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化论争，在文学中亦别是一方洞天。明代士人好争，好标新立异，好自立门庭。政治上有各派的党争，思想学术上有程朱、陆王之争等，至于文人更是分门立户，相互标榜攻击。翻开一部明代文学史，就会看到吴中四杰、闽中诗派、茶陵派、唐宋派、前七子、后七子、嘉靖八子、嘉靖四先生、公安派、竟陵派、复社、几社……一个个文学流派，一个个文学团体，从明初、明前期、明后期和晚明越来越密集地鱼贯走过，而这些文学学派嬗递的主线，则是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清人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云：“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此之谓也。

一、明中期的古调摹拟

《明史·文苑传一》云：“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元末以来数十年的战乱，虽然给人民带来痛苦，但也因旧专制控制崩毁，新控制未建，而为文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契机，正如黄宗羲所指出：“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率不可掩。”[41]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明统治的确立，统治者也收紧了文化思想控制的绳索，如当时著名的诗人、号称“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便是极端文化专制主义的牺牲品。《明史·文苑传一》载：“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明太祖）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在这种情况下，文人慑于专制高压，只能敛气息声，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于是“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42]，“台阁体”流行，形成文学发展最委顿的时期。

所谓“台阁体”实由宋濂首开其端，而代表作家则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人称“三杨”。“三杨”均官居高位，是历事永、洪、宣、正四朝的“台阁重臣”。他们以太平宰相的身份，大量写作尊朱尚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发为治世之音”的应制应酬、颂圣题赠诗文。一时之间，“众人糜然和之，相习成风”[43]。“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44]如解缙、曾荣、薛瑄等著名文人的作品，均是这种风格。

“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当这种辞藻堆砌，文字格式套路化，内容局限于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正如日中天时，一股复古拟古的文学思潮，开始以与“台阁体”对立的姿态，逐渐明晰地出现于文坛。先是所谓的以林鸿为首的“闽中诗派”，继而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终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于弘治、嘉靖之际形成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运动。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他们主张诗文必须表达真情实感，反映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注重作品的文采和形式技巧，力图使诗歌重新具备高尚优美的格调：倡导超越宋元之上，直追汉魏盛唐。文学中的复古运动对“台阁体”的批判，与在思想学术中同时兴起的心学运动对正统程朱理学的突破，构成了这时期文化论争的最重要的内容。

弘治、嘉靖间兴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先后表现为两个**：一是弘治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前七子”结成的文学团体，“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45]，“非是者弗道”[46]。一是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后七子”结成的文学团体，阐扬“前七子”的主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47]，并以此“招徕天下”[48]，将复古拟古的文学运动推向**。

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继承中唐以来特别是宋元以来的理性化和俗化的倾向。宋濂念念不忘的是“文以明道”，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道积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49]。认为诗之至美者是“发乎情，止乎礼义”[50]，强调情须经过“礼义”的过滤，去其“忳”者、“郁”者、“乐”者、“艳”者。经过“礼义”的过滤，这种“情”实际上就变成“性情”，也就成了“性理”与“道”了。因此，宋濂与刘基等浙东诗人的创作，大多夹杂着理语，寡于情致，质木无文。解缙及三杨等台阁体作家的文学观念更加保守，既不敢描述现实生活，也不敢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只知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写作散文，极力仿效欧、曾，追求所谓雍容典雅，而流于卑冗不振；创作诗歌，又一味效法邵雍，充斥理学气味。景泰至弘治初年出现的理学家诗派如庄昶等人，更以玩物为道，以诗言志，将许多理学话头掺入诗中，不伦不类，将理性化与俗化倾向发展到了极端。针对台阁体言性而不及情、倡理贬情的主张，复古派高扬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主张“诗以言情”，情为诗本，“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位，此诗之源也”[51]。同时，针对台阁体重理而轻文采的弊端，他们又强调文学创作应有高尚的格调，做到情与理、意与象、诗与乐的完美统一，充分发挥诗文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为此，他们除了强调要积极投入社会现实生活，还主张向古代作家学习，“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52]，以便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并向民歌学习，从而摆脱理性化与俗化的倾向，写出优秀的作品。这种复古，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它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力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开始追求主体自由的要求。它打破了明前期文坛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从而为明后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但是，复古派作家尽管反对以理贬情，却没有从根本上怀疑与否定封建的社会制度及其伦理道德规范，而是力图维护它。他们更没有看到古典审美理想及文学形式有其特定的存在土壤和条件，如今已时过境迁，一味复古，势必会妨碍人们对题材、体裁、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开拓与创新，硬要生搬硬套，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模仿甚至抄袭的泥潭。所以，“前后七子”的两次复古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而受到人们的攻击，并引发了新一轮的文化论争。[53]

由“前后七子”发动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称当时“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家，无不争效其体”[54]，有效地遏止了台阁体泛滥造成的萎弱的文学颓势，开启了明后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先河，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二、抒写真情

在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的论争中，以袁氏三兄弟为首的“公安派”，受王学左派及李贽等异端思想的影响，崇尚真情，率性而为，主张文学写作应“无一字不真”[60]。他们抨击的文字最多，也最激烈。如袁宏道说：“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61]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同甘共苦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这期间，公安派诸家写了一系列批判复古模拟、宣扬新观念的文章，如袁宏道的《叙小修诗》、《雪涛阁集序》、《张幼于》，袁中道的《解脱集序》、《宋元诗序》，袁宗道的《论文》，江盈科的《敝箧集序》以及《雪涛小书》中许多篇章。

这些文章，对名望隆盛、鼓吹复古的文坛盟主王、李之辈，做了猛烈的抨击。公安派及其他新文学家指出复古主义的弊病主要有三点：

一是空虚。思想贫乏，学问浅薄，这是复古派末流的通病。袁宗道说：“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项学问；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徒见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说，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纸，入此行市，连篇累牍，图人称扬。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钜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溺，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帙乎？”[62]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原非不学浅薄之辈，如王世贞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问家，但是他们的主张却成了一些浅薄之徒的遮羞布。袁宏道嘲笑说：“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

二是剽窃。复古派末流剽窃成风，袁宏道感叹说：“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名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驺了，皆谈雅道。吁，诗至此，亦可羞哉！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

三是雷同。复古派末流一味摹拟古人，往往泯灭了自己的个性，没有独特的风格。袁宏道说：复古主义行，“而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至于今，市贾佣儿，争为讴吟，递相临摹，见人有一语出格，或句法事实非所曾见者，则极诋之为野路诗。其实一字不观，双眼如漆，眼前几个烂熟故事，雷同翻复，殊可厌秽。”[63]

针对复古派末流的拟古诗潮，“公安派”揭橥起“变古”的大纛与之抗衡。他们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体制、写作方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而与复古派的拟古的创作主张相反，在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下，“公安派”及其追随者提出所谓的“性灵说”，认为文学应“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情而发”，“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64]。

“唐宋”、“公安”、“竟陵”诸文学派别团体的文人对复古主义文学的批判，既是文学之争，也是思想之战，它兴起于早期启蒙思潮高涨的年代，对文学发展和社会思想解放都具有意义。但其内在的思想和美学理论的缺陷，亦为下一轮的文学之争埋下了伏笔。

三、明末回归传统的潮流

就晚明反复古文学思潮逐渐衰竭的情况看，除政治局势日益严峻的影响外，“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团体派别，本身所蕴涵的内在思想及美学理论的缺陷，是很重要的原因。

从思想渊源上讲，“公安派”、“竟陵派”等反拟古复古文学思潮生力军，所恃以阐释其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王学左派极端发展的李贽及泰州学派的思想。王学左派和泰州学派理论的核心是良知现成见在，只需率性而为，不需探讨学问的工夫，因此在反对权威、解放士人思想的同时，又导致了思想发展禅学化，走向空疏不学的蒙昧主义，而遭到来自王学右派、程朱理学一派以及主张学术经世但思想保守士人的批判攻击。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使这种批判更加有力，而“公安”等人文主义文学团体的两大精神领袖李贽和达观，先后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和三十一年被保守派挟皇权之势所害，在使文学革新运动的风头大受挫折的同时，更使整个明代思想发展再次发生转向。袁氏兄弟晚年的悔过，以及对王学末流“尽弃其检柙”的不满，希望有二三大儒出来，“持躬行实践以救之”[65]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转变的表现。

除思想史发展的原因外，“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派别在文学实践上的缺陷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出现，是针对“前后七子”一味仿古拟古，致使其“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66]、“有宗法而无生气”[67]的弊病，但是他们的创作却又走向了“不曾依傍半个古人”[68]，只求率性自然而导致直白肤浅的另一个极端。

从“唐宋派”、“公安派”等反拟古复古运动到新复古运动的兴起，中间的中介是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鉴于“公安派”为救复古之弊却坠入肤浅俚俗之病，欲调和二者，从古人处求得性灵：“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69]但是反而因“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而遭到真正复古者的诟病。[70]

晚明将再次复苏的文学复古主义推到极点的，是合政治结社与文学团体为一体的复社和几社。复社和几社的文人承“前后七子”余绪，以“兴复古学”相号召。其中，以“幼时既好秦汉间文，于诗则喜建安以前”的陈子龙，倡言复古最力，沈德符《明诗别裁集》称：“诗教之衰，至于钟（惺）、谭（元春），剥极将复之候也。黄门力辟榛芜，上追先哲，厥功甚伟。”此外则有钱谦益、艾南英，他们推扬“唐宋派”的主张，鼓吹宗法宋人，亦逡巡于师古拟古的道路上。关于明文学复古发展的开阖，《明史·文苑传》序云：“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而文学争论亦循此演变一轮一轮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