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统治者在政治上大力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济上则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暂时放松剥削，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随着社会秩序的渐趋稳定，历经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小自耕农户和中小地主的数量迅速增加，耕地面积和官府的税粮收入都大大超过元朝全盛时期的水平，到永乐时已是“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39]。在这个基础上，明中期的工农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山区和边远地区的土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湖广地区继江浙地区之后，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粮食高产区，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水稻的种植已由江南扩大到北直隶，闽浙有了双季稻，岭南还出现了三季稻。玉米和甘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已由国外引进。桑、麻、茶、甘蔗、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加广泛，棉花的种植则遍及于长江南北、黄河流域和辽东南部，花生、向日葵、烟草等也由国外引进。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棉纺织业由于足踏缆车、纺车和织机的改进，工效大为提高。至明末，北直隶一带发明挖窖盖屋的办法，“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40]，解决了北方因天气干燥而出现的断纱问题。丝织技术不断改进，使得“机杼之巧殆天工”，生产的丝绸擅绝海内外。冶铁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广东佛山的炼铁炉“日得铁二十版”[41]，每版重可十钧（300斤），日产铁达六七千斤。造纸业使用石灰蒸煮纸浆，纸张的质量大为提高。印刷业除使用雕刻木版外，还有木、铜、铅、锡等活字版，明末还出现了“饾版”套色彩印。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民间手工业发展更为显著。纺织、陶瓷等行业，民营手工业的规模均已大大超过官营。矿冶、采珠、伐木等以往官府控制较严的行业，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营化倾向。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嘉靖、万历年间，国内贸易非常繁荣，商人的足迹，北至真定、永平、顺平，南至两粤云贵，东至齐鲁平越，西至巴蜀汉中关外，“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42]。生产资料在商品交换中的地位日渐突出，生产的区域分工日益明显。私人海外贸易也在冲破封建官府的重重障碍而迅速兴起，特别是在隆庆开放漳州月港之后更见繁荣。商业资本日显活跃，并涌现出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著名的地域性商帮。其中有的商人拥资达数万、数十万甚至百万。他们除经营商业外，有的还进入生产领域，投资于手工业生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朝野率皆用银”[43]，白银逐渐成为中国市场的主要货币。工商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它们主要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等地。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除了拥有棉纺织中心松江，丝织业中心苏、杭，浆染业中心芜湖，造纸业中心铅山，制瓷业中心景德镇五大手工业区域，苏、松、杭、嘉、湖五府还拥有大批新兴的丝棉纺织业城镇。东南沿海的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城市，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南、北两京则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它们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有发达的工商业，“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44]。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社会结构在明中期以后开始出现某些新的变化。封建地主阶级虽然仍以地租剥削为主要收入，但有些已经插足工商业，将经商、从工和放高利贷作为增值财富的重要途径，经营地主开始孕育而生。农民因其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加强而产生两极分化，有的从自耕农下降为佃农、奴仆或雇工，有的上升为富农或地主。佃农地位虽仍十分低贱，但他们与地主的租佃关系已较普遍地采用契约形式，盛行定额地租，并出现货币地租的萌芽，有的还争得了“永佃权”，使地主干预其生产的状况大为削弱或趋于消失。雇工中的短工，在万历年间已取得“凡人”的地位[45]，解除了对雇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长工虽未解除人身依附关系，但其工价已由实物转变为货币。隶属官府的轮班匠户，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普遍实行以银代役之后，其人身依附关系也大为削弱，获得了更大的工作自由。

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使明代的政治与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日趋繁盛的商品经济刺激下，地主阶级的胃口更加膨胀，对土地和金钱的追逐更加贪婪，生活更加荒**奢侈，从而导致土地兼并的猖獗，租税赋役征敛的苛重，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地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渐激化。封建统治益加败坏腐朽，“好逸乐”的明武宗朱厚照“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48]，不是沉湎于豹房的歌舞角觝，就是四处巡游；妄想成仙的明世宗朱厚熜，中年以后不见朝臣，不理政务，整日只知设斋醮，服丹药；“酒”、“色”、“财”、“气”俱全的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长期不理政事，不见朝臣，就连国家机构缺员也不理会，而只顾聚敛财货，欢饮长夜。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已经难以维持高度的集权统一，封建制度对社会的控制也日渐松弛。

在商品、货币的**之下，社会各阶层“锱铢共竞”，形成一股追逐金钱的社会风气。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49]的情景。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的冲击，“下陵上、少侮长”的现象层出不穷。“厌常喜新，去朴从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缙绅士大夫纷纷突破封建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等级规范，追求高大宽敞的住宅、富丽堂皇的摆设、鲜艳明丽的服饰。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荣，群起仿效，“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50]。逐利与奢侈之风的盛行，使封建秩序陷入了紊乱的状态。

就在中国内部封建经济结构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之际，西方的传教士踏进了中国的国门。继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稣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东上川岛之后，万历十一年（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又进入广东肇庆，在那里设立传教据点。后来，利玛窦还辗转来到北京，受到明神宗的召见。此后，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为了排除传教的障碍，他们在设法争取官府支持的同时，还广泛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传播西方的近代文化。西方的近代文化兴起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之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面貌迥异，特别是其自然科学技术比中国传统科技先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不少中国士大夫。他们纷纷同这些传教士交往，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如礼部尚书徐光启即“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通其术”，并同利玛窦、熊三拔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一批西方学术著作。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艺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及火炮制造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了中国。而中国的文化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等，也以这些传教士为中介，陆续向西方传播，在西欧一些国家掀起一股崇尚中国的风气。

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封建统治的松弛，社会风气的变化，对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领域，支离烦琐、陈旧僵化的程朱理学已经无力解决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危机。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逐渐失去对朱学的信仰，转而寻求新的理论。王守仁的心学于是应运而生，“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51]。王守仁构筑的心学体系，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破心中贼”，但它的反传统精神却在客观上起着冲破思想禁锢的作用。此后的泰州学派发展了王学的积极因素，更具“异端”色彩。特别是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其理论主张，进一步反映了正在成长的市民意识，更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伴随着“异端”思想的崛起，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讲求实学的思潮也开始涌动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缝隙之间，为凝滞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活泼、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在文学艺术领域，古典诗词散文等雅文化，特别是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已不相适应而日趋衰落，失去了文学主流的地位。发展成熟的小说、戏曲、民间歌舞等俗文化，由于适应市民阶层和一般下层民众的需要而蓬勃发展，日趋繁荣，形成争奇斗艳的态势，占据了文学主流的地位。就连适应城市居民需要的园林建筑艺术，特别是江南的园林，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在科学技术领域，一批先进的科学家，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进行总结性的研究，有的还积极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写出一批优秀的科学著作，而饮誉世界。

明代中后期思想的活跃，市民文艺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前期保守沉寂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凸显出明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