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宗教文化习俗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色。

一、汉族与满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汉族与满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满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汉文化对其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就文字而言，明代前期，从金代沿袭下来的女真字，仍在女真地区使用。但汉字在女真人中广为流行，“凡属书翰……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85]。努尔哈赤本人就通女真、蒙古、汉三种语言，掌握蒙古、汉两种文字。皇太极也精通汉语。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努力下，一些精通女真、蒙、汉等语言的女真学者主要参照蒙文，“又照汉字，增造字样”，先后创制了老满文和新满文。清朝统一中国后，新满文与汉文并行，通行于全国。

由于汉字在女真人中广泛流传，因此熟悉汉文化的女真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后金兴起前后，随着与明朝和汉族的交往增多，迫切需要一批通汉文的满族统治人才。为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延请大量汉族知识分子讲授汉文，令满族学者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并于天聪四年（1630年）设置同文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著名的满族学者达海完成了《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等书的翻译，未完成的有《孟子》、《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六韬》、《大乘经》等。这些汉文典籍的翻译，方便了满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如达海的三个儿子就因“勤习汉书”[86]受到皇太极的重奖。

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方面。如沈阳故宫各个宫殿，饰以绿剪边。大政殿八角重檐建筑、周围廊式、大木结构、五彩斗拱、殿内顶部天花降龙藻井等，都吸收运用了明代汉族建筑所固有的风格。努尔哈赤葬身的东陵，所植松木，所立石狮、石象、石虎、石马、石驼，仿效了汉族自古沿袭的山陵建制。满族古老的宗教萨满教，到明代时也已融入汉文化的成分，在他们所祭祀的诸神中，已有关帝这种明显带有汉文化色彩的神。

但满汉两种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在汉文化对满族文化施以影响时，满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有的论者认为“满族文化（包括音乐）对东北汉族及其他邻近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87]。清在入关前，满族文化对辽东汉人的影响是不小的，福格的《听雨丛谈》中曾记载内务府汉人“从满洲礼者，十居七八”，汉军中“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此时满人却无从汉人礼者。“总的趋势是以满族的影响为主”[88]。明末清初的燕京语（南城汉语）和辽南语（内城汉语），由于满语腔调和词汇的撞击、融入而发生变异，进而导致新的北京话的产生。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汲取了许多满语的词汇，如“妞儿”、“饽饽”、“萨其马”，等等。具有满族文化特点的各种土特产品，像各种细毛皮张和人参、木耳、蘑菇、松子、榛子等山货，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其他如海东青、黑狐等则成为汉族上层的宠物。

汉族与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终明之世，明廷与蒙古族之间持续了多年的战争，但由于双方经济的互补和互相依赖，通贡、互市仍然持续不断。在通贡和互市中，汉族和蒙古族人民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蒙古族的入贡品中，有金装银饰的马鞍和箭囊等精美的手工艺品，连豪华的明廷也视为珍品。在马市上，汉族人民能买到具有浓郁牧区特色的手工制品。通过通贡和互市，汉族地区的纸张大量传入蒙古，不仅用来抄写佛经，也促进了蒙古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蒙古地区，特别是一些汉族工匠的移入，为蒙古族人民带去了发达的工匠技艺和先进的汉族文化，使蒙古族的手工业、建筑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学者统计，“到16世纪末，移居土默特地区的汉族人口就达十几万以上”[89]。而蒙古族人民迁往汉地的也不在少数。这种相互间移民、通贡和互市，无疑促进了汉、蒙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明代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在蒙古族达延汗以前，明蒙多年交战，双方的文化都印着战乱的痕迹。达延汗以后，社会趋向稳定，特别是俺答封贡以后，双方的文化交流急剧增多。

以音乐为例，明代初期在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蒙古族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武士思乡曲，表达了蒙古人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强烈愿望。[90]而到明朝中期以后，蒙古音乐在汉族和其他民族音乐的影响下，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如草原长调牧歌，这是蒙古族草原音乐文化的最高形态，也是蒙古音乐民族风格的基本标志，在达延汗时期趋于成熟和定型，使整个蒙古音乐进入了一个以长调风格为主的历史时期。而蒙古族特有的民族乐器火不思[91]，在明代也传入了内地。据史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每宰马设宴，必先奉上皇（明英宗）酒，自弹虎拨思儿，唱曲，众达子齐声和之”[92]。到明中后期，中原汉族地区也盛行弹奏火不思了。同时，汉族人民中比较流行的乐器琵琶，在明代蒙古音乐中也多有使用。如明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部也先太师招待明使李实，歌舞助兴之时即“令十余人弹琵琶”[93]。

在语言文字方面，明代蒙古族已通行改革过的蒙古字，即现在使用的蒙古字。由于纸张的传入，17世纪初在察哈尔林丹汗组织下，根据藏文并参考汉文，译出了108函的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蒙古族著名的口头文学，如《江格尔》、《乌巴什洪台吉》等，也得以用蒙文或托忒文记录下来。

在史学方面，由于受汉族史学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族的史学家编纂了一批重要的史学著作。明廷则在洪武年间组织蒙、汉、回族学者，将元太宗时期成书的《蒙古秘史》（蒙古语称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译成汉文，称作《元朝秘史》，并用汉字逐字音译出来，使这部名著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医药方面，蒙古族有传统的医学，但较之汉族医学则大为落后。明初由于战乱，蒙古医药短缺，不得不从明朝求取医药。后来，蒙古人通过互市，从内地购买药物。蒙古封建主则利用向明朝朝贡的机会求取医药。永乐五年（1407年），“北虏阿鲁台遣回民哈费思来朝，且奏求药。命太医院使如奏赐之”[94]。蒙古有时还要求派医生前往治病。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曾派“医士”曾辉、罗显祖去瓦剌“公干”，给蒙古族人治病。成化年间，“迤北虏酋孛来以其知院苦塞患病，遣人舁至边，乞医调治。上命太医院遣医士往疗之。”[95]而一些移居蒙古的汉人，也带去医药知识，如白莲教徒“周元治扁仓术”[96]。蒙古人患痘疮，“调护则付之汉人”[97]。俺答封贡以后，明廷更是“每赐之医药”[98]，内地医生进入蒙古的也越来越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俺答“方病在两腿，患甚”，赵全毛遂自荐，“言我善治，惜无药”，俺答派他“匿应州城中，买乳香、地黄、良姜诸药材”，带回蒙古为其治病。[99]此外，史载王廷辅也曾给贺彦英治“心病”。万历十二年（1584年），宣大山西总督郑洛派一名姓郭的医官，到归化城为第二代顺义王黄台吉治过病。[100]同时，蒙古族中医术很高的扎失列来到北京行医，得到汉族人民的赞扬。他还培养徒弟，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徒弟惠岩。[101]北京双寺胡同内的广济寺立有记载扎失列在北京行医事迹的石碑。

在天文历法方面，明代蒙古族使用的历法突出地表明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两种《蒙古黄金史》和《俺答汗传》所使用的蒙古纪年历法，比元朝时《蒙古秘史》所使用的蒙古历法前进了一大步，即在12生肖前加了青、红、黄、白、黑五色，有的还分公母（阴阳），说明蒙古历的纪年是使用阴阳五色与12生肖依次搭配，组成循环序列[102]，这与汉历的干支纪年法是相同的。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这三部书中，几乎所有明代蒙古族的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干支纪年法，由此可见汉历对蒙古历所产生的影响。明廷还给蒙古赠送了《大统历》。蒙古入贡的表文有时也有明朝皇帝的年号和纪年，如《俺答谢表》。明朝中后期，许多汉族兵民进入丰州滩，从事农耕，将中原地区的天时、节气方面的知识带入蒙古地区。他们同时也兼营畜牧业，向蒙古族牧民学到了草原地区的节气知识。

在蒙、汉文的翻译方面，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明洪武年间，为适应对北元政策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蒙汉文翻译，大力培养专业翻译人才，并专门设置了四夷馆。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103]，作为规范化的蒙汉翻译课本。永乐五年（1407年），四夷馆内设蒙古、女真等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104]。这些译字生、通事中有很多是蒙古人，他们为沟通蒙、汉两个民族做了大量工作。正统六年（1441年），瓦剌朝贡，明廷赐物中有“夷字《孝经》一本”[105]。正德四年（1509年），亦孛来入套，总兵马昂与之交战，曾缴获“番文三本”[106]。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蒙、汉翻译工作的情形。

在建筑、绘画等艺术方面，俺答汗时修筑的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其建筑设计和施工，基本上是仿照内地城堡式建筑，分内外城，城内的宫殿、宅第，是汉地宫殿式建筑。俺答汗致明朝皇帝的《俺答谢表》，附图是一件巨大的绘画精品，描绘俺答汗及其后妃、近侍、骑从、马匠、贡使沿着城墙行进前往北京的场面，在构图和笔法上明显反映了汉族画师的影响。

散居在明朝内地的蒙古族，同样也对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4世纪末，蒙古族学者参与了明廷组织的《蒙古秘史》的翻译工作。一些蒙古族学者和文人在明廷任职，从事文化工作。如锦衣卫指挥同知徐晟，原名七十五，自永乐初被召见，一直担任翻译工作。鸿胪寺右丞七十，是元朝故臣，通蒙古文书，在明朝从事教习和翻译工作。羽林前卫带俸达官指挥石忠，后期在四夷馆教习蒙古文书。此外，从14世纪末至17世纪初，内地的蒙汉学者共同努力，编印了多种蒙汉对照的词汇集。除了14世纪末编纂的《华夷译语》之外，一些论述明朝边政的著作，如《卢龙塞略》、《登坛必究》、《武备志》、《三云筹俎考》等书都附载了蒙汉对照的名词、术语，是研究当时蒙古语言和历史的重要工具，有利于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汉族与藏族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例如，大量藏僧入贡并留居京师和内地，不仅将藏传佛教传入内地，而且将藏族的佛寺建筑和雕塑艺术也传入内地。还有著名的藏医药学，传入内地后，成为中医药中独树一帜的瑰宝。明朝也在四夷馆中设立“西番馆”，这对沟通藏汉文化也起了一定作用。

更重要的是，通过藏汉文化交流，先进的汉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藏族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岷州、松州在14、15世纪开设了儒学。天全六番招讨司曾于永乐时派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景泰年间在叠溪、嘉靖年间在汶川均设置学校，景泰时还赠给董卜韩胡宣慰司《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小学》等汉文典籍。汉文史书有关吐蕃历史的记载被译成了藏文。在威州，由于儒学的设置和汉文化的影响，藏族地区社会风貌为之改变。据记载：“崔哲之以进士调官来威，重建文庙，兴学校，相与遣兄弟子员，岁增二十余人，番亦闻风归化，大、小姓亦遣子弟入学、与诸生相率唯谨，揖逊从事俎豆，彬彬然有齐鲁之风。”[107]从13、14世纪开始，由于受汉族史学的影响，藏族学者兴起著书立说之风，撰写了许多历史、宗教、文学、天文、历法等著作，如《西藏王统记》、《新红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这些著作的刊印流传，则有赖于从汉地传入的纸张和木刻印刷术。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大批纸张流入藏族地区以及藏族人民掌握了木刻印刷术，许多藏文著作才得以印制流传。

明代藏族的建筑、绘画、雕塑、戏剧等，也吸收了许多汉族艺术的特点。青海塔尔寺就是汉藏结合的形式，在一些藏族的建筑物中，将吐蕃式传统的建筑艺术同汉式屋顶、斗拱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既实用又美观。青海地区的藏族还兴建了“城郭庐室”。15世纪初叶，在江孜等地的绘画、雕塑中，已经融进了汉族的技艺，使这些艺术达到了新的境界。越到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就越加明显。再如明代兴起的藏戏，在演出过程中，台上演员唱完一段，台后便有多人伴唱，类似川剧的帮腔，这可能是受到川剧的影响。[108]

三、汉族与白、彝、壮等族的文化交流

汉族与白族的文化交流　历史上，白族一直具有直接吸收汉族文化的传统。元朝时，张立道在白族地区“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土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109]。到明代，由于明王朝统治的深入，在白族地区迁入大量汉族移民，驻屯垦辟，兴办学校，为白族学习汉文化提供了良好条件。白族的汉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已基本与汉族趋于一致。正德《云南志·大理府·风俗》说：“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天启《滇志》卷三十说：“白人，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康熙《大理府志·风俗门》也有类似记载，说大理府为“故河蛮域”，“迨明郡县其地，诗出其人……中国之名家大姓，又多迁徙于其间，熏陶洗濯，故举其平日之语言、衣食，悉耻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礼教之域，以故人文科第……理学名儒项背相望”。

由于白族士子使用汉文，进汉人学校，与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因此白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非常广泛而频繁。如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白族文人李元阳，与同时期在全国负有盛名的汉族知识分子杨慎有密切的诗文交往。杨慎中过状元，学问渊博，他大半生均在云南度过，在云南影响巨大，为人所敬，至有“迄今三百年，而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杨状元者”[110]。在云南期间，杨慎与张含、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王廷表、唐琦等人以诗文相唱和，切磋砥砺，使滇南诗坛名闻全国，人称“滇南七子”，又称“杨门七子”。其中杨士云、李元阳就是白族学者。《明滇南诗略》序说：“迄于有明，尽变蒙、段旧习，学士大夫多能文章，娴吟咏。一时名流蔚起，树帜词坛，滇诗始著。”这正是白族与汉族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白族学者杨士云还用汉文写过一部历史著作《郡大记》，在明代已被采入嘉靖《大理府志》中，也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记》之底本。

白族与汉族密切的文化交流，直接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明代白族学者、作家群，其中为我们熟知的有杨士云、杨鼐、杨黼、杨南金、李元阳、高桂枝、吴懋、何邦渐、艾自修等人。白族的史学、文学也因此出现了一个辉煌时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一些汉族的学者，也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一批有关白族史地的著作，如张洪的《南夷记》、彭汝实的《六诏纪闻》2卷、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1卷、杨慎的《滇载记》1卷、《滇程记》1卷、倪辂的《南诏野史》1卷、谢肇淛的《滇略》10卷、郭棐的《炎徼琐言》2卷、程本立的《云南西行记》1卷，还有陈文纂修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10卷、周季风修纂的正德《云南志》44卷，为后人研究白族及云南各族明代及此前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明初在内地兴起的在音乐上以“其节以鼓，其调喧”为基本特点的弋阳腔，流入云南白族和彝族地区后，即发展为吹吹腔。[111]在当时祖国的西南边陲，竟出现了“滇歌僰曲相应和，社鼓渔灯乐未央”[112]的乐种繁荣局面，生动地反映了白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汉族与彝族的文化交流　明朝在彝族聚居地区设置了卫所，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今云南宜良县设立宜良千户所。在设立卫所的同时，明政府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向彝族地区派驻大量汉族移民，此外还有许多从内地自发迁来的汉族移民。彝汉杂居一处，彼此互相依存，正如当时凉山彝族中流行的成语所说：“彝人离不得汉人，汉人离不得彝人；彝人离不得盐巴，汉人离不得皮货。”[113]进入彝族地区的汉族人民，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在彝族地区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如云南武定府境内的彝族“延师教子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陋俗少革，而近府乡民，习汉字者亦多”[114]。彝族的文化水平也因之不断得到提高。云南武定府多彝族，“俗尚强悍难治，松皮覆屋，蓑毡蔽耳，交易用盐。自建学校之后，旧习渐迁。”[115]楚雄府定远县（今云南牟定县）之“撒摩都”（彝族）者，“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116]。

随着彝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其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又日渐加深。嘉靖二十年（1541年），贵州水西安氏土官用彝、汉文字对照的办法，镌刻了一块《千岁衢碑记》。[117]而彝文史书上一些常见的人物传记，如仲牟由、慕齐齐等，在明人宋濂等编纂的《元史·地理志》中已有记载，说明当时一些彝文史书已引起汉族学者的注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彝、汉文化的交流。

汉族与壮族的文化交流　明朝在壮族地区设置卫所后，随着汉族军队的进驻和移民的进入，形成了壮、汉杂居的局面。加上各级儒学及书院的兴办，大大改变了壮族地区原先落后的文化和习俗。据《天河县举人题名碑》说，天河壮人“素不知学”，洪武间“皆忻然相率，遣子弟入学，拜师听诲，受命典教”[118]。嘉靖间，平乐知府龙大一次就“招致”壮人三十多名，“送入社学”[119]。万历初，詹景凤“移摄梧州”，亲自深入壮族聚居地，“择少年美姿仪、识文字者，以鼓乐旗帜导而谒学官，与衣冠俎豆之士相周旋，习礼容”[120]。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明代壮族人民中已有不少人会使用汉语，能看懂汉文典籍，“微通文义者”[121]、“识‘之乎’者”[122]不在少数。万历时右佥都御史魏浚又下令：“粤西学臣敕内，独有教习僮童一款，令州、县立社置傅，岁以教成者闻，颇谙文理者收之黉序。”[123]

随着汉文化对壮族人民影响的加深，壮族子弟争相入学。如隆庆间古田壮民“愿子受学”[124]；万历间岑溪壮族首领潘积善“愿从其子附学宫受书”[125]；平乐壮人对于学习汉文化者“艳之，岁遣子弟入郭从师”[126]。壮族的上层人士更是多博通经史之人，有些壮族生员还能中举、中进士。如著名的田州岑氏土官，有好几代都博通经史，能诗善文。其第八代土官岑永通“积学工诗书，著作甚佳”；其弟岑永贞亦“聪颖好学，孝友笃行，博览群书，尤精性理”；明末曾任明军指挥使的岑汉贵，也是“博通经史，善诗文”[127]。明代著名的壮族学者李璧曾中弘治乙卯科（1495年）举人，正德年间又举进士，工于诗词，有多部著作传世。

除研习汉族诗词和儒学外，明代壮族还借鉴汉族传统的兵法书籍，结合本民族特点，创造了一套“土司兵法”（又称“岑氏兵法”）。据说壮族土司首领瓦氏夫人率壮族士兵，奔赴东南沿海同倭寇作战时，就采取这种战法，结果接连获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壮汉音乐的交流。壮族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据《苍梧县志》载，她“生于明季”，与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张伟望曾互相切磋歌艺。另外，壮族说唱音乐“唐皇”（又名“堂煌”），早在明中后期就已在某些地区传唱。据说它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瓦氏夫人从浙江抗倭胜利班师回家时，将正德年间由兵将所编的《刘文龙菱花镜》等剧目带回田州，并运用田州山歌发展润腔而成的。因其内容是说唱唐朝皇帝李世民、薛家将、武则天、薛刚反唐以及李旦与凤娇恋爱的故事，故而得名“唐皇”。

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汉族除与上述这些少数民族进行较多的文化交流外，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断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

维吾尔族居住的地区，曾是汉唐“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明王朝仍然与之有着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善于经商的畏兀儿人利用和明朝的朝贡贸易，将马、驼、玉石、香料等运到汉地，又将汉地的布匹、绸缎、丝绸、银器、药材等运回贩卖，以此获利。通过这种往来频繁的贸易关系，畏兀儿和汉族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汉族地区的纸张大量输入畏兀儿，促进了畏兀儿文化的发展。畏兀儿人与明廷也多有文书往来。当时，畏兀儿人所在的哈密、亦力把里等地头人呈交明朝的文书多使用回鹘文书写。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文化也传入内地，畏兀儿的民间文学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如脍炙人口的《阿凡提的故事》不仅在畏兀儿人民中广为流传，而且也传入内地，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喜爱。

傣族在明初时尚“无中国文字，小事则刻木为契，大事则书缅字为檄”[128]。随着明朝在傣族地区的大量移民，以及各类学校的兴建，到明中期以后已是“学校声教，渐迁其俗”[129]。明前期傣族地区尚不知时节，没有历书，明中叶以后才有“小历”的出现，这种傣历吸收了汉族夏历的许多成果。

明代的纳西族，也吸收了大量汉文化的成果。丽江木氏土司的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等土官均有较高的汉文学造诣，都有汉文诗作传世，史称“木氏六公”。《明史》对其评价很高，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130]木氏知府宅院的建筑，也是仿照明代中原的建筑工艺。纳西族地区的寺庙建筑，也多仿照明朝或西藏的庙宇建筑。另外，东巴绘画艺术中的大型着色布卷画“恒丁”《路神图》，从内容到形式，均是吸收汉、藏文化的产物。纳西族著名的大型古典乐曲《丽江古乐》也是在明代汉族的佛教与道教音乐传入后产生的。它糅进纳西族自己的民族音乐素材后，成为具有汉族和纳西族声乐艺术互相融合的独特风格的音乐。

明代哈尼族的上层子弟，也积极学习汉文，读书识字者日益增多，程度不断提高。永乐十一年（1413年），八寨长官司土官龙者宁入贡京师，曾随从明成祖参加京城的端午节盛会，深受感染。返乡后，他仿照京都汉族的做法，每年五月初五在六诏山区举办端午节大会。这是汉族与哈尼族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此外，万历年间，八寨土官龙上登赴京受职，他在京遍访名师，学习汉文经典，返乡后“兴学校，建文庙”，并亲自为文庙撰写碑文。[131]从此，一批汉文学校在六诏哈尼山区扎下了根，为哈尼族培养了不少士子。

据史书与方志记载，明代布依族地区已建起不少学校。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在今贵州盘县建立了普安州学；宣德八年（1433年）在今都匀市建立了都匀卫学，后改为都匀府学。随着教育的发展，布依族也多“通汉人文字”[132]，“多有读书识字者”[133]。

明朝在苗族地区也设立了不少学校，为苗族人民学习汉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些苗族学子经过学习，考上了举人、进士。此外，苗族医药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对汉族及其他民族产生过影响。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收入苗药二十多种，就是突出的例证。

明朝在川西北羌族聚居区设置土司后，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开设儒学。如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在汉羌杂居的茂州设立儒学。隆庆年间，张化美担任茂州知州，又建社学两所，“择弟子员贫而好学者给以馆谷，俾司训课”[134]。其他地区如松藩、龙州也都设了儒学，并由明政府派出儒学训导。

明朝在土家族地区也设立了不少学校，如永乐六年（1408年）明政府在四川酉阳建立酉阳司学，入学者多为土家族土官及其子弟。其中不少人后来工诗词、通经史，成为精通汉文化的士子，有的还中举、中进士，有的著书立说，有诗文传世。如四川酉阳（土家族）冉氏土司从天顺年间的冉之开始著有诗集，其后世袭酉阳宣抚使的冉舜臣、冉仪、冉元祖孙三人都有诗作。万历时冉御龙，崇祯时冉天育、冉玉岑也有诗作。万历年间，容美司土官田九龄还开创了田家诗派，世代相传，历久不衰，时人称其为“才超楚国”的俊才，与他来往唱和者，多为当时名士，其中不乏汉族学者。此外，还有一些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土官在自己家乡办学校，传播汉文化。如万历年间，永顺宣慰司彭元锦就学于酉阳司学，学成回乡并承袭永顺司宣慰使后，立即仿照酉阳司建立学校的办法，在永顺司治建立若云书院。卯峒司安抚使向同廷也在司治及新江等地建立学校。再如四川石砫土司马宗大，是明末著名土家族女土官秦良玉的玄孙，他建学校，延师儒，教育子弟及民间俊秀，当地文风因之日盛。可见，这些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土家族上层人士，成了连接汉族与土家族的文化桥梁，积极推动着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瑶族中也有不少识汉字、熟读诗书的士子，有的还参加科举考试。明人魏浚在《诸夷慕学》一文中记载：“富川、桂平多瑶种，来试者谓之瑶童。”[135]今广东罗定县在明代瑶族很多，明政府曾在此“立社学以教瑶童，广廪额以资多士”[136]。另外，明政府对一些归降明军的瑶族起义首领“乃贷其死，并与其子弟入学”[137]。因此，明代瑶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有的史书和方志提到瑶族时，往往都说他们“识汉字，通汉语”。此外，瑶族丰富的中草药知识对汉族人民也很有帮助。包汝辑《南中纪闻》曾提到瑶人“善识草药，取以疗人疾，辄效”。

明代高山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黄佐《南雍志·事纪》曾列举许多高山族的上层分子及其子弟到国子监学习，受到明政府照顾的事例。一些从大陆赴台湾的汉族士大夫，也设馆教授高山族子弟。如明末沈光文曾“结茅罗汉山中……山旁有目加溜湾者，番社也，于其间教授生徒，不足，则济以医”[138]。由于汉文化在高山族人民中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在弘光元年（1644年），“台湾领事集归化土番之长老，设评议会，以布自治”[139]。这说明当时高山族已有了一些归化的原住民，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因而能按照汉文化的组织方式进行“自治”。

此外，明代的回族也与汉族进行过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些在前面论述回族文化的发展时已有反映，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