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国与周边朝鲜、越南、日本和缅甸的文化交流，较之宋元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自身文化的优势地位，明代向外输出的文化具有先进性与多样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明朝也输入邻国异域的文化，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明初统治者，鉴于元朝对日本等国用兵的失败，吸取前朝教训，立足于稳定国内统治，不轻易对外用兵。明太祖在《明皇祖训》中明确规定一些不征之国，他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他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其子孙不要向外扩张。[1]同时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洪武元年（1368年），即遣使出访高丽，通报他已即位改元，取代元朝统治，希望与高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洪武二年，高丽国王遣使入明，请封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经明朝承认改国号为朝鲜。明与朝鲜友好相处，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都优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马匹、纸张和苎布。永乐二年（1404年），朝鲜一次就赠送中国耕牛一万头之多。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促进了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

明朝科举对朝鲜的影响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向高丽遣使，颁布科举程式，准许高丽、安南、占城的士子参加本国乡试后，可以前来明朝京师参加会试，优先录取。李朝建立后，朝鲜继续实行科举制度，规定《四书》、《五经》、《通鉴》以上各史为基本教材，应试时必须写作表章古赋，使汉文学成为朝鲜文士学习的范本。因此，朝鲜便大量采购中国的图书。朝鲜使者、商人到中国后，都备有中国旧典、新书、稗官小说的书目，按照书目找书，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带回本国。李朝印刷业十分发达，成宗李娎时，不但朝廷大量印刷诸子百家书籍，广泛流传，而且下令各地刊印书册。经、史、子、集之外，《三国演义》也被翻印。许多朝鲜著作也在这时陆续印成，如《高丽史》、《三国史记》、《东医宝鉴》和崔致远以及各家诗文集等。成宗二年（1471年），还参照《唐六典》等中国法典及《朱子家礼》编成并刻印了六卷《经国大典》。这部政治纲领性质的大典的编印，使朝鲜的立国规模、典章制度趋于完备。

朝鲜铜活字与铅字印刷传入中国　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后来，朝鲜人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先后发明了铜活字和铅活字，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铜字与铅字印刷的国家。朝鲜铜活字原称“铸字”。现存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书籍，是1234—1241年晋阳侯崔怡采用铜铸活字印成的《古今详定礼文》50卷，共28本（今仅存李奎报代写的序言）。为了扭转图书仰赖中国的局面，太宗李芳远于1403年设立铸字所，由李稷主持铸造了几十万个铜活字，以提高书籍的印刷速度和质量。在15世纪李朝铸造铜活字达11次，16世纪又铸字3次。后来朝鲜的铜活字传入中国，我国也在15世纪末铸造了铜活字，但由于纸墨的质量不如朝鲜，铜活字印本也远逊于李朝的印本。1436年，世宗李祹又命世祖李瑈书写《通鉴纲目》大字，书名《思政殿训义》，浇铸铅字，用以排出正文，小注则用甲寅年（1434年）浇铸的铜活字，铅字与铜字混合排印。不久，朝鲜铅字也传入中国沿海地区。成书于弘治、正德年间的陆深《金台纪闻》载云：“近日毘陵（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说明当时的常州除用铜活字印书，还采用铅活字，惜至今未见其印本。

汉字对创制朝鲜文字的影响　朝鲜自古至李朝末年，一直用汉字作为其正式通用的文字。李朝世宗为了推进本民族的语言，在1433年设立谚文局，命集贤殿学士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等人，仿照明朝的《洪武正韵》，创制训民正音，制定新的文字。为此，成三问、申叔舟先后13次来到中国的辽东，拜访在那里谪居的明朝翰林学士黄瓒，向他请教音韵学和发音表记。在1446年秋，他们终于编印出一部《训民正音》的韵书，创造了由28个字母拼写的谚文，成为今日朝鲜的文字。谚文仿照《洪武正韵》中的声母、元音和辅音，分成初声、中声和终声。现在朝鲜通用的字母共有25个，这是明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程朱理学在朝鲜的流布　李朝建立后，一反高丽时期的重武轻文、崇佛抑儒的做法，大力推崇儒学，排斥佛教。从此，使儒家哲学替代佛教，成为李朝的建国理念，称为“儒教”。

程朱理学在14世纪初传入高丽后，到李朝而有理气之争。16世纪上半叶，徐敬德首先对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气外无理”，主张“气一元论”，成为朝鲜主气论的理学先驱。此后，李珥继承其说，认为万化之生，“其然者气也，其所以然者理也”，为主气派张扬光大。李彦迪、李滉则发扬了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李彦迪认为理气不可分，但“有理而后有气”，开朝鲜朱子学主理派之先。李滉也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但“理在事先”，“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成为主理派的集大成者。李滉对佛教和陆王心学提出批评，创建了别具特色的“退溪（李滉字退溪）学”，建构了一个涵括宇宙本体和万物生成以及人性与道德精神等方面的理学体系。李滉有“朝鲜朱子”之称，他的学说为此后李朝实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李滉、李珥的理气之争，推动了朝鲜性理学的发展。李滉的继承者有柳成龙、金诚一、郑逑等，称岭南学派。李珥的继承者有金长生、郑晔等，称畿湖学派。

在李朝，程朱理学左右了一代学风，从早先以词章、训诂为主转入崇尚经、史的轨道。儒学作为社会各阶层伦理道德教育的准则，被推广到朝鲜各级学堂，直至太学成均馆。以“仁孝”为根本的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成为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

李朝文士的汉诗汉文创作　李朝的文士很多，汉文学的创作十分繁荣。他们的汉诗汉文，初学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后又一度学唐，转而采掇唐宋，尊崇并借鉴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孟浩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陆游等人的文学创作。

有明一代，中朝两国使者中，有很多文人学士，他们彼此交往，互相唱和，友情极深。明景泰年间，倪谦奉明廷之命出使朝鲜，与朝鲜名士申叔舟、成三问等都有交往。申叔舟与倪谦交往尤密，经常向他讨教汉字音韵，倪谦为之一一释疑。倪谦归国，写了首《送叔舟诗》言别。天顺时张宁、弘治时董越、嘉靖时唐皋、隆庆时许国、万历时黄洪宪等出使朝鲜，和朝鲜文士均有同样的唱酬应对，传为一时佳话。董越出使朝鲜，与馆伴许琮结下厚谊，董越归国前，许琮写了一首颇有唐诗风格的《浮碧楼送别明使》相赠，末句“眼前多少景，惆怅客将归”，韵味深长。董越后来还特地为许琮诗集作序，称赞他的诗“音律谐畅，萧然出尘”。弘治元年（1488年）王敞出使朝鲜，许琮也有《安兴道中次王黄门韵》诗相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随陈璘援朝大军开赴汉城的文人吴明济，曾广泛结交朝鲜文人。翌年他再次赴朝，还搜集了新罗以来一百多位朝鲜诗人的作品，编成《朝鲜诗选》，这是中国人编选的第一部朝鲜汉诗集。援朝的明将赵都司，在汉城亲眼目睹当地统治者的昏庸奢侈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悲愤地写下这样一首诗：“清香旨酒千人血，细切珍馐万姓膏。烛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后来的朝鲜名剧《春香传》使用这首诗，并改动了几个字，成为：“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百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赵都司的这首诗，堪称是中朝两国友谊和文学交流的佳作。[2]

朝鲜仿制中国陶瓷　明朝常将江西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朝鲜李氏王朝。朝鲜君臣对这些制作极其精美的青花瓷器赞叹不已，大为惊讶。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使臣尹凤献给李朝世宗青花瓷器时，世宗就下旨命李朝官窑进行仿制，“制细烧造”青花瓷器。这些仿制品，大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例如仿制的供朝鲜文人学士们使用的八角水洗，竟绘有中国湖南省洞庭湖和潇江、湘江的所谓八景：远浦归帆、洞庭秋月、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寺晴岚、渔村落照、江天暮雪、潇湘夜雨。[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医药学的交流　在医药学方面，中朝两国的交流也很频繁。许多朝鲜医学家从事中国医药学的研究，有些人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国同行的水平，从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例如，朝鲜医学家金礼蒙等人经三年的努力，于1445年编成的医药巨著《医方类聚》，多达365卷，分为总目、五脏门、小儿门计95门，收方约5万条，全书字数近千万。此书是仿照中国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及宋代《圣惠方》的体例编撰的，每论每方悉载明出处。全书征引的参考书目多达153部，除历代医学著作外，还兼收载有医药学内容的传记、杂说、道藏与释藏等。内容十分丰富，称得上是15世纪以前朝鲜医学的集大成者。

1611年，朝鲜医学家许浚，选择中国明代以前的医学著作80余种，以及朝鲜医学家的医学巨著《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等，择其精要撰成《东医宝鉴》。该书分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类，共33卷。其中内景、外形论述人体解剖、生理；杂病则分为临床各科，分别论述其疾病的脉、因、证、治；汤液为本草学专卷；针灸篇介绍针灸经络腧穴和针灸方法等。该书的撰成刊印，不但对朝鲜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对中国、日本等国的医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在临床治疗中，对某些医药产生疑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经朝鲜国王批准来到中国，向明朝太医院请教。明廷任命御医傅懋光为正教，太医朱尚约、杨嘉祚及教习官赵宗智为副教，在太医院为崔顺立等答疑，并互相进行讨论。之后，傅懋光以问答形式将答疑与讨论内容整理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刊行。中朝两国这种医学学术讨论会，明代曾举行过多次。据傅懋光《医学疑问》一书所载的赵南星题云：“廷尉（吕九如）有瘳，问谁治之，曰：太医院吏目傅君懋光。余亟请之，则知往年朝鲜使所选内医院官来，以方书药性未解者，上疏，得旨，下礼部，许其就太医质问，无敢应者。猥以言语不通拒之。至万历丁巳（1617年），复使院正崔顺立，方以傅君应之。所回答一一等记。与有间，认为未曾有，不胜郁摇俯伏而拜。至万历年己未（1619年）复使佥正安国臣来。明年（1620年）复使院正尹知微来，皆以傅君应之。于是以所问刻为三册。……无不博涉周知，叩之即鸣，不待思索。则幸太医院有人，匪傅君，则为外国所轻矣。”中朝医学界举行学术讨论会，是中外医学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创举。[4]

二、与越南的文化交流

明朝建立后，即与越南陈氏王朝互派使臣，保持朝贡关系。洪武后期，越南权臣黎季犛篡夺陈氏之权。后来陈氏后裔陈天平辗转逃到南京，向明朝求援。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派张辅率军征伐，俘获黎氏父子，设立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等统治机构。1428年黎利率领越南军民起义，反抗明朝的统治。建立黎朝（1428—1789年），迁都升龙（河内），史称后黎。后黎朝和明朝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郑和七下西洋，宝船队每次必到越南中部占城的新州（归仁）。中越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越南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都受到中国的影响。

汉字、汉语在越南的流行与“字喃”的创制　越南自古以来就通用汉字、汉语。越南人称汉字为儒字，是读书人使用的字，又称为“我们的字”（chuta）。越语和中国南方福建、广东通行的闽、粤语相近，和中国北方通用的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越语要用汉字表达出来，需要进一步北方化，非常麻烦。在13、14世纪，越南于是仿照汉字的结构，创造了方块象声文字“字喃”。“字喃”的意思就是南字，越南人称中国人为北人，自称南人，越南字也就成了南字。字喃用汉字表音表义，可以说是汉字的异体字。14世纪时，越南的文人已开始使用这种新的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到17、18世纪逐渐盛行起来。陈朝仁宗时的韩诠，开始使用字喃写诗，创立国音诗。黎季犛还曾用字喃翻译《尚书·无逸》。不过，字喃始终未能取代汉字，越南的文化人仍然坚持学习汉字、汉文，用来进科取士、著书立说。

越南的汉诗创作　后黎朝的君主都酷好中国文学。圣宗黎灏在1495年曾发起诗会，召集全国文人吟诗唱和。他才华横溢，自称“骚坛元帅”，用汉文写了《琼苑九歌》的诗篇，东阁大学士申仁忠等28人群起唱和，称为“骚坛二十八宿”。此后越南的汉体诗文创作盛极一时。随着后黎势力的南进，越南南部在16、17世纪也开始重视汉学。涌现出阮居贞、阮登盛、吴世璘等一批精通中国经籍和文学的“博识之士”。

越南的瓷器生产　越南烧造瓷器，在后黎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越南古瓷窑，大多集中在北部。北宁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据说该地主要的陶窑是从老街迁入的中国陶工在1465年创建的。北宁烧造的瓷器，受到江西瓷窑的明显影响，15世纪中叶起已转销国外。越南出产的瓷器，品种已相当丰富，有青瓷和各种单色瓷，还有乳色和棕色的二色瓷，以及钴蓝器、珐琅蓝瓷等。釉下蓝彩瓷器产品众多，使用的钴料，过去一般认为大约来自于中东，但可能也有的来自于中国的云南、江西。

中越的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和越南的医药学交流更为频繁。越南的医药学家很重视学习中医。中国的《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医书相继传入越南。越南的名医黎有卓，在参阅《内经》等中医古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著《海上医学心领》一书，对中越两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越南的犀角、奇南香、金银香、土降香、檀香、龙脑、苏木等药材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医药。

明朝也从越南引进医生和药材。如根据《明史·外国传二》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曾下诏访求越南山林隐逸、明经博学、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敦致，送京录用”。景泰元年（1450年），越南曾“以土物易书籍、药材”。

此外，中越两国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也很密切。明成祖修建北京城，越南的阮安曾参与设计，他“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阮安技术高超，勤劳而廉洁，景泰年间在治理张秋河时，死于道中。[5]明代还从越南得到神机枪炮法，明成祖特设神机营专门操练火器。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的黏稻米，也都是从越南中部的占城传来的，称为“占城稻”。成化初年，福建漳州府人民曾从越南引进一种稻种，五月先熟，称为“安南稻”。

三、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相当于日本室町文化、江户文化初期），日本人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纷纷来到中国求学取经，把明代优秀的文化成果介绍到日本，而渡日的明僧也积极主动地将国内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日佛教僧侣的交往　明代有不少中国佛教僧侣东渡日本。其中，有的是作为明朝政府的使者出使日本的，如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曾派嘉兴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作为使臣，并请金陵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和在杭州天竺寺任藏主的日本僧侣权中巽二担任翻译赴日；建文三年（1401年），由明惠帝派往日本的使臣也是道彝天伦和一庵一如两个僧侣。与此同时，来华的日本禅僧数量也很多，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记载，“单就我曾寓目的就有一百一十余人”[6]。这些入明的日本僧人，在明初的洪武、建文年间，主要是前来中国求法的。他们三三两两搭乘商船来到中国，在宁波登岸，游历江南五山十刹等著名寺院，各按所好寻求住处，结交中国名僧和文人，学习禅学、诗文和书法，滞留的时间一般都较长。永乐初年中日实现“勘合贸易”以后，明政府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只许持有勘合的船只靠岸，严禁其他日本船只来华，日本僧侣便都以日本遣明使、居座、土官或其从僧的身份前来中国。他们居留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一两年。当时明朝的都城已迁往北京，他们在宁波登岸后，便由运河或内河北上，在往返途中可随处游历附近的名刹胜地，视野比求法僧要广阔得多。

中日僧侣的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汉诗文、数学以及茶道等的发展。14世纪末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掀起了汉诗文的创作热潮，形成了独放异彩的五山文学。日本的禅寺既学习佛法，也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在中国数学的影响下，在那里从事研究的学者，积极钻研中国的数学，交流禅僧带回的学术信息。日本数学在554—1623年进入中国数学采用时代。14、15世纪朝鲜翻刻的宋元数学著作，如《杨辉算法》与朱世杰《算学启蒙》都流传日本，《算学启蒙》还被日本长期用作数学教本。日本大数学家关孝和受到中国应用筹算解线性方程组的简便运算的启示，在1683年发表《解伏题之法》的著作，创造出世界最早的行列式，比莱布尼茨在1693年提出行列式早了10年。

14世纪入元的禅僧，将中国饮茶风习带回日本。从此，在日本禅僧和与禅僧关系密切的武士社会中，开始盛行唐式茶会，品茶、赛茶、猜茶成为一种十分活跃的社交活动。这种唐式茶会在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逐渐流行，到室町时代（1378—1573年）成为普遍的社会习俗。饮茶、品茶、点茶很讲究礼法，使用的茶具，进食的点心、果肉，都以中国风味和禅林清规为准。举行茶会的茶亭仿照中国禅寺的亭榭建造在风景绝佳的庭院的阁楼上，茶亭内部的陈设也都流行中国式样，要悬挂中国书画、禅宗佛画，摆设中国家具、古玩。至15世纪下半叶，禅僧村田珠光得到幕府将军的许可，制定茶室的法度，开创了日本茶道。后经不断发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日本的茶道以禅宗依赖内心省悟的“和敬清寂”作为基本精神，在16世纪已经完全平民化，而为一般日本民众所接受。

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和汉籍和训　明代中国的儒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推朱子学、阳明学。

南宋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在明代已在日本流行起来。许多日本学者和僧侣都积极推广朱子学的新注，在15世纪初出现了汉籍和训。汉籍和训是将汉文原著按照每个汉字的原意，标注日本假名，使汉文程度不高或不识汉文的日本人，也能领会内涵。早在平安时代汉籍和训虽已初见端倪，但其正式形成却始自歧阳方秀的《四书和训》，将近一个世纪后，到桂庵玄树使用桂庵标点才真正确立。歧阳方秀号不工道人，早年跟随梦岩祖庆，由禅入儒。1386年后从南禅寺的硕学高僧义堂周信专修程朱理学。后来成为东福寺的座府，在15世纪初开讲宋学，使用从中国运去的《四书集注》和《诗经蔡传》作为教本。他为了推广新注，运用土俗世话编写和训。此后五山禅僧宣扬儒学，都以歧阳方秀编集的和训为准。歧阳方秀的高足桂庵玄树，曾入明六年，向硕学名师请教朱子学。回国后在萨摩（鹿儿岛）开创桂树院，宣讲宋学。又在东福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处居住讲学，为发扬朱子学说做出重大贡献。1481年和1492年，桂庵玄树曾二次翻印《大学章句》，延德四年的第二次翻印本称“延德版大学”，是当前日本保存的宋学翻刻本中最早的本子，被定为日本国宝。桂庵玄树又积极改进和训，将早先的汉文直读变为适合初学者通读的汉文译读，在1501年刻印其所著的《家法和点》，1502年又刊布《和刻四书新注》，开创桂庵标点。汉籍和训从此开始定型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普及。

由于宋学著作付梓的日渐增多，汉学研究在日本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歧阳方秀的弟子云章一庆，对程朱理学研究多年，他的著作《理气性情图》、《一性五性例儒图》是日本已知研究宋学理气最早的专门著作。云章一庆的弟弟一条兼良也著有《四书童子训》，这是一部讲述《四书集注》的讲义。研究宋学的专门著作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相继问世，表明宋学已经深入日本的学术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5世纪下半叶，日本宋学逐渐形成京师朱子学派（以歧阳方秀为代表）、萨南学派（以桂庵玄树为代表）、海南学派（以南村梅轩为代表）和博士公卿派（以清原业忠、一条兼良为代表）四大学派。

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尤其推崇儒学。1593年，他召见日本大儒藤原惺窝。藤原惺窝宣扬朱子和汉唐儒学，他著有《四书》、《五经》训点本，得到广泛的流传。其弟子林罗山是江户时代（1603—1868年）日本的文教宗师，他笃信朱子学说，为江户时代的官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日本。“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吸收和发挥了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此后，阳明学在日本迅速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章太炎所言：“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7]可见阳明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中日的文学交流　明代中国文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传奇小说。对日本江户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明钱塘（今浙江杭州）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和江西庐陵李祯的《剪灯余话》，二是江苏长洲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三是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些文学作品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影响深刻而广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江户文学的发展。

《策彦归朝图》

明朝的诗文，也对日本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浙江余杭陈元赟去日本时，曾带去湖广公安派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赠送日僧元政。元政读后，便在日本倡导性灵派诗风，从而涌现出一批抒写性灵的作品。日本还专门派人到中国，向当时的高僧和著名文学家学习汉诗文。如日僧绝海中津“自壮岁挟囊乘艘，泛沧溟来中国，客于杭（州）之千岁嵓，依全室翁（中天竺的季潭）以求道，暇则讲乎诗文。故禅师得诗之体裁，清婉峭雅，出于性情之正，虽晋唐休彻之辈，亦弗能过之也。”[8]一些明朝文学家还应日人之请，为他们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及语录、诗文集的序跋。被推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曾为日僧汝霖良佐的文集撰写过跋，还应日僧之请写过《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转法轮藏禅寺记》等。明高僧如金陵天界寺宗泐、余杭径山寺智及、杭州灵隐寺来复、杭州上天竺寺如兰等，也都曾为日僧撰写顶相赞、塔铭、行状、语录和诗文集的序跋。这些诗文作品，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随着明代中日两国诗情画谊的传递，中国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不少日本题材的作品。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武楼曾召见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问到日本祭祀徐福的熊野古祠，绝海中津赋诗作答：“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两余肥。只为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明太祖挥毫和韵，赐诗曰：“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竟不归。”宋濂创作的《日东曲》十首，首次系统地描述了日本的风物人情，开拓了吟咏异国风情的题材。诗作第一首：“伊水西流曲似环，宫阙远映龟龙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年犹效汉衣冠。”第十首：“中土图书尽购刊，一时文物故斑斑。只因读者多颠倒，莫使遗文在不删。”两首诗首尾遥相呼应，点出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共同之处，赞扬了中日联谊与文化的息息相通。明末还出现了以丰臣秀吉侵朝失败的故事为内容的小说和戏剧。万历年间的传奇《斩蛟记》和天启年间的戏剧《莲囊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斩蛟记》充满着道术的变异，《莲囊记》则以惩恶扬善为主题。明代诗文戏曲中出现的日本题材，是明人日本趣味的一个反映，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所激起的一种反响。

唐寅《送彦九郎归日本诗》

中国绘画艺术对日本的影响　明代中国的绘画艺术，以浙江画僧逸然（俗姓李，号浪云庵主）对日本影响最大。他擅长画人物、佛像和山水，于崇祯十七年（1645年）东渡日本，住在长崎兴福寺，传授绘画技艺。他的弟子渡边秀石、河村若芝等人，画技俱佳，皆成卓然大家，并形成日本17世纪末叶的逸然画派，逸然也被推为日本近世汉画之始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号称日本水墨画祖的雪舟，曾在成化四年（1468年）和弟子秋月搭船来到中国，向北京宣德画院的画家李在学画，师承南宋马远、夏圭一派。他还曾向张有声等画家请教。在华二年，他刻苦学习，并饱览中国历代名画，遨游名山大川，画技突飞猛进。创立成化画院的明宪宗，曾请他为礼部院的中堂绘制壁画，博得一致赞赏，赢得极高的声誉。成化六年（1470年），雪舟返日，成为日本集大成的水墨画派的名家。他先后在丰后、山口居住，从事水墨画的创作，最后圆寂于石见国大喜庵。雪舟的先驱如拙、周文，后继者宗湛、蛇足，也都是擅长绘画的禅僧。

日本早期的“浮世绘”，也吸收中国江南地区版画的营养，并受到它的深刻影响。日本师宣所作的《绘本风流绝畅图》，就是摹刻新安黄一明的彩印版《风流绝畅图》。

中日的医学交流　明朝初年，日本不断有学者来到中国学习考察中医学。洪武三年（1370年），日人竹田昌庆到中国拜道士金翁为师，学习中医学与针灸术，取得优异的成绩，他曾以高超的医疗技术治愈明太祖郭宁妃的难产病。当时郭宁妃难产濒危，请他诊治，开出药方，她服药不满一剂，就生下皇子朱檀。明太祖大喜，封竹田昌庆为“安国公”，他因此名重一时。竹田昌庆在中国逗留了八年，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携带一批中医典籍和针灸明堂图等返回日本。

至明中叶，中日医学交流进一步走向成熟。日僧月湖于景泰三年（1452年）来到中国，从学于明代医学家虞抟，并以医为业，著有《全九集》（1453年）、《济阴方》（1455年）等著作。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日人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药学。他崇尚李杲、朱丹溪学说，弘治七年（1494年）返日后大力倡导李、朱学说，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医案口诀》等书，推动李杲、朱丹溪学说在日本医学界的传播。后来以他为首在日本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弘治五年（1492年），日人坂净运来到中国，留居八年，学习中医与张仲景学说。回日本时，他带去了《伤寒杂病论》等著作，并先后撰写《新椅方》、《续添鸿宝秘要钞》等书，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张仲景学说。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六年（1539—1547年），吉田宗桂两次来华。第二次在华期间，他曾治愈过明世宗的疾病，回日本时明世宗赠以颜辉《扁鹊图》与《圣济总录》等中医药著作。吉田宗桂医术高超，尤精于本草学，被誉为“日本日华子”。

入华学习的这些日医，归国后对日本医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531年，曲直濑道三投到田代三喜门下，跟随他学习中医药学。十余年后，他在京师创设“启边院”，传授医学，特别推崇朱丹溪学说。此外，他还注意钻研虞抟、王纶的著述以及《绍兴本草》。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医疗实践，曲直濑道三在1571年，编著了《启迪集》一书，对李、朱学说作了发挥，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的骨干。曲直濑道三的养子曲直濑玄溯，继承养父的医学主张，也推崇李、朱学说，并尊奉中国宋以前的医学。曲直濑道三的女婿与门人等，虽崇尚李、朱学说，却又别成一家。其中影响较大者为古林见宜，著有《纲目撮要》等书，曾从《肘后方》、《集验方》与《千金方》等中国医学著作中引录了不少有关外科诊治的内容。古林见宜还同堀正意创办“嵯峨学舍”，对门生讲授医学。他特别称誉李梴的《医学入门》，《医学入门》在日本因此流行颇广。不久，在日本医界出现了与“后世派”相对立的“古方派”。永田德本是古方派的先驱，他受到坂净运的影响而崇尚仲景学说，反对曲直濑道三所推崇的李、朱学说。其后，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都尊奉古方派的主张。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中国刊刻十余年后，就传入日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国学者林道春（又名林罗山、林信胜）将一部明版《本草纲目》献给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德川家康非常喜爱，将其珍藏家中。林道春曾给德川家康讲述《论语三略》，“更与医官研讨医药之事”[10]，其中可能也讲述讨论到《本草纲目》的内容。《本草纲目》流传到日本后，迅即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1680年，曲直濑玄溯在《药性能毒》一书之跋中写道：“近《本草纲目》来朝，予阅之，摭至要之语，复加以增添药品。”[11]1612年，林道春编成《多识篇》五卷，系摘录《本草纲目》部分内容并加以训点而成的。据1630年出版的《罗山先生文集》记载，林罗山曾写道：“壬子之岁（1612年），（予）跋写《本草纲目》，而付国训鸟兽草木之名，不在兹乎目以命名。”[12]《多识篇》的编撰，为日本学者阅读《本草纲目》提供了方便。其后，1631年京都又出版了林道春谚解的《新刊多识篇》五卷，书中所载各种药物，除中药原名外，还附以日文名称，因此该书又称《古今和名本草》，成为日本早期研究《本草纲目》之专著。17世纪初以后，《本草纲目》的众多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1637年，京都刊行了《本草纲目》的最早日本翻刻本。这个翻刻本除翻刻汉文原文，还对原文作了校订和标点，并在汉文旁边用日文片假名填注、标音及训点。[13]后来，还陆续出现了多部《本草纲目》的“和刻本”。

明代中国医学家到日本行医讲学者，也多有其人。明末余杭人陈元赟，是一位博学卓识之士。他长于诗文，旁及书法、绘画、制陶、建筑等，对医药、针灸、气功、导引、食疗、饮食营养、烹调、点心、饮茶等也有相当的研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东渡日本，居留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医药学达52年，至1671年在日本长崎逝世。他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游，结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经常和他们研讨医药学。日本李、朱学派创始人田代三喜的四传弟子、“寿昌院”著名的儒医野间三竹撰著《席上谈》一书，陈元赟即为之写序。三竹的弟子泷川恕水，也与陈氏颇多学术交往。日人板坂卜斋好藏书，曾手抄明代高武撰述的《针灸聚英》一书，陈氏也应邀为之写跋。还有黑川道祐、儿岛意春、深田正室街道等，都曾与陈氏讨论医术，有的还与之成为结拜兄弟。

明朝灭亡后，有些中国医学家不满清朝的统治，纷纷东渡日本。陈明德、戴曼公、张寿山等五六人渡日后，他们或与陈元赟原为同乡，或在日本相识为友，都在日本行医治病，共同为日本医疗事业和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陈明德医术高超，在日本崎岙行医，著有《医录》行世；戴曼公万历时曾随名医龚廷贤学医，明末隐居山林，后来赴日本，定居崎岙，以治痘禁方书授日人池田嵩山，遂名著于世。此外，赴日行医、讲学的还有江右人许仪明，曾定居萨摩为医。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对日本的影响　明代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也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正德六年（1511年）春，日本伊势松阪人伊藤五郎大夫因酷爱中国青花瓷器，乘船来到日本陶瓷匠师们向往的“支那第一陶府”——江西景德镇，学习青花瓷器的制造技术。回国后，他在肥前的伊万里（今佐贺附近）开设瓷窑，称“伊万里窑”；后来又在奈良附近的鹿脊山烧制彩陶，成为日本制陶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所烧造的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纹样、釉色等，都明显地受到明代青花瓷器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有田窑瓷器，也同样受到中国陶瓷艺术的影响。另外，东渡日本的浙江余杭人陈元赟，还创制了极为雅致而富有安南风趣的元赟瓷，在日本制陶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天下一木濑“太和守”藤原信重作》铜镜

中国武术在日本的流传　对日本柔道作出杰出贡献的，当推明代浙江余杭人陈元赟。他曾在以拳术著称的少林寺学习过。东渡日本后，住在江户国昌寺，向浪士三浦舆次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福野七郎右卫门等传授少林拳法，这就是日本所谓的“起倒流柔术”的发端。陈元赟也因此被日本人奉为柔术的鼻祖。后来，日本人民在辗转传习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变通损益，从而创造出柔术（又名柔道）这一驰名世界的体育运动项目。这是明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又一大贡献。

此外，明代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还对日本音乐、戏剧、教育、印刷、纺织等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文化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人民对日本文化的成果，也采取欢迎和吸纳的态度。

明代源于日本的折扇，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张燮《东西洋考·日本》引《两山墨谈》说：“中国宋前惟有团扇。元初，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陆深《春风堂随笔》说：“今世所用折叠扇，亦名聚头扇……永乐间始盛行于中国。”随着日本折扇的流行与仿制，杭州、苏州、温州等地的红金扇、乌油描金扇、赭红戏画扇等的制作都受到日本倭扇艺术的影响。

日本泥金漆画的制作技术，也在明代被引进中国。《东西洋考·日本》引《两山墨谈》说：“泥金画漆之法，古亦无有。宣德时，遣漆工至倭国，传其法以归。”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也说：“天顺间有杨埙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于倭漆尤妙。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悄动，真描写之不如，愈久愈鲜也，世号杨倭漆。如制器皿，亦珍贵。”杨埙，又名杨瑄，号景和，吴中人，出生于漆器世家。

日本的软屏（又称围屏）制造技术，在明代也传入中国。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说：软屏风“起自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也……软屏风（原注：今围屏也）弘治间入贡来使送浙镇守，杭人遂能”。《东西洋考·日本》也载：“（日本）宋时贡画屏风，今亦有入中国者，画金隐起如打成帖著。”

日本的倭缎和兜罗绒生产技术也在明代传入中国，对中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曰：“兜罗绒者，琉球、日本诸国所贡也。今杭州纺织局工亦仿为之，外方罕睹。”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滨海效法为之……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

制作精良的日本倭刀，也很受中国人的喜爱。张燮《东西洋考·日本》说：“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说：“其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耀者。”《天工开物·锤锻》又曰：“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描述说：“钱塘闻人绍有一剑，以十大钉钉柱中，用剑挥之，十钉皆断，隐如秤星，而剑锋无损。屈之如钩，纵之复直，非常铁也。”

日本曾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制造和使用鸟铳。后来中国从倭寇手中缴获这种武器，从而学会了制造和使用技术。郎瑛《七修类稿》说：“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

四、与缅甸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缅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华夷译语》

译书馆培养翻译人才　出于同缅甸交往的需要，明朝政府于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成立四夷馆，馆内设有缅甸馆，培养缅甸文的翻译人才。大约在正统年间，明朝政府留下随缅甸使节来到中国的缅甸人当丙、云清等六人，在缅甸馆任教，授予“序班”的官衔。他们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缅甸语翻译人才，“后俱卒于官”。弘治十七年（1504年）因缅甸译学失传，明朝政府又令云南地方官，请缅甸派人来任教。同年，缅甸阿瓦政权派陶孟（缅语意为“头目”）思完、通事（翻译）李瓒入访中国，送来孟香、的洒、香牛三位教师。明政府安排他们在缅甸馆任教，均授予鸿胪寺序班的官衔。后来，的洒（汉名靖之）和孟香（汉名德馨）因教学成绩突出，均升任为光禄寺署丞。四夷馆学习的课本称《华夷译语》，现德国柏林藏本最为完整，共24篇，第二篇为缅甸译语，这是我国最早的缅华对照的词典。日本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有缅甸语杂字，附译史纪余、缅甸国书（表文）。

中缅丝绸贸易　中缅边境的永昌（今云南保山，包括德宏州），自古是中国通往缅甸、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门户。明代我国西南盛产的丝就大量汇集到这里，经过染色加工，织成漂亮的白底金线翠色边的三色丝绸，再销往缅甸，转销各国，同时从缅甸输入各种特产，再转销内地，故有“永昌出异物”之称。哈威《缅甸史》提到：“公元1531年缅王莽瑞体攻陷下缅甸沿海商业城市马都八（今莫塔马）时，就发现仓库中藏满丝绸等货物，当时世界各国商人云集。”可见从中国输往缅甸的丝绸数量之大，以缅甸为媒介的丝绸贸易之盛。

西方学者对从我国云南到缅甸的这条西南丝路的记载也很多。例如史谷特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的驮运商队（即马帮）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14]当时从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棉花，大量的棉花由伊洛瓦底江北运，经八莫运进云南。我国西南缺乏棉花，缅甸棉花的输入，有助于我国西南纺织业的发展。

明代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中缅贸易往来的记载。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盖其地多宝藏，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普坎（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可见中缅贸易规模之大。

中缅宝石、玉石与瓷器贸易　缅甸产的宝石举世闻名，自古是输入中国的重要商品。到了明代，中缅两国的玉石、珠宝贸易更是盛极一时。缅北孟密有宝井，盛产各种名贵的宝石，蛮莫出各种玉石，孟拱盛产琥珀，其中以孟密宝井所产宝石最出名。开采的玉石从缅北运往我国云南的腾冲进行琢磨加工，制成各种装饰品后，再运销全国或外销。当时我国的商人经缅甸政府许可，招募工人，到缅甸开采，向当地政府纳税。据载每年去缅北开采的中国工人多至千人，产量多时年达数千担。在缅甸经营玉石、珠宝的中国商店多至百余家，仅缅京阿摩罗补罗的一个中国古庙中，就刻有5000个中国玉石商的名字。[15]

缅甸产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随着两国玉石贸易的发展，缅甸玉佛传入中国者不计其数。我国五台山广济茅蓬的大玉佛、四川峨眉山金顶的大玉佛和上海玉佛寺的大玉佛，都是峨眉山金顶的果迦法师自印度回国途经缅甸朝拜大金塔时，缅甸佛教徒赠送给他的。浙江的普陀山文物馆、杭州的灵隐寺、福州的涌泉寺、北京的北海团城等，也都有缅甸赠送的玉佛。这些玉佛千姿百态，有卧佛、立佛和坐佛，均嵌有珍贵的宝石。《滇海虞衡志》曾描述这些缅甸玉佛精美的工艺说：“豪光焕发，惊动天人，洁白无瑕，巧夺神工。”这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曾七次远航亚非各地。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下缅甸沿海城市的地名和方位。据中外学者考证，其中落坑（今仰光）、八都马（今莫塔马）、打歪（今土瓦）、答那思里（今丹那沙林），都是缅甸孟族的海港。明代中缅民间的海上贸易也很活跃。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曾描写中国闽粤海船运载瓷器等商品至下缅甸沿海城市销售的情况，他说：“江海舳舻与中国同。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载米谷货物者，随之进退。白（原误作“自”）古（今勃固）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丈？），长者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我国已故陶瓷专家陈万里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青瓷从海路传入缅甸的情况。他说：“自13世纪80年代至15世纪40年代，这150年期间，福建的泉州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我国青瓷从泉州港大量运往海外，运到缅甸的马达班湾（今莫塔马湾）的毛淡棉。该地是东西海上交通的转运中心。中国瓷器因为要在这里大量转运出口，也有在当地仿制的，所以称为麻尔拔里（Martabanri），亦即马达班（Martaban）瓷器，行销缅甸全国，还转运到东南亚各国，享有极高声誉。”[16]据缅甸考古调查局1915年报告，缅甸勃生河口就曾发现过15世纪的中国瓷器。哈威《缅甸史》还提到当时下缅甸白古、八都马（今莫塔马）、顿逊（今丹那沙林）等海港城市，都有从中国运来的香木和瓷器，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瓷器不仅传入缅甸，而且在缅甸转口或在当地仿制出口。中国制瓷技术的传入，对缅甸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