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它一旦产生之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将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明代的思想文化也是如此，它既是明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明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特别是其中后期，科学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例如农业生产技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知七种“榨油枯饼”（油饼肥）的不同肥效，认识到芝麻籽饼、萝卜籽饼最好，油菜仔饼差些，油桐籽饼又稍差，而以樟树籽饼、乌桕籽饼和棉籽饼最差[52]，得出的结论与现代科学分析大致符合。并懂得使用磷肥，认为“凡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兽骨），石灰淹苗足”[53]。还懂得使用砒霜拌种，“陕、洛之间，（小麦播种后）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54]，以杀虫防害。这对粮食产量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再如手工业生产技术，陶瓷的生产在继承前代装饰艺术的基础上，又大量兴起用笔画彩的方法，发展出著名的“斗彩”和“五彩”，生产大量精美的“彩瓷”而远销国内外。矿冶方面，明中后期在采煤中发明了排除瓦斯和支撑巷道顶部防止发生事故的办法，在钢铁生产中使用装有活塞、活门的鼓风装置，实现冶炼生铁的半连续性，并发明灌钢冶炼技术，使钢铁和煤炭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纺织业方面，不仅络丝、牵经、治纬和开织等工具和操作技术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使丝织品更为精美，而且在北直隶肃宁还发明挖窖盖屋以“就湿气纺织”的方法，解决了北方因天气干燥而出现的断纱难题，能织出“细密几与松（江）之中品埒矣”[55]的棉布，使该县的棉布产量在几年之间就达到松江布匹产量的1／10，使棉纺织业迅速向北方发展。造船航海方面，明代造船技术的发达，“牵星板”、水罗经等导航设备的先进以及驶风技术的高超，为郑和下西洋和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外，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又促进了花卉栽培和园艺式农业经营的成长，并产生了“花园子”、“石农”之类的专业户，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技术的发达，则促进了刻书业的繁荣，除了印制士大夫科举需要的经史窗稿外，还大量刊刻广大市民工商业者需要的书籍。其中，小说、戏曲之类的书籍有利于提高工商业者的文化素养，而一系列与工商业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如《士商必要》、《新刻天下四民全览三台万用正宗》、《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十二方家万事不求人博考全书》、《明本大字应用碎金》、《博闻胜览考实全书》、《四民全览东学珠玑》、《分门定类今古名贤尺素文海奇声》、《新镌赤心子汇编四民利观翰府锦书》、《四民便用积玉全书》、《新镌士商要览》、《新安原板士商类要》等，则对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社会风尚的演变。

“贵义贱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标尺，即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6]。它引导人们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道义上的胜利，反对人们为满足自身的物质欲望去谋求“功”和“利”。物质欲望被视为低贱的、不道德的。程朱理学更公开鼓吹“去人欲，存天理”。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今天下之人，唯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57]，“奢侈之念一萌，不得不重财而轻义，不能不徇欲而忘亲，是以近日所相矜翊者，礼义不如文章，文章不如爵位，爵位不如金钱”[58]。当时的思想家，进一步将人的物质欲望加以肯定。如王艮倡导“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59]，安身首要的是生活上的安，是能吃饱穿暖。何心隐把人欲说成出于“性”，反对“绝欲”，主张“育欲”，“与百姓同欲”[60]。李贽明确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人们的“私欲”、“物欲”乃至“好色”、“好货”视为“自然之理，必至之符”[61]。陈弟则公开倡言：“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财货之中”，唯有如此观察问题，“乃不流于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62]。与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工商业也日益受到重视，从而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提出了挑战。与农业相比，工商业资金周转较为迅速，获利较多，致富也较快。某些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一反“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离农商。”[63]张居正认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强调“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64]。汪道昆也指出：“厉商则厉农，商利而农亦利”，农商要“交相重”[65]。赵南星则主张：“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66]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进一步发挥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67]

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对正在急剧转变的社会风尚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纷纷抛弃陈旧的重义、重本观念，“弃农而贾”，“去本就末”。如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68]；苏州“鲜务农耕，多商于远”[69]；山东馆陶“俗多弃农矜贾”；江西新城“长幼竞乐刀锥”；南康“本抑末崇”[70]；浙江宁绍“竞贾贩锥刀之利”[71]；福建福州“闾巷少年仰机利，泛溟渤危身取给”[72]；河北南宫“多去本就末，以商贾负贩为利”[73]；山西汾州，“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74]。就连那些一直鼓吹“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封建权贵、地主士大夫也不甘人后，有的行商中盐，有的贩卖钱钞，有的造房出租，有的赁舟取利，有的通“番”下海，有的赴边互市，有的开机房、典铺、牙店、塌房、官店，就连皇帝如明武宗也大开皇店以牟利。一般的儒生士子，也竞相弃儒经商，归有光曾慨叹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75]在这股逐利风潮的冲击之下，崇尚金钱、追求奢靡、婚姻论财、服舍逾制、伦常失序等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再次，实学思潮的涌起，推进了改革事业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空谈性理的同时，积极提倡讲求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的实学。这股实学思潮，不仅促使许多科学家深入到民间，进行调查、访问、观察、试验，写出一批科学巨著，做出许多发明创造，而且还推动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学者，投身于各种改革事业，在嘉靖、万历年间掀起了一次改革**。如海瑞认为“圣门之学在知行，德行属行，讲学属知……知行非有二道也”，“体用原无二道，明经体也，以之商榷业务，必有道矣”，主张“平日读书”应“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己”。他批评当时的士子“一生读书作文，于家国身心毫无补益，谓之何哉”[76]。嘉、隆年间，他在淳安知县、应天巡抚任上大力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摧抑兼并，实行节俭，改革赋役，取得了很大成就。隆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主张“笃行实学”，“适用于世”[77]，要求“扫无力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78]。他针对嘉靖以来的种种弊政，上《陈六事疏》，建议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以期综核名实，扫空务实。明神宗继位后，他出任首辅，大权在握，当国达10年之久。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张居正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整顿军队，巩固边防，行考成法，振兴纲纪，举贤任能，裁革冗员，清丈地亩，行一条鞭法，终于使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与繁荣，从而转危为安。后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讲究实学的一些政治家如东林党人、复社成员，都曾针对现实的种种弊端，力图倡导改革，许多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些讲究实学的军事家，则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戚继光，“中年以后，颇知于切实处用力”[79]，强调“兵事须求实际”[80]。在东海沿海指挥抗倭斗争时，他整顿卫所，清理屯田，招募新兵，强化训练，并根据敌情、我情与江南的地形，创立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他率领这支新军，采用新的阵法，与俞大猷等军队相配合，终于**平沿海的倭寇。调任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后，又根据敌情和北方地形，修长城，建敌台，摆边设防，并练精兵，创车阵，以重兵堵截敌骑，从而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好效果。他还总结自己练兵和对敌作战的经验，奋笔挥毫写下《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两部不朽的军事著作，成为我国军事史上首屈一指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重大贡献的杰出军事家。还有些倡导实学的学者，则进行史学改革。如谈迁针对“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81]和“史日益以偷”，“史至明，遂以秘而酿隘”[82]的状况，花费三十多年的工夫，广泛搜集列朝实录、崇祯邸抄和百余种私家著述，四处调查访问，写出一部明史巨著《国榷》。他发扬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绝不盲从那些人云亦云的“饰说”，而是根据自己调查访问所得的材料据实直书。书成于明亡后的清顺治年间，仍不避清朝统治者的忌讳，如实记述建州各卫设置的时间、各卫首领的承袭情况，清军入关肆行烧杀掠夺的罪行以及广大汉族人民奋勇抵抗的英雄事迹。

最后，主体意识的觉醒，冲击着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马克思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83]明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大肆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并用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贵贱有别的礼制网络之中，不许有任何异议和反抗，只许服服帖帖地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明中后期的一些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肯定人的价值，鼓吹个性自由，肯定人的欲望，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是天然平等的，反对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纷纷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弃本就末，重利轻义，逐利拜金，去朴从艳，进而对封建礼制和传统伦理道德发起猛烈的冲击，使等级秩序和宗法关系产生了动摇。

明代中后期，以往许多地位卑贱的娼优仆隶子弟，通过赢利提高了经济地位，身价顿时倍增，有的竟跻身于士绅之列。万历年间，伍袁萃曾感慨地说：“（旧例）令甲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迩来法纪**废，胶序之间，济济斌斌，多奴隶子，而吴之苏、松，浙之杭、嘉、湖为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苑猎清华秩者。”[84]“奴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矣，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85]，“抑有更甚者，缙绅家之女惟财是计，不问非类”[86]。另有一些奴仆，乘主人权势衰微，纷纷离去。如嘉定县“大家僮仆，多至万指”，“一旦叛去，恣意殴詈，甚且操戈入室焉”[87]。福州“主家凌替，落薄后，俛首于奴之子孙者多矣”[88]。有些地方的奴仆，“甚有反占主田产，坑主赀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89]。浙江大官僚董幼海因“待家奴过峻，有犯必杖”，后来即“为群仆所脔割”[90]。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广大奴仆更是奋勇抗争，逃亡、索契、杀主之事件比比皆是。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尚且如此，其他社会阶层的越礼非分、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管志道曾叹喟道：嘉靖、万历之时，“少可以陵长，则贱亦可以陵贵，于是未婚未冠之弱子，稍有文名，便分先达之席，不士不农之侠客，一联诗社，即躐大人之班，而异途亦且攘臂焉。以为下流既可混于上流，则杂流岂不可混于正流也”。而“民间之卑胁尊，少陵长，后辈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91]。康熙《华州志》描述明末当地的状况说：“显贵不必诗书，而蓄赀可致。……老必逊幼，贱必拟贵。逆天之夫，众皆敬畏；循理之士，且为痴愚。”[92]就是在一个家族内部，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早已被同族相争所撕破。如万历《茗洲吴氏家记》所载：“比来以幼犯长，以卑抗尊，甚至有反唇相讥，拳殴相加者。”[93]《山东章丘牛氏族谱》也描述明末的状况说：“迩来宗派失序，凌兢日开，视九族为胡越，待本支如仇雠，恃强以凌弱，因众以侮寡，挟大以欺小，恃富以凌贫。或子侄而抗伯叔，或子孙而犯妣族，况种种败伦之事，尤有不可胜言者。”[94]

当然，由于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还十分脆嫩，尚不具备瓦解封建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力度。因此，伴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而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对明代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也还是有限的。到了明朝末年，当腐朽的明朝封建专制统治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满洲贵族的清王朝入关**平全国的反抗势力，建立起更加专制的封建统治。一场新旧交替的冲动，也就因此而暂告中断。[95]

注释

[1]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2] 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

[3] 《明太祖宝训·议礼》。

[4]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十二。

[5] 《明史·舆服志三》。

[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

[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8] 《皇明诏令·大赦天下诏》。

[9] 《明史·食货志二》。

[10] 杨溥：《预备仓奏》，《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七。

[11] 王直：《宁夏预备仓储记》，《明经世文编》卷二十六。

[12] 《明史·食货志一》。

[13]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14]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四○○。

[15] 宋濂：《洪武圣政记·定民志第六》。

[17] 陈鼎：《东林列传·高攀龙传》。

[18] 《松下杂抄》卷下。

[19] 《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

[20] 解缙：《大庖西封事》，《明经世文编》卷十一。

[21]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

[22]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钦录集》。

[23]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24] 《松下杂抄》卷下。

[25] 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26] 《明律集解附例·礼律·祭祀》。

[27] 陈鼎：《东林列传·高攀龙传》。

[28] 一些论著根据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传故事，称明太祖曾大搞文字狱，诛杀许多因表笺文字失误的儒臣。本书未采用此说。因为这些野史稗乘所传故事未见诸明初的官书，且其间抵牾百出，甚至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参见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即使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属实，儒臣因所进表笺文字触犯明太祖的禁忌而遭诛杀，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应指因其文字著述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迫害的冤狱。

[29]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

[30] 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

[31] 《松下杂抄》卷下。

[32] 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

[33]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故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34] 顾炎武：《日知录·拟题》。

[35] 张昱：《可闲老人集·寄河南卫镇抚赵克家叙旧》。

[36]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明太祖论》。

[37]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故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38] 许誉卿：《明经世文编》序。

[39] 《明史·食货志一》。

[40] 徐光启：《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41] 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

[42] 张瀚：《松窗梦语·商贾纪》。

[43] 《明史·食货志五》。

[44] 张瀚：《松窗梦语·商贾纪》。

[45]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46]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47]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48] 夏燮：《明通鉴》卷四十五。

[4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引万历《歙志》。

[50] 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

[51] 顾炎武：《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

[52]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徐光启：《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56] 《汉书·董仲舒传》。

[57] 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三。

[58] 《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59]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60] 何心隐：《爨桐集》卷三。

[61] 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62] 陈弟：《义利辨》、《松轩讲义》、《一斋集》。

[63] 《庞氏家训》。

[64]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65] 汪道昆：《太涵集·虞部陈使君榷政碑》。

[66]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寿仰雷君七十序》。

[6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

[68] 张岱：《陶庵梦忆·诸工》。

[69] 嘉靖《吴邑志》卷首。

[70] 张岱：《陶庵梦忆·诸工》。

[71] 顾炎武：《肇域志·浙江》。

[72] 万历《福州府志·土风》。

[73] 嘉靖《南宫县志》卷一。

[74] 万历《汾州府志·风俗》。

[75] 康熙《徽州府志·风俗》。

[76] 《海瑞集·教约》。

[77]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78] 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

[79] 戚继光：《止止堂集·愚愚稿》。

[80] 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将篇·辨效法》（十四卷本）。

[8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一》。

[82] 谈迁：《国榷》自序。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4] 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二。

[85] 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三。

[86] 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六。

[8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八》引《嘉定县志》。

[88]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十。

[90]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沈德符：《敝帚轩剩语·奴婢弑逆》。

[91] 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二。

[92] 康熙《华州志·风俗考》。

[93] 万历《茗洲吴氏家记·条约》。

[94] 嘉庆《山东章丘牛氏族谱》原序。

[95] 参见陈梧桐：《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光明日报》，1999-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