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经常进行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

一、藏传佛教对蒙古、满、纳西等族文化的影响

元代自八思巴起，藏传佛教中萨迦派的历代传人都为元室帝师，藏传佛教流传很广。藏族也与蒙古族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洪武元年（1368年）元室北迁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仍然很大。在各种史籍记载中，随处都能找到藏传佛教喇嘛活动的影子。如洪武七年（1374年），驻和林的北元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曾遣其讲主汝奴汪叔至明朝进表，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哈达）以及元所授玉印、图书等物。[140]

为了和明朝争夺西域地区，蒙古族各部首领不断向藏族聚居区扩张势力，又增加了其与藏族和藏传佛教接触的机会。据《阿勒坦汗传》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汗征讨残敌，途中俘虏众多土伯特即青海藏族商人，心发慈悲就地释放了一千名喇嘛。俺答汗的侄孙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明译切尽黄台吉）更是皈依佛教，成为“兼通番、汉、佛经”，“博通内典”的著名佛学家。[141]他曾劝说俺答汗迎请西藏黄教首领索南嘉措来蒙古族地区传教。

黄教，是藏传佛教中格鲁派的俗称，创始人为宗喀巴。因格鲁派喇嘛戴黄帽、着黄衣，故称黄教。15世纪，格鲁派在西藏迅速崛起，标志着藏传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集以往各教派组织制度之大成，形成了最完备、最典型的藏传佛教的寺院僧侣组织制度。其代表性的寺院有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

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汗首次接触黄教，就“怀念向往，昼不能忘而夜不成眠”。万历二年（1574年），俺答汗派使者前往西藏迎请索南嘉措。万历六年（1578年），索南嘉措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青海湖滨，并在青海湖畔的察卜齐雅勒庙（即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当时，“汉人、土伯特、蒙古、卫果尔（畏兀儿）、喇嘛等聚集十万余人”[142]，目睹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上层僧侣立即将索南嘉措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为保证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双方在会见中还宣布了一系列命令。这次会见，还有一大批蒙古贵族由三世达赖喇嘛剃度为僧。据《阿勒坦汗传》记载，蒙古贵族中有108人成为班第（小喇嘛）、脱因（和尚）。

这次会见以后，格鲁派迅速传遍全蒙古，给整个蒙古历史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据萧大亨《夷俗记》记载，蒙古族“比款贡以来，颇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庙祀之，请僧讽经，捧香瞻拜，无日不然也。所得市银，皆以铸佛铸浮图。自虏王以下至诸夷，见佛见喇嘛无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惟以左手摩其顶而已。且无论男女老幼，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又有以金银为小盒，高可二三寸许，藏经其中，佩之左腋下，即坐卧寝食不释也。”“从前蒙古人等死后，则尽力宰杀驼马殉葬以为盘费，自此力改，竭力奉行经教，按年逐月，并按八节持戒诵经。”“每月持斋三日，禁止杀牲渔猎。”[143]在黄教传入前，蒙古族中流行人畜殉葬制度。自黄教传入后，俺答汗首先废除人畜殉葬制度，而实施藏族的火葬法。黄教传入后，蒙古族中的禁忌也更多了，“一举动，僧曰不吉，则户限不敢越也”[144]。

蒙古许多文学、历史著作也受黄教的影响，如著名的《大黄史》、《蒙古源流》等均以佛教思想贯穿全书，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以适应佛教理论。

蒙古的翻译工作，也因黄教传入而有了新的发展。俺答汗从西藏请来几百名喇嘛，让他们翻译藏文和汉文的佛教经典。17世纪初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全部被译成蒙文，称得上是蒙古翻译史上的空前壮举，是蒙、汉、藏各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许多藏文词汇为蒙文所吸收，丰富了蒙文的词汇。

为了维护藏传佛教的崇高地位和上层喇嘛的利益，蒙古族各部首领还制定法律、法规，如著名的《俺答汗法典》和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就肯定了佛教和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

随着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藏医、藏药也随之传入蒙古族地区。著名喇嘛咱雅班第达还将藏医的《四部医典》译成托忒文。由于吸收了藏医、藏药和汉医、汉药，蒙古医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形成了新的蒙古医学。因此，研究蒙古医学史的学者，都把明代作为蒙古医学史的新时期。

此外，黄教传入以后，在蒙古兴建了不少佛寺。其中，在库库和屯和鄂尔多斯地方所建筑的佛寺，以及在鄂尔浑河上游建造的额尔德尼昭，都受到西藏建筑艺术的影响。

藏历也对蒙古族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黄史》开头就使用佛历纪年。《阿勒坦汗传》也有几处使用于藏历纪年，有的地方则使用蒙古历、藏历混合纪年，如“白蛇年十二年十九虎日鸡时”，其中年代使用蒙古历，纪日则使用藏历。

紧邻蒙古的满族，也与黄教发生了联系。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曾将在蒙古传教的藏族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素请到后金，“敕建寺，赐之庄田”[145]。后来，皇太极欲征服蒙古各部，联络西藏，更加重视利用佛教。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特为已经去世几年的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塔立碑。天聪八年（崇祯七年，1634年），察哈尔的墨尔根喇嘛带着元朝的护法金佛归降后金，皇太极即将他迎入盛京（今沈阳），为之建立实胜寺（黄寺）及四座塔进行供奉。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不久，在呼和浩特地区活动的班禅额尔德尼的弟子、蒙古族僧人内齐托因率门徒30人到盛京会见皇太极，受到皇太极的重视，另有格鲁派的东科尔活佛（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呼和浩特的高僧）在鄂尔多斯的转世满珠习礼也与皇太极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成为格鲁派与清朝建立关系的开端。[146]

纳西族居住的丽江地区，自唐以来即与吐蕃接触频繁，明代木氏土司的统治势力不仅囊括中甸、维西、德钦，而且直达巴塘、里塘，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因之进入丽江地区。从各种历史记载来看，明代丽江地区与藏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比较频繁的。如万历八年（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倡建理塘寺，云南丽江木氏土司予以赞助”[147]。据《徐霞客游记》的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西藏地区的佛教领袖“二法王”（二宝法师）曾来到丽江，并由丽江转到鸡足山朝拜。据丽江地区的传说，二宝法师受到了丽江土司的欢迎，在归途中收了六个教徒带去西藏。后来，这六个教徒回到丽江，即修建喇嘛寺传播藏传佛教，丽江地区的五个红教（宁玛派）喇嘛寺（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的修建，都与西藏二宝法师、四宝法师有关。[148]据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的记载，当时维西五个红教喇嘛寺，约有红教喇嘛800人，都遵守四宝法师的教规。《徐霞客游记》还说，当时纳西族“头目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土司木增的一个通事是个“居积番货”的商人，丽江北界番地也有贩商。[149]丽江喇嘛教徒都以入藏朝参、学习藏典为生平大愿。

由于纳西族信仰藏传佛教，因此明代丽江境内建有很多佛教寺院。如徐霞客所到的芝山解脱林，就是后来著名的福国寺。云南名胜鸡足山悉檀寺为万历年间土司木增所建，天启年间土司请求敕颁的《大藏经》就存放在那里。悉檀寺经木增之子“重加丹垩，宏丽精整，遂为一山之冠”。徐霞客游滇时，木氏迎请他住于悉檀寺，修了《鸡足山志》，“创稿四卷”[150]。

著名的丽江木氏土府庙宇壁画[151]，其题材多为宣传宗教的内容（藏传佛教、道教等）。其中尤以嘉靖二年（1523年）建成的大宝积宫的孔雀明王、法会图等壁画，散发的藏画气息最为浓烈。

在谈到藏传佛教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时，值得一谈的还有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影响。随着藏传佛教在周围民族中的扩展，很多民族都产生了自己的格萨尔，如蒙古族的《格斯尔》，土族的《格萨尔》，纳西族的《格萨尔》，裕固族的《盖瑟尔》，还有普米族和傈僳族等不同版本的《格萨尔》，足见格萨尔本身的不朽魅力和藏族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二、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的影响

明代，除汉族文化外，蒙古族文化对满族社会也有着深刻影响。

政治文化方面，女真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努尔哈赤崛起前，海西女真的哈达部王台曾建立起女真最初的政权，贵族们都有蒙古称号，如叶赫仰加奴子称金台失（金台吉）、乌拉部布占太下的兀巴海有“把土鲁（巴都鲁）”称号、拉布泰有“扎儿胡七（扎鲁忽赤）”的官职称号等。努尔哈赤崛起时，他所在的建州女真对蒙古文化有了一些直接接触，同时又通过海西女真间接地接受蒙古文化。

努尔哈赤初起兵，辅佐他的文人巴克什（蒙古语老师或师傅之意）都是海西人，或蒙古人。如额尔德尼巴克什，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兼通蒙古、汉文。尼堪，纳喇氏，世居松阿里乌喇（松花江），归附努尔哈赤后，赐号巴克什。武纳格，蒙古博尔济特氏，“其先盖出自蒙古，而居于叶赫。太祖创业，武纳格以七十二人来归，有武略，能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希福，“赫舍里氏，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部来归。居有顷，以希福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159]还有与额尔德尼合作创制老满文的噶盖扎尔固齐，也是一个来自海西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是蒙古文化的传播者。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建立政权初期基本模仿海西的政权形式。据汉文史籍和朝鲜史籍记载，建州三卫始祖都有蒙古官号，后来接受明朝官职后，就以都督等官职相称，在达罕时三卫虽有执事官，但是还没有什么具体官称。[160]努尔哈赤初起兵时，在蒙古、海西等部影响下，建州各级官员都使用蒙古官称，如国初大都、扈尔汉为“达拉哈辖”（即蒙古达尔罕恰），费英东、噶盖为扎尔固齐。努尔哈赤时期，从他本人直至子弟都有蒙古称号，他自己接受喀尔喀蒙古贵族所上的昆都伦汗之号，他的弟弟及子孙有打喇汉把都鲁、卓里克图贝勒、阿儿哈兔土门、古英巴图鲁等称号，诸子皆称台吉，这些无一不反映出蒙古的影响。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等以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有了自己的文字。此后设牛录，建八旗，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设五大臣、十扎尔固齐，开始自成体系。但是仍未完全摆脱蒙古文化的影响，五大臣及扎尔固齐官名都保留着旧称。[161]

明代蒙古族文化对藏族和维吾尔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蒙藏交流非常密切，蒙古文化也给予藏族一定的影响。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西藏三大寺派出正式代表前往蒙古，承认蒙古俺答汗之曾孙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迎请入藏，这就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他是历辈达赖喇嘛中唯一出身于蒙古族家庭的达赖喇嘛。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年仅28岁的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突然圆寂。对于他的暴亡，当时西藏社会各界一般认为是第悉藏巴地方政权的建立者彭措南杰派人下的毒手，因为当时第悉藏巴的势力已深入前藏，而且为限制已与蒙古建立良好关系的格鲁派势力的发展，在四世达赖圆寂后，下令禁止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后来，在四世达赖的管家索南饶丹等人的请求下，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兵入藏，与格鲁派联合攻灭第悉藏巴政权。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掌握西藏政权，五世达赖因而成为西藏地方政治、宗教首领之一。

明代，有大批蒙古族进入维吾尔族农业区，长期与维吾尔族杂居共处，有的被同化于维吾尔族之中。如叶尔羌汗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有不少是蒙古朵豁剌惕部的贵族，但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狂热追随者，其信仰、生活习俗、心理特点和文化特征日益接近维吾尔族，于是就逐步融入维吾尔族中。

三、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方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到明代时已基本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格局有利于其经济、文化的交流。

明代有很多白族农民、手工业者四出劳动，商人八方做买卖，活动于云南各民族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精美的手工艺品，传播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同时，白族人民也不断学习其他少数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优秀文化。直到现在，兰坪、碧江等地傈僳族人民犁田叱牛的语词，还是较古老的白语；而住在那里的白族人民则大多学会了傈僳族语言，接受了傈僳族的习俗和服饰。白族人民把建筑和制铁技术传到彝、傣、纳西、阿昌等民族地区；而白族人民也吸取了不少彝、傣、纳西、阿昌等民族的文化，如广泛流传于巍山彝族人民中的《神笛》故事，也流传于白族人民之中。

此外，分布在西双版纳及其周围地区的哈尼、景颇、拉祜、基诺、傈僳等族因长期与傣族交往和共处，受到其建筑文化及生活习俗的影响而采用干栏式楼居。居住在贵州雷山和台山一带的苗族，因长期受周围侗族的影响，将他们的鼓楼建筑形式，结合当地的山地环境，创造出具有特色的吊脚楼建筑形式。广西的瑶族由于受壮族影响而喜欢高脚楼居。湘西的苗家住居与相邻的土家族大致相同，多用岩石垒砌而成，石墙、石瓦、石桌、石椅，形成独具一格的石屋。

注释

[1]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

[2]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

[3] 李东阳：《西北备边事宜状》，《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

[4]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封贡考》。

[5] 《明神宗实录》卷三十三。

[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六》。

[7] 萧大亨：《夷俗记·尊师》。

[8]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

[9] 魏焕：《巡边总论·辽东边夷》，《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八。

[10] 同上。

[11]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王台传》。

[12] 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二五九。

[13] 朝鲜《李朝睿宗实录》卷二。

[14] 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二五五。

[15] 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一五九。

[16] 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17] 《清太祖实录》卷二。

[18] 《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清太宗实录》卷十一。

[19]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

[20] 《清太宗实录》卷十。

[21] 《俘臣仇震奏本》，《明清史料》丙编，第1节。

[22] 郑天挺：《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探微集》，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 《明史·西域传四》。

[24] 明朝曾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兵逼哈密，迫使统治哈密的故元肃王兀纳失里遣使入明朝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军攻占哈密。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敕封哈密蒙古首领为忠顺王，四年设哈密卫，与关西七卫共同构成明朝的西北屏藩。正统年间，卫拉特势盛，也先控制了哈密等卫。后卫拉特发生内乱，明朝再度控制哈密。成化年间，吐鲁番崛起，向东拓展势力，侵占哈密，哈密部分部众退居苦峪（古瓜州，今甘肃安西）。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放弃复兴哈密，忠顺王世系遂告断绝。

[25] 《维吾尔族简史》，192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26] 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分期问题》，《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13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27] 《明史·文苑传一》。

[28] 戴良：《九灵山房集·高士传》。

[29]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30] 《明史·历志七》。

[31]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

[33] 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

[34] 参见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56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35]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36]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

[37] 《明史·职官志四》。

[38] 天启《滇志·书院》。

[39] 据天启《滇志》、《新纂云南通志》记载统计。

[40]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册，11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1] 《广西通志·教育志》。

[42] 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统计。

[43] 周春元、王燕玉等：《贵州古代史》，262～266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44] 《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二。

[45] 同治《来凤县志》卷三十。

[46] 乾隆《云南通志·选举志》。

[4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七。

[48] 乾隆《贵州通志·选取志》。

[49] 据天启《滇志》等记载统计。

[50] 据康熙《贵州通志》记载统计。

[51] 《明史·湖广土司传》。

[52]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53]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

[54] 黄佐：《南雍志·事纪一》。

[55] 同上。

[56] 同上。

[5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58] 《明史·湖广土司传》。

[59] 《明世宗实录》卷二十。

[60] 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八。

[61]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五，附郑颙：《重修云南志序》。

[62] 谢圣纶：《滇黔志略·云南·学校·明》。

[63] 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

[64] 苏浚：《广西郡县志》。

[65] 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

[66]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一。

[67] 嘉靖《大理府志》卷二，杨士云：《苍洱图说》。

[68] 檀萃：《滇海虞衡志·志兽》。

[69] 田汝成：《炎徼纪闻·僮人》。

[70] 陆次云：《峒溪纤志》。

[71] 光绪《湖南通志》卷九十。

[72] 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

[73] 王士性：《广志绎·西南诸省》。

[74] 《明武宗实录》卷八。

[75] 《泐史》，《云南史料丛刊》第24辑，159页。

[76] 谢肇淛：《滇略》卷四。

[77] 雍正《景东府志》卷三。

[78] 钱古训：《百夷传》。

[79] 李思聪：《百夷传》。

[80] 钱思训：《百夷传》。

[81] 邝露：《赤雅》。

[82] 顾玠：《海槎余录》。

[83] 张祥诃：《粤西偶记》。

[84] 邝露：《赤雅》。

[85] 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86]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五十九。

[87] 袁炳昌：《中国少数民族乐器谈薮》，陈梧桐、徐亦亭主编：《中国文化杂说·民族文化卷》，351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88] 同上。

[89] 杨绍猷：《明代民族史》，94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90] 参见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15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91] 在明朝文人笔下，火不思又被译为虎拨思儿、琥珀槌等。

[92] 袁彬：《北征事迹》。

[93] 李实：《北使录》。

[94]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四。

[95] 《明宪宗实录》卷十三。

[9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

[97] 萧大亨：《夷俗记·禁忌》。

[98] 萧大亨：《夷俗记·葬埋》。

[99]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中》。

[100] 参见曹永年：《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101] 参见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2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2] 参见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附录四》，37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103] 郑晓：《今言》卷四。

[104] 《明史·职官志三》。

[105] 《明英宗实录》卷七十五。

[106] 《明武宗实录》卷五十八。

[107] 同治《理番厅志·艺文》。

[108] 参见杨绍猷：《明代民族史》，520页。

[109] 《元史·张立道传》。

[110] 师范：《滇系·人物》。

[111] 参见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383页。

[112] 杨慎：《观靬儿迁》。

[113] 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561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114] 正德《云南通志·武定府》。

[115] 天启《滇志·地理志·风俗志》。

[116]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楚雄府》。

[117] 参见丁文江编：《爨文丛刻》甲编。

[118] 《粤西文载》卷四十二。

[119] 黄佐：《泰泉集·广西图经》。

[120] 嘉庆《广西通志·宦绩录·明·詹景凤》。

[121] 苏浚：《学校志序》，《粤西文载》卷五十二。

[122] 欧阳东凤：《素风集》附《欧阳太仆传》。

[123] 魏浚：《诸夷慕学》，《粤西文载》卷六十一。

[124] 吴桂芳：《恢复古田县治议处善后疏》，《粤西文载》卷八。

[125]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八。

[126] 万历《广西通志·学校志》。

[127] 参见《田州岑氏源流谱·列传》。

[128] 江应樑：《百夷传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129] 万历《云南通志·景东府·风俗》。

[130] 《明史·云南土司传二》。

[131] 乾隆《开化府志·风俗》、《开化府志·龙马山遗碑》。

[132] 弘治《贵州图经志书·贵州宣慰司·风俗》。

[133] 乾隆《贵州通志》卷七。

[134] 道光《茂州志·政绩》。

[135] 载《粤西文载》卷六十一。

[136] 《罗定州志》卷八。

[137] 《明史·广西土司传一》。

[138] 全祖望：《埼鲒亭集》卷二十七。

[139] 连横：《台湾通史·开辟纪》。

[140]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七。

[141]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万历武功录·切尽黄台吉列传》。

[142]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七。

[143] 同上。

[144] 萧大亨：《夷俗记·禁忌》。

[145] 《辽阳县志·坛庙志》。

[146] 参见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7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147] 同上书，45页。

[148] 参见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第3篇第3章。

[149]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十四。

[150] 同上。

[151] 参见李伟卿：《丽江木氏土府庙宇壁画初探》，《文物》，1960年第6期。

[153]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

[15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册，6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5] 《满洲实录》卷三。

[156] 《清史稿·额尔德尼传》。

[157] ［苏］阿巴耶夫：《语言史和民族史》。

[158] 额尔登泰：《满浯中的〈蒙古秘史〉词汇》，《蒙古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159] 参见《清史稿》卷二二八《额尔德尼传》、《尼堪传》，卷二三○《武纳格传》，卷二三二《希福传》。

[16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册，760页。

[161] 参见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262～26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