷纷上门向他求教。

第五，天文仪器制造。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简平仪说》一书，主要介绍测量仪器简平仪的原理。不久，他们便参照该书原理合作制造了天盘、地盘（简平仪）、定时衡尺等修历所必需的仪器。后来徐光启设立历局督修历法，又组织人力译编大部丛书《崇祯历书》，并制造天球地球仪、交食仪、星晷、七政象限大仪、测星纪限大仪等一批天文仪器。

第六，水利器具与水库工程。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水利器具与水库工程，其中第六卷为图，绘有西方各种器具的图式。徐氏等在翻译《泰西水法》时，他们结合我国传统的水利工具，制造了一些按照西方技术改进的新器具，并把制造方法和试验结果载入该书，以便国人参照仿制。

第七，自鸣钟制造技术。王徵与邓玉函译编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摘引了《自鸣钟说》一书的内容。《自鸣钟说》为西人译述，译述人员与年份不详。徐光启于崇祯二年（1629年）上《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所列“工料”列有“自鸣钟三架，中样者每架价银五十两，大者及小而精工者价值甚多，今不必用”一项，说明当时历局已能装配或仿造自鸣钟。[27]

中国陶瓷、丝绸大量输往欧洲　明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当推陶瓷。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埃姆渡利等人来到广州，购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国瓷器和丝绸。这是我国和欧洲国家在16世纪时期的第一次直接贸易。此后，葡萄牙商人为高额利润所驱使，纷纷前来中国，将中国的瓷器、茶叶、生丝、漆器等贩运欧洲。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人也接踵而来。自从航海家麦哲伦在1521年3月到达了菲律宾以后，他们就把菲律宾作为跟中国进行商品贸易的据点。到明末，荷兰人不满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也加入到中欧贸易的行列中来。

唐宋以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往西亚，通过穆斯林商贾之手贩往地中海周围各地。但是直到15世纪，中国的瓷器在欧洲还是极为稀有的珍品。德国卡塞尔朗德博物馆现藏一件刻有卡泽伦博格伯爵纹章图案的青瓷碗，是欧洲现存最早有年代记载的明代瓷器，一直被黑森家族视为传家的珍宝。因其稀少珍贵，所以价格也特别高昂，据达米·德·戈斯的说法，当时欧洲一件瓷器的价值，等于七个奴隶。所以，中国的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人的珍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514年创作的作品《群神宴》，画面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地道的明青花瓷器。其中一件满盛鲜果，置于众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分别由一位仙人头顶和一位仙女手持。可见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此画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据专家考证，这三只瓷钵的形制与纹样都明显为明宣德、成化年间风格。此画中的这类瓷器应于新航路开辟之前已经运到欧洲。[28]新航路发现后，中国的瓷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往的信件统计，估计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80年中，有1600万件以上瓷器被荷兰商船运载到荷兰和世界各地。[29]从欧洲现存的中国明代瓷器来看，这些瓷器的产地为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有很多是根据欧洲客商的要求生产的，具有浓厚的欧洲文化的色彩。

中国瓷器大量运入欧洲，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促使欧洲的制陶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的制陶工匠开始大量模仿中国瓷器，制造出新型的欧洲陶器。1470年，意大利威尼斯的安东尼奥便用黏土制造出一批类似瓷器的东西。此后，他们以中国青花瓷为蓝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17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清初的年代仿制成瓷器，将中国的制瓷艺术融进欧洲的物质文明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中国瓷器的输入，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国瓷器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实用性，深受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喜爱。中国的瓷器初次输入法国，法国人用1610年巴黎流行的杜尔夫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情人、时常穿青斗篷的情人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17世纪时，英国人则称中国的瓷器为“中国货”（Chinaware）。各国王室均把中国瓷器作为最有价值的财产，在葡萄牙甚至连王后和公主的手镯也是中国瓷器。他们还将中国瓷器视为最珍贵的馈赠礼品。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用中国瓷器来博取葡萄牙国王的欢心。1578年葡萄牙国王亨利赠送意大利国王的一箱礼物中，有四件描金的中国瓷器。葡萄牙的国王、王后、贵族和航海家们还往往要求在中国瓷器上描绘自己的肖像、姓名等，以作为永久的纪念。西班牙人甚至认为将瓷器安放在死者左手的手指附近陪葬，能唤起死者的灵魂，附着在死者的身体上。他们在举行国王和王后的葬礼时，都要用最美丽的中国瓷器以及金首饰等陪葬。[30]

除陶瓷外，明代中国长江流域一带出产的丝绸、茶叶及手工艺品等也大量运到欧洲，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郭造卿防闽山寇议》所载：“是两夷者（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借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觔，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17世纪初西班牙史学家德·摩加（Antonio de Morga）更是详细地开列了中国商人在马尼拉与西班牙商人进行贸易的货单：“……大束生丝，精粗具备；素色和彩色精美小卷散丝；大量天鹅绒，有些是本色的，有些绣有各种图案与彩色花款，有些色泽艳丽和嵌绣金线；织有金银丝的浮花锦缎；大量金银线；缎子、绫罗、平纹绸和各色衣料；亚麻布制品；不同品种的白棉布匹。中国人还带来麝香、安息香、象牙；大量**装饰品、帐帷、被单、天鹅绒挂毯；各色织锦和丝毛混织品；台布、椅垫和地毯；用同类材料制成的嵌有玻璃珠和小珍珠的马饰；珍珠和红宝石：青玉和水晶；金属盘、铜壶、铜锅和铸铁锅……黑色和蓝色长袍；各种念珠、红玉髓，五光十色的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还有种种稀见之物，如果都要提到，我将永远写不完，也没有这么多纸张来写。”[31]

中国货物的输入，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特别是中国的丝绸，更成为法、德上流社会妇女争艳的装饰。欧洲人也开始努力钻研丝绸的生产技术。1537年后，意大利人佩蒙特在法国里昂开设作坊，已能生产具有强烈中国风格的丝绸。

欧洲汉学的兴起　日本学者石田千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指出：“一五八〇年有罗明坚，一五八三年有利玛窦，各自来澳门，在中国印上了第一步足迹，两人的中国研究，实始于那时。从来欧洲人于中国所记如前述，大多不过载录旅中见闻，以及事业成绩报告之类，至于研究中国，还是很隔膜的，略近具体研究，正是这个时期的事，而这便是以新来的传教师们作先锋的，耶稣会教士等来中国，于中国宗教史、学艺史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早为人所周知。又，这以欧西的中国知识的发展，划分空前的一个时期而论，必得认为最重要的事件。”[32]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在传教的过程中，除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还从事汉学的研究。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在北京认识了开封来的举人艾田。艾田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利玛窦通过艾田以及后来派到中国的修士在开封的调查，考证出犹太教传入中国的史迹，同时提出了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利玛窦在北京定居期间，还向通过中亚陆路来到中国的贡使与商人进行调查，并广泛寻访来自世界各地的欧洲人、印度人、波斯人、土耳其—莫尔人、波斯—忽鲁谟斯人甚至是西班牙人、威尼斯人，从而证明契丹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而不是自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这些研究成果，都记录在他每日所作的日记之中。此外，利玛窦在他去世的前两年（1608—1610年），还奉罗马耶稣会总会之命，根据他入华后的日记，用意大利文写成了一部五卷本的回忆录。后来，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这部回忆录加以整理，转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正式出版，取名为《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这是早期欧洲汉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另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利玛窦传》的记载，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还曾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了注释，寄回意大利，“凡传教师之入中国者，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利玛窦对欧洲汉学的兴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因此被认为是欧洲汉学家的始祖。[33]

为了适应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需要，1585年，奥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 Gonza Iez de Mendoza）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系统地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最早的一部著作。它的出版，受到欧洲人的普遍欢迎。五年之内，在欧洲各地又先后出版了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和德文的译本。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之后，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正式出版的中国儒家典籍最早的西文译本。[34]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兴起的汉学研究，在明亡之后继续发展，从而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这对欧洲文学艺术、园林建筑等，特别是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也进入新的阶段。虽然早在先秦时代，中国文化就曾对美洲的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此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了明代，以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为中介，中国文化再次输入拉丁美洲，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瓷器和丝绸。

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大都是先输往南洋群岛，再由西班牙、葡萄牙转运拉丁美洲的。1573年，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两艘西班牙大帆船中，就载有中国瓷器22 300件，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35]此后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墨西哥、秘鲁、巴西、危地马拉等美洲国家。它不仅成为各国上层社会的生活用品，而且还是贵族衡量财富和文明教养的标志之一。这些中国瓷器，或被用作住宅、教堂的装饰，或被用作赌注，在美洲文化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中国江浙地区出产的丝绸也经由西班牙的大帆船，源源不断地销往拉丁美洲。据学者研究，从马尼拉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绸之船”（又称来自中国之船，nuos de China）。当时每船登记载运的各种丝织品少者有三四百箱，最多者达到1200箱。这表明从16世纪以后，从中国南海到美洲的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已经形成。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绸在美洲深受欢迎，它大大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不仅贵族喜用丝绸打扮自己，连当地的西班牙僧侣也用它缝制法衣，装饰华丽的教堂，就连一些下层居民也穿丝绸和上等的中国亚麻布。1602年5月15日，秘鲁总督蒙特瑞公爵在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

那里（利马）的西班牙人都过着非常豪奢的生活。他们都穿最上等、最昂贵的丝绸衣料。妇女们盛装丽服之繁多与奢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罕见，因此，每年只要有四艘商船开往秘鲁，所有的衣料都会销售一空，其他货物也是一样，因为商船要隔很久才去一次，而人们却一向都穿新西班牙和中国运去的衣料。但就中国货物而论，只有非常贫穷的人、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男女都有）、华印混血种人、大量的印第安人以及为数甚多的混血儿们才穿用。印第安人的教堂也多大量使用中国丝绸，把教堂装饰得气象庄重；在这以前，这些教堂因买不起西班牙丝绸而显得简陋不堪。现在只要中国丝货大量运来，秘鲁的供应便不虞匮乏，同时货价也比较低廉。[36]

中国的丝货输入美洲，不仅影响了美洲人的衣着打扮，而且还为当地的丝织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如湖丝运入美洲后，曾使墨西哥14000多名纺织工人获得了就业机会。

此外，中国的纸扇、茶叶及园林建筑艺术等，也早就被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带到美洲，对当地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印第安文明也对明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印第安人培植的番薯、玉米、马铃薯、大花生、菠萝、烟草等农作物，也在明代先后传入中国[37]，这是拉丁美洲印第安文明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在史前时代，甘薯已经从美洲传播到太平洋波利尼西亚诸岛。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人把甘薯带到全世界，后便辗转传入中国。据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之。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诸藤，绞入没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薯援附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薯者，皆山薯也。”据宣统《东莞县志》记载，明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县人陈益到越南，当地人用甘薯招待他。陈益设法取得薯种，带回国内，念其来之不易，先种于花台，结果得薯块，起名为番薯。后来推广，成为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1961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福建发现了珍贵的孤本《金薯传习录》，刊行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作者提到其祖先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曾侨居吕宋，发现当地种植和食用番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严禁薯种外传。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乘船回国时，把薯藤偷偷缠在缆绳上，涂上污泥，航行七日抵达福建。当年六月，陈振龙命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献薯藤，并介绍用途和种植方法，不久在福建试种成功，并迅速推广开来。为纪念陈振龙父子传播薯种的功绩，后人在福建乌石山海滨设立“先薯祠”[38]。这说明甘薯是经过多种渠道传入我国的。及至明末，番薯逐渐传到了我国北方。

马铃薯原产于美洲，约于明万历间传入我国。其传入的路线有两条，一为从东南亚传入我国东南沿海的闽、粤两地；另一条是从海外直接传入我国京津地区。[39]马铃薯在我国出现虽然晚于欧洲诸国。但直到18世纪末，马铃薯在欧洲还被视为观赏植物，而我国却已将它当作粮食了。如清初康熙年间成书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即已经提到：“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乾隆十五年（1750年）左右成书的《祁州志·物产》，也提到土豆。这说明，我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地认识到马铃薯对于国计民生的价值。

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1492年哥伦布远航到达拉丁美洲，被田野里种植的玉米吸引住了。1492年11月15日，哥伦布在其报告中提到：“有一种谷物叫玉米（Maize），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制粉。”16世纪中叶以后，玉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在明代传入了中国，一路由滇缅的陆路传入云南，一路由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入浙江、福建和广东。中国在古代已种植玉米，但一直没有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品种。玉米现今成为我国许多干旱地区的当家农作物品种，与玉米新品种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花生为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美洲。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后，把花生种子带到欧洲。大约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花生从南洋引入我国。清初张璐《本经逢原》载：“长生果生闽北，花落土中即生，从古无此，近始有之。”花生的驯化不是单元的，我国也是原产地之一。考古学者于1962年在江西修水县原始时代遗址中发现了4粒炭化花生，其粒肥大，呈椭圆形，其中一粒长11毫米，宽8毫米，厚6毫米，说明我国种植花生至少已经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40]不过，中国虽在古代已经种植花生，但一直没有把它当作主要的油料作物品种。花生现今成为我国许多干旱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这与花生新品种的传入有关。

烟草原产于美洲，由玛雅人驯化。哥伦布船队远航到达西印度群岛时，发现印第安人卷起一些干叶，点燃后放入口中吸食。后来，他们便把烟草叶子带回欧洲，烟草由此传播开来。据《清稗类钞》记载：“烟草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始入内地。”《蚓庵琐语》又记：“烟草出闽中，崇祯八年下令禁之。”可见明崇祯以前烟草已经传入中国沿海地区。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中说“此物自古未闻也”，足见它确是外来物种。方以智著《物理小识》说：“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巴果，渐传至九边。”

向日葵原产于美洲，是新航路开辟以后传至世界各地，大约在17世纪从东南亚传入我国的。据《群芳谱》记载，当时被称为西番菊或丈菊。《花镜》中描述：“每干顶生一花，黄瓣大心，其形如盘，随太阳回转，如日东升，则花朝东，日中天则花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结子最繁。”我国在先秦时代已知“葵”这种植物，而且很早就注意到葵的向日性。但我国古代土生的葵与现代种植的向日葵，显然不是同一品种，而且也没有成为主要农作物品种。向日葵成为我国主要农作物之一，应是明代的事。[41]

注释

[1] 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2] 参见张安奇、步近智总纂：《中华文明史》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3] 朱培初：《朝鲜李氏王朝的青花瓷器》，《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

[4] 参见王孝先：《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5] 《明史·宦官传一》。

[6]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中译本，5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 《答铁铮》，载《民报》第14号。

[8] 道衍：绝海中津《蕉坚稿》序。

[9] 参见叶喆民：《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10] 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渡与西传》，《李时珍研究论文集》，227页，武汉，湖北科技出版社，1986。

[11] 转引自［日］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学史》，东京平凡社，1973。

[12] 同上。

[13] 同上。

[14] ［英］史谷特：《锦绣东方——旅缅生活录》（V．C．Scott，The Silken East-A ReCord of Life and Travel in Burma），7页。

[15] 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6]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7] 参见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289～29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8] 逸明：《旧柔佛意外出土的一批文物》，《南洋文摘》第7卷，836页。

[19] 张燮：《东西洋考·文郎马神》。

[2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崇祯十二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

[21] 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1册，4页，马尼拉，1961。

[22] 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3] 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4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24] 李之藻：《同文算指》序。

[25] 洪煨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5卷，第3、4合期，1936。

[26] 《倪文贞公集·奏疏》，转引自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

[27] 上述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内容，参见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8] 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参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282～283页。

[29]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30]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31] ［西］德·摩加：《菲律宾群岛志》（Antonio de Morga，Sucesosde las lglas Filipinas）。

[32] ［日］石田千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朱滋华译），《中华大学月刊》第4卷，第2、3期。

[33] 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266～2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4]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439、4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5] ［美］舒尔茨：《马尼拉大商帆》（W.L.Schurz，The Manila Calleon），27页，1959。

[36] 《菲律宾群岛史料汇编》V.12，63～64页。

[37] 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联系》，参见《中外文化交流史》。

[38] 佟屏亚：《农作物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39] 翟乾祥：《华北平原引种番薯的历史》，《中国古代农业科技》，237～248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

[40] 佟屏亚：《农作物史话》。

[41]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