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明廷为扩大对外的政治影响，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壮举，直接影响着所到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推动了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明中后期，中国与亚非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私人海外贸易的渠道进行，继续对亚非的历史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与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

中国陶瓷的大量输出　中国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以陶瓷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明代陶瓷外销东南亚的数量，远远超出于宋元之上。明朝初年，明廷曾以几万件瓷器赐给占城、真腊和暹罗，如《明史·外国传五》占城条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真腊条载“洪武十六年，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十九年（1386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瓷器往赐”；暹罗条也载“洪武十六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瓷器，与真腊等”。而通过贸易的渠道运往东南亚的陶瓷，数量更是庞大。费信的《星槎胜览》暹罗国、满剌加国、苏禄国、苏门答腊国、花面国等条，都载有这些国家“货用青白花瓷器……烧珠……之属”诸类的文字。马欢的《瀛涯胜览》，也反映出东南亚人民对中国青花瓷器的喜爱和欢迎。如爪哇国条说：“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瓷）器并麝香、花绢、纻丝、烧珠之类。”这些中国青花瓷器大多来自江西、浙江、湖南及福建、广东等地，如1954年在马来西亚柔佛出土的33件瓷器，多为明代宣德、隆庆、万历和嘉靖年间江西景德镇的产品。[18]由于输入中国瓷器，东南亚人民因此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某些生活习惯，如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文郎马神的人，“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瓷）器。又好市华人磁（瓷）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19]东南亚人民还在宗教仪式、丧葬、宴会等场合广泛使用中国瓷器，并将瓷器作为珍贵礼品馈赠给亲友贵宾。

巩珍著《西洋番国志》抄本

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陶瓷技术也在东南亚传播开来。据文献记载，1407年前越南已由中国瓷工烧成青花瓷器，产品远销西亚。14世纪中叶，泰国也烧造出与浙江龙泉窑的产品相似的青花瓷器，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明宣德青花蓝查文梵文盖罐

中国丝绸畅销东南亚　丝绸仍是明代中国向东南亚地区输出的重要商品。费信在《星槎胜览》曾多处记载中国丝织品传入东南亚地区的情况，说当地人民也“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借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20]由于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倾销菲律宾，到16世纪末，穿中国式服装遂成为当地人民的时俗风尚。菲律宾人民每年大约要购买20万件以上的棉布或丝绸制成的中国式服装，价值约20万比索。[21]

中国的养蚕和丝绸技术也在明代传到东南亚地区，丝织业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家庭手工业。陶威斯·德克尔《印度尼西亚历史纲要》（Douwes Dekker，Ichtisar Sediarch Indonesia）说：“的确，我们的祖先是向中国学习用蚕丝织绸的。不久，我们自己也学会织绸了。”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亚齐已开始将自己生产的丝绸向外出口了。

中国建筑工艺在东南亚的传播　频繁的文化交往，使中国南方的建筑技术也传到了东南亚地区。据黄衷《海语》记载：马来西亚“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一些中国侨民，也向东南亚的人传授制造砖瓦、用牡蛎壳烧制白灰以及砌砖和用石块建筑房屋的方法，并在当地盖起了许多具有中国南方建筑风格的房屋庙宇等建筑物。明代中国人在吕宋建造的建筑物，直到现在还令许多西方及菲律宾人士惊叹不已，称赞他们所“建筑的许多古老的教堂、寺院和堡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依然安全无恙”。

中国罗盘航海与生产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　随着中国的船队和商人远航东南亚各国，中国航海技术也逐渐传播开来。据文献记载，有明一代印度尼西亚武吉斯族等在航海时，几乎都会使用结构精巧的中国罗盘。到明中后期，许多中国商人和农民、手工业者移居到东南亚吕宋等地，也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给当地的人民。如在吕宋，中国去的居民，就将犁具、水车、水磨等生产工具，制糖、酿酒工艺，果树嫁接和印刷技术带到那里，教会了当地居民使用方法。直到19世纪，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地区，人们使用的仍然是明代从中国传入的犁具。

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交流　郑和下西洋时，随郑和下西洋的医官医士计有180员，以陈以诚和陈常二人最为著名。他们在远航中，不仅以高超的医术为船上的官兵治病，而且也为西洋诸国的官员服务。郑和七下西洋，还曾带去中国的大黄、茯苓、生姜、肉桂等药材，并带回亚非各国特有的珍贵药材。另外，一些中草药和针灸的使用方法，也在明代传入了东南亚地区。

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医药对中国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东西洋考》等书记载，明代中国曾从东南亚各国进口犀角、玳瑁、乳香、片脑、苏合油、没药、沉香、黄速香、降真香、血竭、槟榔、胡椒、大枫子、龙涎香等药材。李时珍《本草纲目》列举的各种药材，就有出自暹罗、爪哇的乌爹泥和苏木。从东南亚国家输入的药材，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医学宝库，为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明代又一次达到**。在郑和七次奉使下西洋、长达28年的航海活动中，曾到达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地区）、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与锁里、西洋琐里、加异勒、小葛兰、大葛兰、柯枝、古里、甘巴里、阿拔把丹等印度港口城市以及溜山（今马尔代夫）等地。他们从中国运去了布缎、色绢、青白花瓷器、麝香、烧珠、水银、茶叶、漆器、丝绸、棉布、雨伞、铁鼎、铜钱、金银及其制品等，并从印度购回各种布类、香料、宝石、水晶、珊瑚、胡椒、各色手巾被面、椰子、槟榔、犀角、糖霜、翠毛等物品，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与其他地区一样，明代中国向南亚文化的输出也以陶瓷、丝绸为主。如巩珍《西洋番国志》柯枝国条说，当地有一些被称为“哲地”的商人，“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同中国船队交换瓷器、绫罗绸缎等产品。

当然，在这一时期，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文学的创作，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邯郸记》都明显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密切联系。[22]

二、与西亚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国文化与西亚文化的交流虽然仍在进行，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已远不如唐宋元时期那么广泛深远。

《郑和航海图》

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到过阿拉伯半岛，并出访过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佐法尔（今阿曼佐法尔）、剌撒（在阿拉伯半岛南岸，或谓在今南也门木卡拉附近）、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蓦底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等国家和地区。他们运去了中国出产的麝香、丝绸、瓷器等物，从当地商人手中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回天堂图真本。《瀛涯胜览》佐法尔国条载道：“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其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换，易其纻丝、瓷器等物。”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国还专门生产外销西亚的瓷器。如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青花折枝花卉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等，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相似。明初花卉纹大盘、万历青花花瓣口大盘及各式军持，还有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刻花大盘、大碗及用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特制的。这些造型和纹饰具有阿拉伯民族风格的瓷器，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晶，具有崇高而神圣的文化内涵。这些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外销瓷的生产，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一度成为宫廷和官僚士大夫收藏的重要陈设品或实用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它的价值，早已超过它的经济含义，而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人民友谊的永恒象征。

三、与非洲的文化交流

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经到达非洲的比剌（或谓即非洲东北岸外之阿卜德库里岛）、孙剌（或谓即非洲东北岸外之索科特拉岛）、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腊瓦）、竹布（今索马里准博）、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与非洲东海岸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有明一代，陶瓷仍然是中国与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信物和见证。中国瓷器大量涌进非洲国家，遍及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扎伊尔、赞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南非、圣赫勒拿等国家和地区。柯克曼曾指出过：“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叶，肯尼亚从中国进口陶瓷的数量等于或往往超过了所有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陶瓷的总和。”这些远销到非洲的瓷器，主要产自江西景德镇。据学者考证，明清景德镇等窑生产的青花瓷，几乎遍及非洲15世纪至19世纪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中。[23]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大大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国瓷器不仅是非洲国家上层社会必不可少的生活器具，而且成为财富和高雅的象征。他们大量收藏，或作为馈赠贵宾的珍贵礼品，或作为宫殿、清真寺建筑的高雅装饰品。主持基尔瓦发掘的奇蒂克认为：“至少在15世纪，富有的人们已不用进口的伊斯兰釉陶，而主要是用进口的中国瓷器。”同时，随着中国瓷器的广泛传播，其烧制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迅速被非洲文化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制陶业的发展。如在15世纪，埃及一个叫作格埃比的专门经营模仿中国瓷器的制陶作坊，其产品的器型、釉色、图案和风格全都模仿中国江西景德镇等地生产的青花瓷器。总之，中国瓷器大量销往非洲的结果，使中国文化融进到当地文化之中，成为非洲国家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