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在政治上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在文化上则大力推行专制主义的一统政策，力图把全国的思想文化强行纳入孔孟思想、程朱理学的轨道。

开国伊始，明太祖就宣布要“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15]，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为此，明太祖重用了一批元末朱学在金华（婺州）的承传人物和学者，如朱学的正宗传人宋濂，以及刘基、王祎、许存仁等，让他们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或参加礼乐制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为了抬高儒学的地位，明太祖下令在全国通祀孔子，衍圣公的秩位由三品进为二品，规定孔门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均免除徭役，“圣贤后裔”犯罪者一概屈法宥之，因罪输作者统统释放。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倡读经，规定所有学校“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16]，并命国子学祭酒许存仁“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7]。科举考试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注疏为准。在国子监与各府、州、县儒学均立有一块镌刻卧碑，赫然书曰：“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不遵者以违制论”[18]。明成祖更敕令胡广等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纂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赐名为《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计229卷，并为之撰序，命颁行全国，以“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19]。这样，继元代被“定为国是”之后，这种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为永恒的、绝对的宇宙法则即“天理”的程朱理学，便被推上了至尊的统治地位。

除提倡程朱理学，明王朝还大搞神道设教，“谕众以神仙为征应”[20]，以增强皇权的神圣性，并借神鬼来震慑臣民，“使人知畏”，“不敢妄为”[21]，绝对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小行童出身的明太祖，即位后即多次召集名僧，举办大规模的佛事活动，自己头戴皮弁，腰插玉圭，亲率群臣顶礼膜拜。他特地设立善世院（后改为僧录司），命名僧慧昙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并大量赐给寺院田土、芦**，免其税粮、差役，出榜“禁治诸色人等，毋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人，非礼搅扰”[22]。为扩大佛教的影响，明太祖命四方名僧点校了《藏经》（即《洪武南藏》），重新笺注《般若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并亲为《心经》作序，以广流传。明太祖还提倡道教、伊斯兰教，设玄教院（后改为道录司），先以道士经善悦、后以第42代天师张正常总领全国道教事务。他亲撰《御注道德经》二卷和《周巅仙人传》、《至圣百字赞》广行刊布。明成祖也崇信佛、道。永乐十年（1412年）下令动工修建大报恩寺，至宣德六年（1431年）方告竣工，历时达19年之久，费银约250万两之巨。永乐十一年又命营建武当山道教宫观，耗时近六年，费银百余万两，赐名为“太岳太和山”，拨赐田土277顷。后来，明孝宗崇信佛、道，明武宗佞佛，明世宗佞道，他们对宗教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如明世宗，除在宫廷大搞斋醮外，还大规模修缮、扩建武当山宫观，将其殿宇扩充至2万余间，道士、道童的人数一度超过万人。

在提倡程朱理学、大搞神道设教的同时，明王朝则严禁“异端邪说”。明太祖说：“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23]根据他的旨意，国子监与各地府、州、县学所立镌刻卧碑，皆书禁令曰：“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弗录。”[24]儒家“亚圣”孟子，因有民贵君轻之类言论，明太祖一度撤去他在孔庙中的配享牌位，后经儒臣的谏诤，虽重新加以恢复，但仍命刘三吾编辑《孟子节文》，删去其带有民主色彩的言论85条，规定删除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25]。明律还用严酷的条文，禁止弥勒教、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秘密宗教的传播，如有违禁，“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26]。

为了有效地控制思想，明王朝动用了各种手段。首先是诱之以利，用功名利禄诱使人们自己走进程朱理学的牢笼。规定生员入学，可享受免役特权，除本人外，还免其家差徭二丁。死读《四书》、《五经》，遵循孔孟礼教的，出了国子监，可以做官。科举出身的，更有一番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臣民恪守理学教条有突出表现的，也优加奖赏。力行“孝道”、“妇道”的，官府即行旌表。孝悌力田、敦睦亲族者，可以做官。其次，便是胁之以威，用屠刀刑狱强迫人们就范。永乐年间，江西饶州儒士朱季友诣阙上书，非议周、程、张、朱之说，明成祖“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27]。嘉靖、万历年间，泰州学派公开倡导背离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更是屡遭迫害，颜钧被充军，何心隐被杀，李贽也被捕入狱自刎而死。[28]明中后期书院勃兴，明廷唯恐士大夫借讲学之机“摇撼朝廷，爽乱名实”[29]，多次下令禁毁书院。至于胆敢拒绝与朝廷合作者，明王朝则格杀勿论，《御制大诰三编》明文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30]

学校既是封建官僚的养成所，又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明王朝对它的控制特别严格。除规定《四书》、《五经》、《大明律令》和明太祖亲撰的《御制大诰三编》为必修之功课，且需“一宗朱子之学”外，还明文规定国子监的生员不得与其他班级互相交往，不得议论他人长短，更不得议论军国大事，“天下利弊，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31]。尤有甚者，明廷还规定，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的经义，至明初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它要求一篇文章除破题、承题外，要有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个部分作为全文的核心，其中每一部分都须有两股对偶排比的文字，合为八股，故有八股文之称。按照这种固定刻板的程式来写文章，自然是不能自由挥洒，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加上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解为准，行文必须以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并规定“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32]，写出来的文章必然是空洞无物，废话连篇。在这根科举指挥棒的指挥下，读书人把一生的精力都消耗在钻研八股、死读经书上面，“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33]。他们祖祖辈辈读框定的书，遵守框定的注释，写框定的文章，发框定的议论，到头来只能变成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蠢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34]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只坑杀了400名儒生，而八股取士坑害的读书人又何止千万！

明王朝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统政策，以行政暴力干预意识形态，制造刻板、冷酷的思想统治秩序，对明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与严刑酷法的威逼之下，士大夫的唯一出路是死读经书，奋进于科举仕途。他们只好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钳口”[35]。所读之书，又仅限于指定的《四书》、《五经》及程朱理学，“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36]。这样人们的思想也就变得极端僵化，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知识也非常贫乏，于国计民生概然不知，“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37]。“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求田问舍，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38]长此以往，贪鄙之徒日多，贤明之士日少，必然助长封建政治的腐败。此其一。其二，明王朝用功名利禄诱使人们皓首穷经，科举应试，用严刑酷法桎梏思想，控制言论，完全剥夺文人的思想自由，扼杀士子的聪明才智，这必然要窒息思想文化的创造活力，从而导致明前期文化的保守沉寂。文学艺术方面，元末明初在宋元市民文艺发展的基础上，曾涌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但却得不到广泛的刊刻和流行，统治文坛的是那些充斥歌功颂德词句、追求雍容典雅风格、散发着“富贵福泽之气”的“台阁体”诗文，戏剧则涌现充斥封建道德说教的《五伦记》与《香囊记》，在画坛占统治地位的院体画大多摹临前代，墨守成规，除浙派外，技法上鲜有创新之处。在思想学术方面，程朱理学一家独霸，学者一味“尊朱”、“述朱”，谨守其矩矱而未敢逾越半步，完全丧失了朱熹时代的创新精神，只能承风希旨地为现实政治作理论图解，沦为皇权驯服的侍婢。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着一片灰暗沉闷的现象。

当然，明代文化的发展同其他朝代一样，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明前期的学者虽然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之下鲜有学术创新，但在典籍的编纂上却颇有贡献。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成就，是《永乐大典》的编纂。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下令编纂的。明成祖使用武力夺取帝位，被一些坚持正统观念的儒臣视为大逆不道的“篡逆”行为。即位后，他在诛灭拒不合作的建文旧臣的同时，便极力尊崇儒学，开科取士，设馆修书，笼络儒士，以改变自己的形象。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即命翰林侍讲解缙等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次年书成，赐名为《文献大成》。不久，明成祖粗略翻阅后，嫌书简陋，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等重修。姚广孝等组织了约3000人，在文渊阁日夜赶修，至永乐五年冬修成进呈，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含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书中辑录了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图书约七八千种，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部最大的类书。它以字系事，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赖其全篇收录而得以保存下来。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即曾从中辑出古代佚书385种，4926卷。《永乐大典》的修纂与文艺创作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的出现，多少为明前期思想文化灰暗的天幕增添了一点亮色。